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183;发展学#183;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是研究过去的社会历史现象、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发展学是研究现实的发展中国家怎样从小生产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化社会的科学；前者可说是一门广义上的综合性的社会发展学，后者实际上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科学。这就决定了两者能够而且需要互相结合。
发展学又可译为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学科和发展战略研究。西方的发展学已走过三十余年的历程，虽然至今还面临众多困境，毕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切近观之，原来他们的成果大都值得历史学借鉴，他们面临的困境也大都值得历史学认真思考。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历史学与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似乎仅在于，前者主要研究过去的社会发展规律，而后者主要研究现实中的社会发展规律。
现实本来就是历史的延伸体，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互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发展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对这些社会进行“人体解剖”；历史学研究过去的社会的发展规律，可说是对社会作“猴体解剖”。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互相衔接、互相补充和相得益彰的关系。
发展学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怎样从传统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其中包括怎样从传统农业与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发展为现代产业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怎样转移到非农产业，怎样实现城市化，人口、资源、内外贸易、国家政策、传统文化、国民教育和文化素质等等因素对发展进程的影响，传统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怎样向现代转化，……等等。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有些现象和过程早已在历史上开始出现，或开始萌动。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那些现象和过程开始出现或萌动以后的历史进程，却各不相同；有的比较顺当地发展下去，有的则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进度迟缓，甚至长期停滞不前。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差异？其中有没有共同的规律性？历史学家在求解这些历史之谜时，可以从发展学得到某些启发。
例如，我们确信人们生产能力的发展是推动整个历史进程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怎样估量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速率？怎样分析发展速率快慢的根本原因？这些长期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可以从发展经济学中获得某些求解的启发。
发展经济学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是衡量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以大量实证数据证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与人均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人口增长率、平均寿命、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比重的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都存在着相关关系。我觉得这些标志也可以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标志，可供历史学家借鉴，用以估量历史上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固然，历史学家在这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缺乏统计数据，特别是系统的统计数据，但我们毕竟可以找到一些变通办法。例如，研究上古中古史，要对某个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那怕是作粗略的估量，都很困难，但我们可以设想，既然上古中古社会都是以小生产农业为主的社会，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历史记载中出现的零散数据尽可能详尽地搜集起来，运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处理，筛选或加工出代表性的数据，用以估量该社会农业劳动者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估量该社会某个时期的农产品总量，把农产品总量换算为热量单位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进而探寻人均占有热量与该时期的人口波动、平均寿命、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的消长等变量的相关关系。这样估量的结果，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都能促使我们去进一步追寻其中的原因，而这就会促使我们一步步逼近发现其发展演变规律的门径。又如，发展经济学有一个估量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著名公式，即哈罗德－多马模式，其简化方程为G=S/K，其意为国民经济增长率G等于储蓄率或投资率S除以资本／产出率K。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储蓄－投资率越高，增加单位产量所需的资本投入量越低，该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反之，其增长速度就必然较低。它启发我们怎样去估量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速率及其差异的程度，并进而探究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古中古社会，绝大多数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民家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估量有一定代表性的农民家庭的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减去其全家一年的消费量，再减去其必须交纳的地租和各种赋税，从而估量出该农民家庭一年可能有的净余率。这个净余率，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在一般情况下就可视为该农民家庭的储蓄－投资率。农民家庭经济一年收支的净余率的多少，储蓄－投资率的高低，与农民拥有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农民与官府和地主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地租和各种捐税负担的轻重程度、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以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有密切关系。这就促使我们对所有这些相关变量都要加以考察。估量农民家庭经济的资本／产出率，要具体考察农民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为获得一定的产量，需要投入多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能不能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取得较多的产量，取决于农民的生产能力、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勤劳程度以及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在估量农民家庭经济的资本／产出率时，也需对这些相关变量加以考察。运用方程G=S/K。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年净余率和储蓄－投资率、资本／产出率、年增长率的估量，也就是对农民生产力的具体衡量。如果我们对一定数量的农民家庭经济所作的个案估量，其代表性具有足够的复盖面，就可由此对某个农业社会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速度作出某种估量。尽管所有这些估量都不可能很准确，甚至可能很不准确，但这些种估量较之单纯的定性判断，毕竟前进了一步，也有较大的说服力。
以上我们仅以上古中古史的研究为例，略举数端，说明发展学对历史学的借鉴和启发意义。至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发展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供历史学吸取的方面就更多了。这首先是因为近现代史料中含有的各种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这就为近现代史家运用发展学理论和方法作计量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天地。例如，对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或其替代变量，对某个社会一定时期的G·S和K的数值，可能作出与真实情况吻合度较大的估算。此外，还可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方法估量各产业部门发展的均衡或不均衡程度，运用洛伦兹曲线估算衡量社会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从而估量与此相关的社会稳定程度，估量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的生活质量，估量国民识字率和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等等。
