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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政治学是“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理解模型的一个环节，这个模型是由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在《古典政治哲学史论》①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总体而言可以纳入“强者政治学”的范畴，而现代政治哲学大多数以“弱者政治学”为主要取向。强者政治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扩展开来则包括美德、权力与真理等问题；弱者政治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正义，这又包括了对责任、权利以及自由的追问。“强者/弱者政治学”的政治理解模型还与政治的“多重辩证发展模式”②相关。包利民认为，这两个模型将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进行更为清晰的认识，他本人在该书中也正是以此来重新理解与评论古典政治哲学的。而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古典政治哲学归属于强者政治学，而现代政治哲学归属于弱者政治学，那么学人再提出一个“强者/弱者政治学”理解模型其意义何在？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在古今之争的语境之下倾向于哪一种政治学呢？笔者认为，这个模型非常具启发性，虽然它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选择路径，但若结合对当代政治及其思想状况的认识，我们就会看到，强者政治学是不应当被过分“复兴”的；相反，应当更多地关注弱者政治学。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个阐述和探讨。
一、什么是弱者政治学？
“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思考模型建立在领域、本体论、目标、品性四方面的对比之上。首先从领域上说，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针对公共权力可以划分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垄断暴力与公共事务。在垄断暴力领域里对应的是权力(主权)问题，在公共事务领域里对应的是权力的功能(主权的任务)问题。一般而言，权力政治学属于强者政治学，而权力任务政治学属于弱者政治学。因此强者政治学关心的是主权的来源、创制和制约等问题，而弱者政治学更关心权力的运用即分配“权利”的问题。简而言之，前者关心权力，后者关心权利。③
其次，从本体论上来说，强弱的判断并非道德价值判断，“‘强’意味着自足存在，而‘弱’意味着关系性存在。”现代社会契约论者高蒂耶说，“社会契约当然建立在人本质上是弱者的基础上……所有的凡人(mortal)包括自以为是强者的人，其实都是弱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自足’的独立存在。”虽然“巨大的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力可以被视为增强力量、超越私人、弥补缺陷存在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终究有其限度。”④
再次，是从生活目标上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强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终极‘幸福’，这属于个体追求型的生活价值；弱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这属于人际边界型的道德价值。”⑤
最后，在品性上强者与弱者也存在着区分。古典时代，人们认为强者的特别品性是“勇敢”，弱者的品性是“节制”。这实际上是蕴含在强者政治学中的区分，后世的学者对这种区分做出了修正，使其转到了弱者政治学的领域之中。最为特别的是当代自由主义伦理学家纳斯鲍姆在其代表性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划分，她列出了两个表，“其中A表是‘作为狩猎者、男性和主动行动的行动者’的，他们具有坚强和不可渗透的灵魂，信任不变稳定的事物，孤独自足。B表是‘作为植物、儿童和女性的被动的行动者’的，她们的灵魂是柔软洞穿的，她们信任可变和不稳定的事物，认为美好生活在于和朋友、爱人、社区在一起。”⑥显然，纳斯鲍姆是为弱者伦理学在品性上正名。
这个模式摆出来之后，不少人会因为自己的心性或是学术传统而自然而然地在这一对立中选择自己的偏好。但是包利民指出，“强者/弱者政治学”的选择往往与政治及其思想的“多重辩证发展模式”有关，不可抽象地讨论取舍问题。简单说来，政治及其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政治问题，应对不同的政治问题，则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最初政治之出现，可以视为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中困扰人的‘自然强者’问题。”人的自然属性是有差异的，为使自然属性弱者免于强者的迫害，也为使自然强者免于相互残害，于是就有了针对第一层政治问题“无序”的政治法制；然而作为法制的政治又有可能引发新的不义，一统治者可以运用政治法制对被统治者实行暴政。“权力可以激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恶，比如极权专制。”针对第二层政治问题即“暴政”的解决办法是，“制约权力、还权于民、重新(部分地)恢复自由……此即所谓共和民主方案。”但是政治的发展并不会到此结束，“‘民主’……本身还是会蕴含新问题，带来第三重的强者不义，比如大众暴政等，这些新恶再度严重威胁着共同体的生存。”这是第三层的政治问题，针对这一层问题，其解决方法的主旨“将会是收权和约束自由。”⑦
从上面的梳理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关于“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的要点：
其一，强者是主导政治发展的力量，但弱者的需求却是政治建立的原初动力。绝对意义上的强者不需要政治，绝对的弱者无法支撑政治。政治的本性在于人的有限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表达的意思：政治之所以是人的本性，乃是因为他既不是神(绝对强者)，也不是兽(绝对弱者)。⑧
其二，强者与弱者在政治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存在发生转换的可能。如在第一阶段的自然强者，在第二阶段的民主制中也只是弱者而已；在第二阶段的政治强者，在第三阶段的新无序如大众暴政中，又成为了弱者。无论从本体论还是政治学上看，都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作为强者的姿态。在命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打击下，所有的人都是弱者。⑨
