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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4)04-0064-06
一 文化观念一直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由西方人首创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走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即从欧洲各国关系研究到 世界各国关系研究，再从世界各国关系研究到全球一个“村”(地球村)的人际和组织间 关系研究，这三者之间惊人的、跳跃性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虽然这第 二个巨变，即从各民族国家关系到全球“一体化”关系探索的视域转变，现在仍在启动 和进行之中，许多人仍对之表示怀疑和反对，甚至是深表怀疑和强烈反对，但希望联合 国能改革成更实体化的“世界政府”、希望各种国际组织能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承担更 多的管理和协作作用、以及希望各国人民之间的民间交往能对促进单边、多边国际关系 起到更大影响力，建设和维持永久的和平生活，都已经是世界性的普遍民意。
人们熟悉的“国际关系”的一般定义是：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它们主要体现为国 家间权力、利益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熟悉的“国际文化交流”的一般定义 是：两种或多种以上的异质文化进行的相互传播和交流。这类“国际关系”和“文化交 流”的定义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人成了国家、民族、种族、文化的载体和工具；二是 国家、文化成了与人分离的东西。文化被国有化、实体化、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人 却没有在国际关系中占有应有的地位。所以说，过去国际关系理解中的“文化关系”和 “国际文化关系”被忽视了；同时国家间文化交流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流”被 忽视了。
南澳大利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霍尔顿在《全球化的影响》一文中说：文化处于 一种类似灰姑娘的地位，经济学和政治学科对待文化，如同对待一堆模糊的剩余物。每 当各种建立在理性和利益基础之上的解释或分析失败时，才会提及“文化”。[1]
实际上，国际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人际关系重视人性化的国际交往， 文化关系强调综合性的全球文明治理。国际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都不是由 “国家”完成的，而是由具体的人(个体或被组织了的个体)完成的。国际关系是人际关 系以国家、民族、种族、地区、团体……为单位进行的交往，它们也是人们的信仰(或 观念)、行为方式和不同社会组织制度之间的交往。正是这种文化间的不同关系和交往 ，使得国家间出现相互抗衡或相互制衡，相互信任或彼此仇恨，相互猜疑或彼此合作。
不同的国家间、组织间和人际间的“文化关系”，使得有些经济利益竞争激烈的国家 之间却可能毫无军事冲突的可能；也使得一些地理上相距甚远、直接利益关系也极为疏 离的国家间却彼此用远程导弹日夜相互瞄准；还有许多存在了千年百年的种族、民族、 国家、团体和个人，对某些国家的人们来说，好像是个空白，或者是个谜、一个奇怪落 后的地方，甚至像个危险的黑洞，是世界的“问题之源”。但这些厌恶性的想法，大都 是一些对异文化不同程度的偏见。
今天，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仍然是神圣的，但在“全球村”的“普适价值观”逐渐建 立的过程中，所有的文化都加速了相互交流的进程，并日益整合在同一个“现代文明” 的框架之中，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将成为一种“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的“亚文 化”。“现代文明”是一个现代人类共享的生活和对话平台，不同的“亚文化”是人类 各自追求的“身份”或“自性”。不同的亚文化之间是独立、平等的，又是相互渗透和 借鉴的。
今天，国家的主权依然是神圣的，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已经提出，并迅速引起 赞同或批判的回响和世界性影响。在各个国家的政府或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个热点问题进 行不同反应的同时，所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同步做出自己的反应和评判。对每个 个体的人而言，他或她总是处于一种或多种文化之中，具有一种或多种文化立场，所以 他的任何对世界大事的反应和评判都有其文化的背景或“文化基因”。人们的文化观念 和立场一直在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 已经设想，不同文化里是否有像生物世界里“生物基因”(gene)那样的基本而又齐一的 “文化基因”。60年代也有文化学者提出可以把这些可以交流传递的文化微观单元称为 “特征丛”(Trait-complex)或“行子”(actone)。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家道金 斯(Richard Dawkins)教授出版了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他在书中已经将生物世界 中生命“基因复制”这一本质现象的分析，应用到对人类文化演进机制的分析之中，并 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元”或人类行为“模仿”的“基本单位”起了一个名字，中文译 为“拟子”(meme)。