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方言接触与变异研究
马军丽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
摘 要： 语言接触是方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态移民政策的推进，信息交流日益频繁，方言接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依据地理区隔，宁夏方言接触分为混合、交错和孤岛三种类型，不同的接触类型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方言变体，主要表现为地域变体和民族变体。通过对宁夏方言各种变体的分析，研究宁夏方言接触过程中经济、文化、人口流动、行政区划等不同因素对宁夏方言变异进程的影响，并且对变异的趋势做出预测。
关键词： 宁夏方言；方言接触；方言变异
一、宁夏方言接触情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态移民政策的推进，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宁夏方言接触的范围和深度不断加强，呈现出多样性变化。宁夏大部分地区出现 “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1]( P86)，普遍存在“双言”甚至“多言”的方言接触现象。依据宁夏语言接触历史和现实面貌，宁夏方言接触包括三种情况：
其一，“宁夏中原官话”和“宁夏兰银官话”之间的接触。语言学者依据古入声的今调类将宁夏方言分为北部川区的兰银官话和南部山区的中原官话两部分。先后有高葆泰、张盛裕、张成材、周磊、邢向东、张安生几位学者关注过宁夏方言分区，但对于其分片划界意见并不一致，其中争议最多是盐池、同心、海原、中卫四个地区(四个市县部分地区)的方言归属。其中邢向东[2]和张安生[3]的研究使宁夏方言区划更加清晰。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宁夏方言分区成果对比研究后，尊重邢向东和张安生关于宁夏方言分区的意见：宁夏兰银官话划分为银川片(银川市、灵武、永宁、贺兰、石嘴山、平罗、吴忠市、青铜峡市、盐池西部)，中卫片(中卫市黄河以北、中宁县)，同心片(同心西北部)；宁夏中原官话划分为秦陇(固原市原州区、彭阳、海原、同心东南部和下马关镇、盐池东南部)，陇中(西吉、隆德)，关中(泾源)三小片。[3]这样划分既考虑宁夏方言特征，又重视各种社会因素对宁夏方言变化产生的影响作用。“宁夏中原官话”和“宁夏兰银官话”之间的接触，主要集中在两种方言的过渡地区即盐池、同心、海原、中卫四个地区。这些地区的方言特征既不完全对应中原官话，也不完全对应兰银官话，呈现过渡阶段杂乱不整齐的现状，这也是引起诸位语言学者争议的原因，也说明宁夏方言过渡地区研究的还很不够，还未形成科学统一的定论。
其二，“宁夏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这种接触较普遍，产生各种“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4]，也是我们常说的“银川普通话”“固原普通话”，简称为“银普”和“固普”。这些方言变体在语音方面尽量接近普通话，我们常听到固普“吓[xa51]死个人咧”(吓死人啦)，普通话中吓[ia51]在固原话中读[xa44]，固原普通话保留固原方言的声韵母，改变固原方言44调为普通话51调。“固普”和 “银普”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延续方言的习惯，如“瞭着没有嘛”(看到了吗)、“旋走旋看”(边走边看)、“我知不道”(我不知道)、“锅里水滚了”(锅里水开了)、“老达到学校找我来”(老父亲到学校来找我)，这些常见的语句都保留了宁夏方言特殊词汇和特殊语序。
宁夏方言接触的不同情况会产生不同的方言变体，前述两种情况产生了宁夏方言的地域变体，集中在过渡区和移民区的方言接触中。过渡区方言接触呈大范围区域的“条形” 和“带状”连续分布，表现为“渐变式”“墨渍式”的影响方式，以盐池、同心、海原、中卫四个地区(四个县市部分地区)为典型；移民区方言接触呈零散于各处的“点状”分布，形成地理上断续的方言岛，这种方言的接触方式并不是在邻近的地区逐渐渗透过渡，而是随着宁夏吊庄移民“飞地式”的独立存在，不受周边方言的影响，每个移民区完整保留其独立性，它们并未连成一片，类似于“蛙跳型”分布格局，这种突变的语言接触有别于宁夏方言过渡区特点。
二、宁夏方言接触的类型与变化趋势
历史上方言的分布主要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传统的方言接触以地理位置为标准分成地缘接触和跨地缘接触，宁夏方言接触主要为地缘型接触，即“两种方言的群体在生活地域上相邻来往密切，或者长期交错杂居，共同生活引起的语言接触。”[5]洪波、意西微萨·阿措把地缘接触分为3个亚型，我们据此结合宁夏语言接触的实际情形，将宁夏方言接触分为混合、交错和孤岛三种类型。
(一)混合型
“混合方言”又称“过渡方言”，指“不同方言交界地区，不同方言母语的居民杂居在一起，久而久之形成由不同方言混合而成的新方言”[6]。在宁夏出现“兰银官话”↔“边界型混合方言”↔“中原方言”的方言过渡现象，方言特点渐变的结果，使处于这个连续的链条两端的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方言差别十分明显，而中间过渡地带混合型方言往往音系减化，演变规律不整齐，缺乏典型性。盐池、同心、海原、中卫就在宁夏兰银官话和宁夏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它们既不具备兰银官话方言的全部特点，也不具备中原方言的全部特点；同时又具有兰银官话方言的某些特点，也具有中原方言的某些特点，使得其语言特征不明显，语言层次不清晰，方言归属不准确。这也是上文提到的几位语言学者对宁夏方言区划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所在。将盐池、同心、海原、中卫过渡地区方言能否定位于与靠近两种方言并列的方言种类，是否有利于解决宁夏方言分区的归属问题，这都需要对四个过渡区方言的混合状态进行更细致的调研分析。
