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50年总供给缺口研究(1887-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口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总供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3)02-0019-05
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都是以一定的前提假设为条件的，因此，关于前提假设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包括经济史研究中的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考察中国近代宏观经济史的研究文献，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供给约束型还是需求约束型，研究人员鲜有考虑，致使一些学者在研究时可能犯了不当使用理论框架的错误，使得他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刘巍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根据总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贸易条件、马歇尔—勒纳条件等多个角度的逻辑与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近代经济的基本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刘巍，2010)，这一研究使得我们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有了一个可靠的、可依赖的上位前提假设。
从近代中国“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的基本判断出发，经济运行中事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封闭假设下投资需求大于储蓄，应该是正确的逻辑延伸。如果总供给缺口得不到补充，则产出必呈停滞或下降走势，从而达成事后的总供求平衡和储蓄—投资平衡。然而，中国经济在1887-1936年50年中却是增长的。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887年为132.7760国币亿元(1929年不变价格)，到1936年时为329.7553国币亿元(1929年不变价格)，50年中增长了大约2.48倍(刘巍、陈昭，2010)。近代中国总供给缺口在物质形态上是如何补充的？这种补充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何意义？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相应研究，以明确近代中国50年总供给缺口的物质补充形态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关系。
一、总供给缺口的趋势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有了对外贸易，国民收入的构成从支出角度看就等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总和，用公式表示就是：Y=C+I+G+(X-M)(高鸿业，2011)。从恒等式Y=C+I+G+(X-M)分析，内需=C+I+G，若内需大于Y，则必存在供给缺口，反之则存在需求缺口。考察近代中国50年的进出口，净出口NX=(X-M)始终为负值，即Y+NX=C+I+G，那么就可以将NX看作是近代中国的总供给缺口。
近代中国海关的统计资料相对比较完整和可靠，根据近代海关的贸易统计，可以计算得出近代中国的净出口NX，即近代中国的供给缺口，数据见本文附表。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化，往往包含了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因此在分析时需要将两者分离出来，从而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其长期趋势变动和周期循环变动。本文使用HP(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对近代中国的净出口NX进行分解，其中NX表示中国的净出口，Trend表示长期趋势，Cycle表示周期波动。NX值全部为负值，为了便于直观观察，本文将其全部取绝对值作图1如下。
图1 近代中国1887-1936年NX的HP滤波分解
根据HP滤波分解后的图形和数据，观察近代中国净出口的变动周期，即上图中的Cycle线，可以看到净出口的周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87-1906年，为贸易逆差缓慢增长阶段；第二个阶段为1906-1919年，贸易逆差呈现出缓慢下降的态势；第三个阶段为1919-1932年，表现为贸易逆差的快速扩大趋势；第四阶段为1932-1936年，是贸易逆差的缩小阶段。
总供给缺口增大，通常应会使得物价上升，反之相反。刘佛丁等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水平的周期性变动，工业品批发物价指数和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上吻合总供给缺口的波动周期，验证了总供给缺口与物价变动之间的关系。刘佛丁等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波动研究中，认为影响中国近代中长期波动的因素除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等因素外，还包括近代中国经济的波动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是同步的这一因素(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1997)。陈昭、刘巍在《经济一体化亚种：近代中国经济周期的从属性》一文中，认为在1887-1936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段，中国经济周期同英美主要国家的周期波动一致，具有同步性；在非同步阶段，中国的经济周期也从属于英美(陈昭、刘巍，2009)。我们认为，他们的结论对近代中国总供给缺口的周期变动同样具有说服力，即导致近代中国总供给缺口周期变动的原因主要是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是被动的、从属的。
二、总供给缺口的逻辑分析
1.总供给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果事前的总供给缺口得不到有效补充，则事后的产出必定呈现出停滞或下降的趋势，但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增长的，这说明近代中国事前的总供给缺口是得到了有效补充的；再者，如果事前总供给缺口变大并被事后有效补充，则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上升，如果事前总供给缺口变小，则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放缓。假如我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总供给缺口就应该和经济增长呈现出同步的变动关系，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我们通过HP滤波方法对近代中国的总供给缺口即NX和近代中国的总产出Y进行分解，分离出其各自的长期趋势，作图2、图3进行直观的观察。
图2 近代中国1887-1936年NX的HP滤波分解的长期趋势
图3 近代中国1887-1936年Y的HP滤波分解的长期趋势
通过对以上两图的对比，我们发现近代中国总产出的增长趋势和总供给缺口的变动趋势基本趋同，稍有滞后。观察图3，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7-1907年，为经济增长的缓慢上升时期；第二阶段为1907-1915年，经济增长呈现出基本停滞的态势；第三阶段为1915-1936年，经济增长重新转为快速上升趋势。图2净出口的趋势在1932年后下降，主要是由于本文1932年后的数据不包括东北的贸易统计数，使得1932年后的趋势失真，如果考虑加上东北的数据，可以认为近代中国的贸易逆差长期趋势仍是延续1914-1932年的长期扩大趋势的。这样两者的趋势变化基本相同，经济增长趋势滞后总供给缺口趋势约一到两年的时间，说明前文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总供给缺口是制约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且这一缺口是得到了有效补充的。
2.总供给缺口的物质形态
近代中国经济是增长的，且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总供给缺口的趋势基本一致，说明近代中国的总供给缺口是得到了有效补充的。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供给一端，而不在需求一端，因此，总供给缺口的补充在物质形态上应该主要是进口的资本品，而不是进口的消费品，只有进口的资本品才能推动国内投资的增加，进而通过投资的增长推动经济的增长。
