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等级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在更多地区发挥影响、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维护本国海外利益和推动国家继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不同的地区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地区内国家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在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和深化地区合作时需要加强了解的。特别是在中国加强周边外交工作、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背景下，为加深同相关地区国家的合作水平，中国需要把握不同地区体系的特点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本文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具有等级制特点的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为主要讨论内容，结合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希冀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更希图为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崛起国、介入战略与地区等级制 (一)国际关系中的地区等级体系 自现代国际关系诞生以来，霍布斯所描绘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假定之一，不同理论以此为起点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①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国内政治的基本特征——等级(hierarchy)，仅从领土面积、人口等基本实力要素来看，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结构。②戴维·莱克认为，等级制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国家完全或部分地服从于其他主导国的权威。③等级制的存在并非排斥无政府状态，二者也不是非黑即白、彼此对立，它们共存于国际体系之中。④而有关等级制和等级体系的研究则在近年来受到了学者们的持续关注。⑤ 对大国来说，建立等级体系并成为主导国是获取经济和安全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全球层次上建立等级体系是一个艰难的庞大工程，即便如美国这般强大的超级大国也未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⑥而在地区层次建立等级体系，则因为所涉及的国家数目较少、地域范围有限、地理邻近降低成本等原因，实现难度较低，具有获得成功的一定预期。⑦且因冷战后“地区”作为独立分析层次更加明显，⑧研究地区等级体系的相关问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一系列关于崛起国如何分化敌对联盟、从霸权国手中争取中小国家、建立以本国为主导的等级体系、推动权力转移以完成本国崛起目标的战略问题的研究，⑨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崛起国如何建立地区等级体系的问题。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言，达成在地区层次的任务目标也是崛起的必经步骤和题中之义。然而，既有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等级体系在无政府状态中如何形成，但从事物本身的发展来看，也需要研究等级体系的衰落和消亡，并且崛起国如何在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过程中选择进取的时间点也是有意义的理论问题。⑩ 从学理上看，等级体系的衰落和消亡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前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是等级体系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果崛起国只在等级体系出现衰落时才加以应对，那么它将会长时间处于自缚手脚的状态，有可能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塑造崛起环境的有利时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追求是持续性和积累性的，即便环境没有达到最优条件，在次优的背景下也应该采取主动性的战略措施，推动环境和相关条件等因素向于己有利的方向转变，从而为本国争取利益最大化。而从战略效果上看，在等级体系衰落的过程中采取进取行为，固然可以放大战略的实施效果，以较低的成本换取较高的收益，甚至成为压垮等级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等级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相关国家也会做出努力维持等级体系，如崛起国长期置身事外，则有可能在关键时机出现时陷入战略措施无法实施的窘境，并且等待和观望(11)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相当巨大，不利于崛起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崛起国在面对一个既存的并处于发展中的地区等级体系时，应该实施一种较为主动的介入战略，逐步融入和参与地区相关事务。一方面，在地区等级体系平稳发展的同时，择机谋求实现本国利益；另一方面，保持积极介入的状态可以使崛起国在等级体系出现衰落时，适时并有针对性地发力，推动地区等级体系的消解或重构，从而改变地区格局。有鉴于此，崛起国应该采取何种介入战略，在已存的地区等级体系中最大化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使更多的追随者改变追随关系，乃至逐渐瓦解或重构地区等级体系，是崛起国需要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对其外交智慧的考验。由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设定为：崛起国在面对既存的地区等级体系时应采取怎样的介入战略。 (二)崛起国的介入战略 从意义上看，介入、干涉、干预具有相关性。相较“干涉”的强制性色彩和“干预”的预防性特点，“介入”(involvement)所体现的某国对某一国际事务的参与更加客观和中性。(12)国内外既有的战略研究大多用定语对“介入”进行修饰。从介入程度或范围来看，“选择性介入”战略可以成为国家的选择，根据利益攸关程度的差别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强力介入”或“武力介入”反映了介入本身的行动方式，强调运用军事和武力手段；“建设性介入”从介入的影响出发，认为介入可以为事态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推动正面结果的出现；而“积极介入”则是从实施主体的主动性意愿角度加以界定。(13)在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外交介入国际事务问题的研究中，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概念最典型，并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14)笔者认为，创造性介入更多是从中国外交整体风格和方式创新的角度提出的概念，具有总括性和纲领性，而在具体议题上，则应进一步细化对介入战略特点和内容的研究，深化“介入”的类型学分析。(15) 承袭学者们对中国介入战略的讨论，本文选择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作为案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大国地位特别是崛起中大国的地位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而中国西侧的后苏联空间，虽然曾经是一个统一国家，但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变成由多国组成的地区体系，并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作为大国的俄罗斯显然是地区主导国，凭借其在地区内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所有外交、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力。(16)巴里·布赞等人将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组成的地区作为中心化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加以研究，(17)体现了该地区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而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包括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多国同俄罗斯一起组建的欧亚经济联盟已于2015年1月起正式运行。由此，后苏联空间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地区等级体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与这些发展相伴的，则是冷战后崛起中的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介入。 因此，接下来本文将首先从理论上构建研究崛起国对地区等级体系的介入战略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为案例，考察地区等级体系的发展与中国的介入过程，总结中国介入战略的特点，提出“包容性介入”的战略概念。进而，总结中国介入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更好地应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地区局势，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并制定更加有效的介入战略提出一些浅见。 二、崛起国介入地区等级体系的战略选择 本文研究崛起国介入地区等级体系的战略问题，其基本的前提假定是：第一，存在一个崛起国和一个地区等级体系；第二，地区等级体系中存在一个主导国和多个从属国；第三，崛起国不是地区等级体系的成员，两者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又并非完全分立，否则，崛起国的介入将丧失意义。对崛起国而言，介入地区等级体系可以实现诸如经济收益、安全环境和国际支持等国家利益。而对地区等级体系内的各国而言，无论是主动允许还是被动接受，崛起国的介入都会给其带来一定的收益。因此，崛起国与地区等级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这不仅是崛起国实施介入战略的基础，也是各国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开展互动的前提。 (一)地区等级体系的界定 从基本假定出发，地区等级体系在崛起国介入之前就已然存在，因此，对地区等级体系的分析不仅成为构建分析框架的前提，也是崛起国制定介入战略的基础。而必须强调的是，介入本身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对地区等级体系的分析包括对其静态特点和发展动态的研究。 第一，地区等级体系具有不平等的物质性权力结构。从定性的方面来看，主导国在诸多方面拥有强于其他从属国的强大国家实力，从属国则通常是中小国家，或者是在某一方面具有实力缺陷的地区大国。例如，在美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中，尽管日本、韩国等经济实力不凡，但在安全保障能力方面的缺陷使它们都同样沦为美国的从属国。