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核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但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却不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翻版，具有悠久历史和思维体系的英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有学者指出，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取向是理性主义，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则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注：Ole Waever，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and Stephen 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8，pp.48，61-63.）比如，就本体论而言，美国强调物质，英国偏重理念；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国强调科学实在论，英国偏重理性思辨；在方法论方面，美国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元论，英国偏重历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注：See Andrew Hurrell，Keeping History，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3（July 2001），pp.489-494.）这些比较是中肯的，但是也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核心理论问题的建构。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核心问题的不同，因而也就导致了理论家思维重心的不同，结果建构了不同的理论。本文以英美为例阐述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一概念，目的是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国际关系学在过去20年里发展迅速。我们有了学科和学派的自觉，但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原创性理论和理论学派却依然没有形成。（注：这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种共识。可见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299页。）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基于局部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而产生的；第二，它具有通则性特征，亦即具有超出局部传统和经验的普适性；第三，它的核心理论假定具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通约的性质。（注：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是应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假设、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经验，研究中国的问题，验证西方理论的效度和信度。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成果。但这类研究主要是围绕对原有理论的验证展开的，使用的是原有的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不是我这里所说的原创性理论。原创性理论必须超越单纯的理论验证，它是根据局部经验生成的假定、假设和概念，具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话语特征，并导向通则性理论体系。）中国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和主张，比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等等，（注：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40—46页。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有不同意义和标准的。根据梁守德教授的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注重中国的国家特色，具体来说有着三种特点：（1）以国家权力为核心；（2）强调生产力和经济优先，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3）重视改革和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些基本理论假定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有很大的相同之处。我所说的中国学派则更多强调学理方面的意义，即：既符合普遍理论标准，又具有中国视角的理论；既在一定时空范畴内、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普适性的意义，又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了属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构路径。它的基本辨别标准应该是具有与现有理论不可通约的核心假定。）但依照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目前仍然没有可以称之为学派的原创性理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核心问题的缺失。所以，当前必须厘清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样才可能建立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理论。
一、理论与理论的核心问题
理论是知识系统，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注：关于理论是知识系统的定义，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213页。《牛津英语词典》的相关定义是：A scheme or system of ideas and statements held as an explanation or account of a group of facts or phenomena；a hypothesis that has been confirmed or established by observation or experiment，and is pronounced or accepted as accounting for the known facts；a statement that is held to be the general laws，principles，or causes of something known or observed。参见The Compact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284。）自从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以来，主流理论界就存在对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硬科学”派，认为理论必须包含可验证的假设，必须表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理论的实证性特征；另一种是所谓的“软科学”派，认为理论是一种系统、严谨、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强调理论的规范性特征。不过，两种观点虽然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都承认理论是一个包含普适性命题的思想系统。（注：See 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in Charles W.Kegley（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New York：St.Martin's，1995，pp.67-83；Hedley Bull，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19-1969，in James Der Derian（ed.），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181.）既然理论是一个系统，理论的生成就会始于一个核心。系统的核心是系统形成过程中最早出现的部分，核心出现之后，经繁衍伸展，系统才会逐渐形成。根据拉卡托斯的论述，系统的核心被称为理论的“硬核”，（注：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69页。另外，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在某些方面近似于库恩的理论范式，强调理论核心命题的不可通约性。参见Imre 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in Imre Lakatos and A.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91-196。）硬核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另外一种理论的根本标志，是理论的灵魂所在。
