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理论讨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述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兴起两大热潮：一是文化热，一是方法论热。在这两股方兴未艾的大潮的冲击力作用下，特别是受方法论热的影响，我国文学史界掀起了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观讨论的热潮。各派论家蜂起，学术观点试争高下，形成了文学史观研究的全方位格局和多侧面、多视角理论研究倾向。正如许总所评述的“人们已不满足于对旧的僵化模式的突破，而是更多地将着眼点集中到对新的观念的建构上，其突出表现为在引入多种思维与参照体系的背景上，从哲学、美学、文化学、价值论、系统论等多样的角度观照文学史现象，使得对作为一个由多层面组合而成的复杂而独特的系统的文学史本质属性的重新认识与深入发掘不断获得新的进展。在这样的研究格局中，文学史价值内涵得到多层次的充分展现，研究主体的学术个性也获得了广阔的驰骋空间。”〔1〕伴随着文学史观的探讨，文学史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10年来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数量达100余部。 如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八代诗史》、许总《唐诗史》、《宋诗史》、张晶《辽金诗史》、杨海明《唐宋词史》、严迪昌《清词史》、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罗宗强《随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它们的出现，对于繁荣文学史学科，弥补我国以往文学史研究的不足有着未可估量的意义。
根据徐公持先生的观点，文学史学，就是文学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它本身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文学史哲学，即关于文学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文学史一般理论问题，如文学史存在方式、演变方式；文学史操作理论问题，如怎样研究文学史、编写文学史。本文拟从以上三大问题入手，对近年来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理论讨论情况加以评述。
（二）
文学史哲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文学史研究探讨的理论基点和指导原则，决定着文学史的走向。
近年来文学史理论研究对以往二元对立的反映论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林继中在《唯物史观与文学史编写》中提出以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做为文学史编写的指南。但他指出唯物史观是指南而不是公式，“在这条路上跌倒并不能证明此路不通，首先要检点的应该是：走得得法不得法。寻找规律本身没错，错在你是先有了‘规律’再去套历史这匹黑马，而不是从历史事实中抽绎出规律来”〔2 〕。林继中认为在建构文学史的过程中，不能自以为坚持了唯物史观，而用主观预想的“先验图式”来套这历史黑马。不能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随意剪裁史实。以往大多数论者都自以为坚持了唯物史观，而实际上却将唯物史观当做僵化的教条。林继中的这篇文章对文学史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反思，这一观点为大多数论者所认同。
与此相对，张弘提出以“一元论的存在论”文学史哲学为基点来建构文学史。他在分析了起源于西方哲学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之后，指出：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无论“诗言志”说或“诗缘情”说都不分主客二元。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均不涉及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后世讲究“神韵”、“性灵”，都是一元问题。在诗歌的阅读接受上，也主张整体直觉的涵咏与妙悟。由此，张弘由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特点，而提出以“一元论的存在论”来考察、观照中国文学史。
在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心物混融的文学史观之后，张弘以此为逻辑起点，构想了一部文学史的大致面貌和主要原则。他指出：“这部文学史，实质上是对人类在文学领域历经的不同审美方式，也即文学审美的历史形态的观照和描述。这里的审美方式与审美形态绝非纯心理层面上的，而是始终不脱离语言文字的中介，只存在语言艺术之中”。〔3〕张弘的一元论的存在文学观虽然尚待实践的检验， 但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
葛红兵在《文学史本体论反思》中以阐释学为哲学基础，将历史的意义归结为主体的阐释。他提出文学史不是描述的，而是反思的。“不是为了确认历史的实用意义，而是为了使文学审美的历史意义得以确立或当代化。”葛红兵将历史看成是“反思的历史”，并进而得出：“反思的历史是将历史阐释建立在现在时的语境之中而观照其意义的。”他把阐释学的观念术语引进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依他的观点“所谓历史事实，所谓历史就是历史阐释的同义语，根本不存在不依赖历史阐释而独立存在的历史事实，它实质上仅仅对于阐释主体意识到的内容来说才是存在的：它是意识活动（阐释行为）设想的对象。”〔4 〕用西方阐释学观点来把握认识文学史或界定文学史是独特的理论视角。这种把握角度有助于摒除二元对立的反映论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在葛看来，所谓历史只不过是意识活动设想的对象。如此以主体的强涉入而牺牲客观性，很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三）