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进程促成了宁夏经济移民现象，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变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外出打工。他们外出打工时为了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城市社区，大多数人已转用普通话，在回乡后也时常用普通话交流，转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段的下降而逐渐上升。在城市化进程中，方言的社会功能降低，使用范围萎缩。宁夏生态移民属于官方移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根据宁夏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固定流向移民，由此在宁夏兰银官话区形成了中原官话方言岛，如华西村、闽宁村、红寺堡等。例如闽宁镇方言岛，从南部山区整村移民至北部川区永宁县闽宁村，他们在移民之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是很典型的秦陇片方言，但是迁入地以兰银官话为主，为了适应快节奏、高效率的交际要求，移民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传统的语言习俗。宁夏孤岛型方言接触主要是因为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而形成，方言变异的趋势还与人口流动的数量和居住的方式密切相关。
(二)交错型
交错型方言接触是指“势力相当的言语社群相互接壤、和平共处，边界处也存在双语及变异现象，但是双方只是少量的语音变异、词汇借代或语法形式的借用，变异相对较小，没有出现语言转用等失衡状态”[7]。在宁夏语言接触中两种或者多种“方言”同时存在，交替使用的现象最为普遍，宁夏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情形就属于这种类型，在交际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交际需要自由转换语码，在农村和乡镇宁夏方言占绝对优势，银川市和各县城普通话处于优势地位。深入方言与普通话两者的本体来看，宁夏方言与普通话的语言兼用，使本体都发生了变化，宁夏方言影响普通话，产生不标准的、僵化的带有方言口音的“银普”和“固普”；普通话影响宁夏方言，使宁夏方言的语音不断向普通话靠拢，产生了宁夏方言的新派。
孤岛型方言接触是指“一个言语社团，孤军深入另一言语社群内部，如大海中的岛屿般陷于另一言语社群的包围之中，与之发生地缘接触”[8]( P60-64)。石嘴山外地话、泾源关中话、红寺堡和闽宁镇等移民区方言接触都属于孤岛型。宁夏泾源县关中方言岛始于清朝末年，由陕西关中部分人员移民至宁夏泾源而形成，经历几代人延续至今仍保持关中口音。泾源关中方言岛处于秦陇话和陇中话的包围中，经过上百年的语言接触，泾源关中方言岛内部发生了哪些方言变异，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在移民杂居区，还有一种特殊的“多言”现象，如石嘴山工业化移民社区。1956年开始的石嘴山煤炭基地建设，形成了石嘴山这一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石嘴山农村乡镇以本地人为主使用兰银官话，原石嘴山城区以矿务局和钢厂为中心，有河北保定唐山话、东北话、河南话、山东胶南话、江苏泰兴话、山西大同话等，由于没有一种方言在人口上占据主导地位，普通话逐渐成为石嘴山市区的主要交流用语。石嘴山煤炭资源经过多年的大规模采掘，已近枯竭，到21世纪初经济开始滑坡，大量人口失业，外地人口大规模迁出，石嘴山的语言格局随之也出现大的变化，原来占优势的普通话已经淡出石嘴山，现以兰银官话为主导。
(三)孤岛型
在宁夏方言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人们意识到掌握普通话可以带来更多升学、就业的机会，为了改变生存环境，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普通话，自觉不自觉地忽略自己的方言。宁夏市县使用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方言使用功能在逐渐衰退，表现在使用人口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不断缩小以及使用频率降低等方面。2018年宁夏县域普通话调查结果显示，全区普通话使用比例平均达到90%以上，农村乡镇的各种公众场合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只有在家庭内部或特殊场合使用方言。
宁夏为了解决南部干旱地区的贫困问题，“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部分南部山区贫困人口迁至北部川区，从中原官话区移民至兰银官话区，形成了兴泾镇、华西村、闽宁镇、红寺堡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原官话方言岛。宁夏移民区方言岛呈群岛式的分布态势，方言岛数量众多，而人口较少，且四散分布各地，都处于势力强大的兰银官话的包围之中。“方言岛的存在是各种原因合力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空间，或者说相对 ‘真空’的状态，而这种 ‘真空’状态一旦被打破，方言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融或灭亡之路”[9]。宁夏移民区方言岛消亡，是宁夏中原官话与宁夏兰银官话竞争博弈的结果，这一接触演化的过程，从开始至结束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而双方言制是中间的重要过渡阶段，也是方言岛消失的必经阶段。
“语言变异是语言使用者为顺应环境对语言进行灵活变通的选择后果，特别是在因为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言变异中，社会文化因素更成为决定性因素。”[10]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这也是他乡遇故知后，老乡见面语码很快转换成家乡话的原因，通过外在的语言表达来认同内在的文化身份。在宁夏方言接触中，无论是宁夏城区方言不断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还是生态移民方言岛向兰银官话接近，或是外省的移民人口模仿宁夏方言口音，各种方言的变异都是源于对方言背后的地域文化认同，希望能够通过语言的变化达到一种文化和心理的趋同，找到该地域的归属感。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缩影，不同方言之间的接触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方言接触产生变异是对新的文化环境适应并且接受的新成果。地域文化的差异及文明程度都影响着方言接触及方言融合的方式和进程。如宁夏移民方言岛被迫或主动地接受另一种方言或者普通话，一定是先接受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在该地域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这个世界现在所提供的物质生活水平其实早已超过了我们人类的基本需求，汽车工业的发展也恰恰证明了这个观点。汽车早已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被赋予了更多的属性。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偏离了汽车存在的根本意义，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跑偏”的汽车，才真正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最具乐趣的一种玩具。
