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之前的多元准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要来寻找“五四”白话的源头，当然可以从晚清入手。再早，如胡适所做过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来认定白话的“古已有之”，那只能看作是《新青年》同人们高举新文化大旗的一种策略。半部《白话文学史》，只是要增强用古代资源打倒眼前顽固堡垒的力量。至于“五四”时期的白话，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仅仅是几个留美青年学生来来回回写信做诗讨论一年多，也不会即时产生。所以，注意“五四”前社会上除了“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①的势力之外，文学书面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已经有了哪些形态上的准备，这才能说清楚“五四”白话的来龙去脉。
我觉得可以从“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文言的松动并非只是给现代白话的出现制造出空隙而已。一种行使了一千年以上的文言，作为正宗的文学语言，它几经调整，试图适应时代的发展，到了晚清最终适应不下去了。这次的“松动”型调整，是大的调整，调整后虽然不会直接“和平长入”，自动演变为新式的白话（所以“五四”是一场革命，将旧文学语言要彻底赶下台去），却为新式白话的词法句法形成，预先在革新文言的试验中做了准备。
文言小说达到夕阳式辉煌的是《聊斋志异》，晚清民国之间的文言小说家就要数苏曼殊了。许多人推崇苏曼殊，孙中山称他是革命和尚，郁达夫说他“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经是不朽的了”②。胡适则不以为然，说他的小说“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③。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里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以至惹动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公愤。但平心静气地看苏曼殊小说的文言，确乎已经酝酿了部分现代气象。细细体味其代表作《断鸿零雁记》里的文字风貌，在文言外观下跳跃的是现代人的心律，如：“余反复思维，不可自聊；又闻山后凄风号林，余不觉惴惴其栗，因念佛言：‘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嗟乎！望吾慈母，切勿驱儿作哑羊可耳！”④运用第一人称，表达一个被爱情击中的青年僧侣三郎的内心冲突可谓细致入微，反抗母命的意念也于暗中形成。苏曼殊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比起清末谴责小说的作者不知要新多少，所使用的文言便能尽力容纳人物的心理空间，这就构成了与以往文言的不同之处。
在文言散文领域里，梁启超的“新民体”自然是最出格的，影响也特别大。这种语体的特点我们不妨拿他的重要作品《少年中国说》（1900年）的开头来举例：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虽是文言，但畅达明晰，感隋色彩十分浓烈。接下来，即论“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一段，通篇拿“人”来喻“国”，是这样写的：
……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⑤
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将文言部分地口语化和欧化了。这种文言就是他自己概括过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⑥这种语体适于输入新词汇、新概念，配合思想启蒙，宣传鼓动，在现代报纸上运用起来正是得心应手。上引《少年中国说》的例子里，仅外国事物词汇一项，就夹杂有“泼兰地酒”（白兰地酒）、“行星”、“陨石”、“埃及”、“金字塔”、“西伯利亚”、“铁路”等等，极大地打破了文言的旧格局。当年为了这种通俗化的文言，梁启超与《天演论》的译者严复曾有过论争。严复不同意文界需要什么“革命”，强调自己的译笔不是给“市井乡僻之不学”看的。⑦梁启超则直截了当批评他的“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并指出著文目的应是“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⑧道出梁启超把扩大读者的接受看作是语文真正归宿的新观念。他针对旧文言“言文分离”的要害进行改造，破除思想封闭而达到“言文合”的目标，显然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总体精神及十几年后的那场“五四”白话文运动，都是相通的。