对于文学史的形态与语式（即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它以什么方式存在着，文学史著作应采用何种话语方式）是近年来讨论尤为关注的问题。徐公持先生在《评文学史形态理论倾向及其意义》〔5 〕一文中，归纳了近年来文学史形态和语式设计的三种理论倾向。并对这三派观点做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徐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形态理论问题研究的归结。
1.重历史学派（陈伯海语）的文学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历史学的一支，强调文学的史的形态。这种理论可以从传统史学观念寻求解释。中国史官文化强调“实录”精神、“秉笔直书”，这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乾嘉传统重考据、校堪、注释、以及材料的收辑、辨析也对重历史学派产生影响。陈一舟在《文学史的形态与语式》中谈到“狭义的文学史，无论人们要如何去界定它的学科特征，它仍然不过是全部历史的一个侧面，如同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艺术史一样只是人类史的某一分支。它不可能逸出历史的基本属性和时空结构。”陈一舟认为文学史家的所有工作，归根结底，“就是对过往时代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性的追寻与把握。”〔6 〕但陈一舟并不否认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与评价。他认为在文学史研究的三个层面文学史——文学史论——文学史哲学中，由于学科任务有别，形态不同，文学史论中必然会渗入主观因素与论的色彩；文学史哲学由于上升到最高层的哲学层面，抽象的理性思辨替代了具象的感性事实，普遍性凌架于特殊性之上，因此并不钟情于具体的事件与过程，它关注的是文学史的特性、本质和规律性。即便在文学史研究中，陈一舟也并不排除主观的介入。他说：“文学史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摒绝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与评价。他的所有对史料的选择，对史实的确认以至最终的付诸笔墨，都在渗透了主观的色彩。”〔7〕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解除人们对重历史学派的某些误解。不难看出重历史学派的文学史观并不否认主观因素。只是他们更强调史的特性罢了。以往的论者有忽视或无视这一事实的倾向，而把客观性夸张到绝对的地步。
同是重历史学派的代表，许总更强调文学史的“丰富本相”，他说：“我们文学史学的误区大概正在于偏重建构规律圈与逻辑圈的一端，因此理论意识的强化使我们从资料堆积的文学史迷途中走了出来，但是简单化的理论概括往往以舍弃具体文学现象为代价，使丰富生动的文学史变成干瘪的一串串圈圈和链条，无疑又走入另一个极端。”〔8 〕同样他并不排除主体思维的积极介入。但对于主体表现，许总认为：与机械的客体反映论一样，完全的主体表现论同样不能规定文学的全部本质，因而心灵史、人性史或精神史也不可能构成文学史本质的最完整表述。他说：“极为明显，这种以主体性为原则，以当代意识为基点的文学史观，在强化研究主体创造性与个性化的同时，往往容易导入以偏概全、随心所欲的误区，其表现形态固与‘文革’前那种机械反映论截分两撅，但在从特定角度与需要有意或无意地改变或忽视文学史本相的意义上却恰恰走入同一轨辙。”〔10〕许总又提出“文学史二律背反”的著名命题。他说“文学史既受制于社会历史进程与文化思潮嬗递，又往往表现出与社会文化史发展不同步、不平衡的关系。也正因此，以社会文化史为参照，文学史的发展似乎合乎某种规律，而从个体作家自由创造的角度着眼，文学史进程又无一定规律可循，更多地带有偶然性特征。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文学史的历史属性与审美特征的关系上，既使在文学活动自身的意义上也有突出体现。”〔11〕文学史二律背反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史学与文学的双重属性，以及文学史家偏倚一端的观察角度。为解决这一矛盾，许总设计了一种建构科学的文学史形态的模式：主体思维积极介入，充分尊重客体实际，努力接近文学史原态的把握原则与阐述方式。
同是重历史学派，董乃斌试图对这种二律背反予以克服。他说：“文学史本体是一种客观实在，是在历史中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存在过的。前面说过，它正如人类的社会生活一样，是毫无疑问的客观实在。要不然，我们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了。但话不能说到此为止。文学史本体又是相对而无限的……也只能无限地逼近那曾经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真实，犹如我们逼近绝对真理而永不能达到它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我十分赞赏有的研究者提出的原生态的文学史研究法。这种方法的理想目标，是追寻探索文学史的原生态，换句话说，即要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一种崇高的学术理想。”〔12〕董乃斌提出尽可能无限逼近历史真实，但他清楚这只能是崇高的理想，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客观是行不通的。
对于历史的方法，钱刚有他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历史的方法有两层涵义：“一是认为文学深刻地嵌入历史之中，把文学放在历史既定的时序框架内考察；一是寻找并确证文学自身发展的时序框架，考察文学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13〕钱刚又提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不可能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实证方法，而主要应回归一种实证精神。实证方法与实证精神的区别在此无暇赘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钱刚的观点对于重历史学派的理论日趋完善是有益的。
重历史学派认为文学史的语式是描述或复现。“具备历史本相历史原态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要把复现如此复杂如此丰富的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陈一舟《文学史的形态与语式》）〔14〕陈一舟推崇这种语式，他认为较之以往多数文学史相对静止的形态和采取的编述语式，这种描述无疑具有突出的优势。
