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遮蔽的语体结构选择现象——论汉赋用《诗》“《诗》曰”的隐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语体论文,隐去论文,现象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种文体都会选择自己特定的语言手段，从而呈现出独立的文本形态，且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保持着自己固定的话语体式和句子结构。英国文艺理论家柯勒律治曾说过：“文体只能是清晰而确切地传达意蕴的艺术，不问这个意蕴是什么，作为文体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不能在不伤害意蕴的情况下用另外的语言去加以复述。”①每一种文体的确立都是对某种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选择，同时，各种文体间的语言形态又有相互交叉的因缘。这种因缘在特定的话语系统及一定的话语态势转变的过程中，会带来某种语言创造活动的变化。语言创造活动的变化是文体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文学的初起阶段，这种变化的过程却极为漫长且隐而难明。本文试图揭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在先秦两汉时期却显著存在的语体结构选择现象，即汉赋引《诗》与先秦典籍及两汉史传、奏议、子书等引《诗》的一个明显不同：凡是以“赋”名篇的赋作，用《诗》均将“《诗》曰”类标志隐去，将诗体语言融入赋体之中②。赋家们选择这种语言结构，而不选择传统的语言结构，其彰显的是“言语”的淡褪和“文章”的兴盛。康有为通观古今文学演变后说道：“古者惟重言语，其言语皆有定体，有定名”，而“自秦汉后，言语废而文章盛，体制纷纭，字句钩棘”③。作为言语“定名”标志的“《诗》曰”何时兴起，其存在的形态和承载的功用是什么?汉赋用《诗》为什么要将“《诗》曰”隐去?这样做有什么内在意蕴，又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呢?
一“《诗》曰”的使命：由正音到正义
先秦典籍用《诗》，经历了由音乐之《诗》到文本之《诗》的转变。周代诗、乐、礼合为一体，《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礼记·仲尼燕居》曰：“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周人典礼用《诗》皆需合乐，因此如《周礼》、《仪礼》等典籍用《诗》方式多是赋《诗》、歌《诗》、奏《诗》、管《诗》，很少引《诗》，至《左传》、《国语》及儒墨诸子私家著述则多是引《诗》、赋《诗》，尤其是引《诗》的次数显著增多。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诗与礼、乐分离，诗的乐章义逐渐淡褪，但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对《诗》文本义的阐释与说明上来。言语引《诗》，即在这个时期出现，《左传》记载尤多⑤。私家著述以《荀子》引《诗》最夥，每于一段议论后，即引《诗》以为议论，或为评论，引《诗》句式定型化为：“《诗》曰(云)：……，此之谓也。”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序》：“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虽非专于解记之作，要皆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志也。”⑥引《诗》的目的与方法由此而明。
“《诗》曰”的出现是礼、乐教化功能相分离的结果，引《诗》、赋《诗》的目的已不全在音乐，而重在所引、赋《诗》的内容，重在《诗》意的说明与论证上。《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曰：“《诗》、《书》，义之府也。”在这种话语权威传统的孕育下，“事无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⑦，催生出“以《诗》明事”与“以《诗》证事”的思维方式，从而衍生出了广泛存在于中国典籍中的“《诗》曰”的引《诗》传统。先秦典籍引《诗》的句式结构多种多样，尤以《左传》形态最丰，有《诗》曰、《诗》云、《诗》之谓也、《诗》所谓、《周诗》曰、《卫诗》曰、《周颂》曰、《鲁颂》曰、《商颂》有之曰、《汋》曰、《武》曰等。
“不学诗，无以言”，聘问燕飨，交接邻国以及阐释德教均需引《诗》言志，杨向时指出：“《春秋左氏传》所载列国君臣之言，觐聘享燕之际，辄引《诗》与赋《诗》，以证其论，以通其意，《诗》之用洵为大矣。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者，殆谓引《诗》欤!言而能引《诗》，则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可谓善于言者矣。”⑧因此，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带有鲜明的“言语”特性。何谓“言语”?《诗大雅·公刘》云：“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卢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言语交际，若要服人，必要称引《诗》、《书》。《韩非子·难言》：“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洒洒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⑨《诗》为雅言，故见以为诵。《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何谓“雅言”?《论语精义》引范祖禹语曰：“雅，正也。惟正可以为常，故雅亦常也。子所雅言者，常言也。每言，必以《诗》、《书》明之，不然，则执以礼，其所常言不出乎此，故曰皆雅言也。”⑩雅言，即正言，与俚语方言相对，其功能是“天子所以齐正万方，使归于一也”，有正音训，明义理之用。惠士奇《礼说》解释道：“雅也，正也，训也，训其文，正其名以合于雅，乃得其叙，事得其叙之谓训，而大行人谕书名、听声音则属瞽史；谕言语、协辞命则属象胥。吾儒诂训之学，皆从此出焉……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则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复明。”(11)雅言有正音与正义双重功用。
