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敌后论文,述评论文,战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50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是一个长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并且不断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回眸一下这方面研究发展情况，对于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敌后战场，又叫解放区战场。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就称敌后战场为解放区战场。朱德在“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题目就是《论解放区战场》。但敌后战场研究包括哪些内容，史学界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敌后战场应包括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把二者“合二为一”研究。有的认为，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在客观上虽有不可分离的一致性，但从研究工作的角度，应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课题，对敌后抗日战场主要应从军事学角度进行研究。我赞成后一种意见，因为前一种意见，使敌后战场研究的范围过大，内容过于宽泛。从军事学角度把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分开是适当的。
一 50年来敌后战场研究概况
50年来敌后战场研究发展情况大体上可划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1949年10月—1966年5月）。
这是敌后战场研究工作的初步阶段，或者说是敌后战场研究的奠基阶段。毛泽东在“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敌后战场的发展、历史地位和作用，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概括和评价。朱德在“七大”发表的《论解放区战场》，又是全面、系统研究总结敌后战场的第一部著作，其意义和影响深远。但由于抗日战争很快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再次破裂，一场新的内战随即发生，且持续了4年之久， 使这个研究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有可能重新开展起来。
这一阶段，出版的研究敌后战场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抗日战争》（艾风编著，上海星火出版社1951年版）、《中国人民是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李一叶著，开明出版社1951年版）、《人民的胜利》（叶蠖生著，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平型关大战》（吴天骥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丁玲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冀中抗日战争简史》（河北省军区政治部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齐武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晋绥解放区民兵抗日斗争散记》（穆欣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缪楚黄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王实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徐元冬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李新、彭明等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这些著作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以及《一个根据地的成长》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发表了一批关于敌后抗日战场的回忆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6、7两集。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中也陆续发表了敌后战场回忆录。各地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书籍。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冯白驹等著，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半岛烈火》（王亮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徂徕山上红旗飘》（解放军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战斗生活的回忆》（冯仲云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60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等。这些回忆录通过作者亲身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为开辟坚持敌后战场所表现的英勇牺牲精神和他们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这一阶段，整理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历史文献资料重要者有：《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在延安编印，195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再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共三口袋，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活页形式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等。报刊资料有：延安《解放日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等。
这一阶段，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编写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当时在内部出版发行的《八路军一二○师及晋绥根据地战史》、《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战史》、《山东军区战史》、《新四军战史》、《晋察冀军区战史》、《冀热辽军区战史》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敌后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辉业绩。
这一阶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其中有两卷，直接选自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讲话和对党内的指示。它为我们研究敌后战场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理论指导。
这一阶段，敌后战场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资料的整理出版还有限，同时又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思想不解放，禁区较多，研究的领域和方面比较狭窄，视野不开阔，分析问题不深入。
但这个阶段，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究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并出现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有影响的著作。这便为后来敌后战场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文革”时期（1966年至1976年）。
这10年，历史研究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出版的一些党史书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党史变成路线斗争史，许多历史被颠倒和歪曲。敌后战场的历史也不例外，如百团大战因彭德怀遭批判而被全部否定。
第三阶段，“文革”结束到现在（1976年至1999年）。
这是敌后战场研究的一个大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春天的到来，敌后战场研究和其他历史学科领域的研究一样，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这20多年来，发表的关于敌后战场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出版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以及回忆录、收集的口碑材料等，都大大超过前30年。
首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方面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叶剑英、陈毅、粟裕、彭雪枫等人的选集和军事文集。这些选集和军事文集中收入了大量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方面的文章、讲话和电报，为我们研究敌后战场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战略部署及战役指导、兵力使用等情况。