许总也认为“与其抽象地找寻规律，不如实在地描述现象，在文化背景的铺展、作家心态的显微、文学史整体的结构与叠合中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轨迹与进程，在动态地把握其运行方向的基础上，进而窥探文学史的丰富本相。”〔15〕这里许总所说的窥探文学史的“丰富本相”意即努力接近文学史原生态。
此外，汤斌也提倡“要如实地展示有史以来作品的存在和发展的全貌和原貌。”〔16〕持相同看法的严迪昌认为文学史的任务是“全景式地复活并再现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17〕
2.与此相反，重逻辑学派（陈伯海语）更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这一派以王钟陵为代表。他在《文学史的理论形态》中开宗明义宣布“我所期望的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具有理论形态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说，我们的任务是使文学史理论形态化。”〔18〕他进而认为文学史研究“不仅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总结，而且也是作者本人的一种理论创造，是一种依托于历史的理论创造。”〔19〕
不难看出，重逻辑学派的文学史观更注重主体的作用，突出重视文学史家的理论创造和主体精神。王钟陵提出了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很有启发意义。“首先，历史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始的存在。”〔20〕这种原初存在的“本真”状态早已消失在历史之中，但书籍文化、当今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然存留着或积淀着过去的内容。因此“真实的历史依赖人们对这些存留来复现，所以历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21〕王钟陵认为高境界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是历史的真实内容和个人才华的合璧。”〔22〕王钟陵也提出“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这是一种意在避免无限的相对主义的方法。他说：“对历史的原生态式的把握，一言以蔽之，其实即是一种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整体把握方式。”〔23〕
这一派认为复现或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陈伯海在《文学史观念谈》中说：“还原历史不过是一种幻想，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历史研究的实在意义则在于重构历史，反映研究者自身对历史的理解与判断。”〔24〕正因为还原历史之不可能，这一派更注重发现历史，注意用当代视角反观历史。陈伯海说，“重构历史就是重新发现历史”，一方面要在“现象层面上逼近历史”，另一方面“它更要从历史与现实相沟通的角度来探索历史嬗变的内在规律，寻求历史自身新的意义。”〔25〕众多论者都引用克罗齐“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借以阐发自己的观点。韩经太也说过：“诚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所面对的本就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遗留态历史，因我们又以评价历史的姿态出现，因此绝不可能使我们所谓“还原”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重合。”〔26〕他断定“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著作之编撰的目的和价值，恰在于体现当代意识。”〔27〕葛红兵也认为“我们可以在观念中重构历史上辉煌灿烂的琼楼玉宇，但我们却绝对不能说这就是历史本身。”〔28〕因此他的“反思”的历史是将“历史阐释建立在现在时的语境之中而观照其意义的。”〔29〕宁宗一提出“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他认为“历史研究不等于研究历史”，他认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本应理解为本体作用下人类群体精神升华延续的洪流。”〔30〕
于是就进入文学史的语式问题。如果说重历史学派文学史语式是描述的、再现的，那么重逻辑学派的文学史语式是阐述的、表现的，更强调抽象、综合。如王钟陵就非常注重建立范畴。他指出：“一门学科只有形成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命题，并且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有机联系得到深入的说明和论证时，才算是具备了理论形态，这门学科才算达到了科学水准。”〔31〕
3.第三种文学史观，也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史是人类用语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表现主观世界的历史。文学史研究应当是研究者主观与文学史客观两方面的结合。统一派观点表现出中间性与兼容性，兼顾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是规律论与现象论的统一。这一派认为前两种文学史观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局限性。应该以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原则来建构文学史。
这一派代表张晶认为以逻辑为支点建构文学史，体现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跃迁。但“如果仅以逻辑为出发点和归宿，会使文学史趋于简单化，也便是削足适履地将文学史现象纳入逻辑框架”。〔32〕因此，他认为“文学史的编纂不能不注重其内在的逻辑，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搞‘唯逻辑论’，要充分认识文学史上大量的随机的、偶发的现象，注意到某些‘突变’的因素，反映出文学史的复杂、丰富与多姿多彩。而这些随机的、偶发的现象背后，也有深刻的原因，这又是应该揭示的”。〔33〕可以见出这一派是非常注重辩证统一的。
