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字改革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清末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0-0140-07
清末，在全面的近代文化革新运动中，中国语言文字也经历了一场颇有深度也颇有规模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虽不似当时的兴办学堂那样的喧腾，但其意义之深刻、影响之深远、牵涉面之广和复杂则远远超过后者。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改革决不单是语言文字问题。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一定文化之产物的语言文字，必然地、丝缕相连地牵动着和表征着整个文化运动。晚清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也绝不单纯是文化问题，在近代急迫的民族危机阴影下，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任何兴废改革行动都不能不置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政治视野下加以考察或定位。语言文字决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只是工具、符号，它的发达的根系深扎于所自生长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它的每一根根须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筋脉相联系。因此，研究清末语言文字改革绝不可能自外于清末的新文化运动，正如研究清末文化史不可能置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于不顾；考察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必须将其置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大视野下，正如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完全可以把晚清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民族振兴”驱动下的“切音为字”方案
甲午前后，在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为沉重的民族耻辱感的刺激下，民族振兴思潮勃然高涨。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启蒙主义者对此前的“求强”运动成败教训作了深入的总结，批评了器物求“强”路线是“仅袭皮毛”、“补苴罅漏”，而对于前此已经出现的以“学”求“强”的路线则大力张扬：“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①；“泰西所以富强，在于有学”②；“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③。即“学”——近代学术或知识体系的建设才是从根本上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
必须看到的是，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学”，与此前已有非常大的不同。
其一，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所阐扬的“学”，不只是简单地将它作为强国之根本，而是将它作为民族振兴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即“学”的发达——人的理性本质的觉悟——民族振兴的实现。因为，甲午以后的启蒙主义者已是自觉地将“学”看作是“智”——人的理性本质的外在表现，“智”是“学”的内化，而且认为“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表征，是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④即人只有通过“勉强为学”而具备“学”(知识)，才能成为具有“智”之本性的人，即完整意义的人；而且“学”越高深，越是能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
其二，“学”的主体已不是几个精英人物(诸如士大夫、洋务专才等)，而是芸芸大众。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确认“民”是国家政治的主体，而且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民”的普遍的理性觉醒、达到“智”的境界之基础之上，进而呼吁“开民智”。他们的目标是：“必使全国四万万民皆出于学，然后智开而才足。”⑤而且被他们列为文化启蒙对象的“民”，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农、工、商、兵”等下层民众，主张让他们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贫贱贩负之家，工农樵牧之侣”的子弟，也应“及时教以义方，敦以实学，破其愚蒙，启其智慧”。⑥因此，与传统时代的科举精英教育、洋务时期培养“专才”教育的指导思想不同，无论是兴办学堂或报刊、出版、学会等文化活动，都是致力于“学”的普通化、普及化。
这就逻辑性地引出了对“学”之载具的语言文字问题的思考——启蒙主义者从对中西落后与先进的对比和探讨中看到，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取决于国民的“智”——文化素质，而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则是一国之民识字人数的多寡。他们看到了这一事实：“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几十之二。……(中国)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⑦“民”的普遍文盲，是“学”的普及化、普通化的最大障碍。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指出，造成中国之民识字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汉字的繁难。而汉字的繁难则是由其文字制度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泰西(文字)切音，中国(文字)象形”⑧。由此又带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因为汉字“象形”，所以字数庞大，总字数达四万余，常用字也有四千多，士子非读完“十三经”、非耗费十余年功夫不可能掌握，“人生可用者几次十年？因是读书者少，融洽古今、横览中外者更少”；而泰西文字甚为简易，“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能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⑨。二是因为汉字“象形”，所以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一个个“如峨冠博带，古物庞然”⑩，难认、难记、难书写。其三，也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致使书面语言(当时人称为“文字”)与口头语言(当时人称为“语言”)日渐疏离，不仅差距太大，而且造成分化：“语言为四民所同有之事，文字乃为士林所独有之事。”(11)贵族化的书面语言“文义太深”，导致民“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12)。由此，有种种缺陷的汉字便被指为中国落后的罪魁：“夫中国之所以得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实现民族振兴目标的希望，自然寄托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之上。晚清最早发表文字改革方案的卢戆章就是从便于民众学习新知识、以及国家富强的角度提出文字改革主张的。他说：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随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13)
即语言文字的改革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前提条件，这是当时文字改革主张者共同的思路。于是，语言文字改革便成为甲午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还必须看到，19世纪末，中国人思考语言文字问题有着外在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其一，孙中山所倡扬的“振兴中华”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在此主导下，进化(进步)几乎成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改革(“变法”)是所有领域的必然，古老的汉字也不可能例外。而且，包括文字改革在内的所有文化革新活动都必然地被置于救亡图存的政治视野之下；在进化成为绝对的价值观下，急欲进步的中国人结合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幸，日益扩大地反省、批判民族既有的文化，把学习西方确立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基本途径，富强之西方的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视为中国各领域改革的权威性标准，语言文字也不例外。其二，语言文字改革所从属的近代文化运动，已深入到关注“民”和“智”的阶段。所谓关注“民”，即启蒙主义者看到了“民”是国家富强的主体，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应居于主导地位。对“智”的关注已如上述。而对“民”和“智”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又直接导向“开民智”口号的提出及其活动的开展。其三，自晚清“经世致用”思潮以来，文化上工具主义盛行，“用”——工具化成为当时中国人观察和思考文化问题的几乎固定化的视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时代潮流和文化视角下，首先是那些了解西方文字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古老的汉字作为文化批判的对象，不仅是批评指摘，甚至是妖魔化，文字改革被上升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成为非常重要而急迫的文化革新任务。所谓“开民智”，就是以“农、工、商、兵”等下层民众的识字和学知识为导向。可见，这一时期语言文字(文化)改革的指向并不是语言文字(文化)的自身，而是外于此的民族振兴。