可见，历史学家如果把发展学的积极成果吸取过来，必将促进历史学走向跨学科研究的新境界，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如再进一步，将历史的发展研究与现实的发展研究贯通起来，就可能开拓出作为基础科学的历史学与应用性软科学直接交叉汇合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我们在吸取发展学的成果时，也要看到它本身的局限性。西方的发展学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至今也还远未完善。如一位西方发展学家曾说：当今的发展学几乎对每个发展问题都作过回答，但每个回答本身又成了问题。就我看来，西方发展学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他们难以回答什么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究竟有没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他们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使他们难于突破结构功能主义和实证归纳逻辑的局限。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历史观问题。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有批判、有选择地吸取发展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检验其是非得失，不但有利于促进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发展学的发展。
历史学与发展学之所以需要而且能够互相汇合，根本原因在于，说到底两者都是人学。在我看来，两者都需要而且能够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基础上互相结合，取长补短，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恩格斯还指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②据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其专业内容而言是研究人们的历史活动引起的各种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科学意义上的人学。
需要说明的是，中文版译文中的“现实的前提”、“现实的人”、“现实的发展过程”等词，在英文版中为real premises、real men、actu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等词，意指“实际的前提”、“实际存在的人”和“实际进行中的发展过程”，以区别于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主张的“想象的前提”(imagined premises）、“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the man in any fantastic isolation and fixity）、“无历史的过程”(process having no history），这也正是唯物史观主张的科学的人学与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主张的非科学的人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长期以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被人们所忽略，其突出表现就是，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区别只是前者把它作为科学的理论加以运用，后者则把它作为错误的或仅含有部分真理的理论而加以排斥或贬低。的确，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和经济运动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它强调的生产力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而不是人之外的某种外力，而且在十分重视人的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精神生产力的作用；它强调的经济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也是指人们在经济领域的生产和交往实践活动引起的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而不是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的那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支配人的命运的某种结构功能的神秘运动。唯物史观的确是一种决定论，但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是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视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的决定论。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义，也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或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历史最终归结为“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③
忽视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在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原理的哲学和史学含义的片面理解。
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在一般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是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强调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这一点上，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没有分歧。但在认识论及其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上就有了根本性分歧。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论者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译文中“感性”一词英文版为consciousness，意为感觉到的状态，实际是指感性世界；“直观”一词英文版为contemplation，指对客观世界作沉思默想的思考。这段论述的主要含意是强调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在认识论及其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机械地割裂开来，认定人们对“外在”客体或感性世界的认识是对它们进行沉思默想的反映的结果；而后者坚持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在主体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不可分性和统一性，强调人们认识到的感性世界已经不是“外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世界，不是认识主体对“外在”世界进行沉思默想而描绘出来的图景，而是人们自身的主体能动实践活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先于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④因此，在认识论及其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像通常被误解的那样主张“外在”客体的存在决定主体的意识，而是主张主体自身对客体的“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决定主体的意识，即主张实践决定意识，“存在”本身已经不是“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
把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延伸到社会历史观领域，就产生了更为根本性的分歧；机械唯物史观把存在说成是人之外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强调外在环境决定人的意识，忘记了人已直接面对了的“外在环境”已经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强调环境决定人，“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的命运都被环境所决定，改变环境的任务就只能求助于少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教育者”去完成了。可见，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尽管一方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强调客观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否定大多数人的主体能动性，但却殊途同归，最后都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归结为少数“精英”人物的观念和意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自身的阶级局限使他们都没有看到广大劳动者能动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的局限，发现了科学的唯物史观。⑤