其次，在历史文献资料方面，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18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有5 集收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文件；中央军委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有《八路军》（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和《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各一套；南京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广东省档案馆整理出版了《东江纵队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辑出版了《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计10卷16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
再次，出版了大量的、系统的敌后抗战的回忆资料，或者访问记录资料。解放军的元帅和高级将领们大都写作出版了回忆录。如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陈再道、肖克、杨得志、黄克诚、李达、黎玉、许世友、吕正操、曾生、庄田、谢立全、王作尧等等。如果说第一阶段写的回忆录多是一些战役战斗或历史事件的片断回忆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回忆更完整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反映了事件或战役的整个过程以及作者的全面认识。
第四，这几年有大量研究抗日战争史专著和论文出现。抗日战争史专著有：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后陆续出版）、刘大年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王秀鑫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这些专著中，敌后战场的论述均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这几年出的中共党史、解放军军史、抗战军事史、中国现代史等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也都有专卷、专编写了抗日战争，同样把敌后战场放在重要地位。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这阶段还出版了一批敌后抗日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的专著。如陈平著《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家国著《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田玄著《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岳思平著《鏖战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辅一著《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张国祥著《山西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都是属于敌后战场的专著。众多的根据地史中，如谢忠厚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稿》（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编写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师文华主编的《太岳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唐山党史研究室编的《冀东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热河革命史编委会编的《热河革命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吕树本等著的《浙江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的《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的《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魏宏运、左志远著《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娄平著《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在写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同时，也都突出写了军事斗争，且使军事的论述深入一步。他们把军事斗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的全局上加以考察，并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再不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谈军事。
这几年还出版了的大量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及解放军元帅、将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黄克诚、粟裕等人的传记和年谱，也都涉及到敌后战场的问题。
这几年出版的关于敌后战场的论文，不但数量多，且质量高。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98年发表的这类论文总数就有300篇以上。 这些论文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从正面论述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战略方针、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如魏宏运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以上文章见魏宏运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何理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 莫阳等《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问题》（《军事学术》1985年第8期）， 马齐彬、赵丽江等《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略转变》（见《抗日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文集），付吉庆的《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周小宁的《论敌后战场的军事战略指导》、李茂盛的《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历史地位》、马洪武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郭红婴的《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陈立平的《中国共产党与华南抗战》、徐冰等的《琼崖抗战基本特点及历史贡献探析》（以上7 篇均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二集），罗焕章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正面和敌后战场地位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等。 第二类是对敌后战场一些问题进行争鸣的文章。如蒋杰的《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潘荣、 肖前的《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见《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等。 第三类是对敌后战场某些战役、战斗或具体史实进行评价和考证的文章。如袁旭的《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评价问题》（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马芷荪的《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的一点意见》（《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等。 这些文章对敌后战场问题大都提出新的见解或启发性的观点。
二 敌后战场研究中争论的若干问题
史学界对敌后战场的研究怀有深厚的兴趣。许多问题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互相切磋，各抒己见，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把问题步步引向深入。
