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编辑” ——邓小平这样办《红星》报
张建军
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就办好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出了时代要求。
由此，我们不禁想起一位党的办报办刊的杰出先行者，他就是邓小平。
该研究选择该院2017年1月—2018年8月期间手术治疗的88例老年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手术管理，研究组同时给予有效麻醉管理，结果表明，两组患者麻醉平稳，顺利完成手术，对照组患者术后有麻醉延迟现象，研究组正常麻醉苏醒；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18.18%）显著高于研究组（P＜0.01），两组患者术前血糖检测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血糖检测值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围术期血酮体阳性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这，可以从他1933年7月担任《红星》报主编说起。
一
1933年，邓小平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打击，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这个岗位需要做的事情不多，而他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为党的事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主动请求另调工作。
7月，邓小平获批准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当时，总政治部位于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白屋子”，《红星》报编辑部就设在那里。
报纸原是铅印四开，第四次反“围剿”时因战事吃紧，改为三十二开本，1933年5月停刊。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后，1933年8月6日出版第一期，恢复为铅印四开四版，没有再延续之前的期号顺序。[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现在查阅有关文献和回忆文章，都表明邓小平在编辑部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两个人，他常常是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还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撰写了大量文章。
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深厚的文字功底，还有一手漂亮好字，邓小平很快就把报纸办得红红火火，不久就将报纸扩大为八版。到1933年10月，又增办了《红星》副刊。[注] 《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后来，他还想了很多办法拓宽稿件来源，提升办报质量。比如，采取“优待投稿同志”的方式，鼓励干部战士投稿 ；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撰写社论、专栏文章，等等。特别是刊登一些理论性、政策性文章时，为了便于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更好地理解，总是配发一些插图，既活泼又易懂，深受喜爱。[注] 《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8页。
PET-CT核素扫描是测量器官灌注水平的传统影像学方法，检查前通常需要向患者静脉注射一种为18F-FDG的示踪剂,1 h后行PET-CT融合显像。扫描完毕以后，首先对生成的PET图像进行衰减校正，再运用有序子集最大期望值迭代方式进行PET图像重建，最后医师可以对图像上局限性18F-FDG摄取部位、范围、程度观察判断，亦可以在放射性浓聚部位勾画感兴趣区(ROI)，利用计算机得到标准摄取值(SUV)和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进行量化分析[31]。
难怪红军指战员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信中说 ：“红星在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地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二
《红星》报之所以深受干部战士的欢迎和喜爱，除了语言通俗易懂、办报形式多样、发刊及时迅达，还重在内容“接地气”。
(一)发挥“喉舌”作用，宣传党的主张
《红星》报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是当时传播党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早在发刊词中就明确了办报宗旨 ：“它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政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注] 刘金田 ：《邓小平的历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邓小平办报后，采用社论、署名文章等形式，及时宣传报道了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如 ：周恩来《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等。
创办“列宁室”专栏，组织开展了对“战争问题”“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的道路》 ；不定期地出版副刊，编发了《怎样维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中的纪律》《纪律条令与纪律政策》等摘译文章[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对广大指战员和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邓小平带领编辑部，面对艰险的战斗环境和艰难的长途跋涉，坚持编辑出版《红星》报。他们肩挑、手刻、油印，克服重重困难，坚决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及时传达到连队指战员，做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
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专栏，从各个侧面生动反映了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群众工作等情况，使《红星》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
(二)秉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说真话”
在“不少人对毛泽东有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邓小平敢于刊发这篇文章，并且还是在自己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刊发这篇文章，体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彰显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
这里的“子任”就是毛泽东，而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正身处逆境。
邓小平办报后，在1933年8月13日第2期，就刊发了署名“子任”的文章——《吉安的占领》。这篇文章坚持客观求是的原则，集中总结了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 ：“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红星》报还刊文，帮助指战员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如 ：针对有的干部战士不了解白区环境和群众特点的情况，1934年11月9日发表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指出“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才能开展好群众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三)传递战斗讯息，鼓舞人心士气
《红星》报开辟了“捷报”“前线通讯”“前方电讯”“最后电讯”等专栏，及时登载了许多战役战斗和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事迹。
1933年11月5日第14期，就以《中央苏区红军历次战役胜利表》《中央苏区的游记战争》为题，系统介绍了1933年春到1933年10月的战斗胜利情况，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1934年4月15日第37期，刊发了系列消息 ：《兴国模范营积极参战出击敌人》《会昌珠市区十一乡全体队员一致上前线》《长汀县在模少队检阅会上整连整排加入红军》等，报道了赤卫军、少先队积极参加保卫苏区战斗的情况。[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红星》报还创办“红板”副刊，专门刊载红军和苏区军民的先进事迹。如1934年5月至7月，突击“扩红”的模范——瑞金县 ；1934年8月广昌“高虎脑战斗”中，红三军团开展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注] 凌步机 ：《邓小平在赣南》，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 ；等等。
