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演化实证分析(1994—20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集群论文,中国体育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747X(2014)03-0263-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80-052 修回日期：2013-12-03 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产业区”这样一个概念，用以界定众多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共同生产、经营的现象与状态，马歇尔强调，这种产业区出现的根源在于不同企业集聚在一起的外部性，即众多厂商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公共品投入、降低物流成本、增进学习效应，从而最终提升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上述现象后来被迈克尔·波特(1990)和保罗·克鲁格曼(1991)界定为“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或“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其概念表述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学科差别，当然也隐含了对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认识上的差别。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当代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产业集聚这个概念准确描述了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现象，为研究小到微观企业行为调控、中到区域产业发展策略、大到国际产业竞争格局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撑。产业的集聚生成与集群演化也是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体育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核心项目资源的体育企业之间及其与相关配套企业的集聚，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体育产业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极大地集聚了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提升了体育产业的产出效率和经营业绩，促进了体育消费的福利效应。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的集聚效益增加了，有向着集群化发展的冲动；同时，随着集聚的发展，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系统风险，集聚体存在着倒退甚至崩溃的风险。中国过去近20年体育市场化发展的进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从集聚生成到集群演化的渐进发展过程，是具体地、历史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迁与行业转型发展的实证对象。 1 核心概念的回顾、辨析与诠释 1.1 体育产业集聚、体育产业集群与体育产业链 1.1.1 体育产业集聚及其必然性 体育产业的集聚现象之所以会出现，首先还是源于专业化分工及其所引致的效率提升。正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不同的体育产业生产者、销售者、跟随者才共同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形成集约化优势，塑造了区域体育产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体育产业集聚是指体育产业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其他要素资源，集中分布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内，通过集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和与外部资源要素的交换，进行体育用品和器材等的生产与销售或提供体育健身娱乐和休闲旅游服务等体育经济活动的现象。从体育产业集聚的发生原因和目标分析，体育产业集聚在特定区域，是具有必然性的。 1.1.2 体育产业集群的表现及价值 随着中国体育产业集聚的发展，以体育产业园区、体育工业园区、体育科技园区、体育圈、体育产业基地、体育赛事聚集地、体育休闲带等为代表的新兴的体育集群化发展模式开始显现，它们体现了体育企业和外部环境、体育企业之间等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政府开始致力于体育产业集群的基础配置，不断提升着体育产业的效率，促进了体育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区域体育产业发展。从远期看，体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还将促进城乡体育产业的统筹发展，为最终实现中国体育的城市化、建设现代体育强国、提升国家体育软实力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1]。 1.1.3 体育产业链的含义与作用 体育产业在集聚发展中，需要形成和不断完善其自身的产业链，这就是“体育产业链”。“体育产业链”是包含了体育实物产品生产者和体育服务提供者、体育消费人群、体育市场设施、体育信息咨询、体育资本运作、相关物流配送在内的完整的产业链条。当前，中国体育产业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体育产业链的不完整，这种自身产业链不完整的状态，既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的外在表现，又是体育产业持续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限制。在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构建和不断完善集聚区的产业链，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是否能形成完整而持续运转的体育产业链，是体育产业集聚向集群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区分体育产业集聚向集群化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 1.1.4 体育产业集聚与体育产业集群的联系、区别与互动关系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一定区域内产业集聚持续发展的根源，通过这种路径锁定，产业集聚区的竞争优势被不断循环累积而锁定[2]。在这样的条件下，产业集聚有不断发展并向着成型的产业集群状态跃升的趋势。事实上，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的联系主要在于二者都是经济区域集中战略的体现，是集约经济的形式。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产业集聚是与产业空间扩散对应的概念，是区域经济集约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集群则是产业集约化发展的高级阶段[3]。另有学者指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的主要区别在于区内企业的柔性集聚，所谓“柔性”集聚，是相对于福特式的刚性(大批量与标准化)而言的，是指能适应市场变化而灵活改变的一种极强的快速反应能力[4]。由此可见，体育产业集聚是产业在空间上集中分布的现象，是产业扎堆运营的初始阶段；体育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中的企业和行业之间产生了较为密切的产业关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外部投资形成较为密切的根植性后的高级集聚发展状态，具有明显的“柔性”集聚特征，对市场变化和要素资源变动具有极强的反应能力。