其三，弱者政治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正义，这就涉及到政治的任务、权力对于权利的责任，个人的幸福等等多方面的问题；又因为强者与弱者并不是恒定的，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阶段是强者，在另一阶段成为弱者，因此弱者政治学实际上会关涉到所有的人，弱者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如正义问题，还是会返过来与强者政治学接上关系。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具体的政治发展阶段与具体的解决办法相对应。譬如对柏拉图的解读，必须了解到他的思想属于第三层政治，这建立在对第二层政治的反思基础上。但如果一个社会从来就没有过第二层政治，那就不会诞生第三层政治，甚至也不可能理解第三层政治。
因此，在我们理解了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具体含义后，由“强者/弱者政治学”与政治及其思想的“多重辩证发展模式”所启发出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每个政治理论思考者都必须明白当下所处的具体政治发展阶段。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强者政治学抑或弱者政治学的选择。
二、如何认识当代的政治状况？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写道：“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⑩因此哲学思考的关键问题也就在于如何去认识我们的时代。
究竟应该如何描述当代的政治状况，这自然众说纷纭，然而陈家琪先生在“政治的纯化与泛化”(11)一文中提出的两个概念——纯化与泛化——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所谓政治的纯化，是指具体政治事务的掌控缩小到极小部分人的范围之内，政治生活已经远离了普罗大众，政治成为了“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陈家琪先生指出：“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共有两次使政治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纯化”为少数一些人的事发生过，一次是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再一次就是当民主制度已经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今天。”(12)
而政治的泛化指的是，现代政治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如政党、工会、大型跨国公司、大学等等，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纳入其中，无人可以避身世外。“今天的个人已经搬进一个为众多庞大和复杂的组织所支配的世界。公民面对着‘大政府’，劳工面对着大型工会，白领工人面对着巨大的公司，学生面对着非个人的大学。到处都是组织，到处都是官僚化机构，就像封建主义世界一样，现代世界被分割成由许多城邦控制的地区，但不是《英雄诗史》中的城堡，而是卡夫卡的城堡。”(13)
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组织化”。组织将权力与共同体的特征集合于一身：一方面，现代化的组织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它既表现为硬件方面的官僚阶层制，又表现为软件方面的管理数目化与信息化机制。任何类型的权力诉求都可以通过这软硬两套机制得到有效的执行；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组织又体现为一种类似于家庭、宗族等具有伦理效应的共同体。它能够满足单个个体的精神需求，使人感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份子，从而保有某种或高或低、或强或弱的精神信念。“组织把政治的权力、外在支配与共同体的博爱、内在自然完美地结合了起来。”(14)当今时代的每个个体几乎都生活在这样的组织之中。
如果把当代的政治状况描述为“组织化”，那么对于我们所理解的“强者/弱者政治学”模型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可能会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是强者弱者政治学在领域之中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权力的分配等等问题将转化为官僚体制以及管理信息通道的建设问题，这些都有一套成熟的法则存在，归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只需遵照执行即可，不要具有传统的“强者”色彩，而权力的运用则转化为官僚体制以及管理信息通道的运行问题，它变成了一套习以为常、按部就班的日常事务，也不再显得“弱势”。
其次，从人生目标的角度来区分强者/弱者政治学也变得困难起来。因为身在组织之中，人际边界型的道德价值，如正义、权利等，都已经由组织厘定；而个人追求型的道德价值，组织也制定了由下到上的发展通道，只需要依照该通道不断向上发展即可。因此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只需照章行事即可。进而在品性或者本体论上，也不能再清晰地区分强者与弱者：组织已规定好一切，并先行在个人实际行动发生之前就作出了道德评价，任何个体在组织中的道德选择与实践，只是为组织的道德价值序列提供例证罢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组织化以及政治纯化与泛化的叠加，在组织之中就再也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强者。每个人都只是组织的一份子，甚至即使是组织的负责人，也即能够决定组织运转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往往被组织自身运动的巨大惯性所裹挟而身不由己。
因此在组织化的时代就会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边是无比庞大、包罗万象、高深莫测的组织与政治体，一边是完全无力进行抵抗、选择和判断的个人；一边是无比的丰盈，一边是绝对的孱弱。可以这样说，组织化的时代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强弱判断失效，每个个体几乎都已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弱者。
三、为什么要关注弱者政治学？
当下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倡导着种类不一的“强者政治学”，从新权威主义到新保守主义。我以为它们的片面和失误可能就在于没有看到当代政治状况中组织化问题对于单独个体的严酷性。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弱者政治学的关注就必然将成为首要的选择。