所有这些——语言文字只是工具，必须以此为方向进行改革；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向是便于民众快速、容易地识字学知识以增“智”，使“民”能真正发挥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语言文字改革的参照系是西方的“切音”(即拼音)文字；文字的“象形”、表意代表着落后，表音则代表着先进等等——从各个方向决定了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者的必然选择，即卢戆章所提“切音为字”(即汉字拼音)、“字话一律”(即口头语与书面语一致)、“字画简易”(即文字简化)。而这三项改革主张的关键是第一项——“切音为字”。因为，既然西方国家的富强是因为文字简、易，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文字“象形”而繁难，那么，西方的“切音为字”即表音文字自然被树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既然文字的主要功能被确定为如何便于民众识字学知识，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难易快慢，那么，创制字数很少、笔画简约的切音字(表音符号)，以两个或数个字母拼合为一音一字，“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为言”(14)，即用拼音字符来拼字读文、甚至代字成文，自然是最好的方案。这样，切音字被改革者赋予了两大功能：一是拼读、拼写汉字的功能，即用数十个笔画简单的拼音字符“相切相拼”、“传音达意”，既易于学(“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学了就能懂(“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也便于书写(“字画简易，则……易于捉笔”)(15)，由此可以一举解决因汉字繁难而造成的民众识字读文和书写艰难的问题；二是在传统的追求“文”(“畸于形”的、“美观而不实用”的“文家言”)的文字体系之外，打造一个追求“质”(“畸于声”的“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的文字体系。(16)这个文字体系用于拼读、拼写白话文，“拼音成字，书出口之音，运之入心；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由此可以解决因汉字的表意性质造成的“语言与文字离”的问题，实现“语言与文字合”，亦即书面语言口语化。总之，是通过汉语拼音的途径，来减轻或消除识字读文的难度，为民众的新知识学习创造最基本、最良好的工具，“庶几极难之学业变为极易，而四百余兆人民无不知学，则我国富强，安知不从此致也”！(17)
正因为切音字被人们视为语言文字改革的关键，并且被提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高度，所以当时有众多的有识之士参与或关注此事。甲午前后，不仅那些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宋恕、马建忠等提出了语言文字改革的主张，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懂外语的、有志于语言文字改革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具体的改革方案，其中大部分人都主张以切音字拼读汉语。从1892年至1897年的六年间，就有五位学者的切音字方案刊行问世：
(1)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55个字母(其中包括拉丁字母和拉丁字母变体字)作为切音字，拼写厦门音、漳州音、泉州音，自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字”。这是中国第一个切音字方案。
(2)1896年，福建人蔡锡勇著《传音快字》，根据他在驻美国使馆任职时看到的西方国家使用的速记符号，创制出56个字母(包括24个声母、32个韵母)，拼写官话音白话，以使“妇孺可学”。
(3)1896年，江苏吴县人沈学发表《盛世元音》，也采用速记符号作字母。符号有18种，以吴音为语音标准，被称作“天下公字”。
(4)1896年，福建人力捷三著《闽腔快字》，所采用的字母与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样，所不同的是《闽腔快字》用于拼写福州音。
(5)1897年，广东人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出版。采用速记符号与拉丁字母相结合的办法，创制出22个声母、53个韵母，用以拼读福州方言，或“北音”(即普通话)。
据梁启超说，这一时期还有汪康年、曾广钧等人“皆有志于是业”，只是尚未形成完整的方案。康有为也曾创制切音字，但未曾向外界公布。(18)据说1895年吴稚晖曾采用独体篆文创制出“豆芽字母”，也没有公布于世。(19)
这些方案是在同一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并且都是近代文化运动之整体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主要有二：
其一，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切音字方案，主要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文字改革者所创制的各种切音字，虽然仍植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已根本不同于中国的以象形表意为特征的方块字。在上述五个已面世的方案中，一种是拉丁字母及其变体字，4种是采自西方国家的速记符号，西方文字的符号特征完全取代了本民族文字的外在特征，这是以西方文字作为文字改革之权威标准、文化上向西方看齐以使国家富强之思路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能说文字改革者在文化革新中不坚守民族立场。他们痛感本民族文字落后，钦羡西方国家文字先进，决心以西方文字作为改革之楷模，但民族立场并没有移易。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语言文字改革活动始终着眼于民族振兴目标上，更表现为他们的语言文字改革活动中始终贯注的民族主义情结，始终坚守民族的边界。例如，提出《盛世元音》方案的沈学认为，中国文字“最拙”，欧洲列国之富强是因为有“罗马之切音字”，因而中国的文字“有不得不变之势”；但同时又认为，决不能“遽变”(即废除汉字而尽用洋文)。因为，“余恐中国风气一变……不百年而读汉文者无矣。国中一有变更，将弃如敝屣，如此则富强未得，中国之方音灭矣……千古之精英尽失，良可叹矣”！(20)提出《拼音字谱》方案的王炳耀，主张语言文字方面应学习西方，但主要是学习其理念和方法，所以他反对采用外国字母来拼读汉文：“以别国字体写本国土音，虽事势或易行，然国基易转移。故思强国脉者，欲于文字转难为易，宜知固国基者，当于字体自别不群，夫然后能屹立不移，此《拼音字谱》所以参求本国字体为体，变于己不变于人，而不失我中土之本然也。”(21)即汉字必须改革，使之“转难为易”，但为了坚守“国基”，“汉文”仍应存，“方音”不能灭，以“参求本国字体为体，变于己不变于人”为改革之方针。这正是戊戌时期先进中国人所主张的“中西会通”文化运动方针的产物——文化运动绝不是全盘照抄“西学”，而是坚持以“中学”(民族文化)作为文化选择的母体，基于此而从“西学”中汲取其内在的精神(包括价值观、方法论等)。在此基础上使“中学”、“西学”融为一体，形成以民族文化体系为母体、以西方文化精神和方法论为指导的“新学”。
其二，在启蒙主义精神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是以“开民智”为导向，着眼于“农夫贩竖”、“妇人孺子”的识字学知识，所以文字改革者们完全是以世俗的眼光看待文字的。于是，文字不再被贵族所垄断，而是交给了大众；文字不再是“一点一画无非天经地义”，而是要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文字不再是“俗目不许窥觇”的“圣物”，即贵族垄断文化的保障，而是大众的“智器”，即学知识的工具。文字既然脱离了神圣而成为一种文化工具，那么文字中“音”的因素自然被置于“义”的因素之上：“西字不作字义，只以字音连句读，通行天下，是证字音胜字义，字义难载字音，字音尽载字义”，是以字音“更要于字义，何止千倍”！(22)作为汉字内在的表意特性被许多人视为累赘，如何弥补中国文字所欠缺的表音功能成为改革者思虑的中心问题，因而“传音达意，以音不以字”(23)成为文字改革的取向，只以记录语音为功能的切音字也就成了文字改革者共同的选择；文字既然是一种“器”(工具)，功用价值便成了最大追求——“器惟求适于用”(24)，“以愈利为愈妙”(25)，“至灵至浅，至简至易”(26)遂成为创制切音字的最高目标。所以，所有的切音字方案提出者都无例外地强调他的切音字方案具有“易”(如卢戆章的“新字”，“虽一生未入孔子门，亦能无师自识汉字”(27))、“简”(如王炳耀的“拼音字谱”，“以最简之笔画作字……声母一笔，韵母一笔，每字独二笔”(28))、“捷”(如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笔连书，可代数字”，“一人可兼数人之力，一日可并数日之功”(29))的优点。这种工具主义的追求是当时急迫的民族危机下完成启蒙使命所无法避免的，是不得不然。但也造成了文化和学术内涵浅薄——只有外在的民族主义追求而缺乏民族文化内涵的缺憾。