（一）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基本战略方针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在整个战略方针指导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这个方针也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对这个战略方针，大家没有分歧意见。引起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这个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二是抗战总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在总的战略方针上国共两党间有没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种看法是在1937年8月1日提出，到8月22日至25 日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持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已明确提出了游击战争方针。持后一种意见的则认为，第一种“看法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特别是国共合作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就确定抗日战争时期的党的战略方针似为时过早”。（何理：《敌后抗日战场研究述评》，见曾景忠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 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06—207页）。这两种看法应该说都有道理。一个战略方针的确定， 总要经过一个酝酿过程。瓦窑堡会议时，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任务；同时，中共中央对红军未来作战方针提出某种设想，是完全可能，也是合乎实际的。
对第二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受“左”的影响，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抗战有统一的总的战略指导方针，而认为国民党主张速胜论，中共主张持久战；另一方面是批判“左”的错误后，大家虽然承认全国统一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持久战，但有些人却走到另一端，否认国共两党对持久战的认识、理解和实践有所差别。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经过争论，现认识基本统一起来。真实历史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持久战。”1936年7月，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又提出中国抗战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正确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情况，提出持久战的对日战略方针及积极防御的正确作战原则。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对日作战方针，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携带上述提案参加会议，周恩来和朱德又在会上发言，讲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中共和各派抗日军队的共同努力下，南京国防会议一致通过以“持久消耗战”作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方针。这个战略指导方针得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全国抗日军队的赞同。但国共两党由于执行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在对持久战略解释和实践上又有明显的不同。何理提出，国共两党对持久战的理解，从总体上说，“共产党主要着重于政治，而国民党则着重于军事”。“共产党的持久战基本是政治战略政治方针，多注重政治和民众的动员”。“国民党的持久战多从军事上着眼，注重政府和军队的行为，相对比较忽视对民众发动，而且国民党的整个政策还有限制人民群众的倾向”。这是一。二、中共用以实现持久战的作战原则是积极防御的原则，如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等。国民党作战原则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设防，处处据守”，“深沟，高垒，厚壁”，完全是消极防御原则。国民党持久战略的核心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其本质是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不可否认，作为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原则之一，在战略防御阶段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对保存军事实力，延长战争时间，分散和消耗敌人兵力，也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在国民党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未能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而且未以足够的力量加强华北第一线阵地的防守。“以空间换时间”在实际上正成为某些国民党将领丧师失地和军事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在理论上的防空洞。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持久战需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特别强调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而蒋介石则把持久战划分为“防守时期”和“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两个阶段，否认需要经过战略相持阶段。这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所说：否认战略相持阶段存在，“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四、中共持久战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而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建立在依靠外援基础上，存在侥幸取胜的心理。五、在抗战实践中，中共始终坚持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国民党在抗战开始虽然就确定以持久消耗战作为战略指导方针，但在抗战防御阶段的战略指导方针基本上是速胜论。而真正转到持久战上，可以说是在武汉失守后，特别1939年“冬季攻势”受挫后。但因为国民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所以在军事上又多是“保存实力”，“消极等待”。既承认国共两党在战略指导方针的一致性，又承认其区别性，这才合乎历史实际。
（二）关于敌后战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问题。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以前的党史、革命史和军史都沿习了这种看法，认为八路军出师就是敌后战场的开端。1987年发表在《史学月刊》第3 期上刘庭华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和发表在《军事史林》第3 期陈文渊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这个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抗日一开始，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从1938年秋后算起”。何理在《敌后抗日战场研究述评》一文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一方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向华北挺进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战略方向是明确的。而且当时八路军的进军方向和国民党军队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国民党军队是内线的防御作战，基本上是敌进彼退；八路军基本上是外线的、是进攻的，是逆日军进军方向而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把八路军向华北挺进，视为敌后抗日战场的开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在实际上，华北是在太原失陷以后，三大主力师分别向三个（应为四个，加晋西南—引者注）战略区实行战略展开，建立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三个基本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战场才初具规模。在江南，则应以1938年，新四军向苏南敌后进军，创立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敌后战场的开端。而且，即使在这时，敌后我军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很多情况下仍处于比较多的交错状态，所以，真正形成互相独立的两个战场则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上述观点是既承认了传统观点的部分合理性，又赞成把两个战场真正形成的时间提到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这几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革命史和战史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历史实际情况， 把两个战场的正式形成时间确定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即1939年初。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形成的标志问题。该书指出敌后战场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且华北、华中和华南三个地区敌后战场的出现时间也不一致。