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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多数人认为我国正处于有利的安全环境之中。但是，本人认为，随着后冷战终结的终结（2ECW），（注：所谓“2ECW”即为“冷战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参见1999年5月24 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文章：《一个纷争的世界》。）特别是随着美国战略调整的完成，北约对南联盟侵略战争的爆发，北约新战略的出台和日美新安保条约的实施，表明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变化。对中国来说，目前乃至下世纪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中国面临九个方面的战略性挑战。
一、地区冲突有增无减，非西方国家面临人道主义干涉战争的威胁
冷战结束之后，人们祈盼21世纪能带来和平与吉祥。孰料世纪之交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仍有大量不太平的因素。领土纠纷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民族和宗教矛盾不断。据统计，冷战40年间，世界上发生的地区冲突近200起，而冷战结束后的近10年中， 地区冲突相当于冷战时期的总和，且地区性冲突的发生频率有所回升。（注：张昌泰：《当今世界军事形势的特点》，载《瞭望》，1999年第10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的1999年年鉴认为，当前世界的武装冲突仍有上升趋势。1998年地区冲突比1997年有所增加，达27次，其中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的冲突多达13次，且主要集中于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然而，与1998年相比，1999年地区冲突的频率与烈度都有新的发展，世界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特别是近一年来，除了北约发动了对南联盟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之外，印度与巴基斯坦在1998年竞相进行核试验之后，1999年两国又就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激烈武装冲突。自1999年6月4日始，朝鲜与韩国海军在西海海面进入对峙状态。6月15日，双方在延坪岛以西10 公里处再次发生对峙。韩方借口朝鲜舰艇进入韩方水域，对其进行连续三次撞击，触发近10分钟之久的武力交火事件，两国处于紧张的军事对抗状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争夺领土战争自1998年5月开始， 两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不断升级，至今已造成数万人死亡。伊朗与伊拉克两国再度发生严重摩擦，1999年6月10日伊朗向伊拉克境内发射3枚远程导弹。1999年6月中旬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狼烟又起； 俄罗斯国内俄罗斯政府军和车臣战火又起；印尼国内动荡后，东帝汶获得了独立。总之，地区冲突和争端有增无减。
在一系列战争中，科索沃战争是近年来最突出的。科索沃战争是北约发动的一场高科技、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典型的局部侵略战争。就其意图而言，它是美国推行其“塑造战略”的重要步骤。科索沃战争虽然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或一部分，但却是迄今为止在一次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高新技术武器最多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还是首场“人道主义干涉战争”。北约借口制止“种族清洗”和“人权高于主权”，并伴之以舆论封锁与控制，开创了西方以武力强行推销其价值观、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恶劣的先例。这种以价值观为目标的现代战争，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必然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来说，这场战争使我国安全形势和周边关系更趋复杂化。因为，美国可能借科索沃战争胜利余威，进一步加紧构筑针对中国的“防火墙”，从而形成对我国更大的地缘战略压力；某些与我国有领海、领土争端的国家则有可能狐假虎威，借美制华，甚至可能出现某些冒险性与挑衅性的政策与行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借口“人权高于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势必不同程度地唆使“台独”、“疆独”和“藏独”等分离势力寻衅滋事。
二、美国基本完成了企图建立由它控制下的单极世界的战略调整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政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美国成为对世界事务行使主导性影响的惟一超级大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国内在应实施何种总体战略方针问题上，尽管存在不同的主张，但在进一步强化和利用自身经济、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在21世纪继续谋求世界霸权、建立美国的单极格局乃是美国朝野主流的共识。克林顿政府正是在认同这种主张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制定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
近年来，克林顿总统等政要公开反复阐明保持美国“世界领导”的重要意义；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各种战略报告所规划的跨世纪全球战略，更是围绕如何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而展开。1994年7月， 克林顿政府公布了题为《接触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未来10～15年美国将在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阵营的总体战略构想。1998年1月21日， 美国白宫公布的《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3 个目标：“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繁荣；推动海外的民主。”同年12 月1日，其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则公开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1999年2月26日， 克林顿在旧金山向政界和商界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强调他制定的21世纪外交政策基于两个立足点：一是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紧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要使这样一个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且只能有一个领导；二是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繁荣，更具有信心，因此，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围绕这一战略意图，克林顿把世界大致分成盟国、俄罗斯和中国、“无赖国家”三大部分，并分别对其实施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其中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上，采取在战略上对中、俄坚持接触加防范的总方针，但策略上又区别对待。美国认定未来10 ～15年内，中、俄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潜在对手”，这一时期过后， 两国很可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因此，美国应以软、硬两手加强防范，挤压中、俄战略空间，进一步巩固俄罗斯民主进程，促使中国演变，尽力拓展美国势力。
可以这样说，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基本形成，具体地说，就是在2015年以前，在世界上完善多层次的经济和安全机制，力求在现有的和它倡导的多边机制中维持“实力领先”、发挥“领导”作用，实现由美国领导的完全由所谓“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继续推行扩张政策，强调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突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制定欧亚左右开弓的“两洋战略”，建立跨世纪安全战略工程；通过建立“技术霸权”和“制度霸权”，构筑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如今，美国自恃其军事实力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在国际交往中大搞强权政治、实力外交，以巩固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总想自己说了算，大搞单边行动。在波黑问题和科索沃问题上，它一手操纵，说打就打，说停就停；在中东事务上，屡屡偏袒以色列，还独断专行，排斥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合理建议；美国还以“人权”、“民主”、“军售”、“贸易”等为借口不断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试图发现和树立假想的战略对手，并不断制造各种“威胁论”，并试图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予以打击。