理论硬核的形成始于理论的核心问题。理论始于问题的论断是波普尔提出来的。（注：波普尔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P[，1]-TT-EE-P[，2]…"中的P就是问题。参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8—519页。）他在批判归纳主义的时候指出，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产生源自问题。他认为“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转引自王晓林《证伪之维：重读波普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页。）波普尔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注：王晓林：《证伪之维：重读波普尔》，第318页。）科学发现从问题出发，科学理论的创新源自提出新的问题。第二，产生原创性理论的问题有着特定的环境，也就是他所谓的“问题情境”。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猜测和假设都可能具有普遍意义，但问题的出现或发现则要依赖于相对特定的情景。第三，问题的显现主要在于原有理论和客观现实的不吻合状态。任何理论都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旦这种问题被发现，就可能产生新的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学者接受并遵从这一原则。比如，人们发现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对伊拉克两次使用武力，而对朝鲜至今仍在采取谈判的方式；（注：Peter Howard，Why Not Invade North Korea？Threats，Language Games，and U.S.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8，no.4（December 2004），pp.805-828.）结构现实主义难以解释冷战的结束和一个超级大国单方面放弃权力的行为；理性主义无法解释利他行为等等。这些现象都会产生问题，都会引发人们对原有理论的质疑。波普尔的问题是双向对话的结果，作为研究者的人已经具有了能动作用：研究者在观察自然世界中发现现有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异，然后做出自己的猜测。但是，波普尔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所以，他的问题不具有社会文化性质，无需经过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
在国际关系领域，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对波普尔的问题说做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问题意识”的概念。（注：科克斯使用的英文原词是"problematic"，他将这个形容词用为名词以示与"problem"的不同，并用斜体强调。他的原定义是：a historically conditioned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issues。科克斯指出了理论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问题意识是理论的起始点。参见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07。我国学者也就“问题”的概念发表了很好的观点，比如，任晓认为我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问题，苏长河认为问题的缺失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弱点。但核心理论问题不能完全等同于问题本身。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核心理论问题是表象过程的产物并被某个学术共同体所接受，是抽象后的问题，而问题本身更多的是表象过程之前的具体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不是问题的缺失，我们缺失的是核心理论问题，因为我们仍然没有可以导向理论学派的独特的抽象问题，所以才有“进口问题”之说。参见苏长河《问题与思想》，http：//www.irchina.org。）波普尔和科克斯都认为理论始于问题，但波普尔的问题主要是指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其本身不包含提出问题的不同社会文化视角；科克斯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但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因而也就具有更强的意识能动作用和行动者的阐释因素。正因为如此，科克斯将问题意识定义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注：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207.）如果说波普尔将问题定义为具有普适性质的话，科克斯的定义则表明问题必然与局部视角相关联，亦即问题是与特定社会文化视角相适应的。（注：Ibid.，pp.207-8，216-7.）任何社会和政治理论初始状态的思维原点总是来自特定的问题意识，任何特定的问题意识都与特定的视角相关联，任何视角都是源于时间和空间的定位。之后才是寻求超越特殊性而发展成为一般性理论。成熟的理论会超越其初始问题意识，但是，一个理论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这样，理论问题的社会文化性质就成为其基本特征之一。
但是，科克斯并没有阐述问题意识的社会文化性质是怎样产生的。我以为，不同的问题来自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同表象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要成为理论的核心问题，就需要经历一种表象过程。这种表象过程不是简单的反映方式（reflective approach），而是一种建构过程或是一种构成方式（constructivist approach）：行动者通过他们文化和语言的概念等表象系统来建构意义。社会现象作用于人的意识，展开了理论家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对话，于是出现了问题和对问题的意识。但初始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对特殊现象做出的具体反应，有着高度的经验特征。这类问题和问题意识会大量出现。有些问题可以成为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些问题则是昙花一现，这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某些问题才会产生重要意义，才会进入思想交流的过程，并在交流中得到理论界普遍的认同，形成理论的核心问题。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初始问题抽象化之后的产物。它不仅是科克斯的问题意识就可以确立起来的，还必须经由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才能够成型。（注：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本文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意义。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这种表象过程也可以称之为问题化的过程，问题化过程的结果是得到明确界定的、有意义的核心理论问题。波普尔强调的问题更多的是自然事实的反映；科克斯强调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社会事实作用于具有特定视角的人所产生的反应。我也借用了问题的概念，但想强调的是：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并通过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产生的独特抽象问题。抽象问题引出一般意义上的假设，导致理论硬核的形成。（注：这种理论硬核近似拉卡托斯的理论“硬核”概念。如果我们使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说，核心理论问题应导向理论“硬核”。研究纲领是理论系列，比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研究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近似于库恩的理论“范式”或者说是“宏理论”。