抑制性蛋白在胶质瘢痕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不明确，一些学者对与促进轴突生长有关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产生了兴趣。LehmannIn1在大鼠创伤性脑损伤的模型上，发现Rho抑制剂c3酶可促进受损神经元轴突的再生和延长，而Rho是结合在GTP酶上的一种蛋白质。[13]脑源性生长因子既能促进细胞内cAMP升高，也能阻断髓鞘相关蛋白的抑制作用。
三、语言接触视角下影响宁夏方言变异的相关因素
宁夏方言接触研究不仅仅是描写事实，更需探究形成这些事实的缘由。从总体上看，促使宁夏方言变异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原因主要指方言结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外部原因有很多，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造成宁夏方言变异的外部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文化认同
2018年12月4日，第11届主题为“车联世界 数字运营 出行智能”TC汽车互联网大会在上海隆重拉开帷幕。在本次大会上，华为重磅宣布，车联网平台云服务将在今年12月底上线公测，这是华为在车联网发展中的又一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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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语言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实力决定了英语的国际地位，这也是更多的国家主动了解和学习英语的原因，以期能谋求更多的交流与发展机会。同理，方言的变化趋势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宁夏区内几种方言接触后产生方言竞争，往往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区域方言占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引起方言转用或者混合。石嘴山方言岛的消失，主要原因是石嘴山能源经济的衰退，使用外地话的群体失去经济上的优势，外地人口流失，方言岛逐渐解体。宁夏生态移民是从南部经济落后的山区迁往北部经济较好的川区，迁入人口逐渐放弃中原官话向普通话靠拢，也是为了尽快融入经济相对发达的语言社区。西部大开发以来，宁夏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一批外来人口或投资或务工，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外来人口需要寻找一种高效语言进行沟通，最具优势的普通话便成为必然选择。
(三)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
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宁夏兰银官话与中原官话的融合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而宁夏方言内部分化也会随着接触程度加深而趋于同一，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两种方言势均力敌，在各自的中心地区都有着绝对的优势，在宁夏方言过渡区两种方言并存、交融的局面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发展趋势需继续跟踪调查。
(四)行政区划隶属的更迭
行政区划隶属的更迭对于方宁夏方言的变异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说方言系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并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而立刻在方言系统内部产生反应，但是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方言系统内部缓慢地发生着一些细微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海原县和中卫市黄河以南地区，这一地区自1958年10月划归固原地区，形成了“西海固”经济文化共同体，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批准将海原县划归中卫市管辖，中卫市区使用兰银官话，随着政治经济的密切关联，行政中心辐射能力的增强，海原县及周边居民从心理上靠近行政中心的方言归属，出现秦陇方言向兰银官话靠拢的趋势。中卫市各乡镇方言通常朝着中卫市区兰银官话为代表的中心方言靠拢，其最终结果是形成县域内大体一致并通行的县域通行方言。“新的时尚总是在城里首先产生的，新的语言现象往往也是新的时尚，乡下人也是要追赶时尚的，所以新的语言现象，最终也会扩散到乡下。”[11]( P31)海原和中卫部分地区方言变异的趋势说明了中心城市影响和引领其区辖内区县乡镇的方言变化，遵循方言与行政区划的就近原则和经济原则。
(五)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义务教育的给力推动
