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0)05-0001-07
一、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反思现代性出场的独特语境
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传导布展的“危机路线图”凸显着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结构，那就是：西方借助于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建立了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高度控制体系。深刻描述这一图景和体系，揭穿全球生产方式链网的关节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今日中国一系列特点的时代语境。
正如我一再指出：与马克思、列宁时代相比，资本全球化形态和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向以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全球化时代转变。知识的资本化和知识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这一次金融危机的主要祸省。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主要面对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工业资本全球化；列宁时代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金融资本统治造成的私人垄断局面；那么，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既不是“房地产资本的危机”也不是单纯的信贷等“金融危机”，而是由于主导“金融创新”背后的“知识资本”的危机。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结合，才是这一次危机的真正根源。“知识创新—金融创新—全球金融—全球经济—全球生产”，成为主要的资本支配线，也是危机的传导路线图。
因此，危机再一次表明：我们已经深度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五大特征比任何时代都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空间图景：
第一，知识生产取代了工业生产、知识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导因素。如果说，工业文明的主导地位成就了殖民主义的旧全球化时代；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成就了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则成就了新全球化时代。资本是一种生产方式。资本在全球扩张和占领中不断因自身内在的矛盾而危机化，周期性地爆发危机使资本寻找新的出路。因而资本在危机中不断探索创新之路，由危机而推动的资本创新之路经过了工业资本主导型到金融资本主导型，进而在新科技革命的催生下发展为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导时代的到来。
第二，全球范围的“后工业文明（知识资本）—工业文明（工业资本）”的两极结构取代了旧全球化时代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结构。知识资本扩张采取了知识化独特的方式：以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文化设计等无形方式和软实力，通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在全球实现控制，将生产环节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知识资本的绝对控制来榨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原料和环境资源，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中国沿海地区，超过国际依存度200%的国际制造业集聚地，即所谓外资企业集聚区（各种开发区和保税区等），不断制造着“微笑曲线”，将“研发”与“销售”在境外的两端与高利润关联，而将高端产业、产品的中间环节——本地的生产制造产品的环节与低利润关联。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生产线＝加工线＝“无根的漂泊”，成为被知识资本（头脑工业）支配和控制的“躯体工业”。国际金融资本也在知识资本的支持下支配发展中国家，以所谓金融创新方式千方百计汲取全球末端所实现（通常是以加工工业积累方式供给）的资本，而实现金融帝国主义。一旦上端（知识资本）发生危机，可以通过这一支配线迅速将危机转嫁和传导到下端，然后以“金蝉脱壳”之计实现“漂亮转身”，把危机留给末端承受。
第三，全球控制方式由过去“实体化”向“软性化”转变。在旧全球化时代，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共同构成大卫·哈维所说的“领土的逻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元素。工业资本需要实体化的空间结构，工业资本的扩张也不断对于土地和机器、市场和劳动力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然而，新全球化时代却超越了这一形态。知识资本是一种“灵魂资本”，它的存在和扩张虽然需要物质“躯体”，但是主导形态却是一种“无形”的“精神”、“知识”和“文化”。“知识鸿沟”、“科技鸿沟”、“信息鸿沟”、“人才鸿沟”甚至“网络鸿沟”都可能成为资本控制全球的主要手段。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网络面前，发展中国家突破封锁的难度有增无减。所谓“知识侵权”、甚至被无端指责“盗窃技术”行为案件，始终让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审视、检查和怀疑对象的不利地位。
第四，全球张力发生改变。在旧全球化时代，“一体化”甚至“单一化”成为全球张力焦点，一个标准、一个道路、一个模式、一个体系，使全球现代性被纳入西方资本轨道。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知识资本的创造性需要多样化，而知识资本的全球统治又需要一体化。无数知识资本之间的“一体”和“多样”之间的无情博弈，微观散乱而宏观有脉；各种争夺“标准”和话语权之间的“众声喧哗”、反全球化组织与WTO、各种国际秩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各种“秩序重建”的民族呼唤，与“环境权利”的全球阵线之间政治主张的错位，显现出新全球化时代的张力。
第五，全球思维和文化的变化。差异化、多元化、断裂、无形等知识资本化祈求的文化精神，正是知识资本创新所需要的精神，正在全球范围内鼓噪而风行。从线性的经典现代性思维转向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思维。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创新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基本前提，即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学者笔下的话语，正成为新全球性的理论范式。线性现代性连同发展主义正在受到后现代思潮消解策略的挑战。经济、社会危机的大量显现和多重矛盾的激化，使现代性的概念受到多重夹击而陷入危机，现代性的话语根基——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阿多诺的批判性欢愉中被逐一消解。后现代性反对传统——现代的线性二元结构，主张多元化、差异化发展格局；反对单纯工业化和“生产主义社会”，主张发展服务业和自我服务型社会；反对人对自然的主宰，主张人和自然平等友好；反对社会发展的纯粹经济增长，主张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
