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轨中居民收入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收入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7年北京市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这一比重比1981年下降8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呈现趋缓的态势，1998年增长6.7 %， 是1991年以来唯一的一位数增长。观察1978—199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其变化走势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1）1981—1988 年为水平波动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78年0.98到1988年1， 其间虽有年际波动，但水平保持稳定；（2）1989—1998 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1逐年下降至1998年0.82， 呈现明显下降的走势。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水平波动到快速下降的阶段性变化取决于体制转轨中的长期因素，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物价水平升降、利率调整等短期因素相关性不大。本文从体制转轨中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结构的变化，结合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内在原因。
1 居民收入增长趋缓影响居民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迅速，1978—1998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剔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7%。 但从其变化趋势看，大体上以1989年为分界点分为两个周期，恰好与上述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阶段相吻合。这两个周期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7.68%和6.34%，呈现下降的趋势。居民收入的这种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的变迁。80年代，基本属于短缺经济，投资大量投入到市场紧缺的短线生产性项目，投资周期短、项目见效快、资金周转速度快，大量投资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迅速转化为居民收入进入到消费领域。但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买方市场逐步形成，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存在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家严控工业项目投资，投资增长明显趋缓，1996年、1997年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4.2%、9.6%，而且投资基本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投资周期长、项目收效慢、资金周转速度明显下降，使投资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转化为消费基金的比例下降、 速度减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由1993 、 1994年的15%以上迅速下降到1995—1998年的6.1%。
同时，除个别时期外（如1985、1993年国家大幅调整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持续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78—1988年间人均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8.1%，到1989—1997年间增加到8.4%，提高0.3 个百分点，其中1995—1997年间增长9.5%， 分别高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0.42、2.06、3.3个百分点，二者的差距逐步拉大。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持续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形成目前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2 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
2.1 收入的两部分发展不均衡
按照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居民收入可分为暂时和持久收入两个部分，由于暂时收入的增加是不确定的，居民会倾向于将这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居民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成分逐渐加大，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于“双轨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视为持久收入的体制内基本工资增长并不快，主要是体制外的收入增长很快。以职工工资性收入代表持久收入，全部收入与持久收入的差为暂时收入。改革开放初几乎占人均可支配收入100%的持久收入经历了1985年的放权让利，降到87%， 之后一直下降，尽管1992、1993年略有上升，但到1998年这一比例进一步降低到65%，呈现总体上明显的下降势头。
进一步分析居民消费与持久和暂时收入的关系，根据测算，1978—1998年间，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弹性分别为0.89和0.08，即持久收入每变化1%，消费增长0.89%；暂时收入每变化1%，消费增长0.08%，可以看到，居民消费对持久收入的敏感性较强，对暂时收入的敏感性相对较弱，也就是说，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
对应上述两个时期进行具体分析。由图1可看出，1978—1984 年间，暂时收入几乎为0，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92；1985—1988年间， 暂时收入逐渐增加，但由于居民对收入的无风险预期以及消费示范效应等作用，增加的暂时收入继续用来消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 1989—1998年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居民收入的不稳定预期增强，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各项改革全面推开， 此时居民的暂时收入更多地用来储蓄， 据测算，1994—1997年人均居民储蓄存款增长2.3倍， 而同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6倍。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这种直观变化， 从下述定量模型可见一斑。其中，ALEU为人均居民消费性支出，ACIUP 为持久收入，ACIUT为暂时收入。
ALEU＝8.92+0.95·ACIUP+1.13·ACIUT
（0.319）（15.653） （10.407）
R[2]＝0.998 DW＝2.43 F＝2253.85 SE＝16.72 （1978—1988）
ALEU＝230.16+0.83·ACIUP+0.74·ACIUT
（6.587） （51.142） （23.096）
R[2]＝0.999 DW＝2.35 F＝8457.07 SE＝48.58 （1989—199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稳定收入的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
2.2 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明显的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即社会财富向高收入居民集中。由于高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早已满足，住行消费基本饱和；而且，高收入居民工资外收入较高（其中有些是灰色收入），稳定性较差，且更多地用于投资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组由于收入增长较慢，加上支出预期增加，抑制了消费需求。