但随着交流的扩展，音训的加强，引《诗》的正音功能逐渐削弱，正义功能逐渐加强。阮元《诗古训序》：“《诗》三百篇，《尚书》数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经》、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多引《诗》、《书》以为证据，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义乎?《诗》曰某某即如此，否则恐自说有偏弊，不足以有训于人。”(12)由此，“《诗》曰”的使命逐渐由正音向正义转变，至战国、秦汉典籍引《诗》，“《诗》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其内容是高度理性化的公共标准，是理想意志的体现，是对社会政治、道德观念的表达。
学《诗》以言，是传统的“言语”教育方式。赋《诗》、引《诗》是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揖让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在口语交际的实践中就表现为“《诗》以代言”。张须《论诗教》：“昔也《诗》为贵族子弟所共习，朝聘宴享，《诗》以代言；今也布衣可取卿相，储能之事，但在揣摩形势而已。况乎骚、赋代兴，四言诗直无创作之事，夫唯不诵，是以不习为。其间纵有谲谏，亦以隐语或辞赋代之。”(13)至楚汉骚、赋兴起(14)，“言语”逐渐淡褪。
二 “《诗》曰”的隐去：由重义到事形
朱自清《诗言志辨》谓：“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汉代典礼别制乐歌，赋《诗》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诗》，范围之广，却超过春秋时。”(15)“《诗》曰”的传统延续到汉代，汉人不仅在《诗传》、《诗序》中广泛使用，而且史传、奏议、子书中也无处不在。但有一类文体却甚为特殊，那就是汉赋。据统计，汉赋提及“六经”名十三次，提及《诗》名十次，用《国风》一百八十八次，用《雅》一百九十二次，用《颂》三十七次，总共用诗四百四十次。用《诗》方式：论诗三十七次；取义八十五次；取辞二百六十次；乐歌二十九次；直引六次。直引有“《诗》曰”类标志，且都出现在西汉议论性质的赋体文中，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东方朔《答客难》：“《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非有先生论》：“《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神乌赋》：“诗[云]：‘云_(云云)青绳(蝇)，止于杆。几自(?)君子，毋信儳(谗)言。’”(17)而其他以“赋”名篇的赋作，均未有“《诗》曰”类词语出现。
汉赋用《诗》隐去“《诗》曰”的原因何在?
首先，调声制韵的诵“赋”之风促使了“《诗》曰”的隐去。何为“赋”?《汉书·艺文志》谓：“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18)何为“诵”?《周礼》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贾公彦疏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倍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倍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诗有音律可节，故可诵，诵赋也应有音律可节，虽不合乐，但必须有节奏地朗诵，以达到娱人耳目之功用。《国语·周语》引召公语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而后王斟酌焉。”(19)诵赋之风是对瞽矇献诗、诵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云：“荀、屈所创之赋，系取瞍赋之声调而作。”(20)楚汉宫廷，“听赋娱乐”之风盛行，宋玉创作《高唐》、《神女》赋以娱乐顷襄王，枚乘诵读《七发》给楚元王太子听以致太子霍然病愈。《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21)，又记载后宫贵人左右皆诵王褒《洞箫赋》、《甘泉赋》以娱侍太子事。《汉书·元后传》也载成帝召见刘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事(22)。“诵”的表达方式注重音色、音调、语气、节奏，因此需要有适合自己体式的语言结构。枚乘《七发》有句云“诚奋厥武，如振如怒”，语出《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如果仍像《左传》一样以“《诗》曰”的引《诗》方式在赋中出现，语言拘束，可能就不便于以声节韵。另外，将“《诗》曰”隐去后，可以对《诗》句进行些巧妙的修改，以便于诵读，张衡《东京赋》云“卜征考祥，终然允淑”，语出《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焉允臧”。赋中改“臧”为“淑”，是为行文中押韵的需要，赋中文字的韵字是：育、淑、陆、燠、复、古、祖、户。何焯评曰“平子工在换字”(23)，此即是也。又，班彪《北征赋》“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这句话出自《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四言虽质朴、简洁、明快，但句中缺乏节奏变化，不利于诵读，必须要对《诗经》原句加以修改，于是在句首加上重音节的动词，在句中加入轻音节的形容词和虚词，从而使句子加长，音节扩大，读来更有节奏感，达到“入耳之娱”(《文选序》)的效果。汉赋引《诗》隐去“《诗》曰”是为了调声制韵，以达到追求语言节奏美之目的，诵赋其实就是在诵大规模的“描写诗”，这种利于“诵”的语言结构方式成为汉赋的文体特征之一。
其次，“《诗》曰”的出现与隐去，贯穿于其中的是“王道之迹”的汩没与兴盛。先秦“王道”思想寄于二端：一曰载言，一曰载事。《诗》、《书》为雅言之所，《春秋》为记事之本，两相比较，言比事更为重要。《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载“王言”，是“王道”的载体，《诗》亡则寄寓于《春秋》，《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条”：“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24)“王言”的承载体由作诗、献诗转向了以“《诗》曰”为标志的赋《诗》、引《诗》。《左传》一方面“以历史之事实解释《春秋》”，以史传经(25)。另一方面又赋《诗》、引《诗》，以“《诗》曰”的形式论证《春秋》、丰富《春秋》，以期事与言的统一，诚如刘知几《史通·载言》所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26)言语合事，且由言事并重趋向重文辞而事的因素衰微，“言语”的传统开始兴盛。《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27)迨至赋体兴起，学《诗》之人的“言语”传统消退，转而作贤人失志赋，皆有“侧隐古诗之义”。