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外政策分析的新领域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述评论文,政治经济论文,新领域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0)12-0039-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克服“政策分析的一般性规范方法将整个政策过程视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黑箱，导致政策分析缺陷及其对制定有益的政策产生的误导”[1]，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途径越来越突出。但是，这时候的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2]。政治经济学“指的是一种试图同时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的研究：制度怎样根据个人的动机、策略和选择而演化，以及制度怎样影响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表现?它使用经济学的方法——自利的个体在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策略行为——来解释政治过程的起源与维持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3]。通过关注政治过程如何约束、引导和反映个体的行为，政策决策者的激励和约束以及政策冲突如何解决，在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当代政策分析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本文评述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理论主题与应用领域。
一、研究视角
虽然对于研究的目的有着共同的表述，但是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并不统一，主要包括理性选择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
1．理性选择分析。理性选择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选民，所有经济政策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在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运用可以支配的各种资源，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现代经济学中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理性决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理性选择意味着“当面临着几种行动方向时，人们通常会选择去做他们认为可能获得最佳总体结果的事情”[4]。理性在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知识的完备性，即个人可获得即使不是绝对完备也是相当丰富的各方面知识；二是个人的偏好体系是稳定有序的；三是个人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能计算出各种备选方案中哪个可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5]。
按照理性选择分析，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政治与经济诸制度背景下的理性选择研究”[6]。它的核心信念是对经济政策做深入理解，获得有关政治制度、行动者以及体现在决策过程中的激励知识。“反过来说，只有借助经济学的理性行动者假定并对政治选择的经济后果作出持续的观察，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些政治变量”[7]。
理性选择分析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决策过程，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工具，有助于解释政策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发生改变。但是，作为自然科学实证经验研究在政策分析中的移植，理性选择分析隐含一个认识论上的前提，理性的个人可以“科学地”认识各种政策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种假设高估了政策活动者的能力，人类解决问题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复杂的利益、权力、道德、习俗以及相互分歧的价值观中，政策制定者个人的能力、智慧、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局限性使其无法针对具体的政策问题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
2．交易成本分析。1937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经济分析工具以来，交易成本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交易成本分析开始被用来研究政治领域的问题。1996年，《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出版，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交易是交易成本分析的逻辑起点。交易是指“交互影响的行动”，亦即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活动。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把交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过程，强调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是一种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政治交易并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交易各方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信息不对称等，导致政策过程中存在大量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包括：(1)搜寻(信息)成本；(2)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3)执行和监督成本；(4)政治组织成本；(5)政治制度运行成本等。
交易成本分析认为，经济政策是政治交易达成的政治合同。“政治合同的一方是公民，而另一方是政治家或行政管理机构。合同是政策与选票的交易承诺”[8]。政治合同不同于经济合同：(1)政治合同是确定的一方对不确定的多方。契约一方(政策制定者)较为确定，而契约的另一方(选民)具有不确定性，且有多个当事人。(2)政治合同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可以用来逃避责任和指责第三方以转移过失。(3)政治合同交易各方的地位不对等。政策制定者在合同中处于优势地位。(4)政治合同“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法院不能履行这种职能”[9]。即便司法系统是宪法的有效监护者，它可以阻止政府采取某些行动，但是司法系统也不能强迫政府履行竞选时作出的承诺。