因此，在区分主导国和从属国的身份差别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即主导国在地区内的相对权力地位。当主导国的相对权力地位下降时，将影响其施加权威、生产秩序、规训和履行承诺的能力和行动，(18)甚至导致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19)这是在定性研究基础上从定量角度进行的分析。 第二，权威的存在使地区等级体系中存在着不平等的观念和身份结构。(20)尽管学者们对权威的来源存在争论，但基本的共识是：当主导国拥有权威时，可以影响从属国的政策，即从行为模式上看，从属国会跟随、服从主导国。而权威的强弱，或者说地区等级体系中等级程度的高低，也就成为崛起国制定介入战略时需要着重注意的方面。因此，既有的关于权威来源的分析，如是否履行权威契约中的相应行为以及有关地区规范和认同的讨论，(21)都可以作为观察权威强弱的重要指标。例如，当主导国的地区形象良好或更好地履行了地区义务、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时，权威关系较强，此时从属国将更为坚决地执行追随政策。 第三，地区等级体系有其形成方式和运行机制。机制的不同会对权威的强弱或等级程度的高低造成影响。例如，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在经济领域更多围绕地区一体化机制运行，而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体系则具有鲜明的同盟关系特点。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地区等级体系的运行机制还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旧机制的深化或新机制的建立等。通常而言，主导国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从属国则调整本国政策采取追随行动，参与地区机制，开展地区合作。地区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权威的变化，也能够反映地区等级体系的发展情况。(22) (二)介入战略的目标与结果 从理论上说，上述有关地区等级体系的分析，其中任何一项若发生改变，都有可能对地区等级体系的存续和发展造成影响，因此，主导国实力优势的下降和合法性权威的衰落可被视为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两条路径。(23)但衰落仅仅是目标或结果之一，更为规范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介入战略所要达成的目标与结果。(24) 对崛起国而言，介入战略的最优结果是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和瓦解，主导国不再具有权威，崛起国也不再面对“以寡敌众”的不利局面。而最差结果则是崛起国被排斥在地区体系之外，与体系形成对立或龃龉的局面，介入失败，不能实现本国在地区内的利益。在“光谱”中间的各种次优结果是，地区等级体系依然存在，但崛起国改变了与地区体系的关系和相处方式，此时可以有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崛起国以追随者身份“融入”地区等级体系，成为体系的一部分，这种融入使主导国保持甚至扩大了自身的权威；第二种是崛起国“吸纳”地区等级体系，成为新的主导国，原有的权威关系得以保持，但主导国和从属国都服从了新的权威——崛起国，新的等级体系覆盖了原有的等级体系：第三种情况是地区等级体系并未排斥崛起国，两者实现了“共存”，(25)不以对立的方式看待彼此，崛起国可以参与地区相关事务，甚至与等级体系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从现实看，达成最优结果是一个略显遥远且难度较大的目标，最差结果则对崛起国最为不利。而三种次优结果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力的对比、权威的变化以及地区机制的具体情况。 (三)介入战略的实施 分析地区等级体系、特别是有关实力对比和权威状况，有助于崛起国进一步明确介入战略所要达成的目标。通常而言，崛起国开始采取介入行动，不会急剧改变实力对比、身份认知和权威关系，因此，更重要的是考察地区机制以及相关的战略互动。刘丰在讨论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时，将“对手联盟的属性”和“战略实施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影响战略成败的两个因素。(26)与此相类似，实施介入战略的过程实际上包含着互动的三组双边关系，即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从属国、主导国与从属国，三者之间具有不平衡的影响作用，其中主导国与从属国的关系具有基础性，是崛起国制定战略时的分析起点。鉴于地区等级体系的优先性存在，三组双边关系的互动可能呈现如下两种情况。(27) 第一种情况是主导国与从属国的关系不断密切，即地区等级体系生命力旺盛，权威或等级程度保持平稳或呈增加趋势。此时，崛起国有两种选择，或者优先发展同主导国的关系，或者优先发展同从属国的关系。比较而言，最有利的选择是同主导国发展关系，(28)因为从属国追随主导国立场，且地区等级体系中的合作机制和公共产品基本由主导国提供，优先同主导国优化关系是一个成本较小、收益较大且较为有效的选择。此时，如果主导国不认为崛起国是威胁，回应以发展密切的关系，那么，从属国也通常会采取相应立场，与崛起国密切双边关系，由此使三组双边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崛起国深化对地区等级体系的介入。而如果主导国对崛起国存在负面看法，认为崛起国构成威胁或损害自身利益，不愿意与崛起国发展关系，则崛起国有两种策略选择：第一，选择较小的议题切入，同多边地区机制建立合作关系，为地区发展作出贡献。较小的议题有助于减少合作的阻力，为地区作贡献的示弱行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主导国的抵触情绪，尽管主导国可以主导地区机制这一多边平台，但却难以完全独揽，所以与地区机制建立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介入之门。当然，选择什么样的小议题切入则考验着崛起国的智慧，需要具体分析。第二，选择等级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即个别对权威服从较弱的从属国，与其发展双边关系。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在于地区等级体系中的从属国数量较多，其多样性导致权威覆盖不可能铁板一块、程度一致，选择与弱服从的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以逐步扩大自身在地区的影响，从而实现与地区机制的合作或促使主导国改变立场，这一路径也可以取得一定的介入效果。但其中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主导国可能因为崛起国与部分从属国关系密切而更加排斥崛起国，或者利用权威而迫使更多从属国拒绝与崛起国发展双边关系，使崛起国无法嵌入“楔子”(29)、打开缺口，从而最终将崛起国排除出地区事务。此外，与部分从属国发展双边关系能够对崛起国介入地区事务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并不很确定，两者之间并不具备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主导国态度负面的情况下，上述两种策略究竟能够取得怎样的效果，使三组双边关系产生怎样的互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二种情况是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即地区等级体系出现松散趋势，通常而言，这是崛起国成功介入的有利条件，也是加深介入的有利时机。但介入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崛起国以从属国为目标，借体系松散之机密切与从属国的关系，从属国因对地区主导国怀有不满，愿意积极回应，此时崛起国有可能在发展同从属国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地区机制，不仅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也可以达到排斥主导国、推动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目标。但由此可能引发主导国的进一步反应，例如出现主导国同时打压崛起国和从属国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主导国拉拢崛起国而进一步冷落从属国的情况。在前者出现时，打压成功与否取决于主导国的实力强弱、意志坚定与否和新旧地区机制的吸引力等具体情况。而当后者出现时，崛起国需要评估是站在主导国一方还是站在从属国一方对等级体系的打击更为严重，从而做出自己的应对策略选择。而当吸引从属国无效时，崛起国可以转而以主导国为目标，借体系松散之机密切与主导国的关系，力图形成“共制”从属国的局面。这是地区等级体系松散时可供崛起国选择的第二种介入方式。但主导国是否接纳崛起国，取决于实力对比、身份认知等因素，与之相应，从属国有可能感到被孤立，疏远同崛起国的关系，此时有可能出现旧机制瘫痪而新机制无法建立或运行的情况，这显然是对地区等级体系的有力打击。总之，在权威被削弱、地区等级体系出现松散变化时，崛起国介入战略的实施将更为有效。 从以上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崛起国在实施介入战略时，首先要对主导国和从属国的关系状态进行判定，其次要评估本国同二者的双边关系状态，选择优先战略对象，评估其战略措施可能给双边关系和各自同第三方的关系带来的影响，预测主导国和从属国的战略回应。在此基础上，接下来才是采取更为具体的介入政策和措施，以实现介入目标。而实施以上步骤，不仅需要评估三组双边关系，也需要分析地区等级体系的三个重要方面，即物质性权力、观念性权威身份和地区机制，这三者可以作为具体的观察指标，来判断地区等级体系特别是主导国与从属国的关系发展情况。由此，本文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包含对三组双边关系和三个观察指标的分析，以便理清战略互动过程。 三、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欧亚大陆诞生了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后苏联空间。在空间内各国不断互动、构建和发展地区体系的同时，崛起中的中国也以自己的方式逐步介入该地区，对这一案例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理论框架，并为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作为地区等级体系的后苏联空间 苏联解体后，这片广袤的区域从单一国家变成了由多国组成的地区。“后苏联空间”的提法表明地区内各国曾经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历史的惯性使原先存在于国内的等级制超越边界，延续到苏联解体后的地区体系中，并且在现实的影响下，后苏联空间呈现出地区等级体系的特点。 1.稳定的“一强多弱”地区结构 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成为后苏联空间内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领土面积、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等物质实力指标遥遥领先，而且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身份的继承也显示出其突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其他国家则是典型的中小国家。因此，该地区呈现出“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且该结构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俄罗斯作为主导国的地位相对稳定。尽管解体后二十余年来，俄罗斯的国家实力经历了一个不断坠入低谷又再次爬升的大“V”字形变化，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卢布贬值的影响下出现波动，但俄罗斯在地区内的领先地位并未动摇，它始终是地区内的主导国。