简而言之，体育产业集聚是体育产业集群的前提和基础，体育产业集群是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高级的产业集聚形式。一方面，二者是产业在一定区域内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二者在内部结构、外部吸引力和经济影响力上又有着很大的区别，体育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更复杂、产业关联更紧密、外部吸引力和经济影响力更大。体育产业集聚是体育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和基础，没有初始的集聚就不可能有高级阶段的集群成型和发展，体育产业的集聚发展，为体育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稳定发展提供了内部和外部的要素与资源基础；同样的，体育产业集群的成型与可持续创新和发展，将大大促进体育产业集聚的外部吸引力和内部稳定性，使得集聚的质量、效率和规模趋于科学合理。体育产业的集群发展及其内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为体育产业集聚内部要素的稳固和外部各种要素资源的吸引提供了制度保障。 1.2 几个相关概念：体育产业基地、体育圈、体育产业园区、体育产业带 产业基地通常指的是相互有联系的公司及机构集聚在特定领域或在一定区域内建立的具有配套环境、布局相对集中的企业集中地带，是一个区域经济集聚发展的概念[5]。相应的，体育产业基地就是以体育和相关产业为核心产业项目的一系列具有密切生产、服务关系的公司和机构集聚发展的区域和地带。我国的体育产业基地通常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地域性体育产业集中发展的区域，通常以园区化、基地化等为支撑和依托。截至2010年底，我国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设立了5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和1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示范区，开启了中国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的新纪元。 体育圈是一个以发展区域体育产业尤其是体育休闲旅游业为目的的地理范围。与体育产业基地相比，体育圈的范围界定更加宽泛，项目形式更加多元化，其体育服务业特征更为明显。国家体育总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在全国范围内规划设置了20个体育圈，其中的环青海湖民族体育圈、环首都体育休闲圈和环太湖体育圈等已初具规模。 体育产业园区是以工业园区形式规划建设的发展体育产业的生产、服务平台，通过招商引资和培育政策孵化器等形式，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向作用，共同推动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形式。体育产业园区的高新技术特征更为明显，园区项目设置以新产品、新技术等核心要素为资源，对提升区域体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体育产业园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体育制造业工业园区外，近年来兴起的体育科技示范园区成为一种较为新颖的产业园区形式。蒋志学在分析发展我国体育科技示范园建设思路时指出，体育科技园区搭建了体育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平台，促进了体育高等院校与体育实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体育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示范性[6]。 体育产业带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区域体育产业共生模式，其发展基点是政府规划。我国的体育产业带刚刚开始规划运作，较为典型的是福建晋江的滨海体育产业带，这种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模式，集体育用品和体育器材制造、赛事表演、休闲体育和健身娱乐为一体，具有较强的产业复合性特征和政府产业发展规划的痕迹。 2 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演化的实证领域 在对已有的有关体育产业和体育产业分类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到，众多研究者把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业列为体育产业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分类方式较为宏观，且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作为得到国内外学者及主流学术观点认可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业作为集聚与集群化研究的重点，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具体理由如下。 2.1 体育用品业的集聚发展与集群演化 体育用品业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早期形态，其产品范围宽泛，涵盖了运动服装和鞋帽、体育器材装备等众多大类产品，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形态。中国的体育用品业起步较早，已经涌现出众多本土品牌和典型集聚区。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体育用品业占整个体育产业的份额超过80％，年销售额占中国GDP的0.52％，虽然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但已经日益发展成为中国体育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尽管有学者指出，体育用品业不是体育的主体产业，但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主流观点，都认可体育用品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体育用品业属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十分适于依靠规模经济实现低成本扩张，因此，体育用品业具有集聚发展的天然需求。从市场实践看，无论是体育用品制造业还是体育用品销售业，都有集中生产和销售的趋势。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众多发展较为成熟的体育用品业产业集群，如意大利蒙特贝鲁纳的运动鞋集群、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的运动用品业集群、中国福建晋江的运动产品集群等等。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原因，体育用品业的集聚与集群化发展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之一。 2.2 体育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与集群演化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居民的建设娱乐和体育休闲需求稳步增长，体育服务业已成为中国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体育服务业涵盖的子产业门类很广泛，主要包括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建设娱乐业、体育休闲旅游业、体育场馆服务业、体育中介和体育彩票业等。这些体育服务类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产业关联，对体育产业与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尽管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体育服务业与体育用品业相比，存在起步晚、区域差异大和集聚程度低等落后因素，但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更大，并且具有很强的区域经济、社会带动功能，对刺激体育消费有很大的吸引力。