辩证的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领域的存在，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意识[Bewn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bB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产过程”，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含义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⑥辩证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与机械唯物史观分道扬镳，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了以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为前提的科学体系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一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我们，要从历史研究中具体地揭示其内在规律，不能以某种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或任何思辨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提供，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⑦
历史学要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要成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就绝不能以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寻求具体的研究前提。历史学家需要而且必然要运用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的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需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理论和社会形态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原则，但马克思本人就坚决反对把他的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⑧或“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某些论著中屡见不鲜。例如，把马克思或恩格斯在某些具体条件下对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所作的粗略的归纳性描述上升成为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似乎那些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等等具有自身独立的生命运动规律。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一切史料和史实、一切历史现象和过程，都只不过是那些普遍规律的外在表现，因而都应该纳入那些普遍规律的框架中去定位。这显然有违于马克思的本意。实际上，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一切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以至一切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体系、文化价值观念、道德和习俗等等，都并不具有自身独立的生命运动和千人一面的形态演进的普遍规律。它们都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阶层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产物。在存在和演进的形态上可能有某些类型上的相似性，但绝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因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阶层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绝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形态或类型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取决于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阶层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相似或相异的程度。如果把相似性视为普遍规律，就势必把相异性排除于普遍规律之外。在这里，真正的普遍规律在于，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一切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以至一切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体系、文化价值观念、道德和习俗等等，都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阶层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必然结果，都必然随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阶层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实际上就是指现实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发展必然推动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以至一切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体系、文化价值观念、道德和习俗等等“交往形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而不是那些“交往形式”按自身的某种“一般发展道路”演进的规律。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把他的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或“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为什么要求历史研究要“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自己的研究前提，而不能把某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作为研究前提，而历史学如果成为马克思要求的那种“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它也就成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样的历史科学也就是真正科学的人学了。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该是真正科学的人学，也许会引起一些同志耽心这样会把历史科学混同于一些人主张的非科学的人学。的确，我们必须在理论和研究实践中坚持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主张以现实的、历史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作为研究的前提，后者主张以抽象的、非历史的人及其观念活动作为研究的前提。弄清并坚持了这一根本区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该是真正科学的人学。
为什么说科学的发展学也应是科学的人学呢？如前已说明，发展学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怎样由小生产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化社会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怎样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观念和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现代化问题。直观地看，似乎那些问题都分别属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学科，无需挂到人学上去。然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等的现代化，说到底，还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精神生产实践能力、社会和政治交往能力、观念和文化素质等等方面，怎样从小生产社会的人发展成为现代人的问题。可见，我们说发展学研究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学的问题，是有根据的。
