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与接受现状述评 *
⊙ 刘雪婷 刘瑾玉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统计国内外期刊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相关文章，从翻译对话性角度出发，对典籍外译研究与接受情况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对民族典籍外译与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可探索的方面做简要述评。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接受现状；问题；探索
一、引言
民族文学典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重视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挖掘优秀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进一步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1]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明确提出扶持外向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优秀出版物的翻译出版，做好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浪潮，众多优秀的民族文学外译作品已进入国外读者视野，如口头韵体文学中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盘王大歌》《泽基格布》《布洛陀》，格言诗《国王修身论》，叙事诗《少郎和岱夫》，小说《尘埃落定》，散韵结合的综合文体《蒙古秘史》《黄金史纲》和戏剧《北路壮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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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典籍外译虽看起来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但目前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外译成果甚至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民族学和翻译学两大学科的巨大学科能量融汇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当中，使其成为潜力并迸发喷涌的学术研究宝藏，基于其可挖掘的次级研究分支和未被重视起来的旁涉研究分支将令人叹为观止。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怀，长期被边缘化，在很多专题上甚至呈现出空白现状，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的翻译研究，尤其是典籍翻译研究之憾。[2]《大中华文库》系列浓缩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精华，少数民族典籍却寥寥无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也仅针对民译汉作品，未涉及外译方向。
本文拟通过统计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实践、研究与接受等文章，从翻译对话性角度出发，回顾和评价典籍外译研究与接受情况，对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可以探索的方面进行简要述评。
二、国外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现状分析
(一)翻译传播研究
量化统计334篇文章后发现，作者所在的科研机构依次为：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等。这些院校在该主题的科研上成果丰硕，可谓民族典籍外译实践与研究的学术重镇。但若以促进民族典籍外译事业长足发展的目的出发，民族间、地区间、院校间还应加强合作与经验交流，齐心并力，以整体成果走向世界。
此外，74篇涉及理论研究的文献中，使用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跨文化、社会符号学、概念整合、变异学理论的文章数量并不多，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视角仍需拓宽。王宏印和邢力指出：“一方面原本出于民族学的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可统归翻译学中的典籍翻译研究分支，中国民族典籍翻译身兼二任，学跨两科，成为民族学与翻译学融会贯通的交叉研究领域。换句话说，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在民族典籍翻译这一脉支流中得以交汇融合，使后者成为学术价值和学术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17]由于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常常涉及民族学、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知识，并非局限于翻译学，运用跨学科理论分析文本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学科视角单一的局面，符合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亦能提高多样化程度。