文化拟子或思想拟子(idea-meme)在传播中虽然不像生物基因复制 那样有较高的复制保真度(copying-fidelity)，文化的承传和交流过程会出现许多变化 和混合，但生物基因的复制必须通过生物体的遗传关系(如父母与子女)来进行，而文化 拟子的传播可以在不同地区、民族和社会中毫无干系的任何人之间进行，而且均会像生 物基因一样地丰盛繁衍(fecundity)和忠实地自我复制。文化拟子的复制和传播，使得 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维系和传承，而这些“活动”中的文化拟子决定了人们认知世 界、把握世界、观察世界的态度、视角、进路、分类和解码方式。[2]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的重要作用、世界文化体系的结构、多样性文化与某种主 导文化(存在否?)的关系、文化的传播和被接受，观念的坚持和变迁、身份、认同、国 际行为道德规范等，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词。不能仅仅从权力关系和利益 机制去理解国际关系和建构国际格局，而必须审视同样决定了国际关系的人类文化基因 和不同“思想拟子簇”(clusters of memes)，从而理解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也是 一种“约定俗成”的国际社会机制，只要有人际的各种交流，就不可能停止这类过程， 从而尽可能地化解因彼此误解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主动地塑造和扩展国际关系“习俗 ”和“制度”。
并不是国际间的文化关系从不被重视，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关系过去从没有得到现在这 样的普遍重视，文化与国际关系的“关系”研究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基本拥有许多清晰 可辨的理论进路。
二 “文化”概念的内在张力与文化对国际关系的不同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涉及的学科和问题可谓纷繁复杂，各种已有的理论流派已经为我们今天 的思考奠定了厚实的学理基础。比较起来，各种理想主义派别更关心道德与和谐，希望 建立世界和平，各类现实主义派别更关心权力与利益，认为通过均势可以制约强权和维 持已有的国际和平，针对这两派间的三次大论战，新兴的相对主义、后实证主义、新马 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既博采众长，又别开生面。比如在对战争根源的问题 ，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十几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如人的侵略本能说、精神需求说、适者 生存理论、人口不平衡理论、心理恐惧说、利益趋动说、帝国主义论、意识形态说、误 解理论、结构主义理论、霸权主义理论等等，它们虽然意见分歧、理路不同、建议方案 差别，但都绕不开国际文化关系研究必须探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下列问题，不同的文 化团体和民族国家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
(一)人性的神秘性和可能性；
(二)集体与个人的交往行为模式；
(三)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
……
如果承认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不仅有集体利益和集体意志，而且也是由众多具体 的个人构成的集体，那么就不能仅仅考虑国家行为的经济基础和权力格局，还必须考量 人性的基础，即人的生物基因和文化拟子。在人类共通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面前，国 界、种族界、民族界和文化之界都是可以“逾越”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也是可以“通 约”的。在文化关系上，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性，但更需要 建设和强调的则是普适性、类性、共性和共识，而不是差异性、特性和矛盾。
1998-1999年左右，西方世界首先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出现由物质关系 向观念关系的研究转向，出现了由“国际政治”向“世界政治”的研究转向。虽然“全 球化”的趋势首先在经济领域和信息领域出现，但这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已使得以往 的国际关系变成一个地球村的内部关系；国际关系正开始类似于过去的国内关系。这个 问题换个角度看则是：现在人们讨论任何国内问题，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国际影响和他国 反应。这个世界上已不再有绝对的国内问题。
充分体现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已经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界得到广泛介绍，亚历山大·温特在其代表作之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1999)一书中 已经明确强调“国家也是人”。建构主义的理论解说已经成功地让人们注意到，国际社 会不仅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经济利益竞争和政治权力角逐，而且是不同人际、团体 和社会间的观念交流和碰撞，文化和社会间的互动总是与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共时态地 在确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国际体系文化是人造的，也是人可以改变的。今天的 人类国际社会完全可以通过彼此间的合作和努力，让一个更理智、宽容和友好的世界成 为“自我证实的预言”。
