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孟子思想的“迂阔”浅析
张进玺
摘 要 历来，人们对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和性善论方面，同时看到了孟子思想与当时所处年代的乖离。本文将从与时俱进的观点出发，对孟子思想中的迂阔性进行深入分析，依唯物主义之历史观正确认识孟子的伟大历史贡献，同时指出孟子思想的闪光之处。
关键词 孟子；迂阔；仁政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孟子的时代是列国诸侯混战最激烈的时代，他提出“民贵君轻”、反对掠夺的战争主张。他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游说诸侯，反对春秋时的“霸道”，他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仁政、王道。“他发展了孔子的‘宗周’思想，希望在诸侯中选出一个能够王天下的贤能君主。”[1]然而，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征伐混战，认为他的主张迂阔不切实际，都不予采纳。可以说，孔子对齐桓公和管仲还有肯定的一面，孟子却不是如此了[2]。
一、孟子的仁政主张与反对无义战争的立场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孟子的仁政主张是无可争议的，他反对政府官吏横征暴敛，要求宽缓于人民，希望统治者能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对于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历史，他答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乃失民心之故，从而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他对当时各诸侯国的征伐混战表示坚决反对，在《孟子·离娄上》说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认为，这样的无义战争只是统治者一己私利，与百姓而言是民不聊生，孟子的立场很鲜明。
二、孟子的迂阔与行王道思想
孟子行王道的主张历来为人称道，但在其所处的时代却是行不通的。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车轮是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血腥的斗争中前进的。今天回头看战国之历史，当时的兼并战争实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实现统一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当时之情势下，靠讲仁义虽不无道理，然亦玄虚而不切实际。此时，只有雄健强盛的诸侯国才能胜任这种历史的进程，譬如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秦国变得国富民强；楚、魏任用吴起进行变法，亦在诸侯中显露头角，从而开始削弱周边国家。时代使各个诸侯国都致力并认可“合纵连横”攻伐谋略之重要性，因此，评价人才的价值标准也随之而变，征伐和有谋略是当时所认可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列传》中说道：“当是之时，秦国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因此，孟子的思想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就是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思想与时代有明显的差距，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然而，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孟子虽不合时宜，不显赫于一时，却可以流芳后世，成万代之则。下面将以《孟子》部分原文为例，试析其不合时宜性，窥一斑而思全貌之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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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6]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毫，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8]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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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景春讨论的是公孙衍、张仪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是二人的政治成就，而孟子对此不屑一顾，从人品的角度大谈何谓大丈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
这里滕文公问齐国人现在逼近了家园如何应对，结果孟子却举西周先祖大王居邠创业垂统之事。不解决燃眉之急，反而引述古典畅谈大道，于滕文公既有责怪其不争之义，有又今日之局面无可如何之叹！
梁惠王问如何有利于我国，孟子直言不要说利，我有的是仁义，利能生害，仁义无往而不胜。显然，孟子与君主的谈话不切实际，且言谈之间有盛气凌人、老师指责学生之义[4]。
另外，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有着著名的论断：
齐宣王问明堂之事，孟子则引到“行王政”上来；齐宣王说“寡人好货”，孟子劈头就说“公刘好货”。可以说，只要齐宣王有问，孟子必定拿古圣先贤的道理论述，当下的具体实际情况则只字不提。能说孟子错吗？也不错；能说孟子对吗？他太迂阔！由此而知，他的思想是迂远不切实际太甚了。
说了许多，无非继续点明只要行王政就可以。孟子不是谈眼前急需解决的困难，而是从长远和仁义的角度出发，阐明仁者无敌于天下的道理，迂阔亦太甚。圣人忧千古而不着眼前矣！
《孟子·公孙丑下》曰：“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孟子当年与齐王见面后，感觉齐王不会成为实行仁政的一代明主，于是便萌生去意。为了能随时抽身而退，孟子虽接受了齐王授予的职位，却并没有接受职位所享有的俸禄，他的学生公孙丑对此举不能理解。当孟子最终决定离开齐国，在返回故乡的途中，公孙丑便提起了这个话题。孟子强调，当自己意识到齐王不太可能采纳自己的主张时，就确定了离去的意愿，只是由于客观局势而逗留时间较长。而孟子的逗留，足以表现出孟子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在这一过程中，不拿齐王的俸禄，是尊重自己的意愿，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三、结语
总观孟子政治上的言论可知，对于君子而言，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原则，无论受到怎样的现实利益的诱惑，他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显示出卓然独立、超逸世俗的风貌。但对于世俗而言，这样的人就是不通情理、不近人情了。这类人始终把自己融入现实、始终合时宜，这样的人或许在现实中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不过也仅仅是混一混罢了，其人生之苍白无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敢面对，无奈之下，只能以自己捞到的富贵作为自己成功的表征。孟子则不然，其思想卓然独立。这种“迂阔”不合于一时，但合于万代。“吾道一以贯之”，也是孟子自己的亚圣本色，“虽千万人吾往矣”。
其实，孟子是刚健而乐观的，这种乐观建立在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之上，因为他确信人性是善良的，即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人天生就有仁爱之心和同情之意。若一个君主能扩充此仁爱之心，就必然能行“仁政”于天下，就可以服远人招来者，从而达到周代文武之盛世。从孟子所处的时代看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它是理想，不能解决当时政治状态下的燃眉之急。就此而言孟子思想至少在当时不是成熟的政治思想。孟子的优秀，也体现在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迂阔不成熟性中。于孟子而言，为了理想的仁义之道，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在五六个国家之间奔走，受到了委屈，孟子仍然不改其衷，这是一种道德勇气，孔子亦弗如。可以说，孔子依道而曲折，孟子则秉道而直行；孔子不强人所难，孟子则不罢不休，要么你屈服，要么你把他赶走。正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因而不能适应于当时之时势。
从所处时代的角度看，孟子是政治上的迂阔派，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看，孟子则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是一个“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贤者，是一个讲与民同乐的先哲。孟子思想的伟大之处，恰是他不能苟合于一时而施行与时俱进的根源。孟子是一个为天地生民立命者。他强调，“大丈夫”应该有崇高的志向和伟大的精神境界，有对正义行为的高度自觉性，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气节。他还指明仁、义、礼、智、信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在人的道德教育上，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尚志养气、舍生取义的思想固然不合一时之宜，然于千秋万代却是优厚精光。一个有道德的人，自然不会迎合一时一世之君，而是为万代生心[9]。这就是孟子虽然迂阔，却为人所敬重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68.
[2]孟子注疏[M].赵岐，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9.
[3][5][6][7][8]孟子.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17.50.77.98.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66.
[9]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2.
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10-0139-03
作者简介 张进玺(1973-)，男，山西忻州人，山西忻州师院五寨分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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