当前，中国的体育服务业发展非常迅猛，国家挂牌支持的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和运动休闲示范区，大都有较多的体育服务业产业项目，很多以体育服务产业为主要利润来源。同时，休闲体育领域的新模式——体育圈，也是以体育服务业为核心项目产业的体育产业集聚模式。因此，体育服务业的集聚与集群化发展，成为课题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3 体育用品产业集聚发展与集群演化的实证分析 3.1 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演化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体育用品企业数量很少。1994年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之后，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骤然加速，伴随着职业体育比赛的热潮，中国的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市场开始急剧升温，带动了国内体育用品市场的急剧扩张。2008年我国从事体育用品生产的企业近25000家，产品大类涵盖了运动服装与运动鞋、运动器材和健身器械、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科研器材、户外运动与渔具装备、运动健身用品等11项，与国际体育用品的产品门类完全接轨。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众多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涌入国际市场，中国本土的体育用品市场也日益发展壮大。根据Official International Handbook for the Sporting Goods Industry的预测，2010年中国占世界体育用品市场份额的比重将达到31％，2011年将达到37％；与此同时，耐克已把中国列为4个重点市场之一，阿迪达斯计划在2010年实现中国市场销售额10亿欧元。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体育用品企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发展达到了高潮。据2008年主要体育用品企业半年报数据显示，李宁、安踏、特步、中国动向4家本土体育用品业领先企业，2008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均实现了同比50％以上的增长，其中特步的半年营业额暴增174.3％；2009年上半年，上述4家企业中营业额同比增长最高的是中国动向，同比增长33.5％；2010年上半年，4家企业中营业额同比增长最高的变成了安踏，营业额同比增长22.6％。上述数据表明了中国本土体育用品龙头企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集群特征较为明显的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业基地，以福建晋江为代表的体育用品制造业集群逐渐形成，涌现出安踏、361°等体育用品知名品牌。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和迅速形成的产业集群态势，是与国内体育用品消费市场容量大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正如前文述及的，体育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正是来自市场容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在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聚与集群化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投资和民间投资也发挥了较大作用，政府的政策引导起到了保障和鼓励的作用。近年来，中国涌现出的众多知名体育用品品牌，相当一部分来自体育用品业集聚区和产业集群，这种发展态势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在积极出台各种扶持性政策予以引导和推动，规划建设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和创设体育产业园区发展的新模式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根据席玉宝等的研究，当前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呈现出以下3个发展特点：生产布局专业化；产品生产集约化；生产协作社会化。基于上述特点，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具有如下5个潜在优势，即：规模和成本优势、信息和创新优势、区域和品牌优势、产业与市场优势、政策与环境优势[7]。目前，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互惠依赖性；竞争协同性；资源共享性；产业关联性。其竞争优势已经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市场、创新、协作、品牌和成本等几个方面[8]。目前，中国体育用品业的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升，尤其在东部沿海的部分体育用品制造业强省，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业集群，相关子行业的集聚程度已经很高[9]。 2010年中国体育产业的产值达到了2000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超过了0.5％，尽管与发达国家仍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但增长的速度很快，这其中，体育用品业的比重占80％左右，行业发展前景诱人。分析和总结中国体育用品业集聚与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可以更加准确而直观地认知其历史与现实，反思和展望体育用品业集群演化的道路。 3.2 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演化案例 3.2.1 山东威海的渔具制造业集聚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威海渔具产业蓬勃发展，主要依赖于靠近日本的地缘优势，截至2010年，世界渔具市场的产品超过80％来自中国，全国有4大渔具生产基地，分别是威海、浙江、广东和河北。一个城市能和多个省份同时占据4大基地的席位，可见威海渔具行业的实力。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制造”的渔具产品有50％来自威海。威海因此成为举世公认的渔具产业制造业基地和出口基地。威海现有渔具生产企业约400家，配套企业约600家，主导产品钓鱼竿有l 000多个系列、近2万个规格。 山东威海的渔具产业，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为主，发展到今天的以渔具龙头企业、渔具专业市场(渔具城)和国际化的渔具展览会为核心的渔具产业集聚，生产的渔具(钓具)产品类别从最初的饵料、网线和低档鱼竿逐渐扩展到渔竿系列、渔线轮系列、渔线系列、浮漂系列、渔饵系列、钓鱼装备系列、钓鱼配件系列、钓箱系列等多门类、多品牌发展的现代化产品格局，并初步兴建起一批产业集聚区和渔具商贸城，连续3届承办了中国渔具制造业基地(威海)国际博览会(CGC EXPO)，不仅极大地带动了威海本地的体育产业发展、城市经济发展和就业率的提升，而且为威海的城市形象传播打造了一张崭新的体育与休闲产业名片。当前威海市渔具(钓具)制造与销售业产业集聚的发展仍然处在孕育阶段和初步的成长阶段，距离成熟的集群化方向还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一，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和市场领导力依然不足。尽管威海市渔具(钓具)领域已经培育出光威集团、浪宝渔具、海元渔具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但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依然有限，品牌延伸和产品系列化发展的程度不足，产品附加值较低，如浪宝集团的自主品牌“奥林帕斯”是直到2009年才开始正式推向市场的，此前20余年均处在贴牌生产经营的阶段。