另一方面，以温特、卡赞斯坦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主要被介绍为一种崛起于国 际关系理论界内部的新流派，他们的理论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的学理抗 衡，既让我们感受到了理论高手在思想交锋中的才学和雄辩，又让人们见证了传统国际 关系问题的新一轮多学科反思。最终，文化的作用依然是作为补充的“第N方面”，是 “当各种建立在理性和利益基础之上的解释或分析失败时，才会提及的”“一堆模糊的 剩余物”。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俞新天在《国际文化研究初论》一文中就说：“国际 文化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向度出现，具有其必然性。它将使国际关系的理论更 加多维、丰富和深刻。”[3]专攻“建构主义与国际关系”的郭树勇先生也在总结了建 构主义的“合理性”之后，表明了自己“超越”的立场：“我们不同意建构主义之处在 于，即使利益由社会性观念或认知结构建构而成，但利益的质料却是物质的，利益的本 质也由生产力条件和交换关系所决定。……建构主义强调了话语实践和文化因素在某种 情况下能够发挥的独立作用，有时甚至发挥出比经济和政治因素更深刻的作用。同时， 文化或社会关系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非规律性……国际关系之行为体‘自我证实的预 言’从根本上讲是有限的。全面深刻地研究国际关系，不能忽视经济基础对国际上层建 筑的决定作用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性，话语实践终究只是从属于生产实践的一种社 会实践，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本体论’或‘实 践本体论’(社会实践本体论)，都必须在物质决定意识和物质优先性的前提下讨论，这 是我们与建构主义的观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的根本分歧之一。”[4]
事实上，讨论文化与国际关系问题的难度，就是文化既是讨论整体主义的，也是讨论 个体主义的；既是论述观念的，也是论述实践的；既是有非理性成分的，也是有规律的 。文化不仅是外交的“第四方面”或国际关系的“第三向度”，政治、军事、经济、社 会等也同时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讨论不是要克服这种两重性或模糊性，不是要只 取建构主义的“合理内核”从而“超越”它，实现更合理的“本体论”定位，而是要面 对“文化”概念中包含着的这种矛盾和张力，探讨文化关系对国际关系的各种影响及影 响方式。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对国家地位进行了本 体论的重新思考，他把国家比拟为个人，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创立了以观念和文 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社会结构理论。温特的许多理论见解具有“令人敬畏的潜力”，如 他的“角色认知”“观念化结构”“角色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等概念，都是富 有创见的。但另一方面，温特的理论探讨主要针对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的内 部争论，他努力超越的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而文化与国际关系的“ 关系”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开放性思考。
在讨论国际文化关系时，中义文化观或“文化模式说”更为适合，因为文化不仅是价 值观、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而且是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管理样式、法律规则的制定和 强制执行方式等。简言之，文化指的是那些被共享的价值观和被普遍认可的文化规范， 或文化是社会化的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这样的文化理解强调：讨论国际文化关系不是 讨论如何让某些部门的文化工作有效地配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不是 仅仅讨论如何利用文化在舆论上支持和宣传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样的具体工作，而 且要同时讨论如何检验和评价那些重大决策的价值观定位或导向、讨论有效提高不同民 族的基本素质水平和建设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在今天的国际文化关系研究中，尤其重要 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不同的国家公民文化和共同的世界公民文化。
三 应该重视“亚文化”、“反文化”和“反文明”的区别
区别文明与文化的可能性一直是令人关注的国际文化关系问题。文明是一个与文化概 念紧密相关的概念，在一些场合经常与文化混用。英语中“文明”这个词源于拉丁文
