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应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应是论文,中国美术论文,当代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现实主义的阐释
1.现实主义的概念与源流
在谈及现实主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现实主义既是一个艺术流派，又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同时又是一个艺术表现手法。本文所论及的现实主义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含义。
作为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法国文学家爱弥尔·法盖曾认为：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种说法其实也很符合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如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指出艺术所摹仿的现实须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即揭示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是对于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的朴素而有力的论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家们坚持并发展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如阿尔贝蒂、达·芬奇等，他们一方面要求艺术忠实地摹仿自然，“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另一方面不满足于被动地摹仿自然，要求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创造，对生活素材进行理想化或典型化。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狄德罗和莱辛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坚持文艺的现实基础，肯定美与真的统一，强调艺术既要依据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辩证关系。他们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兴起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对立概念的明确划分以及这两个名词的提出，却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最早出现是在十八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在其著名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他系统地概括了从古到今的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倾向：偏重于直接反映现实的“素朴的诗”和偏重于表现由现实提升上去的理想的“感伤的诗”。前者再现现实，而后者表现理想，前者重客观，而后者重主观，并肯定这两种创作倾向可以趋于统一。席勒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确定了它作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涵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的名称，首先是出现在法国的文坛，法语当中Real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alistas，原始意义是“现实”、“实际”的意思。由法国的小说家商弗洛利（1821—1899）于1850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首次用这个术语来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志。
在绘画中提倡现实主义，其源头是始于同时期的法国画家库尔贝。库尔贝（1819—1877），法国现实主义画家。1855年，库尔贝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抗议法国官方沙龙拒绝自己的作品参展，并自己写了一篇前言，阐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主张，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辩论，文艺史上称之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在这次论战中，由杜朗蒂等人创办了一种名为《现实主义》的刊物（1856～1857，共出6期）。刊物发表了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主张作家要“研究现实”，如实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美化现实”。从此，才有文艺中的“现实主义”这一正式命名的流派。
应当说，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特色，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发展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源远流长。作为文艺流派，现实主义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或始于古希腊时代，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等等。
2.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现实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很多种发展阶段。约略而言，可分为从早期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神话现实主义，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否定的现实主义与静止的现实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等。在中国古代艺术当中，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所宣扬和主张的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据廖少华先生研究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出现的现实主义具有四个主要特征：其一，始终认为艺术创作应该从自然中来，通过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表现自然与社会，反对脱离生活。其二，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方法，尊重客观与自然，但不等于艺术等同于自然，而要求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其三，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而反对完全自然主义的或者空想、幻想式的假、大、空的创作。虽然文革十年偏离了这以轨道，但改革开放后已经回归了这一轨道。其四，重视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并力图将真善美体现于作品的意境。这是与我党一贯主张的艺术“二为”方向相吻合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艺术创作主流形态。[1]
当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显示，我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无疑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系统。应当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不就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在文艺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现实主义和纯粹的浪漫主义。1953年，周总理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就提出：“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在1958年则更明确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的观点。
现实主义又是多层次的。关于这一点，王仲先生曾经作过精彩的表述：“既然说是‘层次’，自然就会有高低之分。现实主义也像任何一个精神活动领域一样，它绝不是平面结构的，而必然具有无数递进的相对高低的层次。因此，这里面必然就有比较好的现实主义，也有比较差的现实主义；有比较高的现实主义，也有比较低的现实主义，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在这座动态的金字塔结构中客观地处于一定的位置。我们身在其中唯一应该做的一件事，那就上不断向‘尽可能更好的现实主义’和‘尽可能更高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去努力。这需要我们现实主义画家穷尽一生去拼搏和奋斗”。[2]
3.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来看“现实主义”的含义