交易成本分析打开了政策过程的“黑箱”，使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从过去理想的抽象状态进入现实的具体状态中，“它的出现，大大增进了对于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10]。但是，用经济市场的逻辑看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分析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议和批评。批评者认为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是不成立的，交易成本分析注重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但忽视了政策价值因素，一个交易成本低的政策未必是一个好的政策。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不能仅考虑效率，还应将正义、公平等价值纳入分析框架。
3．比较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是“对现行的各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它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认识上：一是制度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人类所制定的制度是多种多样的”[11]。在比较制度分析中，“政策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的结构”[12]。
比较制度分析认为“政策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13]，政策选择不是随意的，它会受到现存制度的影响，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政治行动者或政治家为了产生新的政策必须与其他政治主体建立联盟、达成共识、谈判或讨价还价。在任何一个国家，“决策都是受制度——比如政党和选举制度、政府内部正式的权力分配、法律制度以及那些关于如何开展政治斗争的不成文的规则——影响的”[14]。制度既决定了谁有资格作出决策，谁能够参与政策辩论和反对意见如何表达，也决定了政治角色计算各种行动过程中得失的方法，影响着政治角色可得到的资源。只有充分考虑制度，才能理解政策选择和变化的原因。
比较制度分析指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制度是不稳定的，在政权被推翻或在新的宪政被引入时，即使是决定政治活动如何开展的基本规则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导致政策选择是中断的而不是连续的，政治以国家权力为中心，政治决策在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封闭进行，政治家常常提出政策并拥有广泛的权力，但没有将其付诸实践的意图。因此，要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正确”，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治游戏规则，变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治理结构。
比较制度分析试图解答制度多样性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理解经济政策的制度基础，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指南[15]。通过不同国家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到在不同制度安排下享有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权力的主体是谁，哪种制度的执政者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但是“比较制度分析还是一个刚起步的崭新的领域”[16]。各国制度设计的初始条件和运行的外部环境不同，这不仅增加了比较制度分析的难度，也使经济政策的比较制度分析可能陷入主观相对主义的陷阱，因为离开了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比较，比较制度分析的客观性将不存在[17]。
二、理论主题
虽然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途径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但是，为了理解经济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问题，阐明政策制定的政治维度，解释与最优政策不同的实际政策选择，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的理论。
1．决策机制理论。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在现实世界中，政策不是由长生不老的计划者，而是由一个必须平衡利益冲突的政治机制所选择的”[18]。如果缺乏对决策机制的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作出集体选择的不同方式。而决策机制的选择问题，经常被称为立宪问题。宪法“可以被看成是以一系列规则为基础的不完全契约，它对如何任命决策者、如何分配决策权和控制权等做出了规定”[19]。不同的宪法体现了不同的集体选择(决策)规则，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结果。通常体现在宪法中的集体选择规则是共同决策或交叠决策，它允许不同的政府机构相互介入，相互之间可以潜在地设置工作障碍。它被理解为权力制衡，其目的是限制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以及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但是由于政治过程涉及高昂的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更倾向于无效率”[20]。因此，在存在政治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决策机制必须设计一套使政治交换得以进行的制度安排，议会中复杂的承诺制度就是这种安排的一个例证，否则，高昂的交易成本会使任何集体选择都不可能。
2．政治选举理论。政治选举只为一个目的服务：选出最有能力的政策制定者[21]。政治选举与政策制定者的更替，或者说对决策者的内生和外生变化的研究，是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决策者继续执政(在选举中获胜)，或是会被某个具有不同偏好的人取代(在选举中失败)?(1)选举与决策者的政绩。选举有助于控制决策者的政绩，当政者(决策者)糟糕的政绩会受到选举失利的惩罚。如果在职者的政绩不仅能够反映他的禀赋特征(诸如意识形态与胜任能力等)或某些外部事件的影响，而且还能反映他是否有机会主义的行为，那么，不能够留任的威胁就可起到限制机会主义的作用。(2)政治经济周期。选举的政治周期所导致的经济周期通常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它指的是选举之前任职者对经济的机会主义操纵。因为选举前的经济状况会明显地影响选民的选择，因此，在选举来临之前，当政者会通过政策调整刺激经济增长或提高社会福利，从而提高再次当选的概率。(3)执政能力与投票前景。如果一个在职者在处理国内经济事务时表明自己执政能力水平较低，这就会导致其再次当选的概率较低。(4)竞选承诺。虽然政治家都具有违背承诺的动机，当选后违反竞选承诺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竞选承诺仍然对投票人有实质性的影响，一个信守竞选诺言的候选人再次当选的可能性较大。(5)多党制和选举日期的内生性。民主国家通常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政府由政党联盟组成，同时在很多国家选举日期是内生决定的，政府或立法机关有权力发布一个通知提前举行选举。多党制和选举日期的内生性会影响选举结果。在多党联盟体制下，小规模的、位于末端的政党往往在选举中具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力量，而内生的选举时间安排，则使当政者可以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召集选举，从而为赢得选举(继任)奠定基础。