研究方法上，国外多运用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早在20世纪左右就已被国外学者应用到民族典籍翻译实践中。如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 Neel)和潘尼克(Douglas Penick)译本，侧重于在英国和美国的翻译传播，注重异域风情并受到藏学热的驱动。这些汉学家(藏学家和蒙学家)一般采用编译和无原本的民族志翻译策略，采取散韵结合的形式，其中的韵文像现代诗，体现出一定的后现代解读倾向。[3]著名译者大卫·妮尔曾多次来中国做田野调查。她1916年7月首次入藏，但于9月被迫离开；1918年7月至1921年2月再次来到中国，用了整整32个月的时间在西北地区藏传佛教活动中心——塔尔寺，观赏喇嘛们的宗教仪轨、说法和舞蹈，逐渐融入西藏人民的生活中，进行了煮茶、洗漱、读经、翻译等一系列活动。1922至1923年，大卫·妮尔在四川藏区生活了一段时间。其间，在云登喇嘛的帮助下听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搜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国后，大卫·妮尔将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成格萨尔故事——《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33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民族典籍外译多需要跨学科的理论研究。研究者运用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相应的理论方法分析翻译作品将有助于拓宽民族文学翻译理论视角、完善相关理论体系和学科构建。前期成果中的理论方法有待重视。
(二)译本译者研究
为获取与国内民族典籍翻译相关的文章，本文通过EBSCO在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ERIC 以及JSTOR 等外文数据库中检索Chinese ethnic literary translation和Jangar /Janggar ，Ges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等具体典籍英译本名称的方式进行多次搜索。将结果大致分为4类：译文研究、原文本研究、译者、文本外因素(如文化、历史、政治因素)研究。
1.译本评论与研究
3.少数民族文学典籍译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目前，译者交流平台较少，多为全国性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和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每年关于翻译的学术研讨会虽数量不少，但民族翻译研究成果的广度还应扩大，打破集中的区域性交流。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文学译介与研究的中西对话少，与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互动和合作少，译者很难及时了解海外对少数民族典籍译本的接受状况，这对推介优秀少数民族文学典籍是非常不利的。
表1 民族文学典籍译作的相关译评
2.原文本研究
（197）狭尖叉苔 Metzgeria consanguinea Schiffn.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李粉霞等（2011）；余夏君等（2018）
1.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学理意识有待进一步重视。基于国外研究综述可见，国外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前已经开始，且多具有深厚的跨学科理论功底和多视角研究观念。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少数民族文学外译史、民族文学外译理论方面的书籍屈指可数，相应学科体系与理论架构尚未建立，仍处在学习和摸索的阶段。根据刘艳春和赵长江两位学者的研究可见：国外译者多是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翻译，翻译活动多为副产品且为研究服务。中国译者多为高校英语教师，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志诗学等了解较少，其译本缺乏研究深度或理论深度。[17]
3.译者研究
除了典籍翻译的译文、原文外，国外学者还对民族典籍的译者展开了研究。如瓦尔拉芬斯(Walravens)回顾了意大利蒙古学家、社会学家罗伊果与《蒙古秘史》《格萨尔》相关的学术生涯和翻译研究。他指出，罗伊果在孩提时代对“Japanese script”(日本脚本)感兴趣，因此便去学习东亚语言与文化；求学期间对“Mongolian script”(蒙古脚本)很是着迷，于是着重关注蒙古历史与文化。他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博期间深入研究了元朝的耶律楚材。在那之后，罗伊果在堪培拉定居，出版了系列元朝历史人物传记，注释详细的《蒙古秘史》译本。[10]
4.文本外因素研究
心肌肥厚的确定 给药8周结束后，处死大鼠，迅速开胸取心脏，分离左、右室，用滤纸蘸干后分别称取左室和室间隔重量 （LVS）以及右室重量（RV），计算LVS-BW比和LVS-RV比；并取部分左室组织，用4%多聚甲醛溶液固定24 h，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
文本外因素研究包括蒙古史研究、意义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吉姆(Kim)对比了意大利人柏朗嘉宾(John of Piano Carpini)的《蒙古史》与佚名的《蒙古秘史》，研究了13世纪东西方贸易往来频繁和全球化背景下，蒙古帝国如何建立绝对的统治规则与霸权的过程。[11]意义研究如科曼(Kermen)和斯维特拉娜(Svetlana)例证了史诗《江格尔》中的民俗文化在卡尔梅克民族文化和艺术复兴过程中的意义，即卡尔梅克民族文化是反映蒙古族和瓦剌祖先历史记忆、起源并进一步塑造民族意识的结论。[12]影响因素研究如政府政策对民族文化复兴的影响。马克拉斯(Mackerras)讨论了特定历史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民俗音乐及舞蹈的政策对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13]