第二，产品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人才要素的流动性大。威海市渔具(钓具)行业的新产品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依然从事传统的贴牌制造和国内小额贸易，企业生存发展压力大，员工薪酬和劳动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因此，技术、营销和管理人才流失严重。第三，专业化市场建设滞后，市场规模有限。威海市目前缺少大型专业化渔具(钓具)销售市场，已有的市场规模较小，渔具专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和发展较为滞后，营销网络和业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还较为有限。第四，投资来源较为单一，国际化程度不高，外来资本的根植性较差。渔具(钓具)产业的投资者一般局限在热爱垂钓休闲活动的本地人群，这些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综合能力有限，引进外来资金的能力和动力不足，即便存在一定比例的外来投资，也极易因为经营理念、产品生命周期等问题而快速撤出。 3.2.2 福建晋江的体育用品制造业集群与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福建晋江体育用品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开始显现。借助其三位一体(闽南金三角经济开放区、全国著名侨乡、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的发展优势，晋江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聚、从集聚到集群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晋江的运动鞋制造产业，因其起步早、要素资源丰沛、政府扶持力度大等综合因素，业已发展为较成熟的现代体育产业集群。晋江现为中国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国内鞋业原辅料生产加工集散地和世界运动鞋主要产地之一。 具体而言，晋江市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聚与集群化发展有3个主要阶段。 第一，孕育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9年)。这个阶段与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积极推进期基本重合。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效应就影响到了作为著名侨乡的晋江，当时的晋江是整个大泉州地域的合称。最初的晋江体育用品业，主要集中在运动鞋制造业的委托加工模式，一批中小型运动鞋加工作坊开始产生并逐渐密集分布在沿江的市镇，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状态。此后，这些小规模加工生产的工厂，规模日益扩大，形成了规模不同、数量众多的体育服装和运动鞋生产企业，到1999年前后，整个晋江的体育用品生产加工企业约3000家，并初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配套生产和原材料基地。 第二，成长阶段(2000—2003年)。其标志是本地体育用品企业品牌化战略的实施和生产与出口规模的急速扩张。从2000年开始，晋江的本地体育品牌开始迅速扩张，它们纷纷签约海峡两岸暨香港的体育和娱乐明星，依靠中央电视台等知名新闻媒体，不间断投放体育用品广告和竞标CCTV体育频道独家服装赞助商，涌现出安踏、361°等全国知名的体育用品品牌，晋江本土企业的品牌化意识日益清晰，开始从生产集聚向品牌集聚过渡。数据表明，2000年晋江鞋类出口产品达l亿双，2001年达到4亿双，2003年更创纪录地达到了7亿双，一跃成为世界主要的运动鞋生产基地。而与成品鞋生产相配套的各种原材料加工环节也同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晋江已发展成为最大的运动鞋原辅材料市场和加工基地，也成为中国最大的鞋机销售市场，2001年晋江市被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命名为“中国鞋都”。 第三，成熟阶段(从2004年至今)。晋江体育用品业在坐稳了全球体育用品制造业尤其是运动鞋制造和出口的龙头位置之后.开始日益向产品多元化、品牌国际化、市场全球化发展，同时注重做好国内市场，依靠遍布全国的专卖店模式做实国内营销渠道，并纷纷试水在海外投资建厂、开设专卖店，推广中国体育品牌，把一线的销售任务推进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前，进行直接的市场接触和营销推广。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和2007年底开始出现的金融危机等严峻形势，认真做好国内市场的广告推广和门店布局，站稳国内市场，为可持续的集群化发展做好了内功。同时，注重合理有效的品牌延伸，积极稳妥地推进产品多元化，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例如：安踏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产品的多元化，跨系列研发体育服装、运动配饰等新产品，有效利用已有的品牌优势，在较低的品牌推广成本下，迅速拓展了新的产品市场，为企业发展获得了稳定增加的销售收益。随着生产经营方式的革新和集聚发展优势的不断显现和日益放大，晋江这座中国体育用品城市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实业界的热议。2008年，晋江再次被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命名为“中国鞋都”[10]。到2010年，晋江市体育用品产业拥有12家海内外上市公司，占全市26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总数的46％，同时有26家运动用品相关领域的企业成为上市后备军，体育产业总产值占晋江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5％，可以说，晋江市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然而，在晋江体育用品产业的集聚与集群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随着国际体育用品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变化，晋江体育用品集群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来自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竞争的挑战突出表现在：第一，传统的门店扩张式营销道路，虽然可以增加体育用品品牌与消费者的零距离接触机会，但其日益增长的租金成本和人工成本让许多企业不堪重负；第二，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性行业挑战，原有的较为模糊的品牌定位、低端化的市场路线或将遭遇新的发展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晋江部分知名企业开始了总部外迁，一些知名企业把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北京和厦门等大城市。如何在已有的体育用品业集群基础上做大做强城市体育品牌，如何不断提升体育用品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新产品设计与研发水平，如何引进更多体育服务类产业，从而形成更高层次水平的城市体育产业集群和建设现代化、全方位的体育产业城市，将成为晋江体育用品业集群升级创新的重大课题。晋江市从政府政策扶持、市场资源整合和品牌形象更新等角度开始了新的大胆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07年，晋江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建设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成为继深圳、成都之后我国正式批准建立的第3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根据晋江市政府打造中国第一个体育城市的规划，晋江将借鉴新加坡体育城的PPP(政企合作)开发模式，同时，滨海运动休闲产业带开发将按一级开发、投融资、运营管理3个层次进行制度安排，以整合各方资源，吸引战略投资机构和晋江华侨、民营资本参与。