长篇小说：“风光不再”与“好评如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如潮论文,好评论文,风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月20日《深圳特区报》文艺评论版发表了孟繁华的短论《长篇小说风光不再》 ，认为“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已经终结了——这就是绚丽之极归于 平淡”。这种对长篇小说总体评价不高的看法，其实已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很多 人有这种印象：尽管长篇小说创作是作家云集作品众多，总体状况却始终让人不甚满意 。
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有这样三条：
一是人们常埋怨的出版的“泛滥成灾”。据统计，1977年至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四百 来部，平均年产八十余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几年，年产量三百来部。之后年产量 直线上升，高者达千多部。别的不说，单是新生代女作家赵凝在2001年就出了四部长篇 小说，其中《冷唇》被“布老虎丛书”作为重点作品推出。
二是数量之多与经典之少构成鲜明反差。当今中国能写小说的人太多了，读者市场也 大，年产千多部其实也不足为奇。但如果说时时可闻的“当代无经典”叫嚷有些挑剔， 那么“长篇泛滥”中显然还是存在不少粗制滥造的现象。
三是作者队伍庞大混杂。不仅吃创作饭的人纷纷弄“大部头”，很多教师、官员、经 理、中小学生和打工族也在写。近读《古稀老农 笔耕不辍》(《深圳特区报》2002年2 月25日)，该文报道：广东77岁老农林扶星正在创作反映侨乡生活的三部曲《凤凰湾》 ，计划写120万字，已完成第一部。从报道看，林扶星的文化素养是较厚的。但必须看 到也有不少长篇小说作者并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积累，属于硬着头皮来创作。
总体评价不高，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不过上述三种原因是为主要。
但有趣的是，就在人们对长篇小说总体状况不太满意甚至啧有烦言的同时，不少评论 家却又不惜笔墨不吝美词赞扬了很多作品，使人感到某些作品都有些“伟大”了。这类 表扬不断出现在报刊和作品研讨会上。远的不谈，就看看评论家们对2001年长篇小说的 好评。
周大新描写都市生活的结构非常独特的《21大厦》出版后，据《走进“21大厦——著 名作家周大新访谈录》(《太原日报》2001年11月5日“文坛热点”)中的报道，该作就 不仅“引起了评论界及读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好评如潮”。
2002年1月28日《太原日报》文学周刊头版又发表了长篇访谈录《嘹亮的<花腔>——李 洱访谈》。从这篇访谈中，我们能感觉到李洱的《花腔》在2001年的长篇小说中真是个 骄人成果。从报道中得知研讨会上该作曾获得如下评价：“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是当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小说”；是“《尘埃落定》和《 白鹿原》之后，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评价如此之高令人刮目。
何镇邦在《壮美的革命史诗有益的艺术探索》(《小说评论》2001年第6期)一文中，就 不仅高度评价黄亚洲的《日出东方》，而且断定它“无疑是2001年长篇小说中最值得重 视的一部，是献给中国共产党80周年华诞的一份厚礼”。也是高度评价。
雷达这两年在《小说评论》上开长篇小说评论专栏，涉及作品多而不少评价也到位， 但也多是赞扬。“雷达专栏”中，对2001年长篇小说评价较高的就有宗璞的《东藏记》 、周大新的《21大厦》、成一的《白银谷》、朱东惠的《此岸》、彭明燕的《杨门家风 》和王海的《老坟》等。描述晋商文化史的九十多万字的《白银谷》，不仅被雷达称为 “是对一种伟大的金融传统的复活和惋叹”，而且还得到其他评家的好评。李洁非在《 <白银谷>散谈》(《山西文学》2002年第2期)中就认为该作给他提供了多年难得的“充 分的小说阅读快感”。
莫言的《擅香刑》出来后也好评如潮。莫言到苏州大学讲课，林舟采访他后写了《本 色莫言》(《作品》2002年第2期)，以为《檀香刑》“已经能够让2001年的中国文坛在 回眸时不致眼光落空”。张炜的《能不忆蜀葵》也是该年长篇小说亮点，林为进的《还 是那个张炜》(《太原日报》2002年2月4日“文学评论”版)和李洁非的《瞧!这个人》( 《深圳特区报》2002年2月10日)都对其表示看好。徐坤2001年出了《春天的二十二个夜 晚》，今年1月25日几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研讨会，对这部长篇小说也给予了高度 评价，认为“是一部以女性第一人称叙述的《围城》”。文学新人宁肯的《蒙面之城》 和阎真的《沧浪之水》双双获得《当代》2001年“文学拉力赛”大奖，也非同寻常。
上述赞扬只是很小部分。若对这类表扬进行统计，我想“好评如潮”一点不假。
这就使长篇小说评价出现一种戏剧性矛盾：一方面，总体评价是“没有经典”和“风 光不再”；另一方面，对具体作品又总有赞扬时有喝彩。如果说长篇小说总体情形是由 一部部作品显示，既然有那么多作品获得喝彩，又何以“风光不再”?