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发展学，就其主流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倾向于把自然科学的实证归纳方法机械地搬用过来，像自然科学家分析物理或化学物质的结构及其功能那样，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结构及其功能，根据一些实证资料和数据描绘出种种结构及其功能的模式，提出促进传统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怎样向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转化的方案。应该看到，对社会历史现象作结构功能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西方发展学家们所做的许多结构功能分析是不乏可取之处的。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中的结构和功能与物理或化学现象的结构和功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的结果，后者是无生命无目的无意识的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式或方式；人类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等领域的各种结构和功能全都是同一个运动主体－人的活动方式或活动的结果，只不过是活动的领域不同，促使研究者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等领域归纳出各种各样的结构和功能；物理或化学物质的结构，例如原子、原子核或各种原素和化合物的结构，则是不同的物质实体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人类社会的各种结构及其功能，即使是由研究者根据充分而不可靠的经验事实和数据归纳出来的，也不可能具有普适性，总会因时因地而异，归根到底是因人而异；物理或化学物质的结构则不然，那些结构一旦由实验结果和数理推导确证，就具有普适性，不会因时因地而异。这些区别表明，对人类社会进行各种各样的结构功能分析，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分析，否则就可能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例如，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二元结构论”，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一模式最初由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来，因此又被称为刘易斯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确认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乡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前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极低，特别是存在着“无限的剩余劳动”，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这部分劳动力像一个巨大的高水位蓄水池的水那样，势必要向劳动报酬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涌流；另一方面，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都较高，对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有巨大吸引力，资本家也乐于吸收农村廉价劳动力，同时也由于有“无限的”农村廉价剩余劳力供应，资本家可借此抑制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进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此往复循环，直到城市工业部门把农村剩余劳力吸收殆尽，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报酬水平即将达到均等，工农业由此而得以均衡发展。刘易斯模式后来由另外两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加以发展，合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后者的发展主要是指出刘易斯模式把农业部门视为仅仅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力的消极部门的缺陷，指出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转移而又不致引起农业荒废和对非农人口的农产品供应危机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民收入增加，促进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对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的确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城乡两部门经济和劳动力流动的某些实际情况，特别是拉尼斯和费景汉对该模式的发展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该模式描述的发展进程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最突出的是，城市本身往往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资本家即使增加投资，也并不总是像该模式假定的那样投资于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决定农村剩余劳力并不像该模式设想的那样连续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工资劳动者，不少国家在数十年之间转移率呈停滞状态，这又作何解释呢？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和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的重大作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需的技术和资金投入从哪里来呢？回答是从城市工业部门中来，然而不少国家长时期里城市工业部门并没有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并无明显的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这些都是二元结构模式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许多批评者认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分析意义，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困境方面并无实际价值，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处境呢？还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祟：该模式好像是在设想，资本和劳动在市场里互相交换，就自然会形成一种与原来的二元结构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像不同的化学物质在溶液里互相交换就必然形成新的物质结构一样。这种见物不见人或见结构－模式而不见人的模式，自然就很难有助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了。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中，最能理解见物不见人的理论和方法的缺陷的人，大概要算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了。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他指出，德日两国在二战中工厂、设备、桥梁、铁路等等有形资本被摧毁殆尽，但短短几年间就恢复并超过战前经济水平，根本原因在于高水平的人的素质并未因战争而摧毁；美国在长时期里能够依靠农产品出口作为经济的一大支柱，是因为美国农民的教育和技术水平高于其他国家的农民。基于这些研究和思考，他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把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称为人力资本。他尝试以学生上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来衡量由学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他和他的学生计算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报酬率高出许多，因此，即使在不增加投资总额的情况下，只要把一部分投资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就能促进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力资本”理论对于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显然是一重大贡献。其直接影响就是在理论上使经济学趋近于人学，在实践上促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教育和其他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然而，实践表明，在不少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或因官员贪污腐败而不到位，或因投入不到实际需要的部位而达不到真正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效益，要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就必须更自觉地着眼于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研究，也就是说，需要与人学结合。
前面提到的哈罗德－多马模式，也是同样的情况。如前已指出，该模式中的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率K，实际上都取决于现实的人的素质及其实践能力水平的高低，而且与他们的整个生产生活方式以至文化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可见，要使该模式真正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也需要把K和S等变量的分析落实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分析上去。
总之，无论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还是发展战略的研究，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研究，与历史学一样，都需要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相结合，而一旦实现这种结合，历史学与发展学就必能在更深层次上互相汇合，更能交相辉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行本，第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7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0-22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87-8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5-1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标签：物质决定意识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