而用文言翻译外国著作（包括文学）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为了让外来的译品能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包围，反要使用更古的文言。这是许多翻译家的想法，严复就是这样。不过，据钱钟书重读林译小说得到的感受，认为林纾（琴南）翻译170多部外国小说所使用的，并不是这位后来拼命反对“五四”白话的古文大家所惯用的文体。结论是“林纾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钱钟书进一步分析林纾的翻译文体，说：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此，“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像“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像“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去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像“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反动之力”、“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沾染当时的译音习气， “马丹”、“密司脱”、“安琪儿”、“苦力”、“俱乐部”之类不用说，甚至毫不必要地来一个“列底（尊闺门之称也）”，或者“此所谓‘德武忙’耳（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⑨
钱氏的这段论述，精当而且细密，将林纾译文所用的松动文言的性质尽力挑明（文中且多有举例，这里无从一一罗列）。这种文言是通俗、随便、有弹性的，是有意无意吸收不规矩的“佻巧语”、“口语”和“外来语”的。这时期文言“欧化”的影响所及，潜移默化地造成“五四”白话向“欧化”的一路上走去，翻译文的功用在这里显然不小。连“古文家”的林纾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至于白话，在晚清期间整个是存在的，到最后甚至形成了提倡白话的蓬勃运动。要执行语文通俗化，“白话”是现成的。它的资源至少可上溯至宋代的话本小说和语录体的笔记，这是古白话。然后一代一代吸取当时的民间口语，造成古代白话的历时状态。可以说，白话的倾向总是归向口语（由于明清两代“官话”打下了基础，这口语自然倾向于北京话）。到了近代，企图用白话来调整民众的书面语言，最初的目标是开发民智，使得维新变法的宣传能达到民间的层面。到“五四”白话出现为止，这之前白话的种种演变，可称为现代的“过渡的白话”。它们的形态也有三种：小说的白话、报章的白话及翻译的白话。
使用白话是中国小说之正宗。由于小说长期处于文学边缘的地位，由于它本来就是“说”的而不是“写”的，白话小说一直是小说的主流。朱自清为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作序，其中谈及中国现代语，说：“本书所谓现代语，以《红楼梦》为标准，而辅之以《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小说所用的纯粹北平话。虽然前者离现在已经二百多年，后者也有六七十年，可是现代北平语法还跟这两部书差不多，只是词汇变换得厉害罢了。这两部书是写的语言，同时也差不多是说的语言。”⑩对小说的白话在现代全民语文中的位置，实在是太看重了。《红楼梦》很容易被无知的今人以为是用了古老的语言，可实际上是十八世纪的白话。据说《红楼梦》现存最早的脂评抄本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底本有文言成分，然逐渐减少，多用口语。人物对话是如此，叙述语言也每每如此”。(11)传抄中的细微差别不去管它，大体上说《红楼梦》采用“纯粹北平话”是应当可靠的。比如第一回劈头说“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下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12)，显见是白话无疑。而另一部被作为现代语范本的《儿女英雄传》，所用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白话，离我们今天更近些。它的第一回第一句便说：“《儿女英雄传》的大意，都在缘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叙。这部书究竟传的是些甚么事，一斑甚么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静听，听说书的慢慢道来。”(13)使用的评话体的白话也是够通俗的。
到1903年，四大谴责小说几乎同时利用现代报刊陆续登载出来，每一部用的都是白话。《孽海花》的语言相对典雅些，有时杂以骈词俪句。它如《官场现形记》，第一回说：“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1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开篇说：“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15)都十分易懂易读。这些作品的读者面相当广阔，因而，小说白话的普及程度应当没有问题。只是有两点还该强调，第一，晚清的小说白话，按朱自清的话说仍是“文言，语录夹杂在一块儿。是在清末的小说家手里写定的。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的口语”。(16)第二，当时的人们并不拿这样的白话来做日常书面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可以这般写，如果是写文章、写公文、写书信、写状子等等，用的自然仍是文言。
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末期，国人掀起办报高潮。其中杀出一股白话报的洪流，推波助澜，为现代白话到“五四”时期最终登上文学书面语的主流位置，做了另一方面的准备。关于晚清各类白话报的总量，大概在200种以上。它们分布于全国，但重要者大都集中于上海和北京。这些白话报从形式上更像是“刊”。就现在能翻阅到的而论，开本为32开的居多，旬刊、半月刊、月刊者多于日刊。如果就内容版式视之，几乎都守着“演说”、“要闻”、“杂俎”三大板块，已经具备了现代报纸“社论”、“新闻”、“副刊”这样三个部分的雏形。白话报若与使用文言的大报相比，它们好像只是些小兵小卒在打打边鼓，随印随散。但正是这些小报小刊型的白话报，造成了一种报纸的白话文体。