三、国内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现状分析
民族文学典籍英译研究是外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朱振武和黄天白以徐穆实《额尔古纳河》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中的民族文学词汇、对话及语段，得出民族文学作品成功译介需保留民族和民族文学特色，尊重其特有文化传统和意向的结论。[14]这不仅针对英译，而是从宏观角度考虑对外译介。因此，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两次“高级检索”。首次，以搜索最大范围的结果为目的，通过检索全文内含少数民族文学并且内含英译，或者全文内含少数民族典籍且内含英译除去干扰项的方式进行精确匹配，不限文献来源及年份，截至2018年12月12日，共得出1264条检索结果。再以查缺补漏为目的，通过全文内含少数民族文学并且内含外译，或者全文内含少数民族典籍并且内含外译进行题名检索，仍不限检索范围和年份，截至2018年12月24日，共得出419条检索结果。
获取两次检索结果后，按以下标准进行了人工逐条筛选，即根据少数民族文学及典籍定义，通过识别和判断原文作者是否少数民族、翻译内容属外宣还是文学典籍、文章是否涉及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删除重复及不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范畴的文章，得到期刊334篇、博士论文8篇、学术硕士论文26篇、实践报告16篇。
(一)期刊论文
下文将筛选后的334条检索结果为考察对象，通过统计时间、主题、来源等要素，简要分析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情况。
表2 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发表年份统计
从上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6至2010年间相关研究文章较少，自2012年起呈数倍增长。除2015年外，外译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且近3年最高。这说明典籍外译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成果较多，其发展之态势预示着广阔的研究前景，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亦将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新的突破与提高，创造更高的文化及社会价值。从下文数据可知，这可能是近年来国家项目基金资助、政策支持和导向的结果。
1.研究主题分析
内容上，这些文章涵盖的主题较广，除理论分析文本和策略方法研究外，还有少量副文本研究、翻译语料库构建、翻译史研究、可译性及实证研究，因文章数量少，不再赘述。如表3所示，理论研究仅占22.16%，总数较少，这反映了民族文学外译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亟待加强的现状；此外视角较新的语料库构建、翻译史、实证性研究类文章数量少，仅寥寥几篇，研究视角有待拓宽。
表3 各类文章主题数量占比统计
蒙古族长篇叙事诗《江格尔》是以蒙古帝国主要历史事件为骨架的英雄史诗。早在19世纪初，国外学者就开始不断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江格尔》，其中俄罗斯、蒙古、芬兰、德国等国学者以本民族语言文字整理出版的单章或多章故事版本及译本、原始资料版本、加工整理版本就有30多种，以尼泊尔语、波兰语发表的相关文献也可在网上搜到。从1802年开始，德国的别尔格曼、芬兰的兰司铁、俄罗斯的米海洛夫等学者从卡尔梅克的额赖·奥布莱、巴德玛·乌布希诺夫等江格尔齐那里先后记录、整理、出版的《江格尔》共有31章。[5]我国最早出版的《江格尔》，是在边垣1935年入狱后，根据与他同狱的满金讲述的故事写成的。相比之下，国内《江格尔》研究晚了至少20年，对原始资料版本的发现和翻译更是晚于国外很多年。但令人欢欣的是，2010年后我国陆续出版了3种《江格尔》英译本，是国际上仅有的全译本。通过WorldCat数据库检索平台搜索3种译本的馆藏信息可发现，新疆大学出版的蒙汉英合璧版仅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德国下萨克森州大学城哥廷根图书馆两个馆藏；吉林大学出版的汉英对照版仅有国内两个馆藏；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赞助、五洲出版社出版的《江格尔传奇》有23个馆藏，其中20个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各一个。总之，《江格尔》英译本的馆藏总量与马克·本德尔教授一本少数民族文学译作的930个馆藏量相比，犹如沧海一粟。此外，外刊中与《江格尔》相关的研究也多围绕海外学者的蒙、俄、德译本展开，主题上多与史诗起源、书面转写原则相关，与英译相关的文章非常少，这反映了《江格尔》英译本在国外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外译接受效果不佳的现状。
如表4，在主题为“翻译的策略方法”的62篇文章中，2016年数量最多，且较上一年增长率最高。此外，2017至2018年递减，反映了翻译策略研究热度有所下降，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新的良好态势。通过回查文章，发现2017年发表的有关构建英译语料库、研究典籍外译中的“副文本”(包括标题、序跋、出版信息、插图、注释等内文本，书评、访谈等外文本)等主题的文章视角较新。2018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典籍英译过程中对网络资源的利用、语料库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特征研究等主题的文章也视角较新。可见，这两年随着民族文学典籍外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外译研究正逐渐向多视角拓展。
表4 翻译策略方法类期刊发表时间统计
2.文章来源分析