新全球化时代在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全球结构的同时，就在改变着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语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遭遇全球后现代的挑战，从而造就了中国现代化的自反。中国长期处于前现代的传统之中，曾经接受过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的重大影响，也曾经在信息社会、后工业与生态文明的风潮中激荡，更在欧洲“新现代性”的对话中前行。究竟何去何从，是一个需要探索的中国问题。
二、中国反思现代性的场域：“时空脱域”与“结构重置”
新全球化时代为中国现代性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最为宏观的坐标。新全球化时代按照新方式和新路径造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体化”与“多元化”差异格局的同时，就在现代性层面上对应地生成“同构性”和“差异性”。
所谓“同构性”，即欧美国家提出“反思现代性”观念时，中国的现代性也步入自身的“反思性”阶段，两者之间具有结构的对应性。欧美“反思现代性”首先是对经典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是将启蒙现代性转变为经典现代性的奠基者。他将启蒙现代性的两大根基——理性与人（主体）合一，构成了与价值理性相区别、甚至相冲突的追求“目的理性”（后来发展为经济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性人，这成为一切经典现代性的起点。他将现代性的目标分为制度性的理性存在，经济、政治、文化都以理性与合理性为目标，经济理性趋向于逐利者和市场化，政治理性以科层制为标准，文化理性以理性的自由为目标。以韦伯的经典现代性理论解释框架为标志，现代性大致就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推崇的模式：以理性为基础，产业的工业化、空间的城市化、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思想文化的自由化为制度特征，西方的现代性曾经表现为追求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科层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运动。然后，这一模式在帕森斯“结构—功能”学派引导下，经过战后的西方经典发展理论学者、东亚经济现代化学者的不断误读，形成了视域更加偏颇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理论。的确，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工业资本为依托，这一运动被新老自由主义锁定为“唯一道路”、“唯一标准”和“唯一模式”的同时，就将所有的问题以最突出的方式暴露出来。工业资本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大工业无情吞噬了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生态资源，日益变得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加剧了人与人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分化和尖锐冲突，使资本外壳不得不被炸毁，工业资本造就的两大阶级对立、城乡两元对立、东西方两元对立、南北方两元对立等等使其不可持续；工业资本与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之间、无限扩张的生产与相对购买力的不足之间的矛盾造就周期性的危机，造成社会的强烈动荡，革命和造反频仍，使其不可持续。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二战中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及其对全球的肆虐，表明经典现代性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经典民主制的破产。经典现代性的自由观念的两大支柱——“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在20世纪的大分裂（所谓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分裂），也证明其文化的不可持续。
反思批判经典现代性的视野来自多方面，主要有新人本主义、后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如果说，经典现代性的工具—形式理性现代性观念受到当代新人本主义发展潮流的冲击；片面的经济增长—效率发展模型遭遇后发国家公众对公正、秩序和平等要求的阻截；单纯的物质消费主义现代性观念受到后工业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挑战；那么，反思现代性对于经典现代性的批判主要着眼于对经典现代性的“固化”、“简单性”。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等著作中主要区分了“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人们以往所指称的是简单现代化，“人为不确定世界的产生，是工业秩序长期发展的结果，而它的特征长期受到占主导地位的简单化的抑制。在这样的现代化中，资本主义或者工业化好像是可以预测的工程，甚至像马克思那样把它理解为一种革命的方式。人们普遍认为，与其相联系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体现了对可信真理的要求；工业增长具有明确的‘方向’”。反思现代化则不同：“反思的现代化是对不同环境的反应。它的根源在深层的社会变化中……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这些影响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但是，现在影响着整个世界——它们折射回来在其起点上开始重塑现代化。”贝克则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社会，以往的现代性实际上只是“半现代化”，它将被第二次现代性所取代。贝克给第二次现代性贴上反思现代性的标签，“这样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现在成了个人的选择，社会纽带也变成反思的，以至于它们不得不被个体建立、维持并且不断的更新。”在他看来，反思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相联系，因此，核心问题是风险以及怎样预防、监督或控制风险。
在吉登斯等人看来：“经典现代性”是一种“固体化”、“刚性”和“简单的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具有四维结构：工业化、军事化、资本化和国家化（监控体系），但是将原本处在变革之中的现代性形式和标准固化，使得资本的矛盾日益积累：工业化导致生态危机，军事化导致国际冲突，资本化形成劳资矛盾，国家化构成市民社会危机，从而最终导致经典现代性必然被颠覆。新现代性的“反思性”着眼于复杂的、“流动的”现代性。“反思”就是一种实践的自我指涉，人们对于自己实践的对象、实践过程和结果总是有再认识、再思考、再评价的能力。虽然反思一直成为传统的特征，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个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①反思性就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或者说，现代性本身就寓意一种反思性或自反性，基于一种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能力，它在摧毁传统、变革对象世界的同时就可以批判自我，批判地对待现代性的内涵和规定：“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②进而，新现代性全面更新着人们对于现代性特征的认识，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市场化到生态和社会公平，从军事化到全球治理，从国家化到市民社会。然而，由于反思性的“抽离化”和“时空分延”特点，在场与缺场都纠缠在一起，因而现代性不再是一种稳定和安全的社会，而是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社会”成为制度性的现代社会的独有特征。信任(Trust)缺失成为一种最危险的信号。探索建立“风险文明”的新秩序的努力成为紧迫任务。③