1876年3月30日创刊的《民报》，是由老牌的申报馆用通俗语体出版的另一份报纸。出版的第二天，上海《字林西报》曾刊登介绍它的文字，也用纯粹的白话风格：“我们已看到申报馆新出版的一种报纸的创刊号，名字叫做民报，卖五个小钱一份，它的特点是在用白话写的，可以帮助读者容易懂得它的内容。每一句的末尾都空着一格，人名和地名的旁边均以竖线号（——）和点线号（……）表明之，并且只售半个铜板一份，是使它可以达到申报所不能及于的阶级，譬如匠人，工人，和很小的商店里的店员等。它将每天刊行。”1897年在上海福州路出版的《演义白话报》也是较早的一种，从它创刊号所载《白话报小引》，可见此类报纸白话的风味。它说：“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17)1898年《无锡白话报》由裘廷梁、裘毓芳叔侄女两人创办。裘廷梁起草的《无锡白话报序》登在第一期上，用语文雅，但也是易懂的。同是1904年创刊于南北方的两种白话报，苏州的《吴郡白话报》发刊词面对读者，说是要“把各种粗浅的道理学问，现在的时势，慢慢的讲给你们知道。”(18)北京的《京话日报》则声称：“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19)白话报办报的路数差不多都是如此，它们压根儿不提要形成什么比文言更好的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书面语之类。实际上当初办白话报的意思不外是：第一，和一切维新者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振兴国家、抵抗外侮而启发民智，裘廷梁就写过一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此是本意(20)；第二，因此要提倡一种通俗化的书面语言，就是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趋于接近的“白话”；第三，白话里面所包含的“言文一致”的理想并不是人人都能感悟到的。大多的知识者认为白话只为人民大众所用，能读懂、听懂就行了。因而，那个阶阶段的白话提倡者们多半手执两套语言：为了让民众看懂而写白话；而对于大众以外的人仍然使用文言。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这个办“开通民智”的《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另外为“开通官智”办了一份报纸叫《中华报》，用的就全部是文言了。白话报本起自民间，等到“咸与维新”了，官方也办起了白话报，这只要看还有什么《预备立宪白话报》、《地方自治白话报》的名目就可明白。后来政府推行“国语”，教育部门抓国语教育，所以有人说是“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合流”，“完成了这一从国文、文言向国语、白话的转变”。(21)
在白话报盛行的时期，白话向文学创作的渗透日益增强，同时因书面语的演变究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白交杂便成为当时的常态。思想上虽已经是赞成维新，提倡新学了，为诗为文仍以文言为主，是大部分士人所采取的方式。白话报已经大量存在了，可即便是白话作者写起白话文来，如周作人举过的写《女诫注释》（《白话丛书》之一）序文的人，行文的思维，起承转合，“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22)它们与“五四”后的白话究竟不同。
使用白话如不从古文出发，比较彻底的当是白话翻译的外国文学。因为外国的文本充满了“欧化”的思维，翻译的白话在这里会受到极大的刺激，并同欧化的文言遥相呼应，为“五四”的欧化白话冲刺树起最接近的标本。现在能找到的较早的白话文译者，有苏曼殊、周桂笙等。这两人的过渡性质都一目了然。苏曼殊前面说过，他是晚清至民国的文言小说家，文言在他笔下尚能生花。周桂笙是早期鸳鸯蝴蝶派翻译家里主要采用文言的有影响的译者（鸳鸯蝴蝶派是创作流派，又是最早的翻译流派。它的许多小说家两栖写作同时从事翻译，横跨了文言翻译和白话翻译两个时期），但1903年他有一部白话译作《毒蛇圈》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第8号上发表。苏子谷（即苏曼殊）也于1903年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用《惨社会》的名字发表在《国民日报》上。第二年出单行本时加署了陈由己（即陈独秀）成了合译。陈独秀的作用大约是润色加工。那时候是风行“意译”的年代，中国的译者随意增删外国作家的原文，甚至节外生枝，添加人物与故事，译者自己跑出来如评话说者讲上一大篇话，都是常见的事情。《惨社会》里便多出一个懂得中国文化的法国侠客男德，说出下面经常被研究者引用的惊世骇俗的话来：
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
苏曼殊还借助另一人物抨击中国文化：
哎，我从前也曾听人讲过，东方亚洲有个地方，叫做支那的，那支那的风俗，极其野蛮，人人花费许多银钱，焚化许多香纸，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更有可笑的事，他们女子，将那天生的一双好脚，用白布包裹起来，尖促促的好像猪蹄子一样，连路都不能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23)
我们从这些生动的文字中可以一窥当年翻译小说运用白话的水平。周桂笙的白话译语风格类于此，他也避不开让叙述人随意加添话语的翻译习气，如《毒蛇圈》里：“那法兰西没有见过什么美男子，所以瑞福没得好比他，要是中国人，见了他，作起小说来，一定又要说什么面如冠玉，唇如涂朱，貌似潘安，才如宋玉的了。”(24)但他在《〈毒蛇圈〉译者叙言》里倒是声称要照原作翻译，不做任意改动的。
意译的翻译家中真正开了白话译文先河的，是伍光建。他1907年出版的《侠隐记》译的是大仲马的代表作《三个火枪手》，到了“五四”时代还受到《新青年》同人的赞誉，并用它来严厉批评林纾，便是因它使用了“简洁明快”的白话。茅盾直到1934年，还蛮有兴趣地对照原文来评述伍光建在用白话翻译时，是如何为中国读者尽量消解“太累赘的欧化句法”的。茅盾举了伍光建《侠隐记》第一章《客店失书》的文字：