在2008年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晋江以“中国体育城市”的宣传形象展示了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带给晋江的巨大变化。根据初步规划，晋江体育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是“一带二地一中心”：“一带”就是在晋江沿海大通道两侧超过50 km[2]地域规划和建设滨海运动休闲产业带；“二地”就是打造全球体育用品业制造基地和国家级运动训练基地；“一中心”就是打造全国体育赛事中心城市。事实上，晋江体育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基本着眼点就在于多元化和品牌化的运作，在已有的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城市体育产业内涵，多元化地发展体育核心产业和体育相关产业，使之与城市体育品牌的发展相得益彰。 4 体育服务产业集聚发展与集群演化的实证分析 4.1 中国体育服务产业集群演化概述 体育服务业是与体育用品业对应的体育产业的另一个大类，其具体的范畴较为宽广，但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主体产业(包括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体育场馆业、体育旅游业)和衍生产业(包括体育培训业、体育彩票业、体育传播业等)[11]。目前，中国的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体育服务业的发展，仍然较为滞后，突出表现在人均体育场馆占有率偏低、高水平体育赛事缺乏、区域体育服务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和体育休闲旅游业发展落后于居民体育休闲旅游需求等方面。体育服务业与体育用品业在集聚发展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种状况的出现，既与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有关，也与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有关，同时与居民消费意识培养滞后也不无关联。方春妮等研究和分析了中国体育旅游业的集群化发展状况，指出，当前的中国体育旅游业集群化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市场开发不够系统；二是服务设施不够完善；三是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12]。目前中国的体育服务业集聚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和少数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率先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体育资源的历史积累、政府政策推动和民间投资与消费拉动等。李南筑讨论了城市赛事集群的发展问题，指出体育赛事是展示城市实力和形象的重要舞台，为满足不同层次和时间的需要，体育赛事在城市必然体现为赛事群的形式而集聚发展起来[13]。因此，中国的体育赛事集群和体育休闲旅游集群从概念上得到了学术界的研判和认可，但从相关研究和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分析，其具体的发展深度和集聚程度尚未达到产业集群的高度，仍处于集聚的孕育期和成长期。而专门针对体育健身娱乐业集聚发展的研究尚未见到，这应该与行业自身的特点有关。以下结合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旅游业和运动休闲产业的相关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4.2 中国体育服务产业集群演化案例 4.2.1 体育竞赛表演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发展 北京市成功举办了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在申办、承办一系列大型赛事的基础上，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体育场馆水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鸟巢、水立方、五棵松篮球馆等成为蜚声世界的著名体育场馆，并开放接待海内外游客。目前，北京市已快速跃居世界知名的体育竞赛表演业都市的行列，大大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和城市魅力。同时，北京的体育竞赛表演业也抓住了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新契机，涌现出了北京国安足球队、北京首钢男篮和北京奥神男篮等职业化球队，大大刺激了居民的体育赛事兴趣和体育消费行为。 上海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致力于打造东方的现代体育大都市。近年来，上海申办和成功承办了网球大师杯赛、F1中国赛等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化职业体育赛事，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体育旅游者和从业人员前来观赛和旅游度假，极大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并对上海市体育场馆存量产生了重要的提升作用。与此同时，上海市的职业体育队伍也日益壮大，涌现出中超联赛的上海申花、上海国际、CBA联赛的上海大鲨鱼东方队等，培养了姚明这样的国际体育巨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告效应。随着上海世博会的成功落幕，其国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未来的上海体育赛事和场馆服务业的集群发展必将更加快速。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一线城市，以久负盛名的“广交会”闻名全球。近年来，广州市着力发展现代体育赛事产业，成功举办了2010年亚运会。在职业体育发展中，广东的职业球队在中超联赛和CBA联赛以及女排联赛中也涌现出众多优秀队伍，广东的球市一直较为火爆。目前，广州市共有各类体育场馆1万140个，公共体育场馆240多个，形成了场馆集聚发展的态势。近年来，广州市连续承办了广州国际网球公开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摔跤锦标赛、亚洲男篮锦标赛等大型赛事[14]，积累了丰富的赛事市场化运作经验。同时，广州也是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我国体育高等教育和体育科研的重镇。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和科研服务为广州体育赛事表演业的集群式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撑。 4.2.2 体育圈、运动休闲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现代体育服务业的核心产业主要包括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体育场馆业和体育休闲旅游业，与前三者相较，体育休闲旅游业是一项更加环保、更加接近运动本质和人类本真的、回归大自然的体育产业项目。同时，体育休闲旅游业的产业资源丰富，区域差异相对较小。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各地，体育旅游和民族传统文化、地域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勾勒出风格各异的体育旅游业发展图景。体育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业的新领域，最初是在传统自然景观类旅游区的体育运动休闲项目设置上发展起来的，如野外漂流、水上摩托、高尔夫、滑草、蹦极、攀岩等，此后逐渐拓展到与地域体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引入了现代竞技体育和旅游休闲等新元素的综合体育休闲项目领域。