据统计，刊载外译相关文章最多的刊物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主办的《民族翻译》、贵州民族研究所主办的《贵州民族研究》和民族地区高校学报。此外，外语类CSSCI等一系列重要刊物《中国翻译》《山东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也刊登过不少文章。其余还有部分发表在社会科学类刊物《社会科学战线》《社科纵横》《科教导刊》，文学类《散文百家》《北方文学》《安徽文学》等刊物上。以上数据反映了民族文学外译成果发刊阵地分散，核心刊物少，研究主体仍是与少数民族教育科研相关的高校，研究成果尚未实现巨大突破与创新、深度不够影响力不足的现状。
图1 国内民族文学翻译与研究相关的文章来源分析
3.机构分布
国外民族典籍译入远远早于国内的典籍译出。藏族《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史诗。据现有资料看，海外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了英文的译介和研究，二战后北美地区出版了几部《格萨尔》(Gesar)英文本，这与藏传佛教与海外汉学在该地区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密切相关。[3]被誉为解读草原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由于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已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甚至卷起了一股“秘史风”。然而，该书的英译本却都产自国外，如1963年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版，1982的年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译版，2001年的奥侬(UrgungeOnon)译版，2004年的罗伊果(Igor de Rachewiltz)译版。此外，鲍登(C.R.Bawden)译蒙古典籍《黄金史纲》(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Tobci ，the Text ，Translation and Notes )于1955年出版；1977年，塔唐(TarthangTulku)译藏族格言诗《萨迦格言》(Elegant Sayings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Dharma Publishing出版；1982年，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译彝族民间叙事长诗《赛玻嫫》(Seven Sisters and the Serpent )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还有“1983年罗伯特·丹柯夫(Robert Dankoof)的《福乐智慧》英译本，1988年拉尔夫·凯吉尔(Ralph kiggell)的《藏传佛教艺术》英译本，1995年安东尼·沃克(Anthony R.Walker)的《牡帕密帕：拉祜族民间史诗》”等[4]，说明我国民族典籍外译实践开展较晚，早期将国内优秀民族文化传播出去的多是国外译者。
综合素质测评对学生，尤其是对贫困生的心理、学习和经济状况的提高等方面的促进作用［17］，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18］。
冰箱行业转型升级提速，这一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认可。国家信息中心资深家电产业专家蔡莹局长对2018年国内冰箱市场及相关宏观要素变化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整体冰箱市场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但需求变化带来的产品差异化结果相对明显。高端产品占比明显提升，但是，新品推出速度和占有比例明显下滑，上市一年以上产品成为销售主力，这意味着，冰箱行业正在遭遇创新瓶颈，在未来，整个市场规模增长有限，但是，整体市场的品质和价值会有所变化，市场门槛会大幅提升。
(二)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的项目基金
回顾国外对我国典籍外译研究和接受情况，可以发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时间相对较短，外译本影响力尚还有限。针对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目统计来看，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成果呈上升趋势，但也出现个别年度的下滑。笔者认为这均反映出当下我国少数民族典籍文本翻译和研究中存有一些困难与不足，即：
表5反映出，2011至2016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逐年递增。结合表1反映的情况来看，自2011至2018年间文章数量递增，近3年最多，可知近年来外译文章多与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多紧密相关，故可推断科研成果的多少与国家支持力度相关。从主题上看，65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民族典籍翻译史研究上，如：英语世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民间戏剧比较研究、茶典籍系列的互文模因追溯及其英译的多维视域融合，由此可见国家对学科理论建设与域外译介的重视程度。作者单位的分布上，有22篇出自民族类院校，包括：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民族类院校与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相比，总数虽少，但发文量却占据了很大比重。如前文所谈，民族类院校是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的重要基地，在校报上刊载了大量的翻译科研成果，对研究民族文学典籍外译、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作用不可替代，故若要促进民族文学翻译事业发展，国家层面上仍需强化科学系统的顶层规划，并加大对民族类院校科研的支持和赞助力度。