话说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四月间，有一日，法国蒙城地方，忽然非常鼓噪，妇女们往大街上跑，小孩子在门口叫喊，男子披了甲，拿了枪，赶到弥罗店来……
据茅盾的对照，伍光建是将原文“四月里的第一个星期日”译成“四月间有一日”；在“法国蒙城”之下故意脱落“《玫瑰故事》著者的生长地”一句；在“忽然非常鼓噪”之下，脱落“好像耶稣教徒攻了进来把这地方变成了罗歇第二”。而且，“妇女们往大街上跑”和“小孩子在门口叫喊”两句本不是平行的，原文是个复合句：“妇女们不顾她们的孩子在门口哭叫，飞也似往大街上跑”等等。(25)在后文里，茅盾继续不厌其烦地举出伍的白话译文哪些删削得好，哪些删削得不好的例子，并理解他在意译的年代里只删而不增的用心。
白话的翻译举其重要者，还有陈冷血译的莫泊桑短篇《义勇军》，吴梼据日文转译马克·吐温的短篇《山家奇遇》，一直到周瘦鹃得到鲁迅褒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那些篇目。它们的直接效果是刺激了吴趼人、徐卓呆等对白话短篇小说最初的尝试。
我认为，晚清“松动的文言”为“五四”白话准备下“转变”的环境，提供了大量渗透外来词汇和句法的初步经验。晚清“过渡的白话”为“五四”白话直接创造了样本。特别是翻译白话的作用，不可小视。因为资料表明，晚清渐渐有了中国章回体以外阅读要求的读者，很长时段里读的大部就是翻译小说。待等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白话直译作品一旦问世，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提倡白话取代文言的言论一出，“五四”白话才得以确立。而“五四”白话何以会发展成“欧化的白话文”，也要从晚清以来的文学和语言的现象中去寻找历史的线迹了。
①钱玄同：《寄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1936年版，78页。
②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255页。
③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原载1918年《新青年》4卷1号。
④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苏曼殊小说诗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30页。
⑤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123页。
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6页。
⑦见《与梁启超书》(2)，《严复集》第3册，王栻主编，1986年版，516～517页。
⑧见《新民丛报》创刊号梁启超评严复所译的《原富》。艺文印书馆印行1902年版，115页。
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83～84页。
⑩朱自清：《中国语的特征在哪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58页。
(11)郑庆山：《〈脂本汇校石头记〉前言》。《脂本汇校石头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11页。
(12)《脂本汇校石头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1页。
(13)《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14)《官场现形记》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页。
(15)《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页。
(16)朱自清：《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267页。
(17)转引自《晚清报业史》，陈玉申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109页。
(18)转引自《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卷（中），《吴郡白话报》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78页。
(19)转引自《晚清报业史》，陈玉申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152页。
(20)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5期前称《无锡白话报》）1898年8月27日，第19、20期。
(21)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2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1989年版，52页。
(23)以上两段引文，均转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的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57页。文中称《惨社会》为《惨世界》。
(24)转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的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68页。“宋玉”误印“未玉”。
(25)茅盾：《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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