赋是对《诗》的时代制作礼乐制度的承接，是《诗》的政治功能的承接。西周制礼作乐，重礼乐的教化功能，而具体落实于“诗教”。前言“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及《周礼》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诗乐“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之目的明显。春秋以降，礼乐制度崩坏，至汉武帝朝“崇礼官，考文章”，建乐府，而赋家献赋成为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承载有一定的礼仪功能。班固推阐“赋者，古诗之流”说，指归亦在于强调赋对《诗》之礼乐功用的延续与重构(28)。汉赋承“诗教”而兴汉，将礼仪功能与王政思想相结合，又具有制度化的意义。缘此，汉赋大量引《诗》，正是借用经义“王言”而代行“王政”。赋本身也成为一种对“王言”的归复，而用《诗》隐去“《诗》曰”类符号，是以文辞描绘化用《诗经》，此之谓“以文传经”。
与此相应的是，“《诗》曰”的隐去与赋家主体精神的回归密切相关。王充《论衡·书解》将儒者分为“世儒”和“文儒”两种。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29)，如《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之流；文儒“卓绝不循”，“书文奇伟”，如陆贾、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等文章之徒。先秦诗作，作者不名，劳孝舆《春秋诗话》云：“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更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30)因此称引者也都述而不作，转而通过借赋《诗》、引《诗》来达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以至于自己的个性却被遗忘和消解。至汉赋创作，赋家主体精神渐趋回归，他们不再满足于《诗经》“雅言”，皇甫谧《三都赋序》云：“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汉赋作家不再囿于经典之言，正如刘勰所说：“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词。”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道：“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词；同于《风》、《雅》者，亦再经熔炼，非徒貌取而已。”(31)汉赋作家用《诗》，已不再过多地注重《诗》义的援引，更加关注的是怎样熔铸《诗》辞，为己所用。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32)汉赋作家的创作倾向由“重义”向“事形”转变，注重的是如何去敷陈体物，故“文无例”、“辞无常”，“《诗》曰”引《诗》的格局必然会被打破。
三 自铸伟辞，创变新体
汉赋作家用《诗》，选择将“《诗》曰”隐去，这种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选择，究竟会给汉赋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带来哪些创变?这些创变在文学史上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首先，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语用功能上表现为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汉赋用《诗》与《左传》引《诗》在语用学上存在差异，《左传》引《诗》是“断章取义，余取所求焉”，而汉赋用《诗》隐去“《诗》曰”，一方面是隐去了宣传的标语，削弱、甚至是打破了“《诗》曰”的符号性，让讽谏更加“隐蔽”化，从而导致原始《诗》“义”在一定程度上的丢失。如边让《章华台赋》“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用《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而讽谏的含义隐而不彰。扬雄《逐贫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用《小雅·谷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句。《谷风》为“刺幽王”之作，扬雄在这里只是取《诗》辞以表明自己对待贫的态度有失公允。王逸《机妇赋》“悟彼织女，终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用《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句，赞美黄帝广施圣恩，光耀日月星辰，又有感于织女星七个时辰移动七次的事，于是发明织布、缝衣。另一方面是将“正言”自然化，引向“绮靡”的“缘情”一路，是一种个性自觉的彰显，是真正的“诗化”。“缘情”方式有二：一是在《诗》篇名前加上情感动词，如崔篆《慰志赋》：“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傅毅《舞赋》：“嘉《关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张衡《西京赋》：“慕贾氏之如皋，乐《北风》之同车。”蔡邕《述行赋》：“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阮瑀《止欲赋》：“思《桃夭》之所宜，愿《无衣》之同裳。”陈琳《止欲赋》：“叹《北风》之好我，美携手之同归。”丁廙《蔡伯喈女赋》：“惭《柏舟》于千祀，负冤魂于黄泉。”丁仪《厉志赋》：“疾《青蝇》之染白，悲《小弁》之靡托。”二是在化用原有《诗》句时，也在前面加上情感动词。张衡《思玄赋》“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化用《大雅·板》“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句。看到民众的行为多不符合道德准则，在这样的浊世中独循礼法就会危及到自身，张衡赋化用《诗》句，表达自己不愿和光同尘，保持特立节操而不能的悲叹。蔡邕《述行赋》“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化用《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为茂草”句，言周代社会政令昌明，平易安定，可如今途穷而不得通畅，被茂草所遮蔽阻塞，悲叹人间正道的扭曲变形。繁钦《愁思赋》“嗟王事之靡盬，士感时而情悲”，化用《小雅·四牡》“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句，赋取《诗》辞，言国家多难，动乱不安，感慨时事维艰，内心忧愁悲伤，但仍然选择委身侍奉朝廷，效力于国政而有家不能归，时刻准备为国事而献身，大义凛然。
