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合作和信任问题将成为一个学术主题
如果我们进行文献检索的话,就会发现,“合作”和“信任”两个词语在使用频率上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无论是在关于公共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思索中,还是在关于私人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对合作和信任的问题给予了超常的关注。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乐意于谈论合作和信任的问题。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要不了多久,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将会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几种理由:
其一,关于合作和信任的思考,是对近代工业社会的精神反叛。近代社会是一个以个体利益取向的竞争的社会,这个社会把人们型塑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使整个社会沉浸在孤独无助、以邻为壑的氛围中,特别是制度、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形式化,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丧失,而且这种状况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走出这种状态,学者们希望在对合作和信任的探讨中找寻出路。
其二,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性迅速增长的趋势,它迫使人们必须以合作和信任来应对社会的复杂性。虽然在近代社会的早期,一些思想家根据阶级关系的状况而预言说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简单化,但在事实上,社会发展却呈现了相反的趋势,人类前行的每一步都意味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社会复杂性增长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已经到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制度模式和生活方式无法包容和应对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找重建社会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基点。因而,对合作和信任的关注就包含了这样的期望。
其三,全球化提出了合作和信任的迫切要求。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全新的图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不仅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把全球变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而且还因为它的实现方式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在历史上,不同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要么是通过武力征服,要么是通过经济侵略和文化殖民,而在全球化运动中,虽然也存在着旧思维主导下的一些传统做法,但总体趋势是一个全球融合的过程。因而,在这场运动中,对合作和信任有着更高和更迫切的需求。
其四,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之间更大范围的合作和信任提供了可能。人们之间的合作与信任需要以信息共享为前提,也就是说,人们只有相互了解,才会相互合作和互相信任,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各种各样限制人们相互了解的物质的和地域的障碍,使人们实现信息共享变得容易了起来。因而,人们也就会更乐意于合作和信任。
总之,历史的发展向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任务,需要学者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人类合作和信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研究上来,需要根据合作和信任理念去重新设计制度、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如果说近代以来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性幽暗”和原子化个体利益追求的前提下的话,那么在今天思考重建社会的方案时,则需要将其奠基在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信任关系的基础上。
二、同一性与开放性需求下的合作和信任
对合作和信任的哲学把握,需要在人类对同一性的追求中进行。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话,就会看到,它历来都是把谋求同一性作为社会整合的行为目标的。然而,在人们追求同一性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现象:当人们在一个共同体中实现了形式上的同一性的时候,它在实质上恰恰丧失了同一性。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表现为形式同一性的强化和实质同一性的丧失。这里的问题是,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能否从对形式同一性的追求而转向对实质同一性的追求呢?通过合作和信任的研究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肯定的答案。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人们追求同一性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古代社会,主要是通过对异族的征服去获得同一性的,这种方式往往是在特定的地域中获得同一性的。与武力征服相比,宗教的传播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去获得同一性的,而且它所能够在地域范围上获得的同一性要远比武力征服大得多。但是,在性质上,宗教具有与武力异曲同工的效果,它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征服。有的时候,当宗教征服遇到阻碍时,又不得不诉诸于武力,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代社会,当资本征服一切的时候,远远打破了同一性的地域边界,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展示了“资本精神”同一性的力量。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近代以来的管理主义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组织结构也准确地把“资本精神”的同一性译解为固定的形式了。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人们并没有实现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所以依然以传统的方式去谋求同一性。比如,在所谓“文明的冲突”预言中,就包含着文化征服的策略性建议,在无法实现“和平演变”的地方,总会首先借助于武力去帮助文化征服的实现。比如,当用谎言去证明武力征服伊拉克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的时候,为这个国家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做法却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支持。这样一来,西方世界的同一性范围就扩展到了中东地区,并在伊斯兰世界打入一个坚实的楔子。
综观人类历史,在谋求同一性的历程中,走向了对形式同一性不断强化的路径,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形式同一性的日益增强。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形式同一性在法律、组织结构等一系列外在于人的规范作用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在实质上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只不过这种分崩离析被深深地隐藏在形式同一性的背后而不被人们所觉察而已。即便如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甚至个体心灵裂变等等,也时时显露出来。