纲领的硬核是其最核心的概念和命题，比如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研究纲领的硬核是不可通约的。参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5、65、67页。）理论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事实的镜像反映，也不仅仅是社会事实作用于人脑所产生的意识，它还是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意义网络完成的社会性建构。表象系统不同，行动者的视角就不同，因此他们所建构的问题也就不同。比如，十字架在基督教文化中表示耶稣基督以肉体受难拯救罪恶深重的人类，而在非基督教文化中则只是一个十字的形状。表象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不同文化中产生不同的社会理论成为可能。（注：这是一个与完全普适性理论不同的概念，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的根本理由。表象是一个过程，是某种文化中的成员使用表象体系或者意义网络体系（比如语言）建构意义的过程。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中和不同历史阶段（时间）中，意义是变化的。因为文化是不同的，文化成员赋予社会世界的意义也就会出现差异，因而出现对于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视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才可能思考不同社会文化造就不同社会理论的问题。参见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ondon：Peter Owen，1960；Ian Hacking，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Stuard 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1997，pp.15-64；John R.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p.150-152。）
这样界定的理论核心问题涉及了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和文化特征。时间特征指初始历史条件对于行动者意识的作用。历史对理论是重要的，因为理论总是可以追溯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某些问题和事件的认识。国际政治中的国家理论和国际体系理论，都须从历史的发展和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加以建构。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主权理论就是国际社会发展到民族国家时代的理论，而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社会理论只能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危机的时候才能产生。空间特征指社会事实对于社会空间中处于某种位置的行动者意识的作用：由于行为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同，对同样的社会事实就会产生不同的思考，故而产生不同的问题。比如，美国和阿根廷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是不同的，所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因而很难产生同样的理论问题。于是，美国是霸权稳定论的发源地，而阿根廷则成为依附理论的沃土。文化特征指通过特定文化的表象系统产生的共有意义。同样的问题在一种文化之中产生一种意义，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则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意义。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楷模，而发展中国家学者却会将这样的发展模式视为西方对非西方国家剥削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的表象系统是有差异的。通过西方的意义系统去观察非西方社会现象，与通过非西方意义系统观察同样的现象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交汇确定了问题和问题意识，文化使其具备了共有意义，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从而建构了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世界中，不存在与时空确定的视角毫无关联的理论；进而，没有文化表象系统赋予意义和交流思想，也就不会形成具有社会意义的核心问题。
强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科克斯认为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目的是解决西方战后面对的各种问题，是维护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性权力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关系，并使之顺利、有效地运转。所以，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对理论的问题加以定位，并使理论具有明显的目的特征。也正是根据这一标准，科克斯得以将理论分为两类：解决问题的理论和寻求解放的理论，并依此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理论总是为某些人或某种目的服务的。（注：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虽然科克斯对理论形成的论述是为了批判西方主流理论，但同时也是希望建立他的以解放人类为目的的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即真正形成体系的重大理论都具有由时空向度交汇得以确定、由表象系统赋予意义的核心问题，都具有解决问题的目的特征。而且，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注：Ole Waever，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5.）或理论学派。正因为如此，冷战时期的美国是不可能将其核心问题定位于国际社会的，而依附理论也只能在发展中国家才能找到它的“问题情境”。（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也是一个很好的个案。1950—1970年代北美和西欧比较政治学的主导模式之一是以美国学者罗斯托为代表的“发展理论”，强调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而1960年代首先在拉美发展起来的依附理论则强调国际经济体系中心和边缘地带的不平等分工造成的依附状态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依附理论的主要理论家，如Prebisch（阿根廷）、Dos Santos（巴西）、Amin（埃及）等，也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可见，虽然同处一个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学界对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性的建构与发达国家的建构是完全不同的。参见王正毅、张贵岩《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272页；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Huntington（eds.），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Brown，1987。）一旦主导话语得以确立，社会事实对意识的作用就不再是决定核心问题的主要条件，因为核心问题自身已经立身于社会的意义网络之中，成为主导话语框架中设定研究议程的关键因素，并派生出理论研究人员的具体研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研究人员考虑的问题是具体和已定的问题，不是抽象和独特的问题。（注：在目的性方面，我虽然借鉴了科克斯的论述，但有一点不同。科克斯更多强调研究人员有意识的目的性，我认为目的性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服务功能。比如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是美国国际政治发展史（时间性）和美国目前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和互动情势（空间性）的产物。时间性和空间性通过社会表现系统作用于研究人员的意识，产生了理论的核心问题。此为问题化过程。一旦理论的核心问题得以确立，研究人员很可能无意识地验证和应用某种理论，而意识不到理论本身的目的性。）由于他们身处主导话语语境之中，所以，可以无意识地追随主导话语已经设定的研究问题。这近似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研究。（注：See 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2[nd]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据此演绎，具体的研究问题大多导向常规研究，具有独特意义的核心问题则可能导向科学革命和新学派的建立。