从20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国依据国情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发布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动了宁夏方言调查和普通话的学习。进入80年代，宁夏大学中文系编写了《宁夏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为宁夏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提供理论指导。宁夏经历了几十年的语言调控和规划，普通话普及和推广取得可喜的成绩。2018年宁夏县域普通话调查结果显示，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 90%以上，能熟练使用普通话人口达到90%。在推普的进程中，宁夏方言向普通话靠拢，出现了“银普”“固普”各种地方普通话，还有些中老年人对方言带有特殊情感，缺少语言敏感度，不会说普通话，出现了接近普通话的新派方言。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为宁夏学龄儿童提供学习普通话的客观条件，在校教师要求使用规范的普通话，在公共场所也提倡使用普通话，普通话使用人数比例随着年龄段的下降而逐段上升。
(六)性别、年龄、心理因素
在方言接触变异中，存在“性别悖论”，即男性更偏向于保守的语言形式，女性更偏向于使用新兴的语言形式[12]( P293)。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轻人对于宁夏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非常敏感，他们潜意识里会认为带有方言口音非常土气，从心理上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自20世纪末，宁夏农村大批中青年劳务输出外省，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为了避免出现自己身处城市却讲家乡话的尴尬局面，他们不得不放弃宁夏方言而改说普通话，以便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经济生活。宁夏还有大量的外出求学大中专院校学生，在外地用普通话交流，回到家乡已经习惯使用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而相较于宁夏各乡镇的老年人来说，心理较保守，外出机会较少，对方言的忠诚度高，坚持使用宁夏方言。在影响方言变异的性别、年龄和心理这几项常见因素中，年龄因素对宁夏方言变异的影响最大，起始使用普通话年龄越小，越能够主动接受普通话，并且普通话讲得流畅标准。其次是青年，而中年和老年从心理上更忠实于方言。
这个人更蠢。重庆九龙坡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拖车停车位很古怪，车位线扭曲，里面“拖车专用”四个大字也明显是随意画上去的。随后，民警联系上驾驶员高某，他称：自己是为躲避罚单“不得已”才耍起“小聪明”。
以往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学习效果的检查时，只是单单的给学生布置一些习题，让学生独立地完成，但是这种方式同样会引起学生的厌烦心理，久而久之造成学生数学成绩的下降。当前已经研发出了很多科技产品，如各种学习机或者是平板电脑、手机等等，教师可以尝试利用这些高科技产物为学生准备一个简短的小游戏，在学生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表现出来的各种情形直观地得到学生学习情况的真实反馈。
综上，影响宁夏方言变异的外部因素是多方面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有时是齐头并进共同作用；有时某些因素起主要作用，其他因素起辅助作用；有时各种因素此消彼长，经过竞争主要因素决定宁夏方言变异的方向。对于宁夏方言变异的原因还需要理性的数据分析，使其更科学更准确，对宁夏方言变异的规律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结出变化的规律就能够对宁夏方言接触变异中出现的新问题找到相应的对策，以增强宁夏方言的应用性能、经济价值和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邢向东.晋陕宁三省区中原官话的内外差异与分区[J].方言，2005，(11).
[3] 张安生.宁夏境内的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J].方言，2008，(8).
[4] 侯精一.推行普通话(国语)的回顾与前瞻[J].语言文字应用，1994，(4).
[5] 洪波，意西微萨·阿措.汉语与周边语言的接触类型研究[J].南开语言学刊，2007，(6).
[6] 游汝杰.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7] 袁咏.社会变化与语言接触类型及变异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3，(9).
[8]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9] 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J].语言研究，2005，(4 ).
[10] Thomason，S.Contact as a Source of Language Change[C].In Joseph，B.D.Joseph &R.D.Janda，(eds，)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Malden，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11]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12] 拉波夫.语言变化原理:社会因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 2019) 09-0075-05
收稿日期： 2019-06-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Y080)；宁夏“十三五”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宁夏师范学院科研重点项目(NXSFZD1701)。
作者简介： 马军丽(1976—)，女，宁夏固原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学和西北地区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萧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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