从八路军出师华北，到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四路展开在山西周围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4 月八路军深入冀鲁豫平原建立平原根据地，再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战略方针，八路军三师主力挺进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这样在1939年初“华北解放区战场在斗争中形成”。华中敌后战场创建则从1938年4、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创建茅山根据地，到1939年上半年第三纵队在皖南反“扫荡”的胜利，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开辟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以及新四军江南部队北上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华中战场初步形成”。“1939年春季以后，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日益活跃”。 这样， “到1939年春，广阔的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其主要标志是：从陕甘宁到华北和华中广大敌后地区以及敌远后方的东北地区，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与人民密切结合、对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的人民军队；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路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与中共地方组织共同努力，在华北、华中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边、晋西南、冀中、冀南、冀鲁豫边、鲁西、鲁中、胶东、豫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对日作战的广阔战场，很好地担负起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
（三）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都有论述。但由于前30年我们对正面战场多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很少提到它。这些年，随着对正面战场问题研究的加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便成为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史学界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专著也涉及到它。
多数论文和著作中，都一致肯定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两个战场，除有其对立一面外，还有其互相依存、互相协同、相互配合的一面，两者对立统一不可分割。军博的《关于宣传全民抗日战争探讨》文章指出：“研究和宣传抗日战争，应从全局的角度，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统一起来进行观察，说明其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没有敌后战场，日本就可能抽出几十万机动兵力向正面战场进攻，正面战场将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人将其全部兵力压向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也将难以承受。所以，两个战场都很重要，在战略上互相协同，构成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其主次关系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徐焰的《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相互关系》文章指出：“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尽管在两个相互独立的战场抗战，并且双方一直有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但这种斗争还始终局限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由于中日始终是主要矛盾，两个战场各自的主要任务也都是对日作战，因此，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互为依存关系，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付吉庆的《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文章指出：“抗日战争所形成的正面与敌后的两个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的成功体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特点，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乃至战后中国政局中国前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何理的《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文章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其总体关系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基本上是战略方面的，但是也有战役、战斗上的协同。抗日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两个战场及其关系状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他具体指出：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军队合作关系最好，既有战略统一行动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直接支援，有八路军配属友军进行作战，也有友军配属八路军行动”。中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空间上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处于脱离的地位，已经基本不可能再进行战役作战上的直接配合了”，“因此这时两个战场主要是战略上的互相配合支援”。“抗战后期的两个战场的关系也由主动变得比较被动，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策应，掩护的关系，在具体战役过程中就难得配合了”。
这些文章和著作在论述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时，也谈到两个战场间的区别。魏宏运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文章中指出：“两个战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形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指出：“两个战场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产生的结果及各自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
这些文章和著作还分析了两个战场产生的原因。徐焰指出两个战场的出现，首先“起因是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了国共双方军队的分割指挥”。其次，“抗战开始后战局的演变及国共双方对战地的不同选择，使得两个战场以不同的方向平行地扩展”。再次，“国共两党各自选择的不同的战场和不同的作战方式对日作战，是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最后，“当时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也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付吉庆文章则从其历史必然性，战略上的必要性，客观的可能性以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说明两个战场出现的原因。这些论述将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四）敌后战场的地位、作用及敌后战场何时成为主要战场问题。
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敌后战场的地位、作用一直持积极和肯定的意见，且随着对敌后战场研究的深入，这种肯定意见的内容更加全面，思想更加深刻和切合历史实际。近年来，学者们对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作了论述。
魏宏运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文章，从中国游击战争的特殊地位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惨败的教训，论述了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是对付敌人最有效的战略和战术。游击战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而中国的抗日游击战在人类历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似乎可以说，正是在国民党的阵地战遭惨败后，游击战术的威力和作用更加显示出来。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总是大军云集，把队伍平行摆开，列阵而待。更糟糕的是在华北战场上，把战斗力低劣的队伍配置在第一线，把战斗力较强的队伍放在第二线。日军凭借其优势的武器，以迂回和中央突破的战术，击破一点，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多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于是华北大片国土沦亡、政权瓦解，百姓涂炭，悲观失望的情绪，弥漫在朝野之间。正是在这危急时刻，八路军以游击战术插入敌后”。“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是同步进行的，它最大的功绩是把日本占领的中国大部分领土变成了战场，使日军不得不回过头面对无时不在的大大小小的挑战，从而陷入了类似两线作战的窘境。”