俄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别林斯基在论证“现实的诗”（即现实主义文艺）与“理想的诗”（即浪漫主义文艺）的联系与区别时实际上也阐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指出，在理想的诗里，“诗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生活”；在现实的诗里，诗人“按照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和赤裸裸的面貌来再现现实”。高尔基也曾说过，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作者不是在发议论，而是在‘描绘’、用‘形象’、‘事实’教育人”。上世纪5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艺术的目的和作用是“再现现实”、“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下判断”。从而进一步奠定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理论基础。从中我们也进一步明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对“现实主义”作过重要的论述，这些科学论断，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它既区别于只注重表面的、细节的真实而忽视典型化的自然主义，也与那些抹杀文艺的现实基础、用理想代替现实、“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反现实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为我们进一步廓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指明了方向。现实主义文艺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3] 他还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深入生活，不仅止于观察生活的表面现象，更要透过现象把握生活的实质，了解各种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把握在人们身上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脉搏。”[3] 进一步指明了艺术和生活的深层次关系。时代在进步，生活在发展，阶级斗争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很陌生，我们的理念也应与时俱进。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并没有因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趋势而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坚持艺术与生活关系的唯物主义艺术观仍然是重要和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是什么？那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生活中充满艺术，但生活不全是艺术。
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加工和再创造。艺术家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内容，运用到艺术中去，反过来又充实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新的享受。这个“价值”，是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片面地对西方各种艺术思潮作生吞活剥式的吸收和搬用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也与我们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审美价值系统相违背。
当然，作为艺术的表现方法，现实主义决不应是生搬硬套生活，或者重复生活，而是有取舍地摄取生活中的精华。在这个摄取过程中，由于每个艺术家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环境不同、审美感受也不相同，等等，所以产生的作品也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才能满足不同人们不同的精神需要。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审视，品味作品，从中得到自身美的享受。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去认识和批判所谓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基本特征及在当代美术发展中的主要价值指向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基本特征
1.时代性与当下性
时代性是艺术的社会属性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精神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它集中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中就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说法，那时候的人们就明白了艺术是特定时代生活的反映。各个时代的艺术就必然打上各自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展现不同的时代精神，具有各自的时代性。同一时代的艺术，一方面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具有共同的时代性；而另一方面，在表现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方面，又存在着各种的差异。这是因为艺术家都是社会的人，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在特定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文化思潮等，不仅决定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制约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而且影响着艺术家的思想观点、政治态度、审美理想、艺术道路和艺术个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时代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特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时代性又着眼于艺术的当下性，可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当下性是时代性的最佳注脚和客观阐释。这个当下性的内涵和价值指向显然有别于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所谓的当下性。
2.民族性与世界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特征是一对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民族性是指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有本民族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而艺术的世界性则主张摆脱桎梏、解放思想、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超阶级的势力扩充，就艺术而言，追求一种能为广泛的多民族所接受和容纳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具有民族性特点的艺术作品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中国美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征，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美术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无不植根于此。中国当代美术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也都应当是在这个基点上确立起来。
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保持艺术的民族性不能敝帚自珍，更不能夜郎自大，不能无视他民族的艺术精华，但吸收他民族艺术精华并不是将民族个性消解。艺术的世界性更不等于美国化和欧洲化。当今世界，美国作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更是一个政治强国，他们无时不想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向全世界，强加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头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在中国积极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妄图颠覆我们传统的、民族的审美价值体系，实施文化侵略和和平演变。此外，面对世界性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广泛，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交融和演变，他们提出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保留自己的文化特点。如许多受到美国影响的欧洲国家提出的保卫欧洲文化。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面对西方强国的和平演变与文化颠覆，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应当高举现实主义艺术的大旗，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立场，体现我国的国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标识和歌颂时代精神。
3.现实性与批判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性特征最早是在前苏联得以强化和推广。1934年，高尔基提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现实，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歌颂生活中的正面人物，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随之在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苏联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深深影响了中国。