3．政策可信性理论。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民主决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潜在的时间不一致性，多数人的偏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那么，如何能使政策制定者确实执行其宣布的政策?换句话说，在可信意义上，如何使已宣布的政策被执行或坚持下去?(1)法律。法律可以提高政策的可信性：一是增加不遵守法律的成本；二是减少不遵守法律获得的利益。法律提高政策可信性的关键，在于法律具有特定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违法的惩罚或成本。只有保证违法的惩罚是可信的，法律才能使政策可信。(2)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一种习惯性的、预期的和自我实施的行为方式”[22]。人们遵守社会规范“是因为这样做显然是合算的，并且如果他们选择不遵守习惯，就会将自己逐出交往”[23]。社会规范由此减少了政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3)授权。“授权反映了所有政府的特征”[24]。合理的授权能够提高政策制定者履行承诺的能力，因为事先对自然界或突发事件的每一种状态都具体化是不可能的，授权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的预期，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办法。(4)声誉。声誉被认为是预期个人采取的行动，在遵循同样政策的意义上，声誉和可预测性是一回事，理解声誉的一个较好办法是，把它理解为对政策制定者未来行动预期中的推测问题。更确切地说，个人形成有关政策制定者未被观察到的特征(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和约束)的预期，声誉就是指对这些特征的一种信念。个人最终关心的是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而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是其特性的具体化，因此，“这里所说的是行为的声誉。因为对将来行为的判断是基于过去观察到的行为，所以焦点在于过去观察到的行为，如何导致人们预期某一类型的未来行为，即帮助建立有关将来行动的声誉”[25]。
4．政策选择理论。“为什么一些政府要选择和坚持那些对经济发展明显无效的政策?为什么一些政府愿意在发展政策和战略上进行重大改革，而另一些政府却坚持执行那些从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来说都具有破坏性的政策?为什么一些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能够继续执行新的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却不得不放弃?制度是如何为改革创造机会的?”[26]必须寻找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原因：(1)政治制度决定政策选择，“经济政策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行为下非合作博弈均衡的结果。博弈规则反映了政治制度的性质”[27]。由于决定政策选择的政治制度是内生的，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很大的惯性，在高昂的交易成本下，制度改革并不多见。(2)政治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需要通过政策承诺换取选票，决策实际上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政策参与者也是理性的，他们有自己的偏好，并通过集体行动实现自己的利益。政策选择因此演变为政治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3)政治经济周期影响政策选择。现任政府或立法机构当选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状况，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政府连任的概率。因此，在每一次大选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方法。(4)意识形态在政策选择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民主制度下，意识形态是政党政策的公开说明，具有“争取理性选民和不同集团的支持，以及简化制定赢得选票的最佳方案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28]。(5)当政治稳定时，政治家不会为了寻求利益集团的支持改变现有经济政策。但是，当存在政治冲突时，利益集团会通过政治博弈争取获得政策选择的支配权，导致政治家选择前后不同的经济政策。
5.政策变革理论。虽然知识与专门技能匮乏(缺乏人力资本)、最优等待(等待政策变革的有利时机)和非理性(即使知道必须面临抉择也对难以作出的选择推迟进行)等从经验上提供了政策变革的可信解释，但是并未解释政策变革未付诸实施的政治因素。(1)个人获益的不确定性。尽管一项政策变革对大多数人有益，但仍然存在受损者。个人对于自己将成为受益者还是损失者是不确定的，这意味着一项事后会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多数人事前反对。因为在一个多数投票体制的社会里，政策的通过需要多数投票者投票支持。即便是一个未被采纳而又使多数人受益的政策，其政策选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政策制定者在政治决策中，也要受到多数人(选民)的约束。(2)政治沟通失败。如果一项政策变革的收益，投票者不如政治家了解得多，则他们可能会拒绝该项变革，因为他们不能肯定新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利益还是符合政治家(或特定选民)的利益，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政策变革失败可以归结为政治沟通的无能为力。(3)政策的公共物品性质。尽管政策变革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变革是一种公共物品，个人或集团无须承担成本即可获得收益。因此，每一个利益集团都会希望其他集团来担负采纳一项全社会受益的政策变革所带来的成本，这意味着即使一项政策会使所有集团获益，但变革仍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同意变革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成本分配问题，虽然每一个利益集团都知道在拟议的成本分配下它将从变革中获得净收益，但它不能确定其他集团将得到的净收益，也不能确定其是否愿意负担成本。
6．政策失败理论。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的结果，是在具备某些特征的制度内的公民投票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互动的产物，导致“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29]。(1)具有多元偏好的统治者不会总是制定和执行增进社会利益的政策，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有限理性的制约，也不可能完全弥补政策供给的不足。(2)为了降低政治管理的交易成本，统治者需要发展一种服务于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随着政策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为了恢复均衡而强行推行新政策，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妨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3)每一个官僚机构都是理性的个体，其利益不可能与统治者的利益完全吻合，尽管统治者力图监控官僚机构的行为，但是官僚自利不可能彻底消除。如果政策实施带来的收益被官僚自利行为所滥用，政策失败不可避免。(4)政策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经常在不同群体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集团利益的冲突增加了政策过程的交易成本。(5)政策选择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社会科学知识不足导致政治过程作出错误的政策选择。