从北京市各年份收入档次的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变化看，首先，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低收入组。1992年以来，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年均29%的名义增长率增长，高出最低收入组5 个百分点。特别是经济过热的1993—1995年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由1992年的2.2倍迅速扩大到1995年的2.9倍。其次，从各个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来看，最低收入组基本在0.98左右水平波动，只是1997年突然下降到0.85，这主要是因为下岗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组，直接影响到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来源，而且医疗、教育改革等措施的逐步实施对最低收入的冲击较大；而其他各组则呈现出下降走势中的波动，特别是最高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为0.73，明显低于低收入组。再次，从各个收入组的收入支出图直观地发现，1988年、1993年是两个转折点。最低收入组的支出线始终与其可支配收入线基本吻合；中等偏下收入组的支出线1993年后向下偏离可支配收入线，间于可支配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之间；中等收入组的支出线1993年后逐渐向下偏离与工资性收入相叠；中等偏上收入组的支出线1988年开始偏离可支配收入线，到1993年后逐渐与工资性收入线基本相叠；高收入组的支出线1998年开始偏离可支配收入线，1992—1994年间与工资性收入线基本相叠，1994年之后继续向下偏离。可以看到，体制转轨过程中，各收入组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的增长幅度明显不同，对消费的影响也明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各收入组可支配收入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但只有低收入组的支出线明显向下偏离，而高收入组的支出线则明显上扬。由此可见，收入变化对低收入组的消费影响较大，而高收入组则尽量维持原有的消费习惯与水平，影响相对较小。
由上述3个角度分析得出， 低收入组居民比高收入组居民的消费倾向明显偏高，同时高收入组居民的收入以明显快于低收入组居民的速度增长，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降低了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总体上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使笼统的消费政策大打折扣。
3 居民支出预期增大，收入预期下降
按照摩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的消费理论，消费者现期消费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以后各期收入的期望值、开始时的资产等有关，即现期的以及为将来计划的消费是现期收入加上预期收入和原始财产的函数。消费者总想把自己的毕生收入在消费支出中进行最优分配。
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居民支出预期明显增大，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强。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负担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步取消住房实物福利式分配，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个人负担工资总额的6%；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负担2%，部分医药费个人负担10%；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负担8%，失业保险个人负担1%，子女教育费用绝大多数由家庭负担，而住宅价格上涨、医药费价格上涨、教育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原有体制内居民不得不在工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运用即期收入和长期储蓄进行支付。与此同时，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预算约束逐渐硬化，企业破产、职工下岗成为事实，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竞争加剧。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出现收入不稳定预期，对收入预期乐观者下降，对收入预期不稳定者储蓄倾向上升。近几年来，北京市居民储蓄每年都以300 亿元左右的幅度迅速增长，仅今年1—4月份就增加271亿元， 明显高于前几年的水平。储蓄增加分流了消费资金，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利用北京1978—1998年数据分阶段进行回归，其中ACIU为人均可支配收入，ALEU为人均居民消费性支出，A为非人力资产净值（注：这里A[,t]数据无法获得，该式估计方法如下：
C[,t]＝αY[,t]+βA[,t-1] （1）
假设：A[,t-1]＝A[,t-2]+Y[,t-1]－C[,t-1]（2）
将（1）式代入（2）式，得出：
A[,t-1]＝（1－α）∑（1－β）[j]Y[,t-j-1]
（3）
将（3）式代入（1）式，得出：
C[,t]＝αY[,t]+β（1-α）∑（1-β）[j]Y[,t-j-1]
利用库约克转换，最后得出：
C[,t]＝αY[,t]+（β-α）Y[,t-1]+（1+β）C[,t-1] （4）
以（4）式进行估计即可。），得出：
ALEU＝0.985·ACIU+1.066·A（－1）
（14.672）（2.192）
R[2]＝0.996 DW＝1.913 F＝2452.613 SE＝21.18 （1979—1988）
ALEU＝0.837·ACIU－0.063·A（－1）
（22.652）（－1.35）
R[2]＝0.999 DW＝2.275 F＝11721.08 SE＝58.346 （1989—1998）
从回归结果不难发现，1978—1988年间，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但高福利、“铁饭碗”的单位保障制度没有改变，居民收入预期乐观而支出预期不变，不仅当期收入用来消费，同时以前的积蓄也可以放心地去消费；而1989年以后，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居民支出预期明显增大。同时，收入的风险预期也在上升，居民对收入的稳定性增长不乐观，只能通过增加储蓄以防备风险。
4 结论与建议
近几年消费倾向的明显下降，已大大抵消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在新一轮扩大内需中，扩大居民消费，使消费潜在需求尽快转化为即期购买力已成为主要着力点。根据以上分析，收入作为影响消费增长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呈现出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收入结构的不尽合理以及收入预期不高的特点。探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收入分配关系没有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要求。因此，须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着手，尽快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方式，提高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个人所得的比重，将各项福利性支出逐步纳入工资中，使收入水平的增长与GDP的发展相适应。
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可利用当前通货处于紧缩的有利时机，将扩张性财政支出直接用于提高工资水平，这是带动消费需求的最直接手段。事实上，为刺激消费，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措施：银行连续降息、推出购房抵押贷款、推广耐用品消费贷款、个人所得税起征额提高等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提高工资水平，不仅可以增加持久收入，同时可以提高收入预期，增加消费支出，其消费扩张效应要来得更快、更直接。当然在执行过程中，要重点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避免出现贫富更加悬殊的状况。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转移支付的比重，在保证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发放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生活水平进行相应的提高，并尽快完善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解除居民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在调整收入分配的同时，继续实行鼓励消费政策，但要注意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
收稿日期：1999—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