随着各地对体育产业和体育旅游的日益重视，体育休闲旅游业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单纯的项目拓展，演变为综合开发建设新型体育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区域体育旅游圈、体育旅游产业带，如环青海湖民族体育休闲圈、环首都体育休闲圈、环太湖体育圈、海南国际旅游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体育旅游带等。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向全世界展示了代表中国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和运动休闲健身产业欣欣向荣的20个中国体育示范圈，体现了体育圈这种新的体育产业模式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授予浙江富阳“国家运动休闲示范区”称号，富阳的运动休闲产业集群化发展由此进入了新阶段。目前，富阳的运动休闲产业主要是以中国赛艇制造业之乡、中国球拍之乡为核心的体育装备制造业和以体育休闲水路游、富春江单车季候赛、“春江杯”华东地区山地越野赛、中国滑翔伞训练基地及其组织和承办的滑翔伞赛事为核心产业资源的运动休闲产业，初步形成了集体育用品制造与销售、体育旅游、运动休闲、赛事表演和体育培训为一体的体育产业集聚发展局面。以球拍之乡——富阳上官乡的“四拍”(羽毛球拍、乒乓球拍、网球拍、沙滩拍)为例，其市场规模已占据国内同类产品市场的80％，其中一半产品远销以亚洲为主的海外市场[15]。目前，富阳的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尚存在主导项目模糊、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品牌影响力有限、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体育产业集聚发展。 5 体育产业集聚发展与集群演化的挑战与契机 5.1 已有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5.1.1 体育产业集群化的进展 (1)多元推进。通过前述对6大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运动休闲示范区和体育圈新模式的案例分析与梳理，可以看到，中国体育产业的集聚与集群化发展已经引起了政府层面的高度关注，并采用政策扶持和挂牌示范的举措，对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的主要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业集聚区和产业集群进行了支持与推广。同时，以江苏省为代表的部分体育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已经通过政府发展规划和城市联动发展的模式，积极推动区域体育产业基地、体育圈的构建与完善。上述在近年来涌现出的新的推动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模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予以肯定。 (2)差异发展。尽管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业大都杂糅在一起，难以精确区分其具体经营项目的细分门类归属，但总体上看，中国体育用品业的集群发展态势已经十分明显，晋江体育用品业集群甚至已经开始通过创新、升级，进行集群发展的转型和二次突破。而体育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仍然主要处在孕育期和成长期，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服务业集群。同时，我国体育产业尤其是体育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依然受到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别的限制，呈现出极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因此，总体上，中国体育用品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体育服务业在少数地区的初步集聚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 5.1.2 体育产业集群化的问题 第一，区域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体育产业发展不够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其根源在于体育产业资源投入不平衡及其所引发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不仅导致了体育产业发展的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会不断因为产业集聚的累积循环效应而被锁定。体育产业落后地区，由于无法得到有效的投入与供给，日益边缘化，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和吸引力，日益被锁定在集聚发展的底部区域。长此以往，我国体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将陷于失衡状态，违背了均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利于全国人民共享体育产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成果，甚至威胁到全民族体质健康和体育文明的均衡发展。 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博弈加剧。在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的角色和定位问题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在体育职业化改革和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计划思维的影响，也由于经济利益和权力欲望的驱使，地方政府尤其是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完全放手发展体育市场。在以竞赛表演业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发展中，政府掌控了大多数优质的赛事资源；同时，我国的大部分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基地和从业人员依然由政府统管，大大限制了体育的市场化发展。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利益博弈还将持续，前景尚不明朗，但任何行政力量抑制市场化的举动，从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规律上看，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要素根植性差，区域体育产业链尚不完整。从体育产业集聚向集群化发展的阶段看，“孕育—成长—成熟”的发展路径是一个集聚体内部不断完善和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集聚体外部要素资源与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部要素的根植性不断加深，内部的产业链不断完善，从而实现了内外部环境与发展状态的匹配。当前，我国大多数的体育服务业仍然处在产业集聚的孕育、成长阶段，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于缺乏要素根植性和完整的体育产业链。在中国部分典型体育用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知名体育企业出现总部外迁的现象，这意味着多年努力发展形成的产业集群，面临着利益外流的挑战，这种状况与集群的周边环境和配套资源不佳有密切的关系。为此，只有坚持吸纳、自主和不断创新、升级的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策略，才能不断从集聚系统的外部获得优质资源和各种要素，提升集聚区自身发展的档次和水平，不断优化其内部的产业结构并促动外部产业环境的改善，最终向着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前进。 