三、应用领域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阐明政策的经济后果如何影响个人的政策偏好，这些偏好如何又被整合到经济政策中，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应用在不同领域的经济政策分析中。
1．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充满竞争和交易、权衡和妥协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的本质是许多参与者同时企图影响直接制定政策者的行为”[30]。(1)财政政策的多样性可以解释为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物。“政治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选举规则和政体的类型”[31]，对财政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总统制下，财政政策通常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妥协的结果。(2)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纳税人和决策者的分离。政策制定者有优先选择权，他们可能把钱花在与纳税人愿望不同的地方。但是政治民主会使做出与公众期望不同决策的政治家，存在使该决策以显得可接受的方式陈述预算的压力。这种压力在责任性和可接受性之间形成冲突，这种冲突使财政预算变得更加清晰。(3)造成财政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原因是利益冲突。不仅具有不同目标函数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居于不同时点的政策制定者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解决财政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方法是承诺[32]，但是承诺要做到可信，必须事前十分清晰并可观测，事后不可逆转。(4)财政政策是开放的，社会环境形成财政政策问题的框架并限制选择范围。公共舆论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被感知到的公共舆论会反映在变化的财政政策中，通过财政政策过程和个人策略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政策结果[33]。(5)财政政策可以看做是通过政治过程配置稀缺金融资源的政治合同，政策改革既是收支结构的实际变化，也是政治实践的变革。不改变政治过程和政治势力的分配格局，财政政策不可能进行重大的变革。但是政治改革是非常艰难的，为了实现达成一致意见的改革，政治交易是必要的。
2．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内生的，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在既定约束下理性博弈的产物，这种博弈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应。(1)当货币政策被连续决定的时候，如果缺乏有约束力的承诺(可信性)，货币当局就会对私人预期失控。可信性的缺乏迫使政策制定者采取短期行为，忽略通货膨胀对货币需求的扭曲效应，“政策制定者无法(正确地)将从实际政策到预期政策的映射内部化”[34]。(2)虽然货币政策制定者受其意识形态的驱动，但是声誉在货币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政策制定者明确公布了一项通货膨胀目标，结果不久又放弃了，其公众形象必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是通货膨胀的目标在现实中能够改变政策制定者事后激励的主要原因。(3)货币政策的可信承诺很重要，对政策的承诺规定了政府必须对反向的通货膨胀冲击做出相对积极的政策反应，这会导致价格设定者做出显著的向下调整。如果缺乏承诺，政策制定者就会把关于未来政策的预期当做既定，而价格设定者则会理性地预计未来政策不够主动，从而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实现值。(4)货币政策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线性的绩效合约(合同)——对通货膨胀征收的一个线性罚金。这种合约一旦形成，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有一个以绩效为基础的奖惩方案使中央银行的行为方式符合人们的期望。因为公众可以通过观察到的货币政策，了解通货膨胀与就业对政策制定者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变化的情况。(5)在封闭经济中分析货币政策是无效的，通货膨胀与就业的溢出效应使货币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产生了政策制定的战略互动关系，如果缺乏国际政策协调，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无法内部化。
3．贸易政策。贸易政策的核心是要理解“贸易政策在面对竞争性政治压力时是如何制定的，以及私人或公共行为者在政治现实中是如何行事的”[35]。(1)贸易政策是政府寻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的结果。“政治支持函数”是利益集团从所选择政策中得到的福利和政策在全社会实施时遭受的无谓损失之间的权衡。作为并非一定带来总福利最大化政治过程的产物，贸易政策服务于为赢得政治支持的政治家。(2)贸易政策受到政治竞争的影响。相互竞争的政党宣布一旦当选将要实施贸易政策，组织起来的游说集团在可选择的政策提议下估计其成员的期望，并向许诺能够为其带来最高福利的政党捐献资源。因此，作为选举投票者、信息传播者和政治献金者，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结果。(3)共同代理经常出现于形成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中。“政策制定者经常被看做是代理人，并且他们中的一些或全部被看做委托人。在某些对有效政策和可行支付的预定限制内，委托人能够通过许诺以政策作为回报的支付，游说政策制定者”[36]。支付可以采取非法贿赂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典型的比较隐蔽的合法运动资助形式。(4)政府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制定国家的贸易政策并相互博弈，当各国政府非合作地制定贸易政策时，每一方都忽略了其政策对国外要素所有者和政治家的影响。特定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反映了国家间贸易的市场实力，而且反映了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5)贸易政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无论政策的受益方还是受损方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贸易政策的选择，但是规模比较小、组织性强、利益要求比较明确的集团通常能够成功，因为这种集团具有行动的激励效应，会通过游说等各种手段来影响政策的制定。(6)贸易政策是一个政治合同，自由贸易或开放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违约的动机。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等能够向违约者实施惩罚，然而，由于赋予这类组织的制裁力是有限的、缓慢的和不确定的，因此其解决争端的能力是有限的[37]。