它的积极意义很明显，“现实主义”体系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以社会主义为明确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极度流行。表现在绘画上，以培养写实技法和以现实主义创作体系为传统的学院教学体系和创作思想也在全国甚至是中国得到提倡和推广。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精神上的指引。但与当时苏联一样的是，建国后的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批判性在这时被渐渐消解，转为以颂扬、赞美为特征的积极的艺术主导思想，以“红、光、亮”、“高、大、全”为价值指归。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美术界才开始出现了以“星星画展”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批判意识，它们与当时的中国民间思想话语和刊物紧密联系，在时代的思想空间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4] 但其后发生的关于艺术“形式美”的大讨论在一方面固然使得人们解放了思想而使审美之维的自足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艺术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割裂了和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生活的某些联系。
当代语境下的中国现实主义艺术更应当强化和高扬现实性和批判性的精神，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身之本和健康发展的保证。可以想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当中，如果缺失或是淡化了现实精神与批判精神，那么，也就不能成其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了！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还必须从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上去理解，放到辨证和唯物的角度去阐释，切不可以偏概全或是一叶障目。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主要价值指向
首先，任何一个现实主义绘画流派在艺术创作中应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立场。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变革的社会，风云激荡，各种价值观念的裂变容易引发民众精神上的恐慌，前文述及，美国作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甚至是一个政治强国，他们无时不想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向全世界，强加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头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在中国积极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妄图颠覆我们传统的、民族的审美价值体系，实施文化侵略。此外，面对世界性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广泛，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交融和演变，他们提出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保留自己的文化特点。如许多受到美国影响的欧洲国家提出的保卫欧洲文化。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面对西方强国的和平演变与文化颠覆，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应当高举现实主义艺术的大旗，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立场，体现我国的国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标识和歌颂时代精神。
其次，在艺术创作中应体现强烈的人文精神、现实关怀精神以及社会批判意识，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在当代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指向。
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在当代既是一种艺术思想倾向，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不等同于现象主义，更不是自然主义。不能将它单纯归结为一种艺术样式，一种艺术语言系统。而是一种理念，一种艺术主张，一种人文关怀精神。这也契合于中国对自然珍视和对生命尊重的传统文化主流。因而，它要求新一代画家要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精神意识，具有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应当将劳动者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为艺术主体。它的作品应当是能够激发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正义的力量，体现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因此，这种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在当代最重要的价值指向是其中要蕴涵强烈的人文情操、现实关怀精神以及社会批判意识。
此外，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在当代还必须继续紧扣时代精神，紧紧把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体现“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当代中国美术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艺术精神。
由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主要是写实的样式，这就决定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手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体的。但这种写实并不是用表面写实的手段获取概念性的符号，不是照片式的、古典式的，更不是完全的真实再现和对“形”的表现的片面追求。它有别于西方写实主义的含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更侧重于“传神写意”和“形神兼备”，更不反对画家个性的表达和性情的抒发，而是尽可能地主张画家独立感受生活的纯粹，去直面现实。
三、坚持现实主义的主流方向是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美术的要求
1.现实主义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不排斥和否定“百花齐放”。
以油画创作为例，陈履生先生在《关于当代中国油画的思考》一文中认为，由于到了50年代以后，在主题性创作的时代要求中出现了新的面貌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为社会服务的主旋律中一批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应运而生，这些作品作为中国风格和曾经民族性的见证被称作是中国油画发展史的骄傲。作为第二代油画家的一批人，不管是吸收欧洲油画艺术的传统还是接受苏联油画的潮流，或者是坚持延安革命意志的立场都以时代的艺术使命为己任。最终所反映出的精神性内容，不免有时代的局限性，可是那种真诚的而没有私利的品格使这一时期的油画呈现出一种群体化的倾向。极度的群体化和政治性使中国油画出现了历史的悲剧，那就是作为艺术，它失去了立身之本的“个性”和“风格”。那么，我们今天重新提倡现实主义，张扬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会不会重蹈覆辙，使中国油画陷入“群体化”的无“个性”面貌当中。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当下的社会已经迥异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都是崭新的，对艺术家而言，已经没有了那种封闭和禁锢的状态，社会是开放的，精神是自由的。这是我们处在新时代的所有艺术家的幸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油画呈现出一种追求“表现性”的潮流，“写意”与“表现”几乎成为油画家们的整体性文化诉求，从艺术观念贯通到生活情味。画家们热衷于以个性化形式去表现某种感情和情绪的经验，虽然这种经验对别人也许无足轻重，而在画家自己却是触动心灵的印记。对于艺术和艺术家本身的发展，这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片面地放任或过于强化这种“个性化”的“经验”和形式，不利于国家和民族艺术精神的整体发展，更不利于国家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构建与张扬。
中国油画的发展现状正如詹建俊先生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时间的封闭状态，无论在艺术观念，艺术格局以及油画技艺等方面中国油画都明显的存着空缺与不足，因此，中国油画家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况，在反思的基础上自然形成了两股潮流，一方面是沿着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脉络作横向的，在艺术观念与形态上的探索与拓展，另一方面是向西方传统写实绘画作纵向深化的，在技艺与语言上的学习与研究”[6] 这其实是当今油画真实的现状。只不过前者似乎越来越趋向于流行和时尚。而且，前者有以某一种国外的艺术观念，一种走向来引导中国油画的发展的趋向，它的严重后果是使中国自身的某些东西正在逐步弱化、淡化，尤其是在艺术精神的弱化和淡化，甚至是艺术道德的缺失与沦丧！更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深入研究，缺少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弘扬。因而，詹建俊先生认为：“我们的一些作品从观念到语言还有不少的西方痕迹，一些探索还存在表面化、样式化的倾向，内在的精神性、思想性不够丰厚，中国民族特色体现不够鲜明，油画艺术的语言与技艺仍需更加精妙，所有这些问题与不足都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油画的艺术水平和学术建树。特别在当前世界艺术文化趋势下，中国油画整体特色的建构越来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我们的油画应当有更强的民族文化精神，有更鲜明的艺术审美特色，有独特的评判眼光和自己的价值取向”。[6] 因而，作为国家的文化政策和方针，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必须成为当今艺术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我们提倡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与艺术精神并不是宣扬唯现实主义是从，并不排斥和否定“百花齐放”方针，恰恰相反，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当高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帜，坚持“二为”方向。现实主义的主流艺术方向与其他的各种表现艺术、观念艺术等等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主流体现国家意志，支流显示和谐共生。二者体现社会主义艺术的繁荣与和谐发展。
