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否定：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因素的生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新论文,生长论文,当代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总是用传统的眼光，依据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评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向，因而当传统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沉寂下去的时候，便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命运感到困惑不解。同时又固守住社会主义因素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胎里产生的传统理论，因而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幼芽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花招”，“虚伪的欺骗”，“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等等。
诚然，如果认识不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同以往社会形态更替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不正确的，但进而否认新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萌芽、生长的事实，则是不科学的。这既有悖于辩证逻辑，也同社会主义的实践相左。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是对旧事物的辩证否定，没有对旧事物的否定，新事物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社会主义实践来说，当代社会主义越过“卡夫丁峡谷”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并不能就此否定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因素的生长。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渗入资本主义社会。
正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1〕
在进入本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持续不断乃至高速增长，在许多方面它都消除了过去那种残酷和不人道；在解决阶级对立，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人的主体地位出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方面，它都付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效。总之，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标志就是新社会的诸种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力量正日益发展壮大。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探讨。
1.资本和管理日趋社会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2 〕这种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产业，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3 〕股份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产权社会化，即股东由少数人发展到多数人；二是产权实体的泛化，即入股资产不是像在传统的股份制那里只有资金或物力资本，而是扩大到无形的资本，如劳动、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知识等等。诚然，知识价值也有二重性。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也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但它毕竟打破了物力资本的一元垄断地位。人，终于从某种意义上摆脱了物的纠缠。
如果说股份公司是资本社会化的第一步，那么，现代股份制度，尤其是当代西方的泛股制更使资本社会化程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达到了最高限度。这就是说，生产力的社会化要求资本的社会化，到此已经再也没有发展和回旋的余地了。资本再进一步的社会化，就只能是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终结。因此，在当代西方股份制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变成直接的社会财产的过渡点。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资本高度社会化，而且使得社会化的管理机构日益发展和完善。经典作家们十分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管理机构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内的公共薄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4〕列宁说：“没有大银行， 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5〕他还强调指出， 像在邮政这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中，“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6〕
二次大战后，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进步的基础上，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管理机构和组织形式，更充分更广泛地发展起来了。除了像银行、邮政、运输等这类全国规模的管理机构大大向前发展以外，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各个部门中，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领域里，各种现代化的社会管理机构和组织形式大量涌现。例如，在农业工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基础上，由垄断组织建立和控制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就是组织和管理现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流通领域中，战后资本主义国内商业发展的趋势是集中化、大型化和垄断化，并且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灵活的、便利的商业网，日益广泛地控制着社会产品的流通与分配。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超级市场”的兴起及其在消费品分配中的作用日见重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管理社会化的日益发展和完善，无疑为新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良好的社会化管理基础。
2.经济发展出现“计划化”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仍然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经济运行是由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所支配的。但是，为了减少市场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自发性破坏作用，为了便于集中资金和物质发展重点部门或关键部门，局部调整生产结构，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和调节。
计划一般分为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短期计划，是国家根据当时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根据市场上的行情，在对经济形势和行情变化分析预测的基础上，规定一般以一年为期的经济计划，用以调节当时的经济运行。所以，它又叫短期行情计划，或行情措施。长期经济计划一般是以四五年为一期的计划，这种“经济计划”是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带有方向性或结构性调节的综合计划。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主要是制订和实施这种长期计划。二次大战后，在一些国家，如法国、日本、德国等都先后实施了“经济计划”。每一期“经济计划”，都有其发展社会经济的重点和采取的相应措施。当然，由于其经济基础的私有制性质，国家计划的实施必然受到限制。这种计划对于私人垄断资本家只具有参考性和指导性，并没有约束力。但是，由于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并握有各种调节经济的杠杆，因而“经济计划”的实施能得到国家所提供的一定的经济保证，并对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3.社会福利制度化
二次大战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有了零星的社会福利制度。但这些社会福利措施总的来看，具有一种“济贫”性质，而且项目较少，范围较窄，费用有限。
二次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的“济贫”变成了具有社会规模的公民应享的权利。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原则从“选择性”发展成了“广泛性”，社会福利在制度化方面也日益规范和完善。
二次大战结束前夕，在有工党参加的战时内阁授意下，英国全国失业保险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威廉·享利·贝弗里奇提出了一份“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福利的“广泛性”原则，认为社会福利应为全社会人人享有，而不应只是“济贫”性质的。19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家庭津贴法”。1945年工党执政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陆续制订并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工伤保险法”、“国民保健法”、“国民救济法”。这些法案使英国基本上建成了一套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随后，从欧洲到北美，从亚洲到大洋洲，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宣布自己建成了福利国家。在内容上，社会福利也向“多而全”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完美的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滞胀”、发展缓慢，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日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沉重负担，于是各国政府又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的措施。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处于“欲进无力，欲退不能”的困境之中。面对这种图景，各国政府都在酝酿着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有些国家已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提供“津贴补助”、“救济金”的作法，而把资金的主要力量放在培训失业者的劳动技能，帮助失业者寻求新的工作岗位上。这或许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办法，它使社会福利在制度化方面并没有退步，而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既使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的好处，又不致于使他们失去努力而勤奋工作的热情和动力。