由“以《诗》代言”到“化《诗》为辞”，汉赋引《诗》与先秦的聘盟成会用《诗》不同，《诗》由“外交语言手册”转而成为“文学创作的语辞库”。赋引《诗》语与汉代奏议之文不同，《诗》已融入赋体创作，失去了作为理想意志的明确针对性。文学是隐蕴的艺术，讲究含蓄婉陈之美，即“婉而成章”。赋取《诗》辞，重在体物、抒情二端。
其次，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语境上表现为意境空间的重新构建。语境不同，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也会不同；相反，语言形式的不同，也影响到语境的生成。汉赋用《诗》义，一方面是用《诗》的字面意义，即字面取义，如班彪《冀州赋》“瞻淇澳之园林，善绿竹之猗猗”，用《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句。另一方面是对《诗》句重新改写，赋予其新义。汉赋用《诗》，不同于“《诗》曰”的断章取义，而是利用诗性语言的特点，进行有效的改写，扩展诗句的意义空间。如刘向《说苑·贵德》云：“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求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33)《白虎通·封公侯》云：“州伯者，何谓也?伯，长也。选择贤良，使长一州，故谓之伯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职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34)“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乃《召南·甘棠》中诗句，《说苑》与《白虎通》引之，一言圣人大德，一言州伯之职，皆不出诗之本义。李尤《东观赋》云：“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敞座，庇蔽茅(‘茅’当作‘芾’)之甘棠。”王粲《柳赋》云：“嘉甘棠之不伐，畏敢累于此树。苟远迹而退之，岂驾迟而不屡。”李、王二赋，不仅化用《诗》句四言为六言，且不再偏重于义理的说教，而更多的是一种写景抒情。
“《诗》曰”引《诗》注重的是《诗》的实用观念，而汉赋用《诗》则较多地蕴含着审美的批评。汉赋用《诗》从言语出发，利用历史文本《诗经》中的传统语言资源，筛选词汇，使原《诗》句从本来的语境中游离出来，熔铸到自己所需要的语境中，从而生成了一种全新意义的文本。
最后，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句式上，是对传统的《诗经》语言形式进行的挑战、革新，从而有助于新的文学形式的创造。朱光潜《诗论》云：“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要懂得中国散文的变迁趋势，赋也是不可忽略的。”(35)《诗经》本多四言，“雅音之韵，四言为正”(36)。汉赋也有直用四言的，如扬雄《逐贫赋》皆四言，几乎全篇用《诗》。值得注意的是，赋家在用《诗》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诗》的四言转化为五言、七言、六言(骈俪化)、骚体化。五言化如班倢伃《捣素赋》“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化用《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皎日”、《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张衡《南都赋》“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晞”，化用《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鲁颂·有
》“鼓咽咽，醉言归”。七言化如董仲舒《士不遇赋》“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化用《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张衡《思玄赋》“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化用《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静言思之，不能奋飞”(37)。骈俪化如班昭《针缕赋》“退逶迤以补过，似素丝之羔羊”，化用《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傅毅《洛都赋》“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化用《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骚体化如班固《幽通赋》“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化用《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张衡《思玄赋》“有无言而不雠兮，又何往而不复”，化用《大雅·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
新的文体的建立，伴随着的是对固定模式的革新。汉赋用《诗》隐去“《诗》曰”，使《诗经》的四言句式发生改变，从而出现五言、七言、六言和骚体化的情况，这是在审美意义上对标准言语进行有创造性的开拓，为文学语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语体结构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五七言体诗、骈体文以及骚体文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交互影响。
“《诗》曰”的引《诗》方式，呈现于文本中的是“言语”的文学，在先秦文学史上可视为“诗言志”传统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至魏晋，“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文学史上形成了“诗缘情”的传统。在这二者之间如何实现过渡，一直以来，鲜有人提及。赋是韵文，本身具有《诗》的言志特征，即“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挚虞《文章流别论》)。同时，《诗经》中的词句和物象又成为汉赋作家情感的催生剂和承载体，即赋作家利用《诗经》文本所提供的意象原型，渗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使赋文具有“绮靡”的“缘情”特征。汉赋用《诗》隐去“《诗》曰”标志所释放出的语言结构创造活力，加速了五七言诗体、骈体文以及骚体文创作的生成与兴盛，可视为文学由“言语”走向“文章”的桥梁。赋广取《诗》辞，重在“体物”，且隐蕴《诗》义，婉陈其情，从而完成了“言志”到“缘情”的更替。更替阶段的特征就是“义”的弱化、“志”的隐藏以及“辞”的彰显和“情”的蕴藉化，这是汉代经学之外的《诗》学关键，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注释：