二、“东”“西”分岔口上的语言文字改革
“戊戌政变”中断了甲午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潮流，文字改革运动自然也处于停顿状态。但不几年，整个社会、文化潮流便发生了大转折——“庚子事变”使“世风”随之剧变，守旧普遍遭世人的憎恶，进一步学习西方以实行变革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而日趋强烈的要求，并且已形成为高闸放水般急速向前的社会潮流。可资证明的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夷夏”、“中西”之争已基本消失，文化争论的中心已不是西学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化体系，而是中国要不要全盘“欧化”，“国粹”值不值得保存的问题。旧学身价大跌，不仅“六经视同刍狗”，甚至所有的“中国固有之学”也被一些人视如“苴土”，“竞相唾弃”(30)。而西学则急剧升值，普遍地被人们看作是国家生存发展、以至人生所必需，不只是“走四方以求师，争购西书惟恐不及”(31)，而是“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32)。一些激进主义者甚至将这一趋势推向极端，不仅提出“欧化主义”口号，甚至将“欧化之速率”作为“国势之速率”的标尺(33)。
就是在这个急速向“西”走的文化潮流下，1900年后重新兴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更多的学者提出了切音字方案。从1900年至1911年，已知的切音字方案有二十个：
(1)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次年撰成《官话合声字母》。该方案的字母形体采用汉字偏旁，以官话(京话)音作为拼音标准，实行双拼制。此方案影响很大，曾推行至13省，印书达6万册。
(2)1901年，田廷俊的《数目代字诀》在湖北江陵刊行。此方案采用数码字作为切音字符，拼写湖北音。
(3)1902年，力捷三的《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出版，该方案实际上是《闽腔快字》的修订本，仍采用速记符号，但拼音标准已改为官话音。
(4)1903年，陈虬的《新字瓯文七音铎》、《瓯文音汇》在温州印行(前者为课本，后者为常用字汇)，采用近似蝌蚪文的汉字笔画为字母，拼写温州音。
(5)1904年，李元勋的《代声术》在河南信阳成稿，采用汉字笔画为字母。
(6)1904年，刘孟扬的《天籁痕》成稿，字母形体为汉字笔画式，拼写官话音。
(7)1906年，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宁音谱)、《重订合声简字谱》(吴音谱)在南京出版。1907年，又出版《简字全谱》(京音、宁音、吴音、闽广音简字的汇编)。该方案实为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方音方案，试图以方音拼音作为官音拼音之准备。曾在南方推行五六年后，统称为“官话简字”向各地推广。
(8)1906年，杨琼、李文治的《形声通》在日本出版，字母形体采用汉字笔画。
(9)1906年，卢戆章将他第二个切音字方案(“中国切音新字”)整理成《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在上海出版。字母形体已改为汉字笔画式，以拼官话音为主，兼拼泉州、漳州、福州、广州音。
(10)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在日本出版，采用拉丁字母为切音字，拼写吴音。
(11)1906年，田廷俊的第二种切音字方案《拼音代字诀》、《正音新法》出版，字母形体采用汉字笔画式(有拉丁字母对音方案)，拼写湖北音。
(12)1906年，沈韶和的《新编简字特别课本》在上海出版，采用数码为切音字母。
(13)1908年，江亢虎的《通字》发表，采用拉丁字母为字母。
(14)1908年，刘孟扬的第二种切音字方案《中国音标字书》出版，字母形体为拉丁字母，拼写官话音。
(15)1908年，马体乾的《串音字标》成稿，以甲骨文式的汉字笔画为切音字，拼写官话音。
(16)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提出汉字笔画式汉语拼音方案，共58个字母，其中有15个字母为1913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所采用。
(17)1908年，宋恕撰《宋平子新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
(18)1909年，刘世恩的《音韵记号》出版，字母系自造符号，拼官话音。
(19)1909年，黄虚白的《汉字音和简易识字法》和《拉丁文臆解》成稿。前者为汉字笔画式，后者为拉丁字母式，均拼写官话音。
(20)1910年，郑东湖方案的《切音字说明书》成稿，字母为汉字笔画式。
这二十个方案，从形式到内涵都是前一时期创制切音字活动的延续，但又有发展。从整体看，它们所代表的本时期语言文字改革活动表现出这样三个特点：一是随着人们对文化以及文化与“强国”的关系之认识不断深化，语言文字改革在这一时期主要被置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框架下进行，因而语言文字改革的思考和活动已从过去更多的着眼于其外在的政治、社会等方面作用和功能(“富强”之“用”)的发挥，转移到越来越多的致力于语言文字体系本身的改革和进步，说明改革者们对语言文字改革的文化思维已趋成熟；二是切音字的形体设计呈现出两极：出现了四个拉丁字母方案，但更多的是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两类方案分别代表了语言文字改革是进一步向“西”走还是保留“东”的特质这两个致力方向；三是用切音字拼“官话”音已成为拼音标准的主流。这三个特点又表现出这样两个趋势：一是这一时期的切音字运动在文化内涵方面已有很大的超越。尽管这种超越并不是全都值得肯定的，但明显可以看到的是，语言文字(文化)革新者的改革指向已透过表层(即语言文字的功用)深入到语言文字(文化)的本身，因此对语言文字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已更清楚，对字母形体和切音字的设计更为合理，所以对切音字母不再是一味追求简、易、捷，首先考虑的是语言文字本身的规律。对切音字的推广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二是这一时期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是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中心内容的反映：戊戌时期提出的“中西会通”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主流，但这股主流在20世纪初年已开始呈现出分流的趋势——趋向“东”的民族本位(“国粹”)论与趋向“西”的“欧化主义”。因此，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也已被推进到了一个岔路口，等待改革者作出回答和选择：是再往“西”走，使中国文字完全“西化”？还是往“东”前行，建设新的民族语言文字？
从内涵看，往“西”走这一分流，正是前一时期的两个指导思想——进化(进步)观、工具主义在这一时期不仅仍起指导作用、并被进一步强调且绝对化的结果。例如，在进化(进步)观的主导下，这一时期许多文字改革者继续批评汉字的落后及不适时、不适用，以至把汉字贬为“没有用场的文字”。(34)而西方文字的优越性则被进一步宣扬，甚至片面夸大。被宣扬或夸大的主要方面的仍是拉丁文字的表音特性，并且把文字由表意到表音视为必然的进步趋势，进而把表音文字作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所以，前一时期的关于汉字与切音字应有分工的主张此时被一些改革者进一步明确化：中国语言应区分为三类——“国文”(即文言文)、“普通话”、“俗语”(方言)，前者仍用汉字，后两种应采用“新文字”(即拼音文字)。(35)更有人主张在汉字之外“别作简易之文”(拼音文字)供实用，汉字则“别设为专科”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36)这实际上是在实用领域中摈弃汉字。所以，在这一时期切音字方案的字母形体设计中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汉语笔画式成为主流的同时，也出现了四个方案(另有一个附案)是拉丁文式。虽数量不多，但必须注意他们是有意识地采用拉丁文字作为“新字”之字母的。如《江苏新字母》的创制者朱文熊就明确主张采用拉丁文字作字母，认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37)。即文字改革应以“世界所通行”为方向，表现出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工具主义观念仍然在文字改革活动中起指导作用，文字只是工具、是“记号”，工具、“记号”的功能只是“用”，因而唯“取其适用而已”的观点被一些改革者进一步强调，甚至也被绝对化。在这种文化理念下，文字中“音”的因素被过分强调，“有音便有字”、“由音生义，音辨而义自明”(38)成为文字功能的全部，“改良文字，使文字悉统于声音”(39)被作为文字改革的原则，或曰方向。从这个角度说，表意的汉字被指责为“没有用场”，以至主张采用“世界所通行”之拉丁文字也就理所当然。而当这个文字应是表音的、文字只是表音之符号的工具主义思路被推向极致时，文字也就无所谓“人己之别”，也不存在“忘本”与否。(40)文字上的族界和国界问题、今人与传统的文化联结问题等，自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当然，这些文字改革实践者的观点与当时思想界已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并不主张完全废弃汉字，还是把握住了民族文化的底线。但必须看到，他们只是在功能层次上坚守民族立场，在文化内涵层次却指向与民族立场相背离的方向——当他们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将激进主义路线推行至此时，距离欧化主义、以至民族虚无主义已经非常接近了。或者说，文字改革实践者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思想根源上有相同之处，如进化论、工具主义。