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使用的霸权一词具有中性的意义，所以，也有西方学者称之为世界领导地位。参见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关于霸权护持，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二战以后的历史时期是美国霸权时期，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巩固和完善国际霸权体系。正因为如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如何维护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如何维护这种霸权体系的秩序和稳定。
美国战后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之后至1970年代，这是权力霸权阶段。此时古典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国家间政治》提出了一整套以权力对抗权力的现实主义原则。虽然这些原则涉及国际政治的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说，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政治是以夺取、维持和增强权力为特征的。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几乎是无限制地获取权力，其根源在于人性或国家性。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根本在于获取最大权力，亦即霸权，因为这才是国际政治权力的峰巅。（注：See 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5[th]edition.New York：Knofp，1973.）而在这一阶段，国际霸权体系的最大威胁在于苏联的军事实力，乔治·凯南关于苏联行为根源的论文，加上NSC—68所确定的以军事实力为遏制手段的基本政策，正是权力霸权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See John Spani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88，pp.30-34.）所以，除了在理论上的总括，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具体研究内容也集中在怎样对付苏联的挑战以及美苏的核竞争方面，其解决问题的目的性十分明显。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这是从权力霸权向制度霸权过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其国际政治学界极端关注霸权衰退问题。所以，理论发展的前沿集中在霸权衰退方面。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代表了许多学者对美国衰退的担心。（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Vintage，1987.）现实主义学者，如吉尔平、克莱斯纳等，转而研究霸权体系的稳定、国际规则与霸权维持的关系。（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Stephen Krasne，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而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更加在国家制度和霸权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探索。当现实主义者得出霸权国衰退必然导致国际规则的失能，因而霸权体系也危在旦夕这样的悲观结论之时，基欧汉首先提出了霸权国权力下降条件下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持续的论点，其内涵在于霸权国权力下降，但霸权体系可以通过霸权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持续存在。（注：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约瑟夫·奈更是明确强调美国霸权的护持在于加强美国的软权力，以弥补硬权力的缺失。（注：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因此，第二阶段重大的理论突破是霸权衰退条件下霸权体系的护持。
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末至今这段时期。这是美国在权力霸权和制度霸权之间摆动的时期，国际政治理论也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实主义理论的突出代表是米尔斯海默。他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其根本仍然是考虑美国霸权在冷战后的护持问题。他明确指出大国的根本安全在于获得霸权，霸权国保证安全的手段是进攻性地阻止任何挑战国的崛起，所以，他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最大的潜在威胁，主张遏制中国。（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自由主义仍然坚持软权力观，奈在其《美国权力的悖论》一书中再次呼吁美国加强软权力。他认为美国权力再强大也不能解决霸权体系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他一再提议，美国需要采取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以加强包括同化权力和国际制度在内的软权力来保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注：Joseph 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004年，奈又出版专著《软权力》，将软权力明确定义为“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和赎买方式得到你希望得到的东西的能力。它产生于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注：Joseph 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x.）他强调，世界政治中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软权力。建构主义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之一，提出建立以欧盟和北大西洋地区为模本的国际安全共同体。有人认为，温特建构主义的思想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所以，他的理论是自由建构主义，表现的是一种自由派的意识形态。（注：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2003，pp.325-342；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2004，pp.349-352.）还有人认为，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的根本在于以霸权体系价值观念为核心重新整合世界的观念结构，以便在这种基础之上建立普世性集体认同。（注：Martin Shaw，Waltzing Alexander：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http：//www.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如果说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霸权体系的护持，那么这一核心问题恰恰来自于时间（美国霸权时期）和空间（霸权体系中的霸权国位置）交汇作用于国际政治研究者意识所产生的认知反应，并通过美国文化的意义网络和表象系统（比如“天命所定”等美国价值观）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核心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在《世界政治》、《国际组织》和《美国政治学评论》等美国主流学术杂志的带动、引导、反复提倡之下，逐渐形成了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主导话语体系，吸引众多博士生和研究人员围绕这一主导话语形成不同的话语联盟或学派。所以，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的发展特征是研究问题类似趋同，而理论流派五彩纷呈，（注：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and Stephen 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1.）其根本就在于这些理论研究的具体问题不同，提出的理论假设也不同，但关注的都是相同的核心问题。