尽管学术界对于“多极化”一词的界定莫衷一是，但用它来描述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几乎为众家所认同。然而，目前的客观现实充分表明，世界多极化进程遇到了美国的强有力挑战，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将成为21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美国的战略调整给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明显抬头。
三、北约已从防御型转变为扩张性的政治军事组织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战略主要是针对苏联当时的军事威胁。本来苏联解体、华约解散，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调整“机遇期”，连美国自己也认为，在今后15年内，任何大国都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力量。作为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本应顺应大势，好好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一个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坚持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的美国却另有如意算盘——利用这一所谓的“机遇期”，借助北约完成它称霸全球的战略构想，不仅要使自己成为当今国际事务的“仲裁者”，而且要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
北约自1949年成立至1991年，曾对其战略作过两次重大修改，从开始奉行的“地区性遏制战略”先后修改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称霸世界的需要，推动北约不断调整战略，增加北约的政治色彩，强化北约的扩张性，加强对中东欧国家的渗透，从军事防御扩大到所谓的维和、人道主义援助，从欧洲地区扩大到北约之外。1999年4月24～25日，在北约成立50 周年纪念大会之际，美国一手炮制了作为“新战略概念”蓝本的《21世纪的北约》这份特别报告。
根据报告，北约新战略对其“集体防御”的原则赋予“捍卫共同利益”的新解释，并将它的职权范围扩大到欧洲防区以外的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解释说，在下一世纪要把北约改造成一个能够对付来自成员国领土以外的挑战、在需要时能随时迅速派遣部队的联盟。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的“北约战略新概念”表明，北约已从昔日的“集体防御”原则转为主动进攻，即通过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把不利于或有损于北约各国安全与利益的各种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它想把其边界继续向东推进；它要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它企图不经联合国授权便向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9年5月6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说，北约在21世纪将承担超出19个成员国领土以外的“不设地域”的新使命。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可以在不遇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以其价值观标准为依据，不要联合国就可以对欧洲乃至全球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或军事进攻。“北约战略新概念”所确定的新战略是一个极具进攻性和危险性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将打破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美国加紧控制北约，使其成为干涉、侵略的工具，对世界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这次科索沃战争，其实就是北约新战略的预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开创了以“保护人权”、“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的支持民族分离势力、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肢解独立主权国家的恶劣先例。北约把自己置于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之上，把“保护人权”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置于国家主权之上，是对现行国际法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践踏。
四、美国在亚太地区重新构筑政治、军事包围圈
冷战结束初期，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一度抬头，美国对亚太政策作了某些方面的调整，不仅把经济安全作为亚太政策的重要目标，而且也作出在东亚地区大规模撤军的计划。但是1994年后，美国的亚太政策明显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美日加强战略同盟和重新起动美澳新条约组织。其战略目的在于对俄罗斯和中国构筑新的政治、军事包围圈。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著的《大棋局》一书认为，北约最终将扩张到亚洲，并在这里同美日同盟汇合。北约新战略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分别通过，是美国控制欧亚大陆、在全球营造对其有利的战略环境的两个关键环节。
诚然，在1998年12月1日美国发表的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第5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对江泽民访美后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等，评价较高。美国提出了对华的基本政策是“接触”。而事实上，近些年来，美国在亚太继续维持冷战时期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通过强化美日安全同盟、加紧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美国重新定义美日同盟的战略目标是巩固美在亚洲的主导权，强化和长久维持其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压制和摧毁在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力量或力量联合。美日两国于1997年9 月完成了对1978年11月制定的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并在纽约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的《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以及《美日物品劳役相互提供物资和后勤服务协定修改法案》，标志着美日军事同盟已从“防卫型”转向“攻击型”，并成为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工具，为美日武力干预亚太安全事务埋下了伏笔。
五、军备竞赛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国相继调整军事机构和精简人员，改革兵役和预备役制度，重视高新技术装备的研制。总的来说，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军费总额在不断减少。1999年6月16 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年度报告说，1998年全球军备开支继续减少，世界各国军费的总额为7450亿美元，比1997年减少了3.5%。冷战结束以来， 全球军备开支已减少了1／3。（注：转引自《经济参考报》，1999年7月19日。 ）这表明军备竞赛的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军费都有所减少。在亚洲，由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斯里兰卡内战以及其他地区的摩擦，军费一直在增加。在过去10年中，亚洲各国的军费实际增加了27%。中东地区也没有减少，从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一直保持相同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军费下降势头似乎已受到抑制。1999年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在今后5年内增加军费11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220亿美元（尚需国会辩论批准后才能实施）。