三、“种性”与“大同”论争下的汉字存废之争
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思想流派，其中又有“新世纪派”、“天义派”之别。这两派的共同点是：都崇尚(比欧化主义更激进的)世界主义，以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国家的世界大同)作为普世价值，都认为他们那套价值体系是超国家、超民族的全人类共同的选择。所不同的是，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是用进化论来说明破除国界、种界的必须，和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必然。亦即进化原则是绝对的，在此原则下，文化“固无分于东西，更无区于黄白种也”，即文化不存在国家和民族的界分。民族历史对于社会前进来说是“以巨石自系”，当此“万事以进化为衡之世，是种种(中国之国粹)者当在淘汰之列”(41)。因此，民族性、民族传统、民族历史均应当割弃。
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文字当然也是这样。“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汉字乃“野蛮之符号”、“野蛮之笔画”、“野蛮时代之名物”，“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42)；“中国现有文字不适于用，迟早必废。……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43)。其理论依据之一，是汉字不适于社会进步。因为社会已进入“科学之世界”，“以非科学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皆牵强附会，凑长截短……徒为修学之魔障，自画其智识，不能与世界共同进化而已”(44)。其理论依据之二是，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是绝对原则，“学问之事，譬之个人与个人，彼之胜我者，我效法之而已。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为较良，万国文字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弃吾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在如脱败絮而服轻裘，固无所用其更计较。所当问者，如何能改用而已”(45)。即由汉字改用先进的欧洲文字、或改用更为先进的“万国新语”是确定无疑、毋庸置辩的方向。其理论依据之三是，文字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因为，在进化理论和既定的“大同”目标的框架下，文字的民族文化内涵已被视为“支离于其相互之职务外”的东西、“不相干之连带感情”(46)而全被掏空，所剩下的只有纯然的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优和劣的思考。所以，文字的改换，直如弓矢换快枪、帆樯换汽舟般的简单、容易：
文字者，不过器物之一。如其必守较不适用之文字，则武器用弓矢可矣，何必采用他人之快枪？航海用帆樯可矣，何必采用他人之汽舟？文字所以达意，与弓矢、快枪、帆樯、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欤？何为不宝祖宗之弓矢与帆樯，而必宝其呆滞朴塞之音，板方符咒之字哉！是真所谓以伪传伪，习焉不察者也。(47)
按照这一失于偏颇的思路去和欧洲文字相比较，汉字的确有许多不便、不易“使用”之处，如“可别不可名”(吴稚晖自注：“不可名，犹云不识之字无从就状而得其读音也”)、“不便于排印”、“不便于检字”等。总之是不便“实用”(48)。所以，署名“苏格兰”的无政府主义者责问持“汉字甚好”观点的学者说：汉字“于实用上有丝毫之价值乎”(49)？于是，那个既是产自欧洲、又符合世界“大同”方向，而且据说是简单、容易、二三月便可学成使用的“万国新语”，自然成为取代汉字的最好的选择。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主义文化取向，即世界必将走向“大同”，国界、种界将不复存在，“若惟知保持中国人固有之种性，而不与世界配合，别成新种生，岂非与进化之理正相反？”而要造就“新种性”，“先当废除代表单纯旧种性之文字”(50)。
今人批判这种思想主张为民族虚无主义，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另一层，即：这不只是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问题，也不只是汉字遭遇的厄运，而是当时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近代以来日益凸显的中国事事都不如西方的现实刺激下，在甲午以来火烧眉毛般的民族危机的逼迫、和同样是火烧眉毛般的追求民族振兴之社会心理的驱动下，文化革新潮流很自然地被激进主义社会思潮推往极端处，告别传统、甚至彻底告别传统，向“西”走、甚至全面而彻底向“西”走，以“欧化主义”、甚至“世界主义”为追求，成为许多中国人的选择，从而呈现出上述的文化上矫枉过正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使中国人面临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接连不断地兵败签约、赔款、割地、失去各项国家权益，并且从器物到制度都在快步西化，从而表明中国人在“天下万国”形而下层面的民族竞争中已告失败。就在国人失望、失落之时，在所剩下的最后可独立自主的形而上层面的竞争中，又有人要自毁长城、全盘西化，那么，中国还是“国”吗？在其他民族仍牢牢保住、甚至在强化“种性”的世界上，中国人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这的确是中国人在几千年来从没有遭遇过的最为深刻的民族危机。
趋向“东”的民族本位主义者首先看到并高度重视这一危机。
我们应当看到，在20世纪初年“欧化主义”、甚至“世界主义”成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选择之同时，民族本位主义则被更多的知识分子们所接受和坚持。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树为最高价值目标，在坚持新文化方向的同时，对来自外国、外族的各种形式的侵略保持着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们，更是把民族文化的危机看作是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危机，发出了“学亡”即民族文化——民族和国家危亡的警告：
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户肄大秦之书，家习劫卢之字，宿儒抱经以行，博士倚席不讲，举凡三仓之雅诂，六艺之精言，九流之坠绪，彼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不亦大可哀邪！故国学之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51)
在民族本位主义者看来，文化亡则族与国必随之而亡。因为没有文化的民族，与没有“元气”的人一样，是不可能在这个生存竞争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的。而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作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之载体的文字，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根本。因为，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和没有本民族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道理是一致的。这不仅仅是理论，当时的民族本位主义者已经从近代世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强国灭弱国的事实中看到了这一道理：“(欧美列强)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52)强国吞灭弱国必先灭其文字，那么，弱小民族要生存下去更要保卫自己民族的文字。这不只是历史，对中国来说更是非常重要而现实的民族生存的问题。因为民族语言文字问题对于中国国家、民族生存的现实中尤为突出：
(中国)人心故涣散，主之者又适为异族政府，令民志不辐辏区中；挽以国文，犹惧不蔇，又随而癹夷之，民弃国语，不膏沐于旧德，则和悦不通，解泽不流，忘往日之感情，亦愈杀其种族自尊之念，焉得不比昵白人而乐为其厮养耶？(53)
没有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就丧失了认同感和向心凝聚力，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当时民族本位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文字理论的批驳，就不仅仅是两个思想流派论争的问题，而是捍卫本民族语言文字——捍卫“国学”(民族文化)——捍卫民族生存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并非危言耸听，也没有夸大其辞。
任何民族的文字，都有着植根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血肉联系。同时，文字又承载着这个民族历史所延续的文化。汉字更是如此。因为，汉字绝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是简单的、纯粹任意的符号。正如章太炎所指出的：