4．汇率政策。汇率政策是政治作用的产物，是相关利益集团博弈，最终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相融合的结果。(1)固定汇率政策能降低汇率的不确定性和国际交易成本，提供稳定的贸易环境。但是，浮动汇率政策有助于政治家为选举创造有利的经济成绩。政党和选举因素对汇率政策的影响源于政治家对汇率制度的偏好。选择固定汇率的政府，政治家不能通过调整政策刺激国内经济获得选票；选择浮动汇率的国家，政治家可以通过操作货币政策为自己获取政治支持。因此，汇率是影响政治选举的内生变量。(2)汇率政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长期实行某种汇率制度必然使一国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其他相关经济政策，改变现有的汇率政策会涉及一系列交易成本，这会造成政策变革的阻力。(3)汇率政策是对公众的一种承诺，政策最终收效如何与公众对政府承诺的可信性有关。为了提高政策制定者的声誉和加强政策的可信度，政府通常会将承诺机制引入汇率政策中，通过承诺增大违规的惩罚成本，向公众传递其保持决策动态一致性的信息。(4)汇率政策是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汇率政策的有效性不只取决于国内政策设计和配合，也要考虑外国政府对其政策的反应。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博弈、国际合作等因素在汇率政策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国际汇率体系是国家间政治博弈达成的均衡。但是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协议合作存在“搭便车”问题，“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使处于“囚徒困境”的每个国家都有违背协议的动机，保证合作协议的实现必须事前设计对事后机会主义的防范机制。
5．再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的利益冲突是明显的，机会主义者会利用政治机制最大化他们的收入。因此，有关私人收入、财富和产品的再分配政策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1)再分配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过程所引起的再分配的数量，而这取决于税收—转移支付形式。政治家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政治支持，在作出税收—转移支付的政治决策时需要在公共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权衡取舍。为了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一个政党会许诺这样的转移支付与税收，即提供给任何一个集团净转移支付的变化至少会产生相同数量的选票。(2)一项会牺牲政党或利益集团利益的再分配政策能够得到实施，除了道德或伦理因素外，声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利益集团来说，放弃一部分利益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名声，有利于提高集团的社会地位。对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来说，增加转移支付能够为连任积累良好的声誉，增加选民的政治信任和支持，它可以获得核心支持者，即政党能够以较低的代价获得向其进行补贴的选民持续稳定的忠诚拥护[38]。(3)利益冲突会导致使全社会受益的再分配政策不被采纳，或者要经过长时期的拖延才能得以采纳。因为再分配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受到掌权者和利益集团的支配，已经从原有政策中“获益的群体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就会采取积极的防御态度”[39]，运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阻止再分配政策的变革。(4)在民主政治中，收入不均等是推动再分配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民主政治是与投票权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当选，必然会推动再分配计划。在非民主政治下，统治者选择政策不需要受到选票的约束，但是当收入差距过大，而穷人又找不到民主的途径反映自己的诉求时，暴力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将会出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在非民主政治之下，统治者也会考虑穷人的收益，实施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计划。(5)非货币化再分配政策是“以非现金形式分配于社会的各种政府福利，无论谁掌权，这些福利并不都是给了投票人”[40]。非货币再分配政策具有隐蔽性、信息不对称，因此存在着选票交易的动机。
四、结语
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并兴盛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关联、互动发展的产物”[41]。它的出现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或新范式。通过分析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中的影响和作用，运用经济学的假设和工具，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弥补了单纯的政治分析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和理性假设，以及单纯的经济分析所无法解释的现实政策与理论的冲突与偏差，促进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了对政策问题的理解，增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因此，应该重视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但是，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存在内在缺陷。由于很难对制度进行直接的、量化的检验，以及对政治权力进行严格的时间序列分析，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简单、完整、统一的政策分析框架，而是“不得不构建出许多分散的小模型，每个模型只能处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然后将这些模型放在一个能够理解整体的不正式背景中”[42]。因此，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应以开放的心态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中吸收有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进一步强化经验研究并对一些理论观点进行定量检验，才能为理解经济政策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窗口，提升政策分析的水平。
［收稿日期］201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