三、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注：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从二战结束初期至今，英国由一个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国家逐渐向欧洲一体化靠拢，无论其间有着多少徘徊坎坷，英国政策的取向是越来越多地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布莱尔1997年担任首相之后，明确希望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观察英国学派的历程，也会发现一条并行的发展路径。1950年代英国学派提出了国际社会的概念，但声音十分微弱；1970年代布尔阐述的国际社会理念仍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单位，在着力阐述国际社会的同时，也强调了国家的主权；1990年代，英国学派进一步发展，更多地强调超国家社会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一方面，英国作为欧洲大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参与一个“国际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这种“虽然不十分情愿，但又不得不参与”的情势正是战后英国的时空地位所造成的。由此所产生的张力，强烈冲击着英国学派学者的意识，建构了英国学派理论的问题性。关于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可参见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英国学派是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虽然英国学者在军事对抗、战争原因、战略威慑等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研究，但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目前只有英国学派。1950年代末，英国学者成立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目的是探索国际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注：Timothy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London：Macmilan，1998，p.xi.关于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性的阐述，还可参见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1984；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2。）虽然英美学者都声称要探索国际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但是，他们对问题的界定却是不同的。美国政治学界思考的是国际霸权体系的稳定，而英国学者重点思考的则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演变和现实运作。人们记住英国学派的就是“国际社会”研究。正如英国学者布赞所说，英国学派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认可的知名品牌”。（注：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2001，p.471.）
对于英国学者来说，英国学派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认知和思维方法。邓恩在总结英国学派特点的时候，谈到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具有独特的研究传统，亦即从历史社会的视角研究国际政治，特别重视欧洲国际社会的传统和法律外交的经验。第二，采用诠释性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证主义的经验型研究。第三，将国际政治理论视为规范性理论，伦理是核心因素之一。（注：Timothy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pp.5-11.）邓恩的总结抓住了英国和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差异，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表述的重点在于方法的差异，亦即美国注重所谓的科学方法，强调理论的超历史特征、价值中立性以及经验实证性，而英国学派强调理论的思辨性、历史性以及理论必然具有的价值内涵。（注：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pp.471-488.）
这些总结是英美学者普遍认可的认识论和思维理念的差异。但是这些问题的孰是孰非是有很大争议的。尤其是在理论建构方面，美国学者就认为英国学派缺乏清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无法提出具有因果意义的明确假设。（注：See Martha Finnemore，Exploring the English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2001，pp.509-513.）由此可见，英国学派被国际政治学界承认并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它的理论所包含的核心问题。美国学者可以批评英国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却接受英国学派“国际社会”这一核心理论问题。（注：美国的建构主义研究，尤其是以Ruggie为首的新古典建构主义和以温特为首的自然派建构主义，都受到国际社会理论的影响，参见John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Challenge，in Katzenstein，Keohane，and Krasner（ed.），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p.215-245。）可以说，英美两国学者忽视了两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英美战后在国际关系实践场域中的时空坐标的定位不同。美国是战后霸权体系中的霸权国，英国在战后则成为一般性大国。美国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霸权护持问题，英国面对的更是一个二战之后的欧洲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这一时空定位对于英美两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确定了英美国际政治理论核心问题的差异。
二战之前英国国际政治研究的主导议题还是权力政治。爱德华·卡尔的经典著作《20年危机》被视为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宣言，它全面批判了威尔逊理想主义。（注：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马丁·怀特早期也信奉权力政治。他强调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权力政治实质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注：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到1950年代，怀特在卡尔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两大类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类国际政治理论，亦即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加入理性主义，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和康德的世界一统说之间加入格劳修斯的思想，从而为国际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于是，价值观念、规范、制度、规则与权力共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注：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