通过无线局域网络来控制桥吊的动作，以模仿桥吊司机在司机室中的操纵动作。通过安装在桥吊上的摄像探头，获取现场的实时影像，发送回操控室远程遥控操作装置前的显示屏，反馈操纵动作的结果，使远程遥控操作实现可视化。
(四)心系红军建设，关心战士冷暖
《红星》报开辟了“卫生常识”“山歌”“俱乐部”等栏目，介绍火线救治、防病治病的常识，不定期刊登红军歌曲和地方歌谣，还进行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活动，丰富了红军战士和群众生活。
在漂流木吸引环境科学家目光以前很久，北极居民就最早接触到了来自他们无法想象的远方森林里的漂流木，他们将大海送来的这份珍贵资源变成了生活中需要的各种东西，从住所、武器到雕刻出来的可用手触读的地图。据考古学家推测，当因纽特人的祖先在1 000多年前从阿拉斯加迁徙到东部时，就携带着从海上得到的漂流木。
总之，用概念网络可以直观地显示出类比推理的始源和目标中对象的属性、关系和结构，这种表达细致、清晰、系统，从而比较容易发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和对称性，使得在类比推理的过程中，类比访问更有效，类比映射更准确，类比迁移的结果也更可靠。概念网络理论也为在计算机上实现类比推理奠定了基础。当然，要对类比推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除了依靠概念网络，还要运用其他逻辑工具，例如借助谓词逻辑进一步分析命题的结构和推理规则。可见，基于概念网络研究类比推理是从人工智能的视角研究类比推理的一个成功范例，尽管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发展，但是它开辟了类比推理研究的新方向，开拓了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新思路。
关心战士生活。1933年12月31日第22期，刊发短文《你应该写一封信回家》，指出“近日各地红军家属要求红军战士在年节中给家中通一次信，因此，军事委员会特于最近指示各部队，应即进行这一运动”[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号召每个红军战士，在年节给家里写信，回应亲人关切，坚定革命信念。
2.1.4 提取时间的考察 称取3份上述浸膏粉末1 g，置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分别加入溶剂30%乙醇25 mL，密塞，称重，分别超声提取20、30、40 min，取出，放冷，再次称重，用30%乙醇补足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见表2。
人类对于“大”这个概念的追求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而我们总在描述的，关于劳斯莱斯汽车的“气场”，其中就有不少成分来自于它们伟岸的身躯和车头那尺寸可观的帕特农神庙式的进气格栅。
对新战士关爱有加。为了提高新战士战场生存和作战能力，1934年4月8日第36期的社论指出 ：各级政治机关“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普遍的发动全体干部老战士积极进行巩固新战士的工作”[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1934年7月10日第52期又刊发训令，要求“发动干部和老战士帮助新战士，特别是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
长征开始后，看到不少战士没有鞋穿，甚至赤脚行军，《红星》报专门刊发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呼吁各级指挥员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方法。
长征开始后，1934年11月25日刊文介绍了某部一连党支部书记朱锡标同志，“当敌人冲过来距离四五十米时，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弹，掩护全营安全撤退，结果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并号召红军战士都应该发扬这种坚决英勇的精神，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红星》报还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创办了“铁锤”等专栏，专门对违反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问题，公开点名批评、揭露和鞭挞。例如 ：有一次江西军区在报告“扩红”问题上有虚假现象，《红星》报发表了《骗谁》一文，给予严肃批评。又如 ：1933年12月9日刊登了短评《违抗命令就是帮助敌人》，对不重视中央赤色戒严令的现象作出批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帮助干部战士提高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本领。1934年12月，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红星》报刊发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等等[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 ，使红军指战员及时掌握和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
定向医学生学习动机的得分为(4.373±0.043)，接近中等临界值。在各个维度上的由高到低依次为物质追求(4.693±0.057)、求知进取(4.672±0.056)、社会取向(4.354±0.068)、小群体取向(4.337±0.055)、个人成就(4.058±0.067)和害怕失败(4.058±0.067)。在各维度得分高低的排列顺序上与刘洋的相关研究一致[4]。(见表1)
回顾邓小平主编《红星》报，虽然时间不长，但编辑出版量很大，有70多期，仅1933年发行就达17300多份[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可以说，每一期、每一份报纸，都凝结着编者的心血、汗水和智慧。
许多年后，每每回忆办报的场景，邓小平总是满满的深情。女儿邓榕曾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出自他的亲笔。他手一挥，说 ：“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邓小平自述》，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1972年12月9日，他回到瑞金“白屋子”，推开一间房门，忆起当年办报的情形，不无感慨地说 ：“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谈到“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时，他笑道 ：“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注] 凌步机 ：《邓小平在赣南》，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火烧对土壤黑碳及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王新宇，包 翔，王瑞利（64）
第二，学习释比的人越来越少。释比学习的周期一般比较长(十年以上)，需要学习背诵大量的经文史诗，而其中大部分都还保留着古羌语的特征，意思难懂念起来绕口，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除了学习演唱经文，还要学习一些和经文配套的舞姿，而且即使学成后也没有过多的经济回报，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赚钱也不愿意学习释比。由此可见，羌文化传承面临着断代的危险。
丰富的办报实践，让邓小平对办好党的报纸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 ：“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就是“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领导是“办好报纸的前提”。[注]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并且希望“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
1983年10月12日，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强调 ：“思想战线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无不蕴含着对党的办报办刊经验的总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调研员)
(责任编辑 付国英)
标签：《红星》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论文; 编辑论文; 人民日报社论文; 集体学习论文; 主流媒体论文; 党报党刊论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