5.2 环境审视与发展契机 5.2.1 金融危机对全球体育产业的冲击与应对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一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作为现代消费型产业的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背景和市场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全球性体育产业发展正面临自其出现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根据熊锦平等的相关研究，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体育产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对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来说，危机主要威胁到其体育消费的水平，减少其体育产品购买需求；而对于数量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对于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后发经济大国而言，危机主要影响到其出口商品的订单数额，继而打击体育出口相关企业的经营景气指数，造成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16]。从纵向的生产一体化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体育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条处于崩溃的潜在风险中，任何一个生产、服务或配套的环节以及任何一种集群所需的要素资源价格和来源出现市场化波动之时，体育产业集群就将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 面对持续演进的全球性危机，中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必须迎难而上：首先，需要重新考量和评估体育产业集聚区和体育产业集群的要素环境，观察和分析经济危机背景下集群的人力资本、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和配套服务价格及其来源的合理性、稳定性和及时性，密切关注其供求关系和市场变动的情况，为应对可能带来的变动性风险早作打算；其次，需要重新考量和观察体育产业集聚区和体育产业集群的政策环境，理解和把握好政府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波动的政策措施，必要时集聚区和集群内部企业及其协会组织的负责人应开展政策公关活动，要求政府保护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持区域体育产业集群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再次，需要重新考量和观察集聚区和集群外部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动情况，尽快调整技术模式和生产服务模式，推出更多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依靠忠诚的市场和消费者实现稳定与发展，通过适时的促销活动和媒介沟通，强化企业的品牌忠诚度，扩大集群的品牌影响力；最后，需要重新考量和构建集群与媒体的关系，提升企业品牌推广和产品宣传的效率和水平，通过构建体育品牌和媒体品牌的联盟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当前，传统的体育产业集群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挑战，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提升体育产业的运营效率，是后危机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5.2.2 物联网与体育产业集群演化的技术创新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网络技术理念，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商务思路和交易模式，这就是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技术，在这种崭新的物联网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体育生产和服务活动将变得更加高效率和高科技化，整个社会的体育产业结构将向着更加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优化升级，低碳经济的理念将真正在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进程中得到贯彻。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经济背景、科技环境和制度约束，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潜藏着系统性风险，还可能衍生出潜在的环境问题。具体而言，体育领域的高新技术应用将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问题的凸显，过分的体育科技依赖可能使集群内部企业丧失对已有的传统技术、工艺和人才资源的重视，未经实践检验的新技术应用在体育产业生产和服务领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考量，在高科技背景下发挥技术在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化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需要谨慎谋划、稳步推进，不能单纯把高科技作为披荆斩棘的利器，陷入“技术万能论”的漩涡之中，这从根本上将不利于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5.2.3 “虚拟集群”与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制度创新 所谓“虚拟集群”，是指基于网络的、以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主要交流手段、以合作创新与共同发展(如共同主导和创新技术标准等)为目的和内容的相互关联的企业与组织在虚拟空间的集聚[17]。在体育产业领域，NIKE公司的虚拟化发展树立了典型。NIKE是全球著名的体育用品领先品牌，NIKE公司的虚拟经营案例值得借鉴和思考。早在20世纪70年代，NIKE就把很多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亚洲国家的工厂，专注于从事款式设计研发和市场品牌推广，这种经营模式打破了传统公司的前店后厂模式和地域限制，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跨国资源获取能力，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同时，NIKE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兼并与重组，控制了许多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本地化生产，上述做法，体现了一个全球体育用品领导品牌的高远战略。NIKE的虚拟经营之路值得中国体育企业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体育用品品牌“美特斯·邦威”的虚拟经营策略就有学习NIKE的明显痕迹[18]。提出“虚拟体育产业集群”的思路，是试图通过体育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和组织的关系变革及其社会网络更新，实现新的企业集群运作模式，拓展体育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是一种基于现代虚拟企业劳动分工变迁的崭新的制度安排。“虚拟体育产业集群”的内部企业和其他要素资源之间，不再依赖于地理接近和直接的上下游生产服务关系而存在，也不再单纯依赖特定集聚区域的要素资源和市场环境而生存，从而实现了体育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超越。这种超越传统集群发展模式的思路和尝试，必将改变传统集群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企业的传统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根本上促进企业个体和企业集群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深入发展，实现以虚拟的生产服务链接形式，重新串联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和要素之间的协作关系。