且相较于其他国家，俄罗斯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化仅仅呈现微小的量变，远未达到影响地区结构的质变程度。第二，增减“小伙伴”不会改变地区结构。在后苏联空间内以俄罗斯为主导建立的地区体系或次地区体系中，小国成员的变化不会改变地区结构的“一强多弱”性质，这在相当程度上赋予俄罗斯构建地区等级体系时的自由选择权。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权威，俄罗斯可以选择“忠心”的从属国，增减体系的规模不会影响俄罗斯在体系内的权威。当然，尽管地区结构本身具有稳定性，但是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及其相对权力地位在二十余年间还是不无波动，并对俄罗斯的权威和地区等级程度构成影响。 2.地区等级权威的分化 布热津斯基曾说，俄罗斯的“存在本身就能对在前苏联境内广阔欧亚地带出现的新独立国家产生重要影响”。(30)地区结构的稳定造就了俄罗斯作为地区主导国的身份，但后苏联空间毕竟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国家，内部的中小国家不仅有独立的政策立场，而且可以自主地与外部行为体发展关系。由此，后苏联空间内的权威身份呈分化发展态势。一方面，俄罗斯努力塑造自身的地区主导国身份，发展和强化地区等级体系。另一方面，地区中小国家根据本国利益的需要，自主制定对外政策。部分国家采取内部合作、彼此支持的方式，共同建立次地区合作机制，也有部分国家采取与地区外行为体合作的方式，引入域外行为体的影响，而这些做法都削弱了俄罗斯的地区权威。仅有部分国家作为俄罗斯的从属国，维系着严格意义上的应被称作俄罗斯主导的“次地区等级体系”。因此，从整体上看，地区权威的分化发展使俄罗斯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威，并借由地区机制的发展维系着本国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 3.地区机制及其演变 为维护本国的地区主导国地位，俄罗斯在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积极运用政治、军事和经济工具等手段，(31)在地区层面发挥地区机制的作用，并推动创设新的地区机制。独联体是在苏联解体时诞生的，是后苏联空间内存在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地区机制，但其发展却一波三折，特别是俄格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的发生，都严重削弱了独联体的生命力和地区影响力。除独联体外，俄罗斯主导建立并推动运行的地区机制还包括：俄白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等，这些机制的参加国各有不同，但都有助于俄罗斯维系由部分国家参与的地区等级体系。而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古阿姆集团、中亚合作组织等，体现了中小国家自立门户、“抱团取暖”的意图，也都历经成员重组和分化的发展。因此，整个二十余年间，后苏联空间内地区机制的发展，呈现出种类繁多、涉及领域各异、参与国数目不等、发展程度存在严重差别的特点。 综上，后苏联空间内实力对比、权威关系以及地区机制的变化，反映了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的变化，因为俄罗斯对不同国家的权威存在差别，所以，作为整体的后苏联空间，可被认为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地区等级体系。 (二)中国的介入战略目标 作为地区等级体系的后苏联空间，尽管在整体上等级程度存在强弱变化，内部也出现分化趋势，但俄罗斯始终保持着对部分国家的权威，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或瓦解是一个难以预期的前景。而崛起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又使得中国不能置身于地区等级体系之外，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的战略目标。 作为崛起国，中国在苏联解体后与主导国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对比变化趋势明显。尽管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上领先程度呈扩大趋势(图-1)，但人均GDP始终没有超过俄罗斯(图-2)，加上俄罗斯领土广袤、资源丰富，军事实力强大，使得中国显然不具备“吸纳”的能力，且从理论上说，崛起国能否成功“吸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国的立场，追求大国地位的俄罗斯显然不可能“屈居”于任何一国的羽翼之下。而若把“融入”作为战略目标，将违背中国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且中国是否能够“融入”，也同中国与主导国的实力对比存在相当大的关系，正如中国无法“吸纳”俄罗斯一样，想要把一个庞大的中国纳入其中，也需要地区等级体系做出相当大的调整，显然俄罗斯也没有如此大的“胃口”。因此，从中短期来看，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也是中国最适宜追求的战略目标应是一种“共存”局面。
图-1 1990-2013年间中俄国内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 “共存”本身意味着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保持运行，而中国的介入不会急剧改变其实力对比或权威关系，由此，“共存”的具体衡量指标将更多集中在地区机制上，主要包括：第一，主导国和从属国建立的合作机制并未排斥崛起国加入，存在进入通道或进入预期；第二，崛起国推动建立的合作机制在得到从属国响应的同时并未排斥主导国的参与；第三，从属国在体系内原有的合作机制和崛起国建立的新合作机制之间拥有自由选择权，不需要“选边站队”。在上述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将结合分析框架考察中国的介入战略。
图-2 1990-2013年间中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 (三)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包容性介入 在苏联解体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逐步与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起外交关系。除与俄罗斯外，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发展并不具备现代基础，因为哈萨克斯坦等国曾经只是苏联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当时中国并未开始整体性介入后苏联空间，在相当程度上处于适应性过渡阶段。 1.从适应性过渡到介入的开端(1992-1996) 中国与各国建交之初，双边关系发展并不迅速，主要集中于解决建交后出现的相关问题，落实新签订的双边协议，并在新的基础上开展多领域的双边合作。究其原因，在于新独立各国对内工作重心仍是国家建设，而外交工作重心主要放在解决苏联解体的遗留问题上。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因为苏联解体后这些新独立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经济困境，且它们地处内陆、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重点仍然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也并未提高对彼此间合作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苏联突然解体使得中国并不具备与这些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经验，放缓外交步伐、认清各方形势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间，不仅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需要适应性发展，而且中国也需要学会从地区的角度认识后苏联空间。 相较于同各国关系整体上的谨言慎行，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则在新基础上取得较快发展。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关于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互相视为友好国家”的新阶段。1994年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决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两国双边关系定位的提升显示出彼此的相互重视，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是前苏联的继承国，更因为两国互为对方的最大邻国，双边关系的和睦发展对各自的国家复兴与崛起都十分重要。 此外，不仅地区外行为体需要适应，地区内部也需要适应从统一国家到地区体系的转变。理论与现实似乎反复说明，“在地区中占优势地位的国家通常寻求控制其周围的弱小国”，(32)但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却并非如此考虑，反而认为那些加盟共和国作为“文化、精神和政治上的异类疆域”，已经是俄罗斯经济和安全的“负担”。(33)因此，俄罗斯更希望甩掉“包袱”，抛弃“小伙伴”，投入西方的怀抱。其他各国则认为，经济一体化将削弱它们的国家主权，并使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恶化，(34)也担心再次一体化将削弱民主化进程，它们更为忧惧的则是俄罗斯将使用军事力量利用独联体国家的优势资源。(35)但形势的发展改变着各国的想法。西方的所谓援助“口惠而实不至”，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热情。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西方也忽略了新独立国家的要求，外部压力“迫使这些国家从俄罗斯讨生计”，(36)俄罗斯再次成为小国可以依靠的对象。由此，失望的俄罗斯与周边那些实力本就不济而经济更加困难的小国有了重新凝聚的想法。叶利钦曾直言，此时的各国，“谁也不想受制于俄罗斯，同时，谁也不愿意失去俄罗斯的帮助。”(37) 不仅是经济领域，新独立各国在安全方面更加需要俄罗斯。俄罗斯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地区的内部冲突中主导了维和行动，在前苏联驻军的基础上与土库曼斯坦建立了两国联合指挥的民族军，吉尔吉斯斯坦还委托俄罗斯军队守卫吉边界，俄罗斯还保留了在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军事设施。1994年4月，所有中亚国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允许俄罗斯参与它们的边境巡逻。(38)而美俄的共同努力，迫使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三国交出了核武器，使俄罗斯成为地区内唯一的核国家。军事实力的不平衡被再次巩固，给俄罗斯再次构建地区权威提供了契机。 此时，俄罗斯也重新燃起充当主导国的意愿。1995年9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同独联体成员国关系战略方针》，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政策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占有相应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政治经济新体系中的领导地位。”(39)与此同时，其他中小国家也逐步回归独联体框架，试图在此平台上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寻求国家发展的契机。1996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叶利钦当选为1996年度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当年获得了对独联体所有构成机构的指挥权。