①[英]柯勒律治(Coleridge)《关于文体》，见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②具体统计数据参见笔者与许结教授合撰《汉赋用经考》(《文史》2011年第2辑)、《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二文。
③康有为《教学通义·言语》，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页。
④《论语注疏》卷八，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下文引《十三经》内容，如未特别注明，皆引自此本。
⑤据夏承焘《采诗与赋诗》(《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辑)统计，《左传》引《诗》一百三十四处，是以有如“《诗》曰”和“某诗某章”等为标志，标准严格，此从之。又，《左传》是较早记载引《诗》的文献，但引《诗》活动可能早已存在。《左传》记载的引《诗》活动较早的还有鲁桓公六年，郑太子忽回答齐侯不娶齐文姜时说：“人各有祸，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引《诗》出自《诗·大雅·文王》。
⑥陈寿祺撰，陈乔枞叙录《韩诗遗说考》卷首，清刻《左海续集》本。
⑦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三，道光二十五年(1845)南海伍氏粤雅堂刻《岭南遗书》本，第20页上。
⑧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弁言，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2年印行本。
⑨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⑩朱熹《论语精义》卷四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惠士奇《礼说》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阮元《诗古训序》，见《揅经室续集》卷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
(13)张须《论诗教》，《国文月刊》第69期(1948年7月)。
(14)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屈原是爱好文学的，他的《离骚》和《天问》，征引了很多的古代神话故事，但见不到《诗经》的踪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15)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16)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本文所引汉赋文字，如未特别标明，皆引自此本。
(17)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
(18)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页。
(19)《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10页。
(20)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7页。
(21)《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2821页。
(22)《汉书》卷九七《元后传》，第4019页。
(23)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0页。
(2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9页。
(25)徐复观认为解释《春秋》的“三传”，《公羊》、《穀梁》是“以义传经”，《左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史传经”(参见《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7页)。
(26)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27)《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56页。
(28)许结《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文史》2005年第4辑)一文，有较详细论述，可参看。
(2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51页。
(30)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第1页上。
(3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页。
(32)挚虞《文章流别论》，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七七，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905页。
(33)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页。
(34)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3—137页。
(35)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36)挚虞《文章流别论》，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七七，第1905页。
(37)施闰章《蠖斋诗话》：“七言古诗转韵，汉张平子《思元赋》系词，其肇端矣。”七言古诗的转韵由《思玄赋》用《诗》将四言化为七言来首开其端，这必须在省略“《诗》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