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雅？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何以言马？马者，武也(古音马、鱼同在鱼部)。何以言牛？牛者，事也(古音牛、事同在之部)。何以言羊？羊者，祥也。何以言狗？狗者，叩也。何以言人？人者，仁也。……此皆以德为表者也。……乃至天之言颠，地之言底，山之言宣，水之言准(水在脂部，准在谆部，同类对转)。火之言毁(古音火、毁同在脂部)。土之言吐，金之言禁，风之言氾，有形者大抵皆尔。(54)
即汉字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心智系统和特征，是一种承载着我们先民心灵印象的符号，一种“象”的符号。因此，汉字与西方国家的表音文字不同，自产生以后就具有音、形、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它从先民的原始图画、图画文字发展演变而来后，始终保持着象形、表意的因素，以形表义、或由形索义的功能；它通过以形表义的方式，即用不同的笔画构成大量的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使每一个汉字都含有它独特的“义”。而正是在它独特的“义”当中，蕴涵着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内容，成为我们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资源。
所以，章太炎、刘师培都很强调汉字的这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承载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功能。如当时的刘师培就以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群治之进、礼俗之源”，均可“以中土文字为根据”。因为，“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他举例说，从“畜”、“私”、“积”三字的偏旁可知，中国的“民私其财，始于农牧起兴之后”；“姚”、“姬”、“姜”、“嬴”等姓氏之字均从女旁的事例，“则古为女统，益以有征”；“君”、“父”二字皆从又，又“象持杖之形”，可知“国家起源，基于家族”等。(55)因此，民族本位主义者一再强调，废弃了汉字，就等于是断绝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统绪及传承，是“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56)。
而且从文字本身的功能说，汉字也是绝不可替代的。章太炎曾有一段直白通俗的语言，以中国的国情说明了这个道理：
有说中国字何不改成拼音，我说这个是全不合情理的话。欧洲各国，本来地方不大……一国的说话，声气自然一样，所以可用拼音。那个印度就不然，地方和中国本部差不多大，说话分做七十余种，却还要用拼音字，这一处的话，写成了字，到那一处就不懂了。照这样看来，地方小的，可以用拼音字，地方大的，断不能用拼音字。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吗？况且古今声气，略有改变，声气换了，字不换，还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声气换了，连字也换，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浒传》，现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什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57)
因此，没有了汉字，我们民族就失去了区域间的沟通、联结的文化纽带，也失去了上下几千年文化传承的渠道，那么，就真的会出现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种界、国界和历史都归于消灭的局面。但历史和文化传统是绝不能完全废弃的。“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耳，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改良社会哉？”(58)同时，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种界”、“种性”而存在，更何况在那个民族竞争残酷、激烈的时代，列强正在为扩张国界、扩张权益而强化“种性”，严划“种界”，中国人如果自弃“种性”、自平“种界”，也就是自甘灭亡。所以，章太炎又说：“评弹国粹者，正使人为异种役耳！”(59)
有意思的是，力主废弃汉字的吴稚晖当年向章太炎等人气壮如牛地抛下了这样一句话：“试悬我等二说于方来，遭后人瘟臭之毒骂者为谁！”(60)但过了二十三年后，吴氏自己下了结论：汉字“必不能废”，“摩登学士想用字母造拼音汉文，皆不过陋与妄耳”！(61)
四、民族新文化目标下的“国语”建设
当然，此次汉字存废争论的结论并非二十多年后才得出，争论的影响当时即已呈现：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主流没有继续往“西”走，而是往“东”前行——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或者说，随着汉字存废争论的展开和深入，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日益明确：建设民族新语言。
首先必须了解，民族新语言建设是在20世纪初年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的。整个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当时都经历了“欧化主义”与“国粹保存主义”的争论，偏于“西”的“欧化主义”、欲消泯种界的“世界主义”受到了多数人的批判和抵制，清末新文化运动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主张是坚持民族本位的“中西会通”论，在此基础上建设民族新文化。启蒙主义者对所要建设的民族新文化既强调其“新”，即文化的现代性(包括科学性、民主性)；更强调其民族性，即它是“一国所自有”，“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的(62)、且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立民族的国家”(63)服务的“一国之学”。它应当是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民族整合和民族认同的文化资源。它包括语言文字在内，很多人把它称为“国学”。
其次必须了解，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已深入本体的大背景下，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也发生了一个变化：传统的文字中心观已向语言中心观演变。我们从庚子年(1900年)前后的文字改革活动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庚子前，改革者在主要是追求外在功利目标的动机下提出的切音字方案，所关注和讨论的基本上是因识字而来的文字问题，极少能把创制切音字方案的目标上升到语言层面；庚子年后的文字改革活动，在淡化了外在的功利追求而更关注语言文字本身的建设问题，并加深了语言文字的现象、本质、规律及其不同地位、作用的探讨后，语言遂取代文字成为改革者关注和讨论的重心，“正语言”已成为文字改革活动的中心目标，语言文字改革活动已从过去比较狭隘的只着眼于“看”(识字读文)的层面提升到“正语言”，即着眼于更为宽广的社会沟通和交流需要的语言(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层面。如郑东湖的切音字方案就清楚地阐述道，由于人类“有知觉斯有嗜欲，有种族斯有交游”，同时也因为“有意思、情感”需要宣泄，而产生了语言。而语言发为声音，“第声音之托于虚，不如形象之征于实”，故“依类象形”、“形声相益”，产生了文字。“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文字为语言之代表，亦足以助语言之不逮也，明矣。”(64)从语言的产生、及其地位、作用等方面，论证了语言是中心、文字只能是记录和表述语言之符号的观点。传统的文字中心观一变为语言中心观，其意义不仅仅是改革指向“言文合一”，因为语言问题进入改革者的视野中心，必将直接引导人们对构筑新型的民族共同语的重视。这就从内(对语言文字本身的关注及研究的深入)、外(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需要)两个方向，推动改革者提出了“国语”建设的问题。
“国语”即统一的民族新语言。自庚子年以后，“统一天下之语言”已成为朝野(从清朝学部到从事文字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学者)一致而强烈的呼声。因为，语言的统一——建设民族共同语，既是中国从政治、经济等领域向现代型民族国家迈进的需要，而且对于这个地域辽阔且拥有多民族的、正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的中国来说，更是那个时代和民族所急需的民族向心凝聚力、文化整合力的资源，是民族统一的重要象征。