在组织化的时代，人几乎已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弱者，我们拥有许多不把人当做人对待的历史记忆，然而恰恰正是因为我们拥有着这样的记忆，我们始终不能把人等同于绝对意义上的弱者。在组织化的时代，人与兽(物)的区别命悬一线。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强烈地关注弱者政治学。然而这一关注并非号召怜悯，古代斯多亚哲学家就已经提醒我们怜悯是简单弱者的特征。今日对弱者政治学的关注，要求的乃是对弱者进行强化，使其成为某种群体意义上的强有力者。
我们呼吁对弱者政治学的关注，因为在组织化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强者政治学已经不再具有其原有的效力。如果所谓的幸福、自足、完满都已经被组织化所先行规定，或者这种幸福与自足、完满建立在对组织化的政治现实闭眼不顾的情况之中，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强者政治学的效力何在呢？失去了理性的自省与对他人苦难的感觉，传统意义上的幸福与自足概念就失去了根基。
我们呼吁关注弱者政治学，还因为强者/弱者之分始终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的，要拯救那几乎绝对意义上的弱者，必须吸收传统强者政治学的精华：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这意味着自省与自制；珍爱生命本身，这包含了对幸福与痛苦的双重感知，缺一不可；以及对正义的重新思考与坚持，这便是自足与完满的真正实践。(15)正是基于对弱者政治学的关注，强者政治学才得以在组织化时代重生。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理解模型就显示了其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理解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对时下热兴的“古今之争”问题的回应。“古今之争”的内核是古今政治哲学之争，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它可以表述为三层含义：其一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西方政治哲学可区分为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美德、权力、真理等概念属于古典，正义、权利、自由等概念属于现代，国内的相关研究者则分立两边为这些概念进行争论；其次是中国本土思想的“古今之争”，关于国学是否应该复兴，如若复兴又该采取何种形式，国内学者意见也不统一；其三就是体现为“古今之争”的中外思想对抗。当今中国之“外”，自然是现代西方以及思想。相对应于这种“外”，就存在着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两种不同的“中”。第三层“古今之争”包含了前两层。国内目前对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思想的研究都十分兴盛，这都是体现为“古今之争”的中外之争的显现。
有争论自然是好事，但若缺乏沟通，则会造成对彼此的无知、甚而谩骂。时下学界恰恰缺乏沟通和交流。“强者/弱者政治学”的提出，整合了古今政治哲学所包含的两大问题，即幸福与正义，并通过反思“不幸”与“不义”的问题，使我们可以直面人之本性与人生之真实。为避免彼此的误解，将对于双方可能发生歧义的“幸福”、“权力”、“正义”、“自由”等概念暂时搁置起来，通通放置到一个特别为当下之中国所设立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理解模型之中，别开新面，重新理解，以确定这些概念在当代所具有价值。以理性之精神重述历史，以自省之态度合论古今，以平和的心境沟通中外。这表现了组织化时代的学院知识分子的自强、自制与自立。这是为普罗大众呼吁弱者政治学的个体强者所应该做的事情。
总之，关注弱者政治学，并不意味着排斥强者政治学，关注弱者政治学的核心精神，或者恰恰在于“关注”二字之上。在中文的语境里，“关注”可以理解为关心与注意，也就是“用心去看”。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古典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他说哲学源于惊讶，这种惊讶的对象既可能是自然，也可能是人世。既可能是幸福，也可能是苦难；而求知就是对感觉与观看的热爱，生命也就是去感觉与去思维。(16)当我们“用心去看”弱者政治学时，代表着强者政治学核心精神的哲思就已经出发上路了。
注释：
①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包利民在几个地方发展了这个模型，我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发表在2007年第4期《浙江学刊》的一篇论文中。
②早在1996年，包利民教授便于《价值层级与伦理生活辩证法》(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17-21页)一文中涉及了这个概念，后在2009年《政治的辩证多重性》(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7-22页)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最近在其成书出版的《古典政治哲学史论》中详细论述了这一概念，特别是在导论“一个历史大纲”中专门分析了这一问题。
③④⑤⑦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第6、7、7、19-20页。
⑥参见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⑧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53a3-8。
⑨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第16页。
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2页；另参见陈家琪：《三十年间有与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167页。
(11)陈家琪：《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
(12)陈家琪：《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
(13)陈家琪：《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第110页；转引自谢尔登·S·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14)陈家琪：《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第108页。
(1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06a15-1107a26、1166a1-36、1170a14-1170b15。
(1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82b12-983a24、980a22-2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61a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