当然,近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社会的分化,包括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分化、人群的分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迅速分化的特征。这就是近代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是迅速分化;另一方面却是同一性的强化。单纯从现象上看,这两者能够并行不悖似乎是令人困惑的,实际上,分化与同一性的增强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呈现出分化特征的,是主题意义上的历史趋势,而呈现出同一性增强的则是形式的方面。主题意义上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实质性的内容的分裂,恰恰是需要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加以矫正的方面,而形式方面的同一性本身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歧路,只是需要与实质上的同一性协同共进,才是历史进步的方向。所以,在谋求同一性的问题上,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意味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对形式同一性的片面追求将让位于实质同一性的重建。其中,人们之间合作和信任关系的确立,又是重建实质同一性的起点。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同一性都是与开放性相矛盾的,同一导致封闭,开放却增强差异。人们一直无法处理同一性与开放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在当今谋求发展的欠发达国家和民族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果真同一性与开放性是不可调和的吗?从合作和信任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如果人们所追求的不是形式的同一性而是实质的同一性的话,恰恰需要在开放性张扬的过程中来实现。
在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可以看到,同一性与开放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并造就了同一与开放基础上的合作和信任。合作的开放性基础即使在以往的历史阶段中的合作行为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在人类早期的一些有着共同信仰的宗教群体中,会有着较为普遍的合作行为,因为在这些群体内部,有着较为开放的环境。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信徒的心灵都是高度开放的,通过上帝的中介,信徒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开放水平。正是这种开放,使信徒们相互信任和合作。但是,就这些群体与异教之间的关系而言,则是非常封闭的,也正是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封闭性使他们之间相互猜忌、敌视和冲突。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也就是同一的,没有开放,就不会有同一,也就没有信任和合作。反之亦然。
就当前的现实而言,人们往往误以为经济是具有开放动力的,而文化则是拒绝开放的,因而往往把文化的差异性看作是开放的阻力。其实,当人们用封闭的心灵来看待文化差异时,看到的就是文化成为开放阻力的一面;相反,用开放的心灵看待文化差异时,就会发现文化差异恰恰是开放的动力,进而导向合作和信任。也就是说,根本问题在于人们所追求的是实质同一性还是形式同一性。文化差异的方面仅仅是形式上的,但在这种形式的背后,是有着同一的实质性存在的。比如,从形式方面来看,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化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相信,在对人们之间合作和信任的向往方面,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会有着共同的价值。事实上,在一切世界性的宗教派别中,都包含着对终极善的追求,而这个“善”的直接功用就是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信任。如果人们不去认识或不愿认识这些实质性方面的同一性,而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差异上,比如,不去理解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价值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同一性,而是一味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试图用西方文明去征服伊斯兰文明,并希望借助于这种征服去消灭伊斯兰文明,从而获得西方文明霸权下的形式上的同一性,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所以,在封闭的社会,当人的心灵也是封闭的时候,文化的差异性是合作的障碍。但是,在开放的社会,特别是开放社会也促使人的心灵走向开放的时候,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不是合作的障碍,反而成了合作的动力。最起码,文化的差异性可以激发人们相互了解的热情,进而在相互了解中发现需要合作的必要性和能够合作的途径。这样,就会走向实质的同一性。
事实上,开放社会是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当社会还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时,人们往往无法认识不同文化间在价值上的共同性,往往根据文化的差异而断定价值上的不同。也正是由于没有发现“文化”与“文化中的价值”属于不同的范畴,所以才没有找到在不同文化之间谋求共识的途径,才造成了很多无谓的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把文化与文化中的价值分开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价值,特别是在核心价值上有着极大的同一性,而这些共同的价值正是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些共同价值,使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相互信任和合作成为可能。由此看来,共同的信仰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曾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区域或范围内的合作,但这种合作还是低级形式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理性的合作。当人类进入较高级的历史阶段,以共同信仰为前提的合作就失去了历史意义。这时,人们会在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发现共同的价值,并基于这种共同价值开展合作。
总之,虽然长期以来文化差异构成了不同文化群体间信任的障碍,但那是应当归因于封闭社会的历史条件,当人类进入到开放社会的时候,文化的差异应当成为相互认识和理解的动力,通过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在一些核心价值上的同一性,从而使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信任障碍得到消除,进而出现高度整合性的信任机制。这种具有高度整合特征的信任与那种在文化群体内部基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信任相比,具有很高的理性色彩,属于合作理性的范畴,因而对于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来说,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摘自《齐鲁学刊》(济南),2005.2.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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