civilis，意指公民的、国家的和政治的，最早于西欧启蒙时期提出时，是作为与野蛮 时期对立的社会阶段，指文化发展的高级状态和积极成果。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是 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为时间观和范围上的差异，一般人们认为文明 是相对静止的已有文化成果，如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说：“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 死去的文化。”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 具有物质形态或制度性的外壳。而“文化”是一种不断由内向外溢出的生命力量。
在这种区分下，文明就主要是共有共享的，文化则可能是不断变革、相互交流和竞争 的。文化作为一种人的精神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往往具有与时俱进的变动性、扩张性 甚至危险性。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文化会自我否定，产生重重危机(祁滋兴)；文化是 一种“遮蔽”，也是一种伪装(胡伟希、田薇)；生活在文化中，是人的宿命(张法)；反 思文化的人就像总是在开倒车(李秋零)。[5]所以各种“活”的文化在一个空间内共同 发展也可能是充满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
斯宾格勒“文明是死去的文化”的说法并不被广泛认可，如亨廷顿先生就提出：文明 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 化，或兴起与衰落，或合并又分裂。[6]他的这种解释代表了人们一般理解中文明概念 “大于”和“高于”文化的想法。本文更同意这种看法。
用比喻的方式说：“文明是要不要穿鞋子，文化是穿不同的鞋子。”也就是说：文明 是共享，文化是共享的不同形式。文化的精髓是创造文明，所以文化的多元不会破坏文 化间统一的文明内核。国际文化的建设应该提倡多元和多样，但文化的差异不能违反文 明的本质，文化不能差异到不让人穿鞋子或做违反基本人性的事。国际文化虽然从历史 发展样态上看，曾经出现过许多不文明的现象，但研究文化和文化关系的目的，是避免 和制约一切反文明、反人类的文化现象。
有意识地区别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的讨论达成共识，但另一方面，语言是 一种约定俗成，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以同样的理解来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在生活和讨 论中必须面对和容忍客观存在的文明与文化观念的混用。虽然可以有意识地区分出文明 和文化在时间观和范围上的不同，但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又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文 明是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文化是文明被我们共享的不同形式。文化的精髓是 文明，所以多元的文化有着一个文明的平台，世界文化由此是可以多元而又统一的。文 化的多样化努力是必须积极鼓励的人类创造性活动，但文化的多样化不能多样到破坏文 明的内核，文明的平台上不可以随意开出“黑洞”或“特区”，让野蛮和愚昧也以所谓 文化多元的名义生存。
文化相对主义与人类普适性价值观并不矛盾。诚如以赛亚·伯林所说：“人与人之间 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被过分夸大了。没有哪一种文化缺少善与恶、真与假 的概念。因此，一般性的价值观是有的，这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事实，是一种莱布尼兹所 说的事实的真理而不是原理性真理。”[7]像“文明是要不要穿鞋子，文化是穿什么鞋 子”这样的比喻，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不能没有边界和底线。在炎热的夏天、在舒适柔 软的沙滩上，许多人都会同意不穿鞋子也很舒服，但不能因此说在寒冷的冬天，强迫他 人在粗糙尖锐的大地赤足行走，可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或不可以被干涉的“家政” 、“内政”或“自主权”。
由此可以统称仍在不断建设中的全球共享文化是“现代文明”，而在这种现代文明样 式中存在着不同的“亚文化”(sub-culture)。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拉 美文化、非洲文化等等，都是现代文明世界中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分支。当今世界的 所有国家都处于现代文明建设的某个阶段，面临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和机遇，虽然有 的国家、团体和个人反对“全球化”，但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团体和个人反对“文明 化”、反对那些以正面价值为主的“现代文明”成就，或以任何名义去破坏已有的真正 文明的成果。