在“虚拟体育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利益博弈与竞合。这种利益博弈和竞合，发生在体育产业集群虚拟化的过程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对关系上：第一，是虚拟集群与外部要素和资源市场之间的博弈与竞合；第二，是“虚拟体育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博弈与竞合；第三，是“虚拟体育产业集群”与跨区域的政府政策、民间组织和贸易规则的博弈与竞合。 “虚拟体育产业集群”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同时，“虚拟体育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模式又适逢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背景，因而，它是一种在技术升级和经济危机双重背景下萌芽和生长的制度革命。作为一种新的体育产业集群发展思路和模式，“虚拟体育产业集群”的组建与运转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要点：首先，需要具备良好的资源要素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优质合作者加人体育产业集群之中；其次，需要具备较强的对外联系能力和信息获取优势；再次，需要具备嵌入全球体育产业链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 6 中国体育产业集聚发展与集群演化的策略 6.1 加强政府引导、培育市场主体，走职业化与市场化发展之路 政府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一方面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设立各级各类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奖励基金和人才创业投资扶持基金，采取“放水养鱼、抛砖引玉”的积极策略，促进体育产业投资热情和创业激情的高涨；另一方面，要采取针对性、实效性措施，大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体育产业领域，依靠体育产业园区建设和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体育产业项目经营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继续推进体育职业化进程，拓宽体育职业化发展的途径，让更多具有市场发展潜力和吸引力的体育项目和体育场馆，走向职业化和市场化道路。进而，通过职业体育联盟和体育俱乐部的品牌化建设，集聚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资本和人才，实现以职业体育为核心的城市和社区体育共生发展，提升体育产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内涵与动力，增进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化发展的经济效益、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 6.2 注重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规划，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的风险 当前，加快区域和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日益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体育产业发展规律和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态势的认识模糊，各地的体育产业规划有趋同的危险。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就将导致相邻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极大的投资浪费，威胁区域体育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政策协调和区域协作，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交换与思路沟通，才能合理、有效地制定区域体育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避免重复上马相同或类似的体育产业项目，实现区域体育产业规划发展上的协同与共赢。 6.3 以园区建设为抓手，培育特色区域体育产业集群 体育产业的集聚和集群化发展，有赖于富有吸引力的核心产业与先发企业的示范作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体育用品制造业集群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形成了区域体育用品集群的品牌化发展，集群内部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经济、技术实力提升很快，对外跨区域乃至跨国经营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同时，体育服务业也在部分大中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发展前景看好。在未来的发展中，先发区域如何做大做强核心产业尤其是项目产业，形成特色竞争优势，将成为左右本地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速度和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依靠创设区域体育工业园区、体育科技园区和体育产业示范园区等园区化发展的新形式，培育区域特色体育产业项目，形成区域优势体育产业群，是一条科学发展的途径。 6.4 以体育赛事推介城市品牌，形成区域性体育产业核心城市 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本体和核心之一，做大做强项目产业一直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思路，赛事项目及其品牌影响力是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为代表的江苏省大型体育赛事和职业赛事的发展，树立了依靠体育赛事推介城市品牌的典范。通过承办大型赛事和职业化比赛，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可以有效推进区域体育产业的集聚发展，尤其是体育服务业的加速跃升。同时，密集的赛事资源和城市体育文化的提升，将有助于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和居民健康意识的改善，从而为形成区域体育产业核心城市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6.5 拓展“虚拟体育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抓住集群发展的新契机 产业集群的虚拟化发展，是近年来在产业集群发展领域发生的一场较为深刻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和技术革命引发的，具有较强的成本比较因素和经济考量内涵。在体育产业发展领域，NIKE公司的虚拟化运营道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将其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体育产业集聚与集群化发展的实际联系起来，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全球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通过打造全新的基于网络技术的跨区域乃至跨国体育产业生产、服务协作平台，向全球体育消费者提供优质而价格适中的“中国制造”体育产品与服务，真正在全球体育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的品牌价值，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体育产业品牌群体形象，将为中国体育产业真正屹立于世界体育品牌之林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