“现实主义”也不是狭隘的“写实主义”，它是多样化的，一些表现的，浪漫的，我们也不能将之划出现实主义的门外，因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本身的关系就具有复杂性和相互转化性。因而，我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可以叫作现实主义作品。
2.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必须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以及现实性，必须具有一个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这个方向必须也只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精神。
上一世纪80到90年代，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国人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更为便捷，西方艺术观念和技法大量涌入，令人眼花缭乱。中国人表现出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极大热情，出现了一批现代艺术家，形成了一股潮流，但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却愈走愈远，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人在文化上取得国际认同的心理诉求变得日益迫切。这就使“如何进一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一课题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当代中国美术在思考继承和发展问题时大的社会背景上的特征。
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必须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以及现实性，必须具有一个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美术必须强化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进一步研究、继承、发展当代中国美术的传统，以培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中国美术人才为方向的期待与努力。潘公凯先生曾撰文认为，以往几十年，中央美术学院国画教学的传统有两条线索。主要的一条线索是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以西润中”的思路和方向。“以西润中”就是用西方写实造型手段，也就是素描来改造中国画，加入中国画，特别是增强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画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这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改革的主要思路。这条线索在中央美院国画系历史上是主线。而另一条线则是齐白石、叶浅予、李苦禅，一直到现在的张立辰等人。这是一条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推陈出新的道路。这两条思路在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当中大致是平行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侧重。潘先生认为两条思路并存的历史状况，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发展格局的缩影。[7] 其实，在全国范围看，第一条线索也是主线，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但第二条线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其重要性正越来越显示出来。其背后的深层问题是全球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个大趋势。如何走好这两条线索的问题其实是关乎当代中国画发展的现实问题。
就油画而言，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2005年11月，在《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开幕式上詹建俊先生发表了《自觉建构油画艺术的中国学派》的讲话，总结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不断涌入，使中国油画面临着一个十分新鲜而复杂的局面，在艺术观念与艺术形态上充满了矛盾、差异与对立，也充满了反思、批判与磨合，其间既有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也有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兼容，中国油画家在这种碰撞与磨合中，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努力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他们既要思考当代国际所流行的艺术模式与价值尺度，又要坚守本国民族文化立场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此，他们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克服保守与激进的干扰，努力从本国民族文化与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和中国油画学会提出和坚持创造具有“民族精神、时代特色、个性特征”的艺术主张，油画家们不断探索奋进，创作出一批又一批面向社会关注现实的，在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的优秀作品，为中国油画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如今，在横向拓展上已经基本补上了我们与当代世界艺术发展格局上的距离，使中国油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传统走向了当代，取得了与国际艺术平行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同时，在纵向研究上，由原侧重于19世纪欧洲写实绘画的运用，深入研究至古典主义乃至文艺复兴的语言特色及材料与技法的运用，增加了对欧洲油画优秀传统的认识，提高与充实了写实油画艺术的表现空间”。[6] 这其实是作为“官方”对新时期中国油画的褒奖和颂扬，而实际上中国油画的民族性、时代性以及现实性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或者说，还远远没有达到理论上所提倡的高度和深度。
当今的社会，各种文艺思潮泛滥，尤其是西方对我们蓄意的文化侵略和和平演变，使得各种价值观念产生了裂变，极易引发民众精神上的恐慌，最直接的后果是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诞生以来，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便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而为现代主义所割裂和左右。社会发展到今天，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新时期，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又使得我们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受到来自世界当代艺术的革命性的激越对传统艺术极大的冲击时，中国当下文化已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多元并不是坏事，但严重的是，现实主义在文艺创作中似乎已经渐渐淡化了，人们似乎已经越来越羞于提及现实主义了。正如王仲先生所言：“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混乱思潮在全世界翻云覆雨、遮天蔽日，把人类艺术这两大基本方法横隔到云层上去了。现实主义成了保守、落后和极左的代名词。……而浪漫主义也被无辜牵连，弃之一旁”。[8]
王仲先生在2005年《美术》杂志召开的“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认为，回顾现实主义的历史，世界文艺自肇始以来，始终是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条主线交相辉映地发展着，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内外矛盾剧烈变异的时期，诞生了现代主义这个多头怪胎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8]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是人类艺术正确发展的大方向，我们要立足于自身的民族精神和当代生活来发展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现实主义都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蒋兆和先生曾经说过，现实主义就是真善美。毕建勋先生也撰文认为，当今中国，现实主义应当重新成为主流美术的形式，而不应只是占有一席之地。[9] 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面临着各种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对此，我们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思想和认识，应当理直气壮地主张和坚持自身的文化立场与艺术精神。这是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人类文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因此，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的中国美术发展必须具有一个体现国家主流意识的方向，这个主流方向必须也只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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