反思现代性在批判地超越经典现代性的同时，也在防止和超越后现代。的确，后现代在深刻批判经典现代性的同时，就以独有的“解构”方式将所有现代性规定加以消解和否定，而代之以一种没有中心、差异化、多元性、边缘性、平面化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主张。然而，正如批判地超越经典现代性而又不同于后现代、守护现代性思想的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他认为以往的现代性主要着眼于“主体—客体”的工具理性向度，而新理性或交往理性则被相对忽视，为此，要通过交往的合理性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理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都被许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理性化；而不是系统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殖民生活世界，结果造成我们在享受系统理性的甜美果实的同时，被剥夺本来可以得自于一个被允许繁荣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齐格蒙特·鲍曼针对以往现代性纲领中将传统与现代性视为固定阶段和固定模式的二元分裂弊端，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理念，“传统—瓦解传统—新传统”的辩证运动是“流动现代性”实现机制。
批判地超越经典现代性不是简单走向后现代，而是汲取后现代思想而走向新现代性。超越左与右，重建现代性，这就是目标和口号。
尽管反思现代性对于经典现代性的批判大量关涉资本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但是，它反思和批判的基点依然是认识论和社会学的，没有从工业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制度固化本身去寻找经典现代性必然退场的原因，更没有从因资本逐利本性的催化作用而不断打破自己的陈旧外壳、创新形态角度探索其“反思性”的内在根据。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虽然语境有重大差异，但是其现代性也同样借助于对经典现代性标准影响下的GDP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而步入反思现代性阶段。这一批判所针对的不是经典现代性的西方“原本”，而只是其在东方变种的“副本”。单纯追求GDP等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本质上是对经典现代性的误读。隐去了其他所有重大社会指征之后，现代性就与一个简单的GDP数字等同起来，就变成由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等统计数据和图表拼接起来的片面图画。既然GDP总量成为评价各个地区走向现代性程度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标志，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是制约、决定一切发展中国家总体现代性的物质基础；追求生存的满足和经济发展，即“脱贫致富”则成为这些后发国家的首要任务。越是落后国家，发展和现代性就越与经济发展简约地等同。正因为如此，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几乎是一切后发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无法逾越的基本特征。
但是，人们一旦将之绝对化，变成现代性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标准，那就必然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系列问题和弊端的总根源。
首先，经典现代性观本质上是“财富”中心论，它必然双向漠视：既漠视“人”与“人的现代化”，与“以人为本”发展观相对立；也漠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观相悖，是一种地道的“物的崇拜”思维。作为发展的绝对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简单的GDP增长，发展目标被严重扭曲。
其次，经典现代性观是单线发展观，也是对现代化整体的一种破坏和解构，对社会全面进步事业的忽视甚至排斥，它在实践上必然带来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匮乏，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的投入严重不足，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偏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增收乏力，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偏低，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异过大等等，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极易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危机。
其三，经典现代性观导致政府目标与政府职能严重错位，政府官员信奉片面政绩观。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其政府往往充当权威角色，成为推行现代性目标模式的主导性力量。在经典现代性观支配下，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行政目标往往本末倒置，不致力于营造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环境，而是热衷于与民争利；为此掌握着各种许可证审批等软硬资本，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诸如设租寻租、权钱交易等各种腐败现象。考核政府官员的唯一政绩就是GDP增长，这一目标高于一切、压倒一切，而将大众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众福利等涉及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边缘化。政府信奉的现代性观念和推行目标的偏差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失误。
其四，经典现代性观导致社会资本（信任、道德、社会协调、安全、政治优势等）供给严重不足、转型支撑条件严重缺乏，因此极易导致社会转型片面化甚至转型危机。现代化不是一个平滑的经济增长过程，而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其中具有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文化变革、社会发展的支持，否则，单向度突进，极易导致社会转型的危机。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和成败对起点结构具有深度依赖性。世界上超过4/5以上的国家都因为这一原因而不同程度地遭遇挫折，出现各种转型危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单向突进的国家，有可能在某一点上不仅由于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而且由于存在社会信任和价值共识危机、道德资源枯竭、安全和社会协调危机等问题而崩溃。社会资本的供给约束可能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这绝非危言耸听。总之，以经典现代性观为核心的片面GDP发展观在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严重后果，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城与乡、经济与社会、区域与区域、各种收入人群之间、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严重失衡和矛盾加剧，使发展既不全面、更不协调，难以持续，因而必须加以变革。