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共同语，所谓“雅言”、“天下通语”、“官话”等就是历史上共同语的称谓。明清两代通行“官话”，一直到近现代，官话仍是各地流行的共同语的一种代称。但官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共同语，它与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共同语相比较，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它没有严格的标准语音；其二，它是传统时代贵族文化的产物，所谓的“官”，即代表了这种语言的社会属性；其三，因此它并不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普及，主要通行于上层社会。官话的这种局限造成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尤其是在平民阶层中方言歧出，语言很不统一的状况。显然，官话不符合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变革、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建设和整合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有识之士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他不仅从日本学者那里得到了欲统一国家必先统一语言的启发，还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把“国语”一词带到中国。(65)此后，在有识之士的推广下，“国语”概念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等32人联名提出说帖，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1911年，在清朝学部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国语”从民间到官方，成为正式确定的名称。它标志着一种面向新时代、面向全民族、面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全新的民族国家共同语初步建设成形，并被定名为“国语”。此后，“国语”在中国流行了数十年。
“国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新语词”，更是一个现代民族语言概念。仅从国语的“国”字和官话的“官”字的字义区别上即可看出，它们分属于两个文化“阵营”：一个洋溢着启蒙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流行的“国民主义”的精神，一个是宣示贵族文化、甚至还有蒙昧主义文化的精神；一个代表了强化民族和国家统一、以及文化整合的进步趋势，一个代表了对小农社会分散性现状的保守。因此，以“国语”取代“官话”，是近代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成为语言文字领域主导观念的标志：一个是强调了语言的民族性，一个是要突出语言的社会等级区分。
当然，更重要的并非是概念，而是它的本质。
其一，国语是以现代性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新语言。正如当时政治领域中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携手一致的道理一样，在语言文字改革领域，国语是融现代性和民族性于一身的民族新语言。国语所强调的是民族性，因为建设中国民族共同语——国语是服从、服务于建设民族新国家(“民族建国主义”)、建设民族新文化(“国学”)这一大目标的；但它的指向是现代性，因为在当时，没有现代性就不可能真正有民族性，没有现代性的国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不仅是指改革者竭力要使国语紧跟当时中国各领域急速变革的步伐，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的需要，也是指国语的民主、科学本质。所谓民主性本质，即在当时正昂扬着的“国民主义”的大方向下，语言文字开始从贵族性的转变成全民性的，“人民外无政治，教育外无人民”(66)被一些语言文字改革者作为纲领。“大众”、“亿万众”、“多数人”、“人人”等，是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确定不移的指向。所谓科学本质，即在当时科学被作为普世的、永恒的价值之大背景下，语言文字改革活动不再是盲目的、随意的和简单化的，而是被作为一门科学，并且自觉地奉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为指南。如章太炎在此期间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不仅以唯物论的观点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字和语言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并力主在对各地方言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实行语言文字改革。(67)杨琼、李文治所提出的《形声通》方案，就力图以“格致之学”方法，“就人口发声自然之法象推究之，以合于声音之本原”，“将有组织成一科学，以便世用”(68)。
其二，国语也是以启蒙主义精神为内核的世俗化语言。在19世纪末兴起的张扬人的理性本质之启蒙主义大方向下，有识之士们极力要使语言文字服务于人的求知活动。而且在“开民智”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更注重语言文字改革为下层民众的求知活动服务。他们认为，改革者的心目中更应当有“千中九百九十九之农工百业毫未学问之人”(69)，文化建设的重点应是“教凡民”。因为，“天下秀民少而凡民多……积亿兆无教之民于天下，欲世之治也难矣。且今天下大势，方以智竞不以力竞，以合群在下之众庶竞，而不以出群在上之俊杰竞。一二之奇才，不能敌千万人之常识”(70)。即“凡民”才是社会的主体，提高“凡民”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是中国社会能否发展的关键，是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因此，他们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致力于“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71)，为此而力求文字易认易识，语言通俗易晓，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利于“普通”民众学习“普通”知识，便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信息、感情的沟通和交流。
其三，国语更是以民族主义观念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共同语。20世纪初，民族主义兴起、并盛行于知识界。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民族建国主义”的口号，主张“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72)即为了建设民族国家，必须加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而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向心凝聚的主要途径是民族的文化整合。而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建设新型的民族国家共同语——国语来强化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实现在新的政治(即新型的民族国家形式)基础上的民族整合，成为语言文字改革者的主要思路和追求。所谓“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73)，正表明了改革者已把民族共同语视为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民族整合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对中国语言现状最为之心忧的是“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74)，同国如异域的方言歧异现象；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蒙、藏、准、回等二千万里之地，语言全别，感情何由而合”(75)？一国之内，“各省语言不一，隐然互视为异族”(76)的后果。因而，他们在语言文字改革活动中所孜孜追求的，是民族“相通相结”目标下的“统一天下之语言”。换一个角度说，是建设作为强化民族认同和凝聚之重要资源的“天下统一之语言”，也就是工部郎中林辂存早就作为语言文字改革目标而提出来的一种超越方言的民族国家共同语：“黄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77)因此，所谓的国语——民族共同语，也就是不论地域、阶级、种族都能流行通用的新语言。
可见，现代性、世俗化和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语言统一，是当时有识之士所着力打造的民族新语言——国语的本质特性。但在民族主义盛行于思想界的20世纪初，最受人们(从清政府到在野士人)重视、并被确立为20世纪初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主要方向的是语言统一，其内涵就是上述林辂存提出的“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言可同音”。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所谓语言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语音的统一。而为了实现全国“言可同音”，改革者提出了这样几项主张：
一是选择统一的语音标准。语言不统一及语音杂乱，根源在于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音。从事文字改革的马体乾提出了“国音”概念，主张“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78)这里所说的“国音”就是标准音。关于“国音”之标准，大多数语言文字改革者都主张以“京话”、“京音”、“京音官话”作为标准音，以“使天下语音一律”。 (79)因为他们都认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荟萃摩练，而成此一种京话”。同时，北京话有很好的推广基础，“原与京语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安徽、江苏之两半省矣”，因此京语可以成为“全国人共有之语”。(80)这就使国语有了一种统一语音的活的、自然的语言作为基准。