陈伯海在这方面有过深入的分析，他说：“文学史自然是历史的存在，但历史不可能没有逻辑。所谓逻辑，无非是历史的内在联系。如果连内在的联系也不承认，那末历史的长河里除了一大堆纷繁流转的泡沫，更剩下了什么呢？”〔34〕这是第一层意思。同时他又提出了第二层意思：我并不以逻辑为万能或者叫做不‘唯逻辑’。我的理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中，历史毕竟是第一性的，历史比逻辑更丰富得多。……”〔35〕基于此，他提出“历史与逻辑”或者“逻辑与随机”的有机统一。并且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有法而无定法”。
这一派认为文学史的语式应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用马德富的话说是“反映客观世界，表现主观世界”。〔36〕在文学史编撰中既要有理论的逻辑建构，树立起概念、范畴、体系，同时又不舍弃丰富的文学史具象。且这种逻辑建构，是从无限丰富的文学史流程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而不是一种主观的先验图式。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身的某种局限性，都有相应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层次。徐公持先生在《评文学史形态理论倾向及其意义》中，对这三种形态理论的弱点、局限性做了评析：重历史学派如果走向极端，就可能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少宏观的统摄，缺乏“史”的发展脉络的把握，文学史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松散的堆积。而重逻辑的形态论如果把握不当，也可能导致在实践中理论与史实脱节，或者削足适履地为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改造”史实。至于统一论的形态论，虽然相对而言最为稳妥周到，但理论归理论，在实际操作上它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问题。理论的完美与实践的完美是两回事。
（四）然后来谈文学史的操作理论问题。
1.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王钟陵的“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建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著名学者陶尔夫所指出的，王钟陵的文学史研究创立了“自成一家的文化——心理批评模式”。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王钟陵接受了这种观点。在更新改造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文化——心理批评这一文学史操作新视角。他说：“十分清楚，逻辑结构的建立离不开概念、范畴、命题的提出和表述，而概念、范畴、命题的提出和表述又是一个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解相联系的问题。”〔37〕他说：“文学的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所以，不从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的进程，我们就难以懂得这种进程中最为深沉的底蕴。”〔38〕他进而提出“每一个诗人、作家的心理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共时态结构。这种具体的共时态结构，又是这一个时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部分的反映。”〔39〕王钟陵以诗意笔调道出了他对这种新方法的独衷：“我决心抛开对于雅丽文字的偏好，用心去谛听原生态的人类之生长节奏，以阐发一种跃动着生命向力的雄犷之野美。料理人类生命存在的多种形态，以见出造化的多样丰富和自然的博大深沉，这对于心灵无疑是一种极宝贵的滋养……。”〔40〕
和王钟陵文化——心理建构视角相似的是宁宗一的观点。他在《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若干断想》中提出“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心灵史’来研究”，〔41〕他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人民的灵魂史、知识分子的灵魂史”，“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精神主体学、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42〕
2.林继中在《文化建构与文学史》〔43〕一文中，提出“文化建构文学史”的命题。他指出“要使文学史获得现代意识与活力，就必须在我国长期形成的文化构型的发展、嬗变的运动过程中，把握文学史与文化诸因素之间的特殊联系而形成的整体性结构，作动能性的研究。无独有偶，蒋述卓也提出“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44〕，他提出“把文学置于整个文化结构中，从总体上去把握文化发展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精神”，并“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要做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析”，同时要“把文学与整个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及性格联系起来考察，努力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45〕傅璇琮、赵昌平在《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一文中，也深入论述了在文化背景上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文中指出：以在一时期的文化动态为背景，以作者的生活方式及特定心态为契机，认真分析研究文化因素进入文体的具体形态，从中探索文学的艺术因素的发展变化，或许会使文学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以上几人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史派”。