所谓“差异性”，是指作为跨入反思的、“新现代性”阶段的中国，倡导“科学发展观”决不是欧洲“新现代性”在空间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一个差异性空间语境中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产物。其“差异性”主要凸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空间场域的差异性。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处新全球化时代，但却置身于全球结构的对立两端。在“中心—边缘”两极结构中，西方处在中心，而中国相对在边缘。由于资本全球化矛盾的传导性和扩散性，中国的发展和现代性正成为新全球化时代闭合系统一切矛盾的焦点。虽然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依然存在着某种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新社会的历史作用，成为超越“左”的禁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之点，然而资本全球化不仅通过外部传导的金融危机、而且通过内部的“另类牵引”产生着风险。
其二，时代场域的差异性。在西方，所谓“原生态”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依次更迭；而在中国却共时出场甚至倒序出场。中国的经典现代性（或第一次现代性）任务：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国际化都没有完成，但是却不能不同时面对生态化、信息化、公共治理等等后现代或新现代性的挑战。一个在全球后现代背景下建设现代性的任务，构成了中国问题的核心。超越经典现代性的纯粹模式之后，作为“新现代性”的本土化，“后经典”的中国新现代性就不可能是经典现代性、后现代、西方新现代性，而是中国新现代性。反思界定中国新现代性的内涵，成为“中国问题”的解答。
三、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解答
中国新现代性从片面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大转折，本质上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体现了世界现代性观念演化的逻辑。问题在于：究竟如何构筑作为新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在重新解读的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思（第二次）现代性的基础上，中国新现代性究竟包括怎样的独特内容？
新全球化造就了中国发展的独特语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性的中国，遭遇全球后现代的挑战，这不能不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思路的选择。在政府和学界都存在着目标和道路的迷惘，出现三种相互对立的发展观：
其一，既然中国工业化和经典现代性并未完成，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的发展观应当摈弃全球后现代的侵扰，继续沿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思维加快发展。然而，发展实践证明：这一路径不再合理，难以为继。
其二，既然新全球化背景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生态文明和知识经济时代，那么，跨越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而直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文明，应当成为我们的选择。走科教兴国、知识经济之路，走生态文明之路，走多元发展之路，似乎都成为这一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发展观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从前现代状态直入后现代，需要有充足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条件。
其三，既然传统发展观存在若干弊端，既然后现代难以实现，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知识经济基础上，重建以“第二次现代性”为根本的发展观。然而，同样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性，我们是否有资格问鼎第二次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能否跳过第一次现代化阶段而直接导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新现代性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将后现代导入中国现代化过程、改造现代化的内容、方向、目标及其结构和机制的现代性，即一种新重新构筑的现代性。谓之“新”，主要在于它是一开始就与后工业文明相衔接，受后现代的引导、主导和贯穿，从而使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未来特征有相当的改变。新现代性在接纳和吸取后现代观念主导的基础上必须创新现代观念，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信息化观念等等。
以新现代性为基础，我们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现代化，即在新全球化发展背景之下，以现代产业和新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建立在新型工业化基础上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附表）谓之“新”，主要在于它既不是建立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而是与后工业文明相衔接，受后现代的引导、主导和贯穿的新型工业化基础上，从而使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未来特征有相当的改变。新型工业化，为这一新现代性奠定了极其重要的产业经济基础。它成为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观念。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图表，表中诸多特征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表达。限于篇幅，我们不能细致深描中国新现代性的特征，而只能撮其大要而言之。本文的宗旨仅在于：走向中国新现代性，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对于中国道路的选择。
注释：
①②［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3页；第34页。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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