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所有制结构模式选择的客观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客观论文,结构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选择和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既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能采取道德标准，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最高标准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匹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选择，应能保证最有效率的生产、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优的产品质量。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应能体现出最有效率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目标，也可以说是生产力标准的最本质的内涵。
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现代生产力虽然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相反却出现了生产大型化和小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并行不悖的趋势，生产力的这种状况从客观上决定了多种所有制形式或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事实上，即使是当今生产力最发达的一些国家，仍然是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总的来说，无论是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个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都没有过时，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不同的只是其存在范围的大小，或它们各自生存弹性的大小。例如，个体所有制，尽管当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某些领域如商业、饮食、服务、修理等行业的许多经营活动，却仍然只适合个体经营。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模式选择，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是对生产力标准的科学阐发，又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生产力标准是一致的。坚持生产力标准，就要在综合考虑各种所有制形式与不同生产力层次、不同企业规模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相适应的前提下，来选择所有制结构。使所有制结构的选择，既有利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调控性，又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和行为的合理化，从而实现最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并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也应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平等交换的经济，它是以产权主体分散化、多元化为必要前提的。所谓产权主体分散化、多元化是指在社会范围内，生产资料或生产资本归不同的经济单位或利益主体所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产权主体分散化、多元化应表现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资本分别归国家、集体、私人所有。为什么产权主体分散化、多元化会成为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呢？因为，只有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生产单位所有，它们之间在由社会化工制约发生经济联系时，才会采取相互计较、等价交换劳动产品的法则。换句话说，没有产权主体的分散化、多元化，就谈不到市场主体间的相互交换。正是产权主体的分散化、多元化，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单位或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形成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进而，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见，要发展市场经济，产权主体必须是分散的、多元的。而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高度集中统一，国家是全民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这种高度集中的产权和单一的产权主体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分散化、产权主体多元化是相矛盾的。因此，我们要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所有制结构选择上就必须适应产权主体分散化、多元化的要求，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同时使企业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三）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
什么是我们的“实际”？什么是我们的“国情”？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按照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传统理解，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国有经济到底占多大比重，这种抉择并不取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取决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传统理解，而决定于来自实践并无法回避的这样两个制约：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实力能够给多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注资；二是国家能用国有经济方式解决多大比重和规模的人口就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钱从哪里来，人往哪儿去的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制约来看，由于人力收益的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国家根本没有能力给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注入资金。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是个人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国家所得、企业所得比重过低（据统计，政府、企业和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在1979年分别为12.2%、37%和50.8%，1994年大体分别为5%、25%和65%；政府、企业和个人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在1979年分别为42.2%、33.65%和23.55%，到1994年大体分别为5%、25%和70%），“两个比重”逐年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55年的10.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降到1992年38.6%），这就使国有资产得以注资的国家各级财政性源泉逐渐缩小。据统计，在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投资中，国家各级财政投资所占比重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0%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并且其比重还在继续下降。这就意味着国家各级财政（至少在近期内）已不可能以雄厚的财力为国家经济发展大规模注资；国有企业就目前的效益和欠帐看，即使效益好转，成为自己给自己大规模注资的源泉，也得10年或者15年消化完现有的过度债务和不良资产；而要充分利用城乡居民收入这一块充盈的资金，将城乡居民的储蓄分流，以投资基金的形式注入国有企业，还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靠借贷运转的国有经济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系列诸如国有企业高负债、银行不良资产过多、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和银行货币体系崩溃危险等问题，因此，靠银行贷款来支持国有经济亦非长久之计。
就第二个制约来看，目前，下岗没能再就业的不在统计之列的职工达900余万，统计失业人员达500余万，就业压力非常之大，是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时期，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相比的。就每年的就业形势看，进入就业年龄期的新增劳动力较多，仅城镇自1996年～2005年就将新增4000余万劳动力，每年需要安排就业400万人；农村向城镇要转移1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这样农业中还将剩余劳动力1.5亿之巨），每年要向城镇转移1000余万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积累了2000万富余职工，目前在企业中积累了结构性剩余的劳动力约在1000万人左右，两项相加，每年需要再就业的压力为300万人。因此，世纪之交的10年期间，因新增城镇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动形成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平均每年为1700万人。国有经济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企业，资本和劳动比很高，安置一个劳动力就业的投资，最保守也需要4万元。如果将每年需要就业的1700万人全部安置在国有经济单位中，年投资最少也需要6800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国家财政根本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我们无法在理论和理想上谈论国有经济应当占有较高比重时，不考虑现实而忧心的相当多公民的就业、吃饭和安定问题。
国家财力薄弱，不能向如此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注资，就业压力大，农业过剩劳动力太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国有经济不可能包揽全部就业，目前国有经济还要减人增效。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脱离这样一种国情，脱离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硬是追求比重过高，范围过大的国有经济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势必会在经济发展上欲速而不达，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诸多问题和严重危机。我们必须务实，不能以国民经济银行货币体系崩溃和绝大多数人民失业使社会极不稳定这样的代价去坚持不可企及的国有经济比重和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形式。
综上可见，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不是出于人们一时的随意的想象，而是决定于我国目前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于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不同产业对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要求，决定于市场经济产权主体分散化、多元化的要求，决定于财政国民收入分配率下降和个人国民收入分配率上升这样一种资本来源格局的变化趋势，决定于中国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年需要就业和再就业人员规模大这样一种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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