(40)由此，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初具其形。 在此背景下，1996年4月，叶利钦再次访问中国，中俄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确定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是“平等信任、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这就为双边关系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在此访的最后一天，即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正是以这份协定为基础，上海五国机制逐步建立起来，也开启了中国在地区层面与后苏联空间内的国家开展合作的序幕。 中国的这一态度变化是随着后苏联空间内地区形势的日渐明朗而逐步出现的，也同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变化节点基本一致。换句话说，各国都逐渐适应了苏联解体后的现实，开始以双边关系为基础，在地区层次上与后苏联空间开展外交活动。但与美国派军舰访问乌克兰、北约与中亚各国开展军事演习、欧盟与各国签订《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等高调介入的方式不同，中国选择了一个非常小的介入切口，在各国最为关切的安全领域，以边境管控为议题，同各国在地区层次上开展合作，也开启了中国对该地区体系的介入进程。 2.从机制化介入向组织化介入演变(1997-2001) 1996年，尽管充满艰难，但叶利钦依然完成了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的目标，也意味着俄罗斯结束了政治动荡，完成了新政治制度的建构，并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41)车臣局势的平稳和军事行动的终结以及其他利好，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企稳迹象(参见图-1)，得以腾挪精力参与地区活动。1997年4月，在俄白共同体建立一周年之际，叶利钦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了《俄白联盟条约》，决定将共同体进一步提升为联盟，加深两国在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体化水平。(42)1997年5月底，自独立后叶利钦终于对乌克兰进行了被推迟许久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并解决了遗留多年的黑海舰队问题，使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1997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再次动荡并持续下行。1998年初，俄罗斯被迫做出改变，将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作为本国的中心任务。(43)库比塞克曾非常形象地指出，“俄罗斯是一个纸老虎，它可以被当作一个大国来讨论，但它的实力是有限的。”(44)实力的削弱影响了俄罗斯的地区权威。在1997年10月的独联体首脑会议上，与会首脑强烈批评独联体效率低下，并指责俄罗斯对此必须负主要责任。因为各方立场分歧太大，会议最终不欢而散，原来拟定签署的近20个文件被搁置。各国的批评也并非无源之水。根据1998年3月18日《消息报》披露的数据，在独联体通过的886项决议中，所有成员国都签署的文件仅为130份，在所有国家都得以执行的只有5份。(45)在1999年4月初的独联体元首峰会上，俄罗斯原本希望借推动独联体改革之机平复各国情绪，并促使独联体通过一个谴责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联合声明，但依旧没能获得普遍支持。由于一些成员国的反对，最终只通过了一个措辞比较温和的文件。(46)几个星期后的4月24日，北约举行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除俄罗斯外，所有独联体成员国都派出代表团参加。4月25日，欧洲大西洋伙伴委员会峰会在华盛顿举行，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外，其他10个独联体国家也均派代表团出席，其中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各国都派出了由国家元首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在此期间，原本就具有独立倾向的古阿姆集团实现了扩容，接纳乌兹别克斯坦，变成了新的古阿姆，并获得了美国和北约的鼎力支持。也是在当年4月，只有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六国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延期议定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没有签署延期文件，并在随后相继宣布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由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的权威出现明显下降，只对部分国家保持了等级关系。 显然，“由于俄罗斯自身国力有限，其对‘后苏联空间’力量的投入只能是有选择地进行。”(47)2000年10月，俄白哈吉塔五国总统签署条约，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5月，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通过延长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新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罗斯与白、哈、吉、塔、亚等国维系着地区等级体系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些维持了对俄从属关系的国家，与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构建了上海五国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地区合作。1997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关于相互削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协定》。1998年7月，五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晤，主要讨论了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加强五国及地区经济合作等问题，并签署联合声明，为五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1999年8月，上海五国元首发表《比什凯克声明》，重申五国间的相互协作是开放的，不针对其他国家。这些合作推动了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走向成熟。2001年6月，上海五国机制接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并提升机制化水平，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卡赞斯坦曾认为，“中国担心陷入不是中国创立的制度之中”，(48)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显示出中国通过创立新的地区制度和地区机制开展地区合作的意愿。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中亚国家共同创立的，其建立使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从机制化迈向组织化阶段，并成为中国进行组织化介入的一种创新方式。作为地区主导国，俄罗斯的态度直接影响中国介入的成败。“如果俄罗斯反对或排斥中国的介入，则不仅使中国的介入变得困难，而且还会对中俄关系提出挑战。”(49)但硬币的另一面在于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则有助于软化俄罗斯的立场，促使俄罗斯接受中国的介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过程是在中俄关系深化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1996年12月，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启动。1997年4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共同发声。1999年，无论是在反对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还是声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等事件中，中俄两国都互相给予对方以有力支持。2000年3月27日，就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第二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成为第一个向普京表示祝贺的外国元首。7月，普京访华，两国签署了《北京宣言》等多项文件，在反导问题、能源领域加强了合作。2001年7月，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发表《中俄元首联合声明》。普京对这一“世纪条约”的评价是：它是基础性的条约，确定中俄之间彼此相互协作的原则，它“起着特殊的作用和具有特别的意义”。(50)由此，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与中国同后苏联空间的合作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 3.组织化介入的深化发展(2001-2013)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的平稳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并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2004年9月，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事件”后，中国坚定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并为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提供了物质帮助。当月，温家宝总理访问俄罗斯，双方确认相互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为双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助力。2005年7月，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6年3月，普京指出，“俄中得以解决了两国之间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并从整体上达到了全新的互信水平。……俄方认为，俄中关系的所有方面都有最光明的前景。”(51)自2006年开始，中俄两国互办了国家年、语言年和旅游年的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2008年10月，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扩散的背景下，中俄总理举行第13次定期会晤，双方签署了涉及能源、金融、航空、高新技术、人文等多领域的14份文件，(52)在推动双边合作的同时，更协同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6月，作为新兴经济体突出代表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晤，正式启动“金砖四国”合作机制。