二是主张采用切音字(或曰简字)来统一全国语音。庚子年以后，国语建设成为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中心，切音字的主要效用也发生了转移——庚子年以前，切音字主要是为了便于并加快民众识字之用；庚子年以后则发生了变化：“简字者，国语之留声机器也，无简字则国语之音无所寄，有简字而后国语之音有所凭。”即切音字(简字)主要是语言的标音字母。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发挥统一全国语音之用。很多改革者都强调了切音字的这一效用：“由切音字以统一语言，易如反掌。”(81)“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82)并且有众多的改革者为“公有之音”设计出标音字母。不少改革者还要求由政府制订并颁布统一的“拼音字”、“合声字母”、“音标”，以取代当时各是其是、各行其是的数十种切音字方案，使全国“字母划一”。(83)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刘孟扬所设计的字母不再沿用传统的“切音字”名称，而索性称之为“音标字”，曰：“用此音标字注成京音，一则易于识字，一则各地读法亦可划一，并可为统一全国语言之导线。”(84)刘孟扬在这里所用的“注”字，与章太炎的主张是不谋而合：“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85)即“切音字”(或曰“简字”、“合声字母”等)的主要作用已从“拼写白话”转变为“标注读音”；其地位被确定为只能服从于、服务于汉字，而不是单独存在的文字，更不能取代汉字。这实际上是代表了语言文字领域出现的告别切音字与汉字相辅而行、并行使用的切音字阶段，张臂迎接注音字母新阶段的大趋势。
三是实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统一。早在甲午战争前，有识之士就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只是那个时期所强调的是书面语的改革。20世纪初年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既以语言为中心，对“言文一致”的关注重点也就从书面语言上升到整个语言层次。因此，改革者对传统语言现象的批评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
后世文人，欲借此(文言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以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世不相通，其口音迁流愈速，离而不可复合，同国如异域矣。(86)
造成书面语与口头语日趋日离，进而导致各地口音迁流歧异，其原因是统治者要垄断文化，使文字不能很好地承担“语言之符契”的职能，并且使书面语言脱离了其本然的复制有声语言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者对此状况所提的主张是：“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以语言济文字之穷，又得音标为统一之助，其于中流以下之人民，需求最切；而于蒙藏准回等之教育，效用尤宏。”(87)即实行以语言为中心的改革，通过汉语拼音使文字发挥“语言之符契”的作用，进而使书面语回复到复制口头语言的作用和地位，实现“言文合一”，以及全国语言统一。这个统一，是全方位的统一。所谓全方位，不仅是指国语是各个区域、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和阶层统一使用和通行的共同语，也是指在使各地口头语归于统一的同时，也使书面语与口头语实现统一，从而勾画出了中国民族国家共同语的形貌。
当然，改革者们决不只是作理论的勾画，国语建设的实际活动在清末已比较全面地展开。如前所述，改革者们提出了二十个切音字方案，这些方案都明白而强烈地表现出强调文字的民族性、统一民族语言要求的趋势。而且国语拼音方案越来越成熟，自觉地朝着“统一国语”目标行进。为了推广国语，有志者在各地纷纷创办简字学堂、简字官话学堂、官话字母学堂、官话字母师范学堂等。还编写简字课本，组织“官话拼音教育会”，创办《拼音官话报》，甚至在城镇街衢的墙壁上也书写官话字母，大力推广汉语拼音。在民间力量的强劲推动下，1909年，清朝学部将推广“官话”写上了《分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1910年，资政院在议员、地方团体和个人的强烈要求下，决议推行国语，其办法是：简字改名音标，审择修订一种拼音字钦定颁行。规定音标用法为：范正汉文读音、拼合国语，定于宣统三年试办。1911年7月，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并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由学部成立“国语调查总会”，进行语音、词法、词汇等调查，以审定“国音”；审定音话之标淮，音“以京音为主”，话“须合乎名学”，即合乎语法；将确定音标字，拼音法须合乎公例，音标字以简、美、便为要则；设立“国语传习所”推广国语(88)，等等。一个新型的民族共同语——国语的雏形已经产生。
通过对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考察，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近代以后的中国渐渐走出闭关独处而融入“万国”，民族、国家渐成为一种界说而日益清晰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且成为事关自己能否继续生存的大问题时，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思潮；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实现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上海强学会章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片》，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③《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论》，载《湘报》，第145号，1898-09-03。
④康有为：《长兴学记》，见《康有为全集》(一)，第547—5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⑤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1—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⑥栗万钟：《蒙学堂宜立章程说》，载《湘报》，第142号，1898-08-31。
⑦宋恕：《六字课斋卑议》，见胡珠生编：《宋恕集》，第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⑧⑩沈学：《〈盛世元音〉序》，见《盛世元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⑨王炳耀：《〈拼音字谱〉序》，见《拼音字谱》，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11)张鹤龄：《文敝篇》，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52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7。
(12)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载《时务报》，第61册，1898-05。
(13)(15)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见《一目了然初阶》，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14)《都察院代奏工部郎中林辂存请用切音字呈》，转引自力捷三：《闽腔快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16)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都察院代奏工部郎中林辂存请用切音字呈》，转引自力捷三：《闽腔快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18)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页。
(19)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2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0)沈学：《盛世元音序》，见《盛世元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1)王炳耀：《〈拼音字谱〉序》，见《拼音字谱》，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2)沈学：《〈盛世元音〉序》，见《盛世元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3)(26)蔡锡勇：《传音快字·凡例》，见《传音快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4)《都察院代奏工部郎中林辂存请用切音字呈》，转引自力捷三：《闽腔快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5)沈学：《盛世元音·字谱》，见《盛世元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7)卢戆章：《〈新字初阶〉序》，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28)王炳耀：《〈拼音字谱〉序》，见《拼音字谱》，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29)蔡锡勇：《〈传音快字〉序》，见《传音快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30)《国粹学报发刊词》，载《国粹学报》，第1期，1905-02；薶照：《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载《东方杂志》，1904(6)。