日本的国防经费在1998年出现了1995年以来首次轻微减少（与金融危机而导致财政紧缩也有关系），但是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后几年斥资数十亿美元，与美国联手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1999年7月26 日第六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说：“美国与日本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会破坏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引发地区军备竞赛。”（注：新华社1999年7月27日电； 转引自《杭州日报》下午版，1999年7月27日。）科索沃战争后， 俄罗斯也明确表示，2000年要增加军费。这一切充分说明，军备竞赛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升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冷战后北约坚持东扩和美国与德、意等北约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已引起俄罗斯的疑惧并采取反措施。最近俄军已宣布新部署的白杨——M 战略导弹已具备对付反导弹系统的突防能力。俄罗斯不仅对北约东扩持坚决反对立场，并且要求修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甚至威胁延期批准与美国达成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中东，美国帮助以色列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也使中东一些国家因担心受到导弹攻击无还手之力而紧张起来。在亚洲，近一个时期美国极力推动在东亚地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试图把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都拉入其内，这将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一，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国际战略平衡，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第二，美国与盟国合作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是在扩散弹道导弹技术，破坏自己推行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第三，美国在世界各地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在东亚尤为明显。就日本而言，它在美国帮助下建立反导弹系统，同时也将获得弹道导弹技术。应该看到，日本已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核技术和大量核原料储备，再进一步掌握弹道导弹技术，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的担心。另外，美日联合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将使冷战后俄罗斯与美日之间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进一步向不利于俄的方向倾斜。俄想依靠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来加强国防地位的打算会落空。美国如向台湾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就会严重打破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某种战略力量对比。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且无疑也是鼓励台独分子铤而走险，从而必将使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准备用和平方式统一国家，但也不排除动用武力来制止分裂。中国成功进行的远程导弹试射对于台湾企图搞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一种威慑力量，是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因此，美国不管用什么方式向台湾提供导弹防御，实际上是等于从军事上直接支持台湾当局继续与祖国大陆对抗或向台独分子提供某种错误信息。
六、联合国地位明显下降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同对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发起成立的维护二战后世界和平的惟一的世界性权威组织。考虑到国际联盟的历史教训，建立了以“五大国一致”原则为基础的维和机制，否决权是五大国防止霸权主义、实施相互制约的有力工具，是联合国防止安理会受个别国家操纵，作出不公正决议的有力保障。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安理会对美国动辄使用武力教训别国的做法有所抵制，美国感到安理会束缚了它的手脚。1998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就未经安理会授权。这次对南联盟的轰炸，就完全绕开了联合国，撇开了安理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粗暴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国际准则。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及联合国对科索沃问题和北约侵南战争总体上是软弱的，表现出对北约，特别是美国的霸权行为无能为力。《芝加哥论坛报》1999年3月2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南斯拉夫， 联合国成了旁观者》的报道：“在北约无情地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奇怪地充当着旁观者而非调停人的角色，北约的行动令安理会显得很无能。”虽然，美国操纵北约此番故意绕开联合国为所欲为，也决不意味着联合国的作用已经寿终正寝，但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由此会变得相当复杂，从而给国际社会留下阴影。
七、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性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一波三折的状态。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关系被推到了恶浪险滩。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如果我们联系起来观察，美国方面的行为并不偶然。自1999年年初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就已采取了一连串损害两国关系的行为：发表各种所谓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导弹、卫星技术；无端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核间谍活动；攻击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是对台湾地区进行“导弹威胁”；在亚太地区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发表正式报告拟将中国台湾列入这一防御体系；向台湾出售远距离雷达和导弹防御系统；宣布停止中美卫星发射合作项目以强化对华技术转让限制；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采取超越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无理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进行野蛮袭击；此后，美国众议院一个专门委员会抛出了一个经过半年精心策划的“考克斯（ COX）报告”。这一切表明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左右了美国对华政策，有那么一些人总希望开中美关系的倒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微妙。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美关系可变性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有太大的奢望。因为在美国一些人看来，中美之间存在三大难以逾越的鸿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维持现状和修正现状的国际战略目标、零和性质的实力对比变化。从深层次来看，美国不可能放弃“民主和平论”和“战略均势”这样一些基本的战略思想和观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已定。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美日军事合作的问题以及西化和分化中国等，都不过是服务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表现而已。美国试图在10～15年的战略机遇期内，通过“接触”和“遏制”的双重政策使中国成为美国所认为的“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国家”。