表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时间统计
四、问题与建议
所统计文章中很大部分都有项目资助。其中涉及国家社科项目基金的共计65篇，包含4项重点成果，6项西部项目成果，体现了国家对民族文学外译研究的支持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根据穆雷教授所述：“2004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专项资助西部地区社科研究项目，简称‘西部项目’，其宗旨之一就是抢救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更好地服务西部地区社会文化发展。”[16]此外还有10篇国家民委员科研项目成果，2篇国家语委科研项目成果，28篇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和7篇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成果。
原文本研究包括元语言研究和某一类词汇的研究。斯特里特(Street)系统地研究了带有后缀-ba的词汇在中世纪蒙古语文献中的使用。在介绍了-ba的各种变体形式、中文转写形式、部分含义及其使用后，作者通过对比柯立夫与罗伊果英译中带有后缀-ba的句子或词汇，发现后缀-ba在蒙语中仅用作单数，且常用来指男性。[8]摩西(Moses)认为典籍《蒙古秘史》中使用的大部分数字都具有传奇性。他将历史事实与想象的事件结合起来分析总结了数字在该典籍文本中的用途及意义。[9]
2.少数民族语言对外译介工作开展难度大。段峰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二度翻译，也是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而这种二度翻译因民译汉和汉译外两个环节互不相涉而显得相互脱节。在这种情形下，外语译本如何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意义，减少汉语文本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归化翻译”所带来的影响就成为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18]译者使民译汉和汉译外两个环节互通互鉴，且在不改变原有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考虑国外受众的接受无疑是必要且难行的。此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如何获取相关原始资料，如何熟悉典籍生长的民族语语言环境和赖以生存的民族语言魅力，都是译者须首要面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译者能够兼顾外译受众的期待和译介效果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译者也是不可多得的。
从宏观上来说，受访医疗机构认为“两票制”政策对各方面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医院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占74.4%）、药品配送时间缩短（占69.2%）、药品配送流程优化（占41.0%）、药品质量提高（占10.3%）、药品价格降低（占2.6%）。“两票制”政策对受访医疗机构的影响程度分布情况见表2。
曾先生表示，他本人有多次出国经历，英语交流也没有问题，瑞典媒体称中国游客“拒绝交流”，很可能是在自己出去找酒店期间，完全不懂英语的父母没有回答旅店工作人员的问题。
阿特伍德(2001)在《成吉思汗的生活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nggis Khan )中客观、系统地评价了《蒙古秘史》的5种英译本。亚瑟·韦利译本并非基于原文本的蒙古文，而是大幅删减的中文。柯立夫译本珍贵而精确，但音译的部分蒙文词汇是无法读懂的。此外，柯立夫译本导言虽介绍了译者所做的大量学术研究，却很少提到与“秘史”相关的故事。保罗·卡恩译本虽也弥足珍贵但却也经过了删减，隐晦了该书的历史意义和形式韵律。罗伊果译本是精准的、可读的。罗伊果通读了《黄金史纲》，并在翻译时注意到了《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纲》之间的联系，该译本注释过多，但学术价值较高。奥侬译本语言流畅，注释适量，适当地留给读者想象和理解的空间。[6]此外，鲍登(1987)在对尼古拉斯·鲍培MongolischeEpen 的译评中回顾了苏联、中国出版的史诗《江格尔》的翻译史，即1978年卡尔梅克出版的俄文版、1980年乌鲁木齐出版的托忒文版和1982年呼和浩特出版的回鹘蒙文版。鲍登探讨了《江格尔》的发源地问题，并提出针对未来的“国际江格尔学”研究，无论是来自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学者，以及在此方面更为卓著的蒙古国学者，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如中国的仁钦道尔吉、德国海希西)，尼古拉斯·鲍培的作品都将有一定帮助的结论。[7]
案例库建设中，采用了“选”、“整”、“合”、“饰”的方式，逐步完善了整个案例库：“选”就是在大量信息中，选择适合我校教学实际的案例；“整”就是将选择的案例按照工艺特点分类整理；“合”就是将案例的背景、分析、适合领域、教学建议整合在一起；“饰”就是给案例做好标记，添加名称编号等，便于输入到案例库框架中。
4.传播与接受效果不够理想。我国民族文学一直不乏优秀作品，民族文学的外译本能够走出去被国外读者接受的却较少，引起的关注也十分有限，国际影响力不足。虽有翻译和传播要针对特定读者群的想法，但事实证明，国外学者选择的民族文学典籍仅仅是一小部分，覆盖面较窄。谢天振认为，我国国家的领导人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事业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总体来看，收效甚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9]