(31)贺涛：《复吴辟疆书》，见徐世昌编：《贺先生文集》，卷3，1914年刊本。
(32)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一)，第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3)《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载《东方杂志》，1904(10)。
(34)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08页。
(35)(37)朱文熊：《〈江苏新字母〉序》，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59、150页。
(36)杨琼：《〈形声通〉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38)(40)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自序》，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78、179页。
(39)杨琼、李文治：《宗旨》，见《形声通》，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
(41)反：《国粹之处分》，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第192—193页。
(42)吴稚晖：《书苏格兰君废除汉文议后》，载《吴稚晖全集》，卷2，第123页，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7。
(43)吴稚晖：《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见《吴稚晖全集》，卷2，第102页，按：这里所说的“万国新语”，即今天所称的世界语(Esperanto)。
(44(47)(48)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全集》，卷2，第99、96、82—83页。
(45)笃信子语、引自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载《吴稚晖全集》，卷2，第114—115页。
(46)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载《吴稚晖全集》，卷2，第131页。
(49)苏格兰：《废除汉文议》，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97页。
(50)吴稚晖：《书苏格兰君废除汉文议后》，载《吴稚晖全集》，卷2，第127页。
(51)《拟设国粹学堂启》，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下册，第630页。
(52)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载《政艺通报》癸卯年第23号。
(53)(56)章太炎：《规新世纪》，见《民报》，第24号，1908-10。
(54)章太炎：《国故论衡》，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28页。
(55)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见赵慎修编：《清末民初文人丛书·刘师培》，第165—16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57)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第6—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58)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章太炎全集》(四)，第3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9)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见《章太炎全集》(四)，第366页。
(60)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载《吴稚晖全集》，卷2，第132页。
(61)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见《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第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62)邓实：《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19期，1906-08。
(63)余一：《民族主义论·民族主义之定义》，载《浙江潮》，1903(1)。
(64)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见“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65)吴汝纶：《上张管学书》、《东游丛录》，转引自王照：《官话合声字母》，见“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66)王照：《挽吴挚父先生联语并序》，《官话合声字母》。
(67)章太炎：《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载《民报》，第21号，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66页。
(68)杨琼、李文治：《形声通·宗旨》，见《形声通》，“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69)王照：《普通字义辩》，见《官话合声字母》。
(70)劳乃宣：《上学部尚书唐景崇书》，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212页。
(71)沈凤楼在半日学堂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27页。
(72)《民族主义之教育》，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上，第405页。
(73)(76)王用舟、何风华：《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
(74)《直隶学务处复文》，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
(75)《资政院特任股员会报告书》，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229页。
(77)《都察院代奏工部郎中林辂存请用切音字呈》，转引自力捷三撰：《闽腔快字》，见“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78)马体乾：《谈文字》，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86页。
(79)见吴汝纶：《上张管学书》、《东游丛录》，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议论》，均引自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朱文熊：《江苏新字母·附论各省音之变迁及举例》，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自序》，均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52页；卢戆章：《颁行切音字书十条办法》，卢戆章撰：《北京切音教科书》，见“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80)庆福：《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25—126页。
(81)卢戆章：见《北京切音教科书·颁行二益》，见“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82)(87)王用舟、何风华：《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
(83)韩德铭等递资政院说帖，出自《资政院特任股员会报告书》，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218、229页；卢戆章：《颁行切音字书十条办法》，见《北京切音教科书》。
(84)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凡例》，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79页。
(85)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章太炎全集》(四)，第354页。
(86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序》，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
(88)以上均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