怀特的理论转变反映出英美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差异。在美国人注重权力、霸权体系的建立和与苏联之间的霸权竞争的时候，英国学者开始从理论角度考虑一种国际社会的可能。怀特的转变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英国人对国际政治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淹没在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大潮之中，只有英国学派例外。在怀特之后，经巴特菲尔德、布尔、文森特等人的继承与发展，直到布赞在更加注重历史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拓展性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布赞同意维沃的观点，认为英国学派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1959—1966年，巴特菲尔德和怀特的《外交研究》建立了以国际社会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1966—1977年，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和怀特的《国家组成的社会》确立了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社会的议程；1977—1992年，巩固以国际社会为核心的研究议程；1992年至今，是新一代英国学派的出现和国际社会理论的拓展。（注：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pp.473-474.）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英国学派的发展几经代际更替但研究议题却始终有一个核心，即国际社会。这个概念否定了现实主义完全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说，提出以规范和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社会说，并且由这一概念继续推进，逐步从大历史的角度，研究国际体系的发展轨迹和发展前景，探讨国际体系单位的变化规律，并在新一代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之下，向着世界社会的概念迈进。（注：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二战以后英国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与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通过英美两国社会文化表象系统的折射，显示出质的差异。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使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的霸权护持，使英国人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的建构与运作；使美国人更加注重软硬权力，使英国人更加注重规范与规则。作为与霸权无缘的英国，在历史和现实坐标上的定位，使其无法像美国学者那样将关注集中到霸权体系上面。而欧洲战后的基本情况是试图克服传统大国政治的悲剧，建立一种制度框架中的超国家市民社会。（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于是，英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国际社会学派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成为全球认可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般性大国并置身于欧洲统一进程之中的英国，它的国际政治学研究议程最可能成功的核心问题就是对国际社会的研究。（注：英国学派认为欧盟是国际社会的最高阶段，参见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这种研究不仅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吻合，而且对冷战后地区主义的兴盛和世界的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果欧洲一体化模式和欧洲超国家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英国学派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并且，由于学者的自觉和英国学术杂志的推动，（注：主要是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学术期刊。）逐渐形成了以英国学派为核心和主导的话语联盟。所以，英国学派的新一代学者才提出以英国学派的研究问题和方法重新组织国际关系研究的口号。（注：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 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核心理论问题的缺失
比较英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异同，会发现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主导一个特定行为体的研究议程。如果这样的问题符合三个条件，就有可能建立原创性理论。第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独特的。它始自一个特殊行为体在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亦即起始于时间和空间上特定的一个交汇点，以此展开理论家与客观世界的对话。这是核心理论问题的社会实践向度。第二，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具有学理意义的。它通过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成型，导向一般性的理论命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特殊行为体对自己具体情况的表述和分析，还要上升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般性问题。这就要求核心问题超越政策宣示和对策研究的范畴，进入知识的王国。这是它的知识向度。第三，核心问题必须具有前瞻意义，它不能只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和总结，而是要代表人类发展的需求和进步观念，符合世界体系整体发展的方向，这是它的目的向度。（注：拉卡托斯将研究纲领分为进步的和退化的两类，前瞻意义与进步的研究纲领有着相似的含义。参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8页。）美国学者温特和当今的英国学派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际体系中的单位会越来越向着更大的实体发展。（注：参见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秦亚青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7—62页。）我们虽然还不能断定这就是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但这起码是一种对世界政治发展大趋势的思考和研究。如果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在三个向度方面对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就有可能产生世界政治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者在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问题上一直有着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派的意识。但大都是在考虑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少意识到核心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很难产生一个理论硬核，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中国学派。不过，反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却会发现，我们研究的许多实际问题是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派生出来的。比如我们十分关注中国地位上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是问题化过程的初始阶段。但是，关注问题不能简单地等于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我们在做大量的实际研究，（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如，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王逸舟主编《建构中的磨合：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但是，这些研究或是对已有理论的验证，或是对外交政策的诠释，或是感知的引导和个体经验的总结。这不是对核心问题的自觉建构，因而也难以生成理论学派不可或缺的理论硬核。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界定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我们的基本假定是：中国是一个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着从体系外国家向体系内国家的转型。如果我们假定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正在经历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国家。
