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迷梦的理性探寻——评杨健民《中国梦文化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梦论文,文化史论文,中国论文,理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健民撰写的《中国梦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立论新颖、材料翔实、剖析细密的学术著作。同时，由于行文畅达、结构巧妙、文采斐然，以及若干情节的曲折生动，又是颇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读物。此书对湮没于中国数千年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的许多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梦”文化作了一次深入、科学的考察，解开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文化疑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文化研究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钩沉探秘 发掘真相
众所周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隐藏着很多秘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活动都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具有极大的隐秘性。然而，此类事件和活动往往又最能反映历史的真相，历史人物的真实思想、感情及性格，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某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但由于存在着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与影响，它们或为正史所不载，即使不得不载的也往往因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以及“善恶有定”的传统，使尊者、贤者、善者的过失、污点常常被有意掩盖起来。史学也概莫能外。
作者以其敏锐、犀利的眼光，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一点，窥录到隐没于中国汗牛充栋的史书典籍之中的“梦”文化，正是人们打开历史奥秘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因为“梦”文化中不仅凝聚着关于人生、心理经验的社会选择和情感选择，同时亦折射着纷繁复杂的时代之光。他为了弄清一些深藏于厚重历史文化帷幕下的疑云，历时七年余，广泛收集、辛勤访求零星散落于海内外典籍文钞中的珍贵资料，钩沉发微，从中探求真相，多有新的发现。譬如对东晋历史上有关王敦叛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本书作者就作了一次重新解释。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的解释是：导致王敦作出叛晋行为的原因是其政治野心的急剧膨胀，目的乃是企图篡权夺位。但杨健民在认真研究了东晋历史之后，又从清代姚莹《唐輶纪行》卷十三记载的明代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的一首《纪梦》诗中，发现了有关王敦叛晋原因的另一种说法。书中对《纪梦》诗中郭璞托梦谈王敦叛晋原因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在王敦叛晋的整个过程中，其堂兄，即表示坚决维护帝室的东晋重臣王导，从中主使、支持、纵容及利用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可史书上却为何不秉笔直书呢？究其原由乃是因为王导是东晋重臣，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史家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影响，故将其污点抹去不录。本书作者充分利用史料，从中探查到了历史的真相，将王导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贤臣之“奸”披露了出来，把深藏于一个“梦”中的隐秘昭然于天下，同时，也解开了王敦叛晋这一历史事件中暗藏的谜团。在《中国梦文化史》一书中，像此类使人耳目一新的发现、探索甚多，令诸多历史公案真相大白。
二、不囿陈说 解疑辨难
历史是丰富多采的。但对一些并非正确的历史事件的评判，由于多年来众口一辞，代代相袭，以至成了定论，无人怀疑。另外，在历史上还常常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或由于历史资料有限，难以判断；或因史家各持一说，难有定论。对于此类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通常的做法是避而不谈。然而，作者却能不囿陈说，知难而进。他根据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梦”象进行比较辨识，通过对确凿史料的严密分析研究，辩证地发掘出其中深藏的奥秘，从而对某些历史定论或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悬案作出了充当的判断。人们都知道，唐朝曾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繁荣强盛的大帝国，但经过“安史之乱”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据史书记载，唐后期的社会完全处在一种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的危险形势中，国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笼罩在这些事件上的疑云迷雾也因政治局势的险恶而显得格外突出。《旧唐书》曾载代宗时飞扬跋扈、横行专权的大宦官李辅国之死是由于一个偶然因素所致，即“夜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新唐书·李辅国》却载李辅国的死因是由于唐代宗“遣侠者夜刺杀之”造成的。那么，李辅国这个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对研究唐史的学者来说，这一事件长久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作者却能另辟蹊径，通过唐苏鹗《杜阳杂编》上卷记载的唐代宗的一个离奇的“梦”，揭破了李辅国之死的谜底：由于李辅国“恣横无君，上切齿久矣”，并因此感梦诛之，于是“辅国寻为盗杀”。唐代宗这个梦境，其实是他为了铲除李辅国这个心头隐患，“遣侠者夜刺之”后所造的一种政治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推论，李辅国之死的历史真相也就昭然若揭了。