2010年9月，两国签署《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11月，中俄两国取消卢布和人民币双边贸易结算的限制。2011年6月，两国签署《中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12年6月，两国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互信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相关文件的签署、高层的频繁互访和各领域合作的推进，都体现了俄罗斯同中国之间良性关系的快速发展。 鉴于俄中关系的良好状态，俄罗斯也与中国积极配合，共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2002年6月，时值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周年之际，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和《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决定在北京设立秘书处，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设立反恐怖组织总部。这两个常设机构有利于加强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俄罗斯认为上合组织是开放的联合体，走多边的平等合作道路，它“将竭尽全力，促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独立、有分量和建设性的角色”。(53)2004年1月，上合组织秘书处在北京开始运行，极大提高了组织的工作效率。2006年，普京对上海合作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是成功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是在欧亚地区展示着平等伙伴关系的范例。这种伙伴关系的战略目标是加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保持各国的民族和文化独特性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54)2007年8月，上合组织还首次进行了多边联合军演——“和平使命—2007”。此外，上合组织更扩大了对周边相关国家的吸引力。在2008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条例》的基础上，2009年给予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对话伙伴地位。2010年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接受新成员条例》。2012年，六国一致同意接收阿富汗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土耳其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影响的扩大推动了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237亿美元。(55)这些成绩显示，中国的介入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果，也为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整个后苏联空间在这十余年间经历了不断分化的历程，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出现成员减少、范围缩小、但等级程度有所提升的变化。正如前文所述，自2000年起，俄罗斯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实力的增强也提升了俄罗斯主导下的地区机制的吸引力。俄罗斯则采取相应措施利用地区机制提升本国权威，维系主导国地位。2001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后，独联体12国元首峰会于11月发表了回顾独联体成立十年的元首声明，表示要深化独联体内的多边合作，促进该组织的发展。(56)2002年5月，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峰会决定将集体安全条约提升为地区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加强其机制化和组织性建设，形成统一的、大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57)普京指出，“发展我们合作的最佳道路是把条约改造成国际地区组织”。(58)针对独立于体系外的地区机制，俄罗斯采取了“兼并”或“挖墙脚”的措施。2004年10月，俄罗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一年后，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在2004年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俄乌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后，2005年《俄乌联盟关系条约》签署，再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军事政治联盟关系。2006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并恢复了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的成员国资格，从而意味着俄罗斯将退出古阿姆集团的乌兹别克斯坦正式拉入亲俄阵营中。以上这些表明，俄罗斯与部分国家强化了其所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 然而，分化的趋势不可避免。2003-2004年席卷多国的“颜色革命”，改变了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尽管“颜色革命”的结果并非“一边倒”、完全不利于俄罗斯，但事件的发生仍然表明，“‘去俄入欧’已经成为独联体内多数国家的政治选择，这不仅是长期以来‘去俄罗斯化’趋势在新时期的继续发展，也是这些国家在重新选择对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归属。”(59)2008年的俄格冲突则加重了这一分化趋势。此后不久，格鲁吉亚宣布退出独联体。格鲁吉亚、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总统均缺席了10月召开的独联体峰会。不过，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则帮助俄罗斯强化了与部分国家的权威关系。与大国相比，小国在金融危机面前更加虚弱，它们通常不得不求助于外部力量以稳定本国经济。但此次金融危机使主要西方国家自顾不暇，难于分身照顾其他地区的中小国家，由此，后苏联空间内的部分国家不得不求助于本地区的主导国——俄罗斯，以尽快摆脱金融动荡。虽然自身也遭受重创，但俄罗斯还是借此机会强化了本国的地区权威，如推动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100亿美元(俄罗斯出资75亿美元)的反危机基金，(60)直接向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提供贷款等。 在金融危机获得一定缓解后，2009年俄罗斯将“全面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61)开始着力推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2010年12月，俄白哈三国签署了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协议。与此同时，三国也在双边领域相继签署防空合作协议或决定建立联合空中防卫系统。2011年10月，普京提出“欧亚联盟”的一体化方案，(62)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响应。2012年7月，管理一体化相关事务的欧亚经济委员会开始运作。由此，俄白哈三国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架构建设不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的问题也从2012年起进入谈判阶段。2013年12月，俄白哈三国签署了吸收亚美尼亚加入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决议和声明。这些发展显示出俄罗斯重塑本国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的努力。 尽管早在1994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提出“欧亚联盟”这一名词，(63)但十余年后，俄罗斯提出并推动的欧亚联盟已经超越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在发展空间上，俄罗斯最宏远的目标是建立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到俄罗斯东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横贯整个大陆的欧亚联盟。(64)从方案文本和发展思路上看，俄罗斯并未限制其他国家的加入，尽管它希望这个联盟由本国主导。与俄罗斯着力推动经济一体化合作以巩固地区等级体系的思路不同，中国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着重在安全领域与各国开展反恐合作，尽管也逐步向其他领域有所拓展，但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机制在功能上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别，这是上合组织得以发展、中国得以加深介入的重要原因，并且也得益于中俄关系良好状态的积极影响。普京早在2002年接受中国媒体书面采访时就曾指出，“我们在独联体所执行的路线与企图控制他们或向他们施加压力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我们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从未忘记，我们是在同主权国家打交道，其中也包括他们有权选择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伙伴。请相信，莫斯科从不会对我们的近邻与第三国交好而心怀妒忌，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65)无论上述表态是否是普京的真实想法，但俄罗斯并未反对中国的介入，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没有排斥中国，并与中国不断深化合作。 4.介入战略更加明确(2014年至今)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66)10月，中国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5月，中国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阶段。(67)中国也借主办亚信峰会之机，更进一步密切了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将亚投行的筹建工作推进到新阶段。11月，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68)明确了建设“一带一路”的路线图。 这些战略的提出和机制建设的发展必然涉及地区等级体系中的各国，各国也在积极响应中国的倡议。很明显的变化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走在了俄罗斯的前面。两国是2014年10月首批正式签署备忘录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而俄罗斯直到申请截止日期临近的2015年3月29日，才宣布参加中国倡建的亚投行。甚至筹建亚投行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也于2015年3月30日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69)足见哈萨克斯坦对亚投行的积极支持。