凡在某些方面与国际主导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可以称之为“亚文化”，不同 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方式等，都会成为产生亚文化的原因。可 以说国际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亚文化体系。亚文化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亚文化有一种变种 ：“反文化”(anti-culture)。反文化指那些不与主流文化和平共处、坚决反对主导文 化的文化群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表现为否定一切纪律和秩序 、崇拜主观自发、任意发挥的东西；轻视宗教和社会科层制、崇拜自然和肉体自然，所 以在性行为上放荡不羁。但必须做出科学辨析的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组织、原教旨主 义组织策划的自杀性袭击不是反文化，而是一种“反文明”(anti-civilization)、一 种反人类文明的活动；“反文化”与“反文明”的“非文化”有根本区别，区别在于反 文化群体仍具有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尤其是他们遵守“文明的底线”，或者 说还不至于破坏生命的伦理准则。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是以一种 极端反社会的方式探索个人在复杂社会中的意义，他们的“性解放”浪潮虽然放任自流 甚至导致许多人的致病和短命，但没有故意和任意伤害他人的行为，所以多元开放的社 会应该宽容他们的存在；而类似“基地”组织的宣言、培训方式、培训对象选择和袭击 行动策划则体现了非我同类即敌人、我可以任意报复所有非我同类的理念。在这种理念 指导下的非理性行为，不仅会导致一些年青人的受骗和被迷惑，而且会致使其他亚文化 群体受到严重威胁和伤害，最终迫使他们只有两种极端选择：就范投降或坚决回击和消 灭对手，奴役和战争也因此不可避免。由此可见，人类世界必须鼓励“亚文化”和可以 宽容“反文化”，但绝不能容忍“反文明”“反人类”，因为那样就威胁到了我们每一 个人的起码生存安全。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关于“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许多学者仅从恐怖主义的“起源”或“根源”谈问题，或者仅从“机械现实主 义”角度谈论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暴力法则”，认为这类恐怖主义“反抗”方式 历史悠久、主要原因有贫富差距过大、强弱过于悬殊、宗教信仰有本体差异、民族压迫 等等。甚至有的人在谈到这些根源时还会认为对贫弱无望者而言，恐怖主义是他们最后 的反抗手段；这是一种弱者的暴力“游戏规则”；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导致了或催生了今 天的国际恐怖主义。但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秦晖在《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一文 中说：我们不能仅从表面理解所谓“强者与弱者的对峙”，被少数恐怖活动策划者“洗 脑”的年青人和妇女儿童、被恐怖袭击者武力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被飞机突然撞击的 两座世贸大楼中的普通上班人、乘坐在耶路撒冷公交车上的各国普通劳动者……他们才 是真正的弱者。我们看恐怖主义不能仅从根源或起源上看，不能仅仅考虑因果联系和恶 性循环关系，还要关注和分析它的“性质”。秦晖的文章明确提出：从性质上分析，“ 9·11事件”发动者所采用的攻击形式、攻击目标和攻击目的，说明这一类“恐怖主义 一是‘令人莫测的’暗中行动，二是打破任何规则的、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 总之，无论从事件的发生机制还是从事件导致的实际后果看，9·11事件决不是什么‘ 以恐怖主义对抗霸权主义’，而的的确确是以恐怖主义进攻自由民主，当然，首先是进 攻人类良知、公理和正义。”[8]
在“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对此类恐怖袭击事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共识，除了 当时仍然在任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公开对此表示叫好之外，其他政府、国际组织、文化 团体，包括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对之表示了方式不同的谴责和抗议 。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9·11事件”过后两年，这种大范围的国际共识和反恐 阵线已经有些风雨飘摇，歧见四起。一些人认为是美国的霸道主义行径、野蛮的战争行 径或者说“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动摇了这种表面而又脆弱的国际共识，另一些人则认 为在美国人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更宽容克制之外，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协作意识还远远 没有与正在高速进展中的“全球化”趋势相适应，冷战意识和国家至上主义仍然让人类 社会呈现出一种需要治理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当我们生活的世界出现了一种规 模令人震惊的威胁全人类基本理念的“反文明”行为时，它已经说明我们所生存其中的 国际文化关系出现了大问题，人类应该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正在这种松散的反恐共 识和不同形式的反美主义浪潮中显现为一片脆弱的精神疆界。
收稿日期：200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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