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只有三个原因：其一，总体评价与具体评价都有道理，只因为观察 对象不同而使宏观与微观产生偏差。其二，总体评价片面，存在凭印象行事和人云亦云 。其三，具体评价过头。三种现象哪种更主要则要看具体情况。但不能不承认：评价具 体作品时往往好话过多褒扬过分。显然赞歌还是多了，批评性和特立独行的评论则太少 。
长篇小说具体评价中出现的这种表扬太多批评太少的现象，明显和非文学因素的干扰 有密切联系。这与鉴赏的见智见仁无关，属于实用功利现象。如评论的“面子评论”和 “人情关系”，如行政行为、媒体行为、圈子行为和金钱作用等，都是非艺术行为。花 钱费时组织的作品研讨会所以总是出现赞歌现象，也肯定存在这类问题。
比如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的茅盾文学奖，本应是一种权威评价，但实际情 况却不理想。当年《白鹿原》以“修订本”获奖便早有议论，其实就有非文学因素。李 洁非曾在《2000年中国文坛便览》(2000年12月7日《北京日报》)一文中专门谈了茅盾 文学奖的评选问题，作者表示：他对于《长恨歌》和《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 奖颇感意外，以为是“茅盾奖历史上一个戏剧性事件”。感到意外不是说《尘埃落定》 和《长恨歌》的不够资格，恰好相反，作者认为它们的获奖打破了让人不满的“茅盾奖 自己的标准和逻辑”。对茅盾文学奖的“标准和逻辑”，读者和评论界也早有许多看法 ，结果导致不少作家对获奖与否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说来，我们还是更需要一些实事 求是的批评。
青年批评家李建军这两年的小说评论所以令人注目，就因为批评性看法更多。他曾尖 锐批评过《白鹿原》的某些传统意识和语言运用；他在《是大象还是甲虫》(2001年第6 期《文学自由谈》)中又严厉批评了《檀香刑》的“败笔”；又在《没有装进银盘的金 橘》(2001年第6期《小说评论》)中批评了《沧浪之水》的破绽和不成熟。李建军的“ 唱反调”不是都站得住，但某些观察确实与众不同也较深刻。或许是为了鼓励发表不同 意见，2002年第1期的《小说评论》开了李建军专栏，题目就叫“小说病象观察”。
还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批评的重要。这些年长篇历史小说风行，也出现了《曾国藩》、 《杨度》、《张之洞》、《雍正王朝》等影响很大者。但问题也非常明显。且慢说热衷 皇族野史英雄美女的媚俗，更严重的是出现了美化“帝王英雄”和“清官廉吏”的现象 。面对美化的“皇帝戏”，秦晖曾写了《<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1999年第6期《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对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美化雍正的改编作了尖锐批评，以 大量史料揭示了编导无视或纂改历史事实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种深刻批评太少。面对“ 戏说帝王”之类的无聊，人们多是津津乐道。近年内地学界对金庸小说过分抬高也是一 哄而起。不管是袁良骏的学者型批评还是王朔的“骂派”批评，对“金庸热”多少起到 了冷静头脑的作用。
长篇小说被称为“时代纪念碑”确实有理由。它有时就是文字奇迹。一部伟大长篇小 说的诞生往往成为民族的骄傲。正如塞万提斯以《堂吉诃德》为西班牙历史增添了魅力 ，曹雪芹以《红楼梦》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光彩，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让各国读解拉 美世界一样。伟大小说家会永远和祖国连在一起，正如巴尔扎克与法国、托尔斯泰与俄 国。
所以，无论评价还是创作长篇小说，确实都要有严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