可以看到，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进入了新的战略阶段，并且得到了部分从属国的积极响应。 发生此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吸引各国积极同中国开展合作，另一方面则在于后苏联空间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2014年2月，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收回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尽管此举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热情，但却在地区内造成恶劣影响。乌克兰随之倒向西方，后苏联空间进一步走向分化，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机制在向西发展方面出现严重障碍。这使各国在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机制方面更为谨慎，从属国担忧俄罗斯无法信守不滥用权威的承诺。(70)在2014年5月的明斯克会议上，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作为传统的从属国，并不支持俄罗斯从经济领域至政治领域扩展合作的想法，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也并未涉及统一货币等让渡经济主权的内容。(71)一体化本来就在安全、防务和地缘政治领域具有难点，(72)当前的形势更加重了其困难程度，俄罗斯推动的地区一体化机制——欧亚经济联盟在深度上受到限制，贸易开放度无法增加，涉及让渡主权的经济合作也存在相当的阻力。尽管2015年前后，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广度的扩大并非一定有利于权威的增强，各国对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存有疑虑，俄罗斯的地区形象出现负面变化趋势。2014年年末，受石油价格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卢布暴跌，进而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经济，使其难有实力增加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实力的下降更进一步刺激了从属国采取自助行动，进行自主选择。这些都为中国以及其他行为体的介入提供了契机。当然，也要看到，中国也并未因此损害同主导国俄罗斯的关系。2015年5月，中俄两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问题达成共识，将开启机制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进程。(73)在2015年7月召开的金砖国家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乌法峰会上，不仅中俄两国的关系得到巩固，而且中国同地区内相关国家的合作也得到了深化。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的介入战略取得了积极效果，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在增加、影响也在扩大。 回顾二十余年来的互动历程，尽管可能在最初缺乏长远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谋划，但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对地区等级体系的介入之路，并逐步形成了本国的介入战略。概括说来，中国的介入战略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的介入以共存为目标，尊重地区结构和既有传统，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地区合作，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二，中国在介入过程中注意处理与主导国的关系，在发展与主导国双边关系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议题切入，适时发展与从属国和地区等级体系的关系，在介入方式上并不触碰主导国的核心关切，与主导国共同推动地区机制建设；第三，中国结合自身优势和实力变化情况，能够为地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不损害地区原有机制的基础上，以自身的经济贡献倡建新的地区机制，既不排斥主导国和从属国的共同参与，也不限制从属国的自由选择。由此，中国受到地区体系中各国的欢迎，没有引起地区等级体系的排斥，并实现了与体系共存的目标。归结起来，中国的介入战略具有包容性、和谐性、共存性等特点，可被定义为包容性介入战略。 中国的包容性介入战略在后苏联空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中国更深层次的介入奠定了基础。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从属国更多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与中国开展合作，信任度还远未提升。俄罗斯不可能放弃其权威性地位，也必然会努力维系地区等级体系。中俄关系如何才能保持长期的良性互动以利于中国的介入也是一大难题。俄罗斯与部分国家关系的恶化(如乌克兰)也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造成影响，间接导致了中国与后苏联空间内各国关系的分化，实际上不利于中国对外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在进一步介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介入战略在构成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调整的方面。 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以往的介入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条重要经验和政策启示：第一，实施包容性介入战略的必要性。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化、权威关系没有实质性松动之前，地区等级体系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因此，包容性介入具有必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也具有可行性。寻求与地区等级体系的共存，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不排斥任何国家，以包容性姿态实现互利共赢，符合崛起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在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不可偏废其一，应着力促进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正如中国二十余年的实践所显示的，在地区等级体系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主导国的关系状态是崛起国介入成败的关键一环。这不仅涉及介入的成本问题，更在于同主导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可以起到引领和示范效应，能够吸引更多的从属国参与合作。针对多个从属国存在的情况，崛起国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结合每个从属国的特点和需要开展合作。第三，地区机制是介入战略的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崛起国倡建的地区机制应涉及哪个领域、机制建设应推进到何种发展水平、机制内部的权责分配、机制是否具有持续性和延展性等等，都是崛起国在介入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包容性介入战略强调互利共赢，推动平等合作，有助于实现地区稳定和发展，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而从理论上看，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厘清崛起国与地区等级体系的互动过程，有利于崛起国制定更加有效的介入战略。本文涉及的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仅仅属于崛起国介入大国主导的松散地区等级体系的一个案例。而崛起国针对等级程度更高、权威关系更加紧密(如联盟关系)的地区等级体系，以及针对超级大国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的介入战略，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外交今后面临的主要难题，更有待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①Helen V.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ritiqu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1,1991,pp.67-85; Brian C.Schmidt,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②王逸舟：《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欧洲》，1996年第3期，第4—12、45页。 ③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中译本为[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④Ian Clark,"How Hierarchy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2009,pp.467-469.关于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区别，参见[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第10页。 ⑤外文文献中的代表性成果有：David A.Lake,"Regional Hierarchy: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Globalising the Regional,Regionalising the Global",2009,pp.35-58; Ian Clark,"How Hierarchy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 pp.464-480; David C.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Vol.19,No.4,2010,pp.591-622; Ahsan I.Butt,"Anarch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xamining South America's War-Prone Decade,1932-41",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7,No.3,2013,pp.575-607; Zhang Feng,"How Hierarchic Was the Historical East As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1,No.1,2014,pp.1-22。中国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花勇：《国际等级体系的生成、功能和维持》，《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27—154页；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118—136页；孙学峰、刘若楠、欧阳筱萌：《等级视角下的美国单极体系走向》，《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80—103页。 ⑥美国在物质层面曾达到全球各国实力金字塔的顶端，但等级体系更多强调的是权威的存在，而美国并未获得全球性的普遍追随，也非全球性的主导国，因此可以认为，美国只是部分实现了建立全球等级体系的目标。 ⑦戴维·莱克从正外部性、规模效应、合法性等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大国有强烈的动机建立地区等级，尽管角度存在差别，但本文与莱克的观点都强调大国在建立地区等级时拥有较大优势。参见David A.Lake,"Regional Hierarchy: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pp.35-58。 ⑧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Penn 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6-7. ⑨这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和战略主张包括克劳福德的楔子战略和希尔姆的利益让渡学说，参见Timothy W.Crawford,"Wedge Strategy,Balancing,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Security Studies,Vol.17,No.1,2008,pp.1-38; 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55-189; Stefan A.Schirm,"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2,2010,pp.197-221。国内的研究有：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48—65页；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40—60页。 ⑩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第118—136页。 (11)刘丰在其文章中论述了观望(wait-and-see)战略的价值，认为外部威胁是加强联盟团结的重要原因，因此观望并不意味着消极的被动等待，而是减少外部压力，使联盟内部爆发矛盾从而达到分化联盟的目的。参见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第54页。但本文认为，等级体系与联盟关系存在差别，后者中的国家间关系更具平等性，因此在没有外部压力时，矛盾也较为容易爆发，而等级体系中由于权威的存在，发生矛盾而引起权威弱化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观望或等待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更高，对崛起国而言不是最优选择。 (12)involvement和intervention都可以表示介入，但involvement更为中立。参见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3)类似的研究难以穷尽，代表性文献有：[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魏宗雷：《美国的“选择性介入”战略——〈美国大战略〉介评》，《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60—61页；徐进：《朝鲜核问题：中国应强力介入还是中立斡旋？》，《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第146—159页；赵华胜：《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后对中国政策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23—29页；林晓光：《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2期，第54—59页；Elizabeth N.Saunders,"Transformative Choices:Leaders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vention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2,Fall 2009,pp.119-161; Patricia L.Sullivan and Michael T.Koch,"Military Intervention by Powerful States,1945-2003",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6,No.5,2009,pp.707-718。 (14)王帆、凌胜利：《对变革时代中国外交的创新性思考——评王逸舟力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156—158页；刘海方：《跨越术与道——〈创造性介入〉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第147—151页；尹继武：《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理念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议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65—70页；叶淑兰：《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与“中国特色”——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第176—181页。 (15)尹继武：《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理念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议程》，第68页。 (16)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17)[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第四章。 (19)刘若楠使用实力优势(primacy/preponderance)来研究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并强调实力优势是相对于从属国和体系外挑战者同时存在的，参见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第125—126页。本文不强调主导国必须具有此种优势地位，但比较主导国与从属国、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实力状况也是研究必须进行的工作。 (20)将权威纳入等级体系的讨论是戴维·莱克的重要贡献，很多研究者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莱克有关“关系型权威”的概念，参见[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花勇：《国际等级体系的生成、功能和维持》，第127—154页。 (21)[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第一章；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8,No.3,2008,pp.353-377。 (22)主导国推出的地区机制属于莱克提出的主导国生产政治秩序的范畴，而从属国参与主导国创设的安全组织或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符合降低防御努力和增加贸易开放度的行为模式，因此，观察地区机制的变化可以反映地区等级体系的发展状态。参见[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第四章、第五章。 (23)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第118—136页。 (2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介入战略的目标和结果与崛起国所实施战略的效果，是两个不完全一致的概念。前文谈到，崛起国可在等级体系衰落时采取某种战略推动体系的衰落甚至消亡，比如进攻或打压主导国以及进一步扩大介入等，其结果都是等级体系的衰落。但进攻或打压主导国的战略不可能实现对等级体系的“介入”或“参与”，而介入战略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换句话说，介入战略的目标与结果更为宽泛。本文则强调，等级体系是优先存在并具有生命力的，短暂的战略互动可能难以实现瓦解等级体系的效果，崛起国需要适应这一现实。但反过来说，当地区等级体系衰落时，崛起国的介入会更加容易，也能够继续促进等级体系的衰落(后文会对此进一步加以讨论)，即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可以成为介入战略成功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构成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等级体系衰落时，介入相对容易，介入战略也更容易达成目标，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内容。 (25)中国学界针对共存和共生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性讨论，但本文认为，如果崛起国把地区等级体系的衰落和瓦解作为介入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么地区等级体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并非崛起国所期待，只是等级体系的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崛起国为了实现“介入”，不得不接受等级体系的存在，与等级体系实现共存，甚至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依此逻辑，体现共同发展的“共生”可以被视为两者“共存”状态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并非崛起国实施介入战略的追求目标，因此，本文用“共存”标识崛起国介入战略的目标与结果。学界有关共生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6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任晓：《共生体系的存在和持久性——对熊李力、陈雪飞先生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第32—35页；苏长和：《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对共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第35—38页。 (26)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第57页。 (27)从理论上看，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具有正向、负向和零变化三种情况，即紧密、维持现状和松散，但权威和等级关系是优先存在的，所以零变化即维持现状仍然意味着等级关系的存在。因此，崛起国在制定战略时，紧密和维持现状的背景条件基本一致，所以本文将两者合并，只考虑正负两个方向的变化。 (28)这在逻辑上与周方银的观点相似，他提出“尊王”是在松散等级体系下一种较为有效的争霸策略。参见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第4—34页。 (29)关于克劳福德的楔子战略，参见Timothy W.Crawford,"Wedge Strategy,Balancing,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1940-41",pp.1-38; 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pp.155-189。 (30)[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31)Ingmar Oldberg,"Aims and Mean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in Roger E.Kanet,ed.,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11,p.39. (32)S.Neil Macfarlane,"Russian Policy in the CIS under Putin",in G.Gorodetsky,ed.,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Russi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UK:Frank Cass,2003,p.126. (33)E B.Rumer,"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fter the Soviet Collapse",in J.C.Snyder,ed,After Empire:The Emerging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5,p.49. (34)Служба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шин.Россня-СНГ:нуждается ли в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е позиция Запада? М.,1995.C.7. (35)Диломат.акад МИД России,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межк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C.244. (36)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8页。 (37)[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67页。 (38)Olivier Roy,The New Central Asia:The Creation of Nations,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2000,p.197. (39)Стратетческий курс Росс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участиикамми СНГ:Утв.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No 940 от 14 сент.1995//Росси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3 сент.1995. (40)Сообщение о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участников Сο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Москве,12 января 1996г.//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Сб.документов..1996.M.:Междунар.Отношения,2001.С.22-25. (41)[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42)Договор о Союзе Беларуси и России,2 апреля 1997г.//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Сб.документов.1997.М.:Междунар.Отношения,2001.С.114-116. (43)Из пoсла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Россия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17 февраля 1998г.//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1998.No 3.С.3-4. (44)P.Kubicek,"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es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4,No.4,1999-2000,pp.567-568. (45)Бoлезнь рo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отрсзила нездoровье СНГ//Известия.No.049.18.03.1998. (46)郑羽主编：《新普京时代(2000-2012)》，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47)郑润宇：《从俄罗斯全球战略视角剖析俄哈关系安全模式》，《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8页。 (48)[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49)赵华胜：《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后对中国政策的思考》，第26页。 (50)[俄]普京：《将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面向未来和今后世世代代的条约——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间》(2001年6月13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载《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1页。 (51)[俄]普京：《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006年3月19日访华前夕回答新华社记者的书面采访》(2006年3月19日，莫斯科)，载《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52)《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2008年10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9/content_10269609.htm。 (53)[俄]普京：《在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会晤时的讲话》(2002年6月7日，圣彼得堡)，载《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第680—681页。 (54)[俄]普京：《上海合作组织是成功开展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2006年6月14日)，载《普京文集(2002-2008)》，第334—337页。 (55)《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加强和发展务实经贸合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参赞王开轩》，2013年1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28/c_118338001.htm。 (56)Заявление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связи с 10-летие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НГ,30 ноября 2001г.//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2001.No 12.С.82-83. (57)Заявление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участ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 случаю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14 мая 2002г.//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2002.No 6.С.77-78. (58)[俄]普京：《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元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和答记者问》(2002年5月14日)，载《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第632页。 (59)郑羽主编：《新普京时代(2000-2012)》，第193页。 (60)郑羽主编：《新普京时代(2000-2012)》，第252页。 (61)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12.11.2009,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5979. (62)Пумцн В.В.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http://www.izvestia.ru/news/502761. (63)Назарбаев Н.А.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ндеи,практика,перспективы.1994-1997.М.:Фонд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ю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ук,1997.C.44-50. (64)Пуmцн B.B.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http://www.izvestia.ru/news/502761. (65)[俄]普京：《书面答中国〈人民日报〉社问》(2002年5月28日)，载《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第666页。 (66)《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7/c_117272280.htm。 (67)《中俄签署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联合声明(全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0/6192687.shtml。 (68)《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8/c_1114793986.htm。 (69)《筹建亚投行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3/t20150331_1210913.html。 (70)[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第四章。 (71)Договор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юзе,http://economy.gov.ru/minec/about/structure/depSNG/agreement-eurasian-economic-union. (72)[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7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5/09/c_1277808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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