魏宏运这篇论文中，还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牵制日军兵力的对比情况来论述了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在引用了日本的战报和我方统计数字得出以下结论说：“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末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张廷贵在《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军事历史》总第17期）一文中则从两个战场歼敌总数对比情况来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 日军在侵华（不含东北）8年中，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 %；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日军80万人， 占60%，基本上没有歼灭伪军。从歼灭日军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时为5、6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 多万人， 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这些统计进一步具体地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李茂盛、马洪武、孔令波、郭红婴和陈立平等发表文章，分别论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上的作用和地位。李茂盛称赞：“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不仅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而且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形式，有力地推动战争胜利的进程，在整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无以估量的垂范作用。”马洪武称赞新四军是“华中抗战的中硫砥柱”。陈立平称赞：“华南敌后战场，不仅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的抗战，而且还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也配合盟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的对日作战。”郭红婴称赞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潮”。
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全面地概述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该书指出：敌后战场，“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讲到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时，涉及到敌后战场何时成为主要战场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1944年6月22 日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他说：“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主要战场。”次年4月25 日朱德在“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再次提出“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建国后30年中出版的党史和革命史著作都沿用了这个提法，但缺乏深入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多发表在这十几年，争论问题也在十几年中逐步展开。
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主次关系问题；第二是敌后战场何时成为主要战场问题；第三如何看待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种：一种答案是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其主要理由是“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抗战正面战场”（马振犊著：《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意见显然失之偏颇，根据不够充分，没有看到抗日战争中中国两个战场的发生变化情况。另一种答案是两个战场的“主次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的，不是固定不变”。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由于日本把主要打击方向对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敌后战场尚在形成过程，还不为日本重视，故正面战场便是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的形成，随着日军将打击的目标转向敌后游击战和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消极，敌后战场便逐步成了主要战场。这种答案符合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变化发展情况。
但究竟什么时候敌后战场成为主要战场，意见不完全一致，出现了新的争论。叶剑英说：“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主要战场。”这是个笼统的说法。学者们对此作具体研究，提出两种具体时间。一种认定这个具体时间是在1939年底；一种认定这个具体时间在1943年解放区局部反攻开始。这两种意见都是根据两个战场作战的次数、歼敌数字以及产生的影响来论证，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哪种意见正确还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敌后国民党军队问题。论者都承认敌后战场确实存在国民党军队，并且认为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的数目不在少数，最多时曾达到五、六十万人之多。但大多数论者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也开辟了同正面战场并存的游击战场”，其范围分布在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各地，“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而且这个战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理由是这个观点与历史实际不符合。首先，持这种观点者对敌后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敌后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是正面战场防御战失败后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国民党在1938年后再派遣到敌后的。在敌后这些国民党军队中，不乏真正抗日爱国之士，如吕正操、范筑先、续范亭等。但这一部分军队的绝大多数很快与八路军结合，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性质发生变化。其余部队中则有不少自立旗帜，坐地为王，或者各占一方，搞政治军事投机，抢地盘，残害百姓。其次，他忽略了国民党重派大批军队到敌后的真正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共产党发展和同共产党争地盘，而不是真正要抗日。再次，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组织涣散，缺乏统一指挥，缺乏纪律，不熟悉游击战术，常常自相火并。正如魏宏运在他前边的文章中说：“但这并不是说，任何军队都会打游击。许多国民党的游击队司令并不懂游击战术，其军队也没打过游击。今天研究这一历史，不能仅根据字面去理解。”最后，这些国民党军队的结局是：大部分后来公开投敌当了伪军；一部因顽固坚持反共被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消灭掉；还有一部分在敌后站不住脚撤回国统区。实际到1943年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大部分不复存在，只有少数部队维持到抗战胜利。所以，对这部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估计太高是不合历史实际的。
（五）关于国共两党在敌后的“摩擦”问题。