三、从与时代的广阔联系中去观察问题的实质
作者不但善于从众多史料的相互关系中去挖掘珍贵的资料，而且擅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某一看似孤立的、特定的历史事件，放到广阔的时代关系和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并辅以旁搜博采的资料，以大量事实对之进行合理的判断分析与确凿论证。
比如作者对《国语·晋语》中载骊姬因卑微的利己动机，矫情于君命，谗毁太子申生，以梦示来佐助暗杀，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这一历史事件的透彻分析，就十分切中肯綮。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以“梦”来实现政治企图，进行政治选择，“这是先秦的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正是由于先秦是一个政治兴趣高于一切的时代，“梦占”迷信也就从“竞于道德”走向了“逐于智谋”的阶段，带上了一层狡黠的色彩，“梦”也因此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事件，才会在政治操作的各个重要环节中发挥出特殊的魔力。关于武则天的“鹦鹉梦”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通过对《太平广记》卷277中引的《朝野佥载》、 《新唐书·狄仁杰传》，以及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三书记载的武则天“鹦鹉梦”的内容进行了仔细的参照比较后，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发掘出了“鹦鹉梦”深处潜藏着的武则天的心理隐秘，从而清理出这一问题的历史真面目。武则天统治后期，由于长期排挤、迫害王室成员，激起了极大的公愤。她敏锐地洞察到了潜伏在其政权中的这股暗流，她本欲立庐陵王李哲为太子以摆脱面临的政治危机，却一时找不到台阶下。于是，便不迟不早地“做”了一个“鹦鹉折翅”的梦，并在朝堂上当着群臣的面以梦境探问狄仁杰之意。而狄仁杰作为一个内臣，他对皇帝的心理状态早已默然于心，了如指掌了，且能顺时应势，见机行事。当武则天抛出这个梦后，他趁机谏复太子继位之事，正中了皇帝的下怀，为武则天在政治道路上的顺利转变铺平了道路，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可后世之人却误会了此梦，反将其作为武则天是个善于纳谏的好皇帝的佐证，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本书作者进而驳斥了这一荒谬的说法，指出“其实，作为一位‘挟刑堂之柄以驾天下’的女主，武则天是并不容易纳谏的”。在其他场合，她在那以女主临朝的心态作崇下，总是疑心天下谋反者多，故而起用大批专擅罗织罪行的酷吏，弄得人人重足屏息。作者恰恰是由于将这个所谓的“鹦鹉梦”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社会关系中去研究，才发现它决非平常的梦象，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梦”，是武则天的有的放矢。正因为梦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被作为统治者的某种主观意图的征兆而利用的，所以它成为政治家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依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以及对人情世态关系的深刻洞察，不仅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还将严密的考证和逻辑推论，以及对人物思想面貌的阐述密切结合起来，从研究对象与时代、社会的广阔联系中观察、探究问题的实质，从更深的层面上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展现了出来。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作者用了普遍联系的方法研究问题，才使许多过去无法理解的现象易于理解了，并找到答案。
四、追源溯流 总结经验
人们知道，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常常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思想动向和时代发展趋势。通常情况下，它往往会支配或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左右政治派别的纲领、政策，以至于决定某一时期历史的进程。因此，研究历史文化，必然会涉及到对社会思潮、社会风气的研究，而“梦”文化作为历史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枚绿叶，其发展的历史自然也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而独立地发展，它必定也会对时代的各种思潮有所吸收、演化、借鉴和发扬。作者没有忽略这一点，在研究中国丰富的梦文化时，对此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分析研究，总结了其发展中的经验。
如对先秦时典籍中多载记梦、占梦现象的原由，探究到其乃源于“殷人尚鬼”的文化心理；老庄的论梦则与春秋时“道”的观念盛行有关：两汉时多“天人感应”的情况则与谶纬神学的迷信有关；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梦”的热衷、恐惧则同道教与佛教对梦兆迷信的利用与渗透，以及佛、道因果报应观的盛行有关；而宋代的“梦”迷信与明清文人的祈梦风气则与理学思想笼罩下的“神蛰”观念息息相关。作者对这些思潮都作了细致的考察，深刻地分析了这些社会思潮、社会风气的性质和作用，有意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而此书的论点，既不同于全盘肯定中国历史文化中“梦”学理论的陈旧观点，又不同于全盘接收西方弗洛伊德等人“梦”学理论的彻底洋化观点，而是互相参照，比较异同，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有益因素，总结经验，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而且，还清楚地点明了“梦”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正面影响与负面效应，以求获得“取善避恶”的社会文化效益，这诚然是作者出色理论见识的又一次体现，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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