之所以说中美关系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性，那是因为美国不能排除让右翼势力主导和控制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可能性。很显然，中国要发展，要寻求良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环境，希望与美国寻求更多的战略共同点，谋求与美国和平共处，超越意识形态发展两国关系。但是，美国的一些右翼势力及政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中国“威胁”美国利益的理由，以图推动美国政府及早对中国予以遏制。他们的基本逻辑是：第一，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奉行的是“极权政治”。第二，中国那么大，发展又那么快，肯定要破坏世界现有秩序，将会改变世界力量格局与均衡局面，甚至影响美国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第三，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必将导致双方冲突，发生新的冷战。第四，中国是现在亚太地区惟一试图并有力量改变现实状况的大国。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一个新兴强国很容易与原有的列强国家发生对抗和冲突。当崛起的强国加入世界体系时，不论它们意识到与否，必然存在一个要求重新制定它们不曾参与制定而它们又认为不符合它们利益的那些规则的问题，而原有的列强国家则往往难以接受跟新兴国家共享领导权的事实。所以在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理论上存在一个潜在的对手的问题，存在与美国对立和对抗的可能性。
八、涉及中国主权完整的几个潜在问题面临凸现的可能
涉及中国主权完整的问题有许多个，但从目前来看，台湾问题、南海岛屿主权问题可能是最突出的两大问题，具有明显的挑战性和战略意义。诚然，中国政府一再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南海岛屿主权之争的立场和暂时处理办法。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和某些邻国利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大波折，不断作出恶化两岸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举措，出现了诸如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和某些国家的军舰撞击中国渔船的恶性事件。
就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一个相当清楚的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中一些人为的因素，台湾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中美建交后，根据双方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两国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台湾分裂或“一中一台”。但是在双方建交以来的20年时间里，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出现了多次纷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统一方式和美对台武器销售上。美国一直企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求平衡，一再表示，如果在中国统一进程中出现武力手段，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制造了一系列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事情。199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94～1995 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规定《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三节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基于上述的政策。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以“总统”名义访问美国。1996年初，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美国实际上使用武力恫吓中国。1999年7月21日， 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并由众议院通过了《2000～2001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涉台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寻求使中国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并鼓吹美向台湾提供武器等。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事实上，多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为台湾当局阻挡两岸统一撑腰打气。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不断突破不得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的限制，实行了部长级的正式官方访问。一些东盟国家也由政府首脑接待了李登辉的所谓私人访问。正是在美国及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台湾岛内各种分裂势力经常出现所谓“台独”、“独台”、“一中一台”等的叫嚣，甚至李登辉当局也公开提出了“两国论”，台独的气焰较前明显嚣张。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突破某些临界点，就有可能引发台湾海峡两岸的战争。
九、“非传统安全”对中国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非传统安全”是指传统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军事、军备、军控、裁军等传统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如环境保护、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走私、非法移民、贩毒等日益增长、经济全球化给一国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经济冲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无法提供答案的，但它们却已对世界各国的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美国近年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把“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要问题加以论述。在美国看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表现在安全的内容上，还表现在威胁的形式上。对于中国来说，传统安全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跨国犯罪、网络黑客的入侵、走私、贩毒等现象日益增多，环境污染转移问题、能源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日益提上议事日程。
世界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国经济协调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说，经济全球化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然而，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世界经济全球化将对各国的主权提出挑战；全球化有可能进一步造成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全球化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风险。金融全球化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便捷，但大规模的资金快速流动和证券业的交叉经营，也给国际金融投机势力制造了可乘之机，给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注：楚树龙、彭春艳：《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4期，第30页。）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存在国内持续经济发展免受国外经济冲击的问题，而且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越来越需要安全保护。虽然中国现在还较少受世界性经济波动因素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化，中国经济在21世纪必然会受到世界性因素的较大影响。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面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和经济政治化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外资、外企来到中国市场，中国许多产业的生存与成长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安全”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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