建国后前30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和党史著作，大都忽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在某些方面过分强调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不适当地夸大了敌后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近几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在涉及到此问题时，都较为正确论述了这一问题，把“摩擦”、反“摩擦”斗争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也产生另一方面不正确的看法，即站在纯客观立场来谈论“摩擦”和反“摩擦”斗争，认为国共两党都对“摩擦”负有责任，讲到“摩擦”斗争的原因时缺乏阶级的分析，就事论事。还有对“摩擦”斗争的意义缺乏深刻分析，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它积极方面，等等。当然绝大多数的论著都是正确回答了这一问题，多方面分析了两党“摩擦”产生的原因，特别指出其阶级根源。
《砥柱中流》一书就认为国共两党间“摩擦”斗争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关于历史根源，该书提出要从中日关系的国际历史背景和国共关系的历史渊源两方面看。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列强势力瓜分政策与绥靖政策的支持、纵容下，一直奉行着蚕食和最后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共两党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态度是泾渭分明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溶共、灭共之心不死。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诱降，一方面把进攻重点转向解放区战场；而蒋介石集团一方面继续抗日，一方面又企图妥协谋和，并实行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这样，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这个交叉点上便找到共同语言”。第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破裂后，蒋介石又倾尽全力举行了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样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尽管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两党在抗战初期也有过良好的合作，但为时不久，国民党就在五届五中全会上重新确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因此，两党长期内战积下的宿怨和形成的鸿沟，是产生‘摩擦’的的国内历史根源”。
该书作者分析阶级根源时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始终把握住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这一总方针，为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为了抗日，它要联共；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它又要反共。所以，国共两党的“摩擦”斗争，“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处理国共关系上，共产党对顽固派进行必要的斗争，目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尽量延长两党合作时间以共同对敌，而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和一部分最坚决的顽固派往往把反共放在第一位，目的是为了瓦解共产党。双方斗争的目的不同，就决定了国共两党‘摩擦’的不可避免和长期性”。这是第一。第二，两党的矛盾，还表现在抗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特别在抗战后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日益突出起来。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但就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而言，它又有阶段性；阶级矛盾在抗战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斗争是长期的，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必须在抗战结束后大大激化起来。“因而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实质上是争夺决定国家的领导权的斗争。抗战时期中共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也就是民族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民主革命’”。第三，这个“摩擦”程度如何，又与当权的国民党决策者的政治立场有密切关系，多年来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在外敌入侵，国难深重之时，摆不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二者的主次关系，对国共“摩擦”加剧具有深刻影响。该书也承认在反顽斗争中违反中共方针的“左”的倾向。如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不注意区别对待，对一些奉命反共态度并不坚决的不去争取，也是“摩擦”加剧的原因。但是这只是“局部地区的个别情况”，并且中共中央一直反对，不是主要原因。
何理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一文中，除对“摩擦”的根源作了分析外，还论述了“摩擦”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武装“摩擦”是抗日战争中的特殊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不同抗战方针和抗战路线。再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抗日战争又是国共两党实现其关于中国改造纲领的重要阶段。两党的“抗战建国纲领”，除在“抗战”问题上的分歧外，在“建国”问题上则更加大相径庭，它反映国共两党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该文强调指出：无可否认，国共摩擦给抗日战争带来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是，国共摩擦，包括公开剧烈的武装冲突，都是被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区范围之内的，表现出明显的暂时性和局部性，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国抗战的全局。他还具体指出：首先，摩擦的产生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共同抗战使经过十年战争的两党又重新走到一起，但是并没有消除长期独立的阴影。国共两党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贯穿抗日战争的始终。造成摩擦的根源是消极的、自私偏狭党派成见和党派利益。这种摩擦事件影响了国共合作抗战，分散了全国团结对敌的力量，有时也为敌所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冲破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力量的限制，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和人民战争路线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正确的反摩擦政策，恐怕就不会有广大敌后根据地的存在。因此，摩擦问题不应排除在两个战场的关系之外，而应视为整体民族战争的题中应有之意；它对全国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其次，摩擦是与反对国内的妥协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曾经讲过，投降必须反共，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有人不以这个论断为然，认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该文就此问题说，1938年、1940年德国的两次“调停”，1939年英国对中日关系的“斡旋”，以及1940年日本进行的“桐工作”和各种“诱降活动”，其内容实质绝对不是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完全胜利，而是令其半途而废。由于蒋介石对此保持了有条件的接触和讨价还价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抗战危机，而且这些活动大都是与当时国内的反共高潮紧密相连的。共产党和其他抗日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及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通敌反共，正是民族革命的正义之声。再次，何文也从“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说明摩擦的原因。他说：“对国民党地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它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战争中两个不同的战场，也是一个国家中的两种不同的战场，也是一个国家中的两种不同的性质的社会。因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国民党不承认的‘取消’地位，所以也成为引起摩擦的重要问题之一。共产党如果真的像希望的那样把自身的活动只限于抗日，而且把‘抗战’和其它社会改革任务隔离起来，也就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才真是向国民党‘输诚’‘投降’了。而且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抗日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具有完成不同的性质和传统，离开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军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生存、发展条件”。