严中平先生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它选择了12项主要进出口商品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商品的性质，把它们分别统计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他的统计以千元为单位(严中平，1955)，我们将其除以1.558换为海关两，并计算其占贸易差额的比重如表1。
杨端六、侯厚培等在《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一书第五表“入口货总值及分类统计表”中，将近代中国的入口货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饮食物及烟草、第二部原料及半制造品、第三部制造品、第四部杂货，并根据海关册分别统计了各部货值(杨端六、侯厚培，1931)。根据生产资料的含义及严中平对生产资料的分类，我们将第二部原料及半制造品中明确标为消费品的一列扣除，加上第三部中的机械、金属品及交通器具作为进口生产资料总值，并计算其占贸易差额的比重，1893、1903、1910、1920年的比例分别为54%、52%、112%、94%，与根据严中平数据计算而得的比重相比稍有高出，这是由于严中平的统计是十二种主要商品，而杨端六等的统计是全部进口品，并且两者的数据相比较差别并不大，说明本文对杨端六统计数据的再加工是合理的。1887-1928年进口生产资料占贸易差额的比重绘图如图4，所用数据见附表。
图4 进口生产资料占贸易差额比重
图4中，除少数几个年份1915、1916、1919年和1927年的比例较高，在2以上，其比例较高的原因是这几年的出口值较高，使得贸易差额变小所致，而非进口生产资料大幅上升所致。剔除这4个非正常年份后，其他年份的比例在大多数年份都在1以内，平均的比例为83%，各年的比例比较稳定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反映出近代中国生产资料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在缓慢上升。进口生产资料占净出口差额的主要部分，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贸易差额主要是由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紧缺的生产资料造成的，由此基本可以判断近代中国总供给缺口补充的物质形态主要为进口的生产资料。
3.总供给缺口的逻辑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在近代中国内需大于总供给，总供给存在缺口，总供给缺口的再平衡一方面通过国内居民节欲减少消费使内需下降，另一方面通过进口资本品使投资增加、产出增加来完成。补充总供给缺口的物质形态主要是进口资本品，这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国尚未开始近代化进程时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来源绝大部分只能依靠进口，是很多民族国家开启近代化之路的一个显著特征。进口资本品的增加是推动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力量，近代化投资增加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推动经济的增长，最后形成事后的再平衡。至此，我们可以用下图来反映近代中国总供给缺口及其再平衡的运行逻辑：
三、总供给缺口的实证分析
前面对近代中国的总供给缺口进行了逻辑分析，在此有必要对其逻辑推理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近代中国的近代化投资主要是由进口资本品的增加推动的，二是近代化投资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近代化的投资除受进口资本品的影响外，应该还受自有资本和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很难获得，在此只能将其都包含在其他影响因素里，函数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式(1)中I表示投资额，Z表示进口的资本品，U表示其他影响因素。近代化方向的投资额数据使用托马斯·罗斯基(2009)估计的1903-1936年中国近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①进口资本品数据采用本文对杨端六等人《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五表再加工而得的数据。由于杨端六等的统计是从1868年到1928年的数据，所以我们的实证也只能取两列数据重合的年份，即从1903年到1928年的数据，这应该不会影响本文实证的有效性。实证所用数据见附表。
首先对I和Z取对数，然后对lni和lnz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lni和lnz两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
上述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按照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上述变量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经过对模型的正态性、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检验，模型都能顺利通过，检验表明模型是可信的。模型回归结果说明我们的逻辑推理是合理的，进口生产资料每增加1%，会使当年的近代化方向投资增加0.64%。
刘巍在《对中国1913-1926年GDP的估算》一文中，实证验证了投资与GDP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投资每增加1%，GDP就会增加0.27%(刘巍，2008)。他的研究说明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此无必要重复实证一次。
1.本文从总供给缺口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近代中国为供给约束型经济。近代中国的内需大于Y，总供给存在缺口，缺口补充的主要物质形态为进口资本品，进口资本品推动近代化投资增加，投资增加推动产出增加。
2.对经济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的国家来说，进口生产资料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必要手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全是正确的，那种认为一国只需增加国内货币供给、不需要从国外进口资本品就能完全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目标的想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3.我们无意为帝国主义资本在近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与殖民辩护。先贤蒋廷黻说：“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受益。”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取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时应该引，有时应该堵(蒋廷黻，2012)。我们完全赞同他的见解。
数据来源：(1)Y的数据取自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218-219页；(2)NX数据取自郑有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7页。(3)进口资本品为本文根据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四号第五表再加工而得。(4)进口资本品占｜NX｜的比重为本表据表中数据计算而得。(5)I数据取自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表5.2。
①罗斯基借鉴英格瓦·斯文尼尔森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经济使用的方法，采用离散物量指数计算出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通过构建水泥、钢铁、机械等表观消费量的时间序列，得出了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度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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