如果这一假定成立，它就确立了中国在时空坐标上的基本位置：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融入国际社会的现实。作为这样的国家，必然面对一种重要的关系，即上升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可能具有和平与否两种可能。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霸权更替必然打破和平。（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自由主义力图说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因素能够减弱这种暴力行为的可能，（注：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Bruce Russett，Triangulating Peace，New York：W.W.Norton，2001。）建构主义则认为非暴力在康德文化中不但可以实现，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景。（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过程而言，现实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而中国恰恰是一个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的最佳个案。所以，考虑大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因此，也最有可能形成中国学派的核心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起始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追溯至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为关于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过程、甚至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化的一般性理论，也应该是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符合人类希望的走向。所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具有实践向度、知识向度和目的向度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一问题框架之内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构建具体的研究议程呢？
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并对其进行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理论化。所以，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条件可以促成中国的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对于中国具有什么含义——围绕上升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所产生的这些具体研究问题，应该构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部分。
具体来说，三个方面尤为重要。第一，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进程。上升的中国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关系是和平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实主义关于大国上升必然趋于暴力的论断主要是依据上升大国撕裂原有国际结构的历史。我们可以使用区段分析的方法（sectoral analysis），（注：布赞、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第73—77页。）分析上升大国对国际体系不同区段中原有结构所产生的作用：政治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观念结构。由于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在这四个结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所以，研究中国的发展过程与这四种体系结构的关系，进而研究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中国学派的核心特征和理论取向。同时，可以分析什么样的国际进程可以促成上升大国的非暴力社会化。其次是国内结构和进程。在考虑国际结构和进程的同时，应该考虑行为体的国内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是怎样“嵌入国际体系之中”的；国内结构和进程的发展趋向与实际变化是使大国趋向和平还是相反；（注：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and Stephen 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13.）国内进程帮助形成了冲突型还是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注：关于战略文化的概念，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是趋于和平还是趋于暴力的互动。第三，集体身份的形成。（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02—430页。）我们需要思考国内国际两个层次上哪些结构与进程因素会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社会化的底线是社会，社会的底线是集体身份。国际社会中的集体身份不是消灭个体身份，而是个体主体性存在前提下的多元集体认同。比如，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是否遵循着一条独特的和平路径。也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中华民族特性和人类共性的关系。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近年来做了不少富有意义的经验性研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从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际主义转入1980年代兴起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此后，和平外交和国际合作研究也大量出现。在具体问题领域，对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制度、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呈上升趋势。（注：王缉思：《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就、趋势和局限》，载福特基金会编《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第19—40页。）对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比如“仁”、“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发掘和阐释也开始出现。在分析层次方面，区域层次和全球层次上的研究都在增多。所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日益意识到的经验性问题。不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仍未有意识地去考虑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及其与学派建立的关系，对国际制度理论和中国加入国际制度以及方兴未艾的东亚地区主义等研究，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本身的直觉，是对已有理论的应用，而不是对核心理论问题的自觉，更不是对这种问题有意识的建构。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我们才能具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