3.强调从美学角度来建构文学史，是近年来文学史理论的一个突出倾向。对文学审美特质的重视，是对文学自身特性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吴调公说：“文学史要联姻的对象还很多，最关重要的应该算美学史了。文学与美学的关系一直是水乳交融的。”〔46〕朱立元、杨明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中提出要“充分重视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趣味、时代的审美理想之间的联系”，“充分注意到读者的反映、作品的社会效果以及社会审美心理等方面。”都从美学的角度对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4.以哲学观点建构文学史，以张晶的《文学史的哲学视角观照》一文为代表。他指出“文坛风会的演变，一方面有文学发展的自身机制，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哲学思潮的‘诱惑’。研究文学演变递嬗的规律与原理，从哲学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许多深层的东西。”张晶进而指出了哲学进入文学的四种方式：哲学观念直接进入文学本文；哲学观念对文学创作的渗透与濡染；哲学思维使创作主体提高思辨水平；哲学思潮影响价值观念进而形成文学思潮，等等。从哲学角度看文学，是独辟蹊径的。
5.钱志熙在《审美、历史、逻辑》一文中提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审美方法和文学史现象的归纳；运用历史方法研究各种文学史现象，并构建文学事实的历史序列；逻辑方法和文学史规律的研究。〔47〕
（五）
近年来的文学史革命形成一股潮流，它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1.主体精神的张扬。众多的论家强调文学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个性意识的渗入。2.变庸俗社会学为文化社会学。形成文学史文化研究的全方位格局。3.形成文化哲学的层次。哲学观念的更新与哲学意识的濡染，使社会流行意识对文学的影响受到削弱。
新的时代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同的文学史观的提出，表现了学者治学的不同风格和个性。而不同观点在竞争的同时，势必会去除各自的理论偏见，形成互相补充、整合趋势。我们希望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内，文学史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我们更期待高质量的文学史著作的诞生！
注释：
〔1〕许总《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载《文学评论》，1995 年，第2期。
〔2〕林继中《唯物史观与文学史编写》，载《江海学刊》， 1994年，第3期。
〔3〕张弘《文学观念：文学史建构的必要前提》《江海学刊》， 1994年，第4期。
〔4〕〔27〕〔28〕〔29〕葛红兵《文学史本体论反思》， 《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
〔5〕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
〔6〕〔7〕《文学史的形态与语式》，《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8〕〔15〕《多元的存在与深层的流动》， 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9〕《唐诗史》。
〔10〕〔11〕许总《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12〕《文学史家的定位》，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
〔13〕《回归历史、实证方法与重写文学史》， 《江海学刊》， 1995年，第3期。
〔14〕《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16〕《文学史的复旧与创新》。
〔17〕《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
〔18〕〔19〕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20〕〔21〕〔22〕《文学史新方法论》。
〔23〕《建立文学批评新模式的卓越实践——王钟陵教授学术成就评述》，原刊《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24〕〔25〕〔34〕〔35〕《文学史观念谈》，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
〔26〕《关于文学史问题的几点感言》，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
〔30〕《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若干断想》，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31〕〔37〕〔38〕〔39〕《文学史新方法论》
〔32〕〔33〕《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36〕《语言艺术历史流变的描述与阐释》。
〔40〕《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
〔41〕〔42〕《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43〕《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44〕〔45〕《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
〔46〕《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47〕《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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