虽然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无论形式如何都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但在客观上确实体现了新社会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某些追求。
4.国家政制趋向民主化
二次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文化教育日益普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素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有教养、懂技术的人口大量涌现，人民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管理逐步趋向民主化。从国家政权方面看：（1）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分权政体，使政府系统内的行政、 司法、立法三种基本力量相互制约。最高法院对议会和行政决定的法律和政令有违宪审查权，议会有权任命法官，也可以组织“弹劾法院”，审判受控的法官。由于三种力量相互制约，个人专权与独裁行为不易发生。（2）建立系统而严密的文官制度体系，对文官的分类、考试、录用、 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退休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基本上能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3）非执政党、反对党地位合法化。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乃至于激进的共产党不仅地位合法，还可以参加竞选，在议会中取得席位。非执政党、反对党进入国家机构，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决策的力量，并产生了竞争机制。独裁、专制、腐败的现象当然有，甚至在某个时候或某件事情上暴露得十分彻底和惊人，但它不可能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趋向的主流。
从民众的民主权利这方面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言论、集会、结社、通信、游行、罢工等方面，真实地享有较为充分的权力。在企业管理中引进了行为科学，重视工人的“人格”、“尊严”，劳资双方开展对话，消除隔阂，联络感情，实行合理化建议奖，吸收工人参加部分问题的决策，培养工人与企业共生存的主人翁意识，许多企业因此而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作为舆论工具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利，记者们可以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丑闻”跟踪调查，进行报道，晓之公众。虽然其中不乏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制民主化的发展，应当说为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为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了某些形式上的准备。
5.“三大差别”日渐弱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及其在社会生产领域内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及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因此，“三大差别”的消灭也已初露端倪。
（1）农业与工业只存在形式上的差别
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人口的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农业劳动者在全国劳动者总额中占50%以上。而目前，美国的全部农业劳动者已不到300万， 在国内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4%左右。 美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迅速下降到3%弱。 这种情况并不标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下降了，恰恰相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装备了农业，使农业实现了工业化和集约化。在农业生产中，大多数农活实现了机械化，有些部门如养禽业，养牛业和养猪业等实现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在改良土壤、防止土壤侵蚀等方面实现了化学化。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方面的重大成果及其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更使农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境界。此外，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农业劳动者所装备的固定资本的平均量已超过工业中的就业人员，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现在已不需要用以前那么多的农业劳动者来生产整个社会所需要的食物和经济作物。在美国，到1982年止，每个农业劳动者已能供养78人。从上面的论述显然可以看出，无论是技术装备的比较，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无论是社会效益的比较，还是个人收益的比较，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的传统差别已趋近于零。
（2）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显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传统农业实现了现代化，走向工业化和集约化的发展道路，以农业为依托的乡村也步入了现代化、城市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现代化生产手段的装备，不但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与现代工业具有同等水平的生产效率，也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数量大幅下降。这样，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生活水平同城市居民都不再有大的差别。经济的高度发达，资金的充足丰裕，不仅使大城市繁华似锦，也使大批中小城市、卫星城市在乡村崛起，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乡村城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不再是思想大师们为人类构想未来的蓝图。同时，现代化的生活设施，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通信网络，更把乡村与现代化的都市紧紧连在一起，现在，许多在城市里工作的人都乐意回乡村去居住。在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差别尽管仍然存在，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已经把这种差别缩小到了最小限度，甚至可以说，这种差别正是乡村引人入胜的一种优势。在这里，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已不再是神话。
（3）“蓝领阶层”与“白领阶层”此消彼涨
在传统的生产活动中，体能的直接消耗总是第一位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服务行业或第三产业的崛起，却使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状况开始了改观。
战后时期，服务业在西方各国发展得极为迅速。1963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54%，1980年，又增加到56.9%。与此同时，到70年代末，服务业中就业人数在各国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除了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接近50%外，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为67.8%、53.9%、54.9%、58.4%和65.4%。这种变化表明，在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物质生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了，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急剧上升。同时也表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部门以及教育、保健、贸易、金融等服务行业就业的雇用人员中，大部分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只有环保业中的清运工人，交通运输业中的运输工人和汽车修理工等，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
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推广，随着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和自动化技术的日益完善，企业中直接从事生产的蓝领工人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下降，生产劳动中知识的比重将大大提高，体力的支出将大大降低。由此可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正日趋缩小。
“三大差别”的消灭，无论是在经典作家们那里，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那里，都是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追求的。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天才预见已初露端倪，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应当受到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们欢迎和鼓励的新现象。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复杂而又艰难，具体而又抽象。社会主义者们只有怀着科学的、积极的求实态度去研究、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奥秘，正确地认识它、把握它，既不能把它描述成天堂，也不要把它想象成地狱。对其中一切带有新社会因素的现象予以肯定、支持和培育，使其由量变到质变，最终成为强有力的内在否定力量，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 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上述种种新的社会因素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毕竟社会革命是包含于社会现代化之中，况且革命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本质。从当今的世界形势看，传统形式的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而和平的潜移默化的形式可能会成为一种主要革命形式。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
〔5〕《列宁选集》第3卷，第311页。
〔6〕《列宁选集》第3卷，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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