“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根据地的地位，一方面是要其承认敌后军民对抗战贡献，同时也要求承认敌后根据地所实行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的进步意义。国共两党关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摩擦和争论，其社会意义已超过抗日战争本身的范围，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的根本问题”。“敌后军民的反摩擦斗争从更广泛的社会含义上就是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六）敌后战场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有两种：一种认为敌后战场有战略反攻阶段；另一种认为敌后战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种意见中，对战略反攻的起点问题，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起点是1943年秋解放区转入局部反攻；一种认为是1945年8月以后。 认为敌后战场有战略反攻的代表文章和著作是贺新城的《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论文和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等著作；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文章是王桧林的《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论文。
王桧林关于敌后战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的结论，是从中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规定和实际战争历程两方面考察得出来的。他说战略反攻阶段何时到来，要看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即变化到大体上我强敌弱的时候。他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下面一段话来为他的论点作证：“在这个时期内（按：指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劣势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同时他列举大量材料证明：“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不论是整个抗日战争，还是解放区战场，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改变，战略反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到来”。“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在性质上不是战略反攻，而是战役的战斗的进攻。”接着他又说：“日本投降后，解放区战场确有大规模的反攻作战的事实”，但“这种大反攻是拒降与受降之战”。“八路军同日军的受降之战，实际上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将此说成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似乎不太恰当”。
贺新城文章和王淇的著作是从以下几方面反驳上述论断的。第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性质。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予以科学正确的评价，必须与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才讲得清楚。1943年，从总的情况来看，德、日都丧失主动。日本在国外的兵力分为伪满州国以及朝鲜、中国战场和太平洋3大块，使它左支右绌，多方应付， 很快陷入被动。分析敌我优劣形势，应把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系起来考察。第二，中国战场具备了战略反攻条件。贺新城认为，“毫无疑问，力量对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直至日本投降为止，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处于劣势，然而这并不代表全部”。他也引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论断。简单地断定“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的看法，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他接着也列举事实说：“中国后期抗战的战略反攻，尤其局部战略反攻，就是在盟国的力量已占优势，中国战场的敌强我弱已具相对性，甚至在局部地区已具优势（如滇西、缅北）的情况下发生的。”该文作者还从中国敌后战场民心、士气和战争指导等在内的精神条件的优势，有利的战略态势等方面说明战略反攻条件已成熟。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一书，肯定了上述论断。他认为解放区具有反攻阶段，主要表现在：1.在敌我力量强弱的变化上，有明显的反攻形势；2.解放区抗日军民具有积极的反攻行动；3.收复失地和歼灭敌人，有良好的战绩。但他又认为这个战略反攻阶段的时间，应从1945年8 月上旬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地区向日军宣战开始。且认为这是中国敌后战略反攻的一个特点。1944年解放区战场的反攻是局部性的反攻，不具有全局的性质。贺新城在这一点却认为局部战略反攻的实施标志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他说：“综观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的战略反攻，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由局部战略反攻到全面战略反攻全过程，一蹴而就，由防御立即转入全面反攻的事例根本不存在。”这些意见可以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各有道理。
此外，争论的问题还有对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敌后战场与敌后根据地的问题等。因这些问题许多评述文章都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三 进一步加强敌后战场研究的几点想法。
这50年来，敌后战场的研究，不论在资料的整理工作方面，问题研讨方面，著作出版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些成绩与我们事业发展要求相比，还是很不够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把敌后战场研究再向前推动一步。
首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战场中的游击战争，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敌后战场，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它的许多方面的经验，都是值得重视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前30年，对敌后战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话题。近20年来虽然仍有许多人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写出不少有份量的著作和论文，但相对地说，这种研究却有点削弱。很多从事敌后战场研究的学者把研究方向转向正面战场或其它领域，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敌后战场是一个广阔天地，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还有许多重大课题有待我们去开拓。如日军对敌后战场的作战战略及政略问题，敌后战场的政治动员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问题，“扫荡”与“反扫荡”战的问题，敌后战场局部反攻阶段的重大战役，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建设问题，民兵组织与民兵在敌后战场的作用问题，敌后游击战与敌后城市工作关系，以及敌后的国民党游击队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敌后战场研究中，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但是具有真知灼见和较高学术价值的专题学术著作，仍然比较少。这几年虽然陆续出版了一些专题学术著作，但终究是凤毛麟角。建国50年了，不论从理论准备，还是资料准备，都具备了产生大量研究敌后战场专题学术精品的条件，愿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能奋发努力，写出大量专题性学术精品出来。
第四，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字资料的整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和个人回忆录；同时，经过历史工作者的努力，也收集整理了大批珍贵的口碑资料。收集整理口碑资料工作多是各地的党史征集办和史志办等单位做的。这些口碑资料补充了文字档案资料的不足和纠正了文字档案资料中许多不实之处。但这方面的工作远没有完成，仍有大量工作可作，特别是一些敌后游击根据地，因当时环境条件恶劣，根本没有保存什么档案材料，研究这些根据地的斗争史就只有靠当时干部的回忆材料和流行在群众中的口碑资料。但愿此项工作能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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