针对以上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拟提出以下今后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可探索的4个方面，与学界相讨论。
1.强化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理意识。促进外译研究学科建设重中之重是要在观念上处理好民族性与主流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树立民族文学以整体形象走向世界的意识观念。在此基础上，拓宽理论研究视角，推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多元化、与时俱进，借鉴吸收民族学、人类学、古典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推动理论框架构建与学科发展。王晓农认为，作为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典籍翻译的理论仅仅依赖传统的汉学和汉译外的理论认识是不够的，甚至是无法建立的，它必须依靠在自己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才可能获得。[20]
2.完善译介规划路径和机制。在国家层面上，建议相关部门和专家综合考虑国际形势、我国周边环境和外交关系、受众的文化心理和接受语境等因素，做好前期调研，合理布局，进行顶层设计；后期评估时，深入市场，通过反馈进行调整。此外，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实践及研究需要相关的政策和经费支持，译介成果也需要借助现代化媒介，通过媒体、网络、视频、影像资料等加大推广力度，以全球化和现代化视野刺激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地方层面上，建议相关部门和学术组织相互协调，进一步统筹安排，科学选题，优化并拓展成果刊发阵地，完善鼓励和奖励机制，在译者选择、翻译流程上严格把关，仔细考量。
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四业”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本研究主要以教育技术系2015级本科生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课程中“电子档案袋”这一章节内容的教学为例，探究基于智能手机的课堂互动系统（师星学堂）在具体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流程，并通过课堂的具体情况和学生学习记录的综合分析，为今后该课程开展智慧课堂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如下。
3.加大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研究队伍的培养力度。宏观上，注重相关培养单位拓展外译研究人才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翻译、民族语言能力4个方面的培养空间。微观上，建议相关院校将目标规划落到实处，引进得力师资，开展大量切实有效的教学工作，或举办民族文学外译培训班，开设相关研究课程，提升译者语言能力，理论素养和研究水平。另外，增加留学生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利用会议和国际访学等形式向海外汉学家和民族学家推介文学典籍，吸引海外人才的关注，推动合作研究。
4.充分利用已取得的国内外民族典籍翻译学术成果，增进民族间、地区间、国际间的学习交流与合作，吸收中外民族典籍翻译实践经验的同时促进典籍外译理论研究发展。中国译者若能够学习国外译者的研究方法和译本的长处，做到研究与翻译并重，将可能助推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进一步发展。
山塘水库鱼鳖混养采用的是绿色生态养殖模式，一般情况下病害发生较少，但偶尔会有些常见病害发生。草鱼病害主要是“三大病”和斜管虫病。鱼病诊治需要请有专业水平的渔医生来处理，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山塘水库中华鳖病害少见，适当预防一下即可。
五、结语
汪榕培和黄中习指出，使得民族的成为世界的，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性可言。[21]为了更好地对外传播和推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需要根据翻译研究与接受现状史反映的问题，加大民族语言翻译人才培养力度和高校科研支持及资助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外民族典籍翻译学术成果，加强各民族地区学者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跨学科理论架构和学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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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9)03-0050-10
*本文系教育部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委员会项目(MTIJZW201816)、2020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项目(NJYT—20—A01)和内蒙古教育厅课题(YJG20181012613、NGHWZ201702)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瑾玉，汉族，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典籍翻译、翻译史与理论研究。
刘雪婷，蒙古族，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典籍翻译。
(责任编辑：顾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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