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尧曼出版社与法国政治经济学的传播（1835-1864）
周小兰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成立于1835年的纪尧曼出版社是法国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出版社，是推动该学科发展、成熟的关键力量。创立者纪尧曼起初以百科全书类的《贸易与商品辞典》和一套囊括重农学派以来英法政治经济学家经典作品的《主要经济学家合集》打开销路，有效地推广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理论原则。随后，纪尧曼出版社出版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完善了该学科历史的构建和研究范式。最后，在学界和商界友人的资助下，纪尧曼自1841年起发行《经济学人报》，整合并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前沿成果，同时，以纪尧曼出版社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经济学人协会”成立，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纪尧曼出版社的经历展示了近代出版平台推动学科建设的经典模式。
【关键词】纪尧曼出版社 法国政治经济学 19世纪前半叶
在法国，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是社会科学中最早成型的学科之一，它首先实现了从个体到总体，从规范性（normatif）到解释性（explicatif）的转变。①作为一门讲求实证的、有较高学术壁垒的学科，其传播过程中固然有专业学者的助力，但出版商这样的非专业研究者所起的关键作用也不容忽视。追溯政治经济学学科形成和传播的过程，我们不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出版社如何传播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何使学科既得到社会舆论的重视又能在公共权力中获得话语权？出版商在学科普及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
法国19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政治经济学主张以市场为先导，减少政府对贸易的干涉，实现自由交换。19世纪初，以让-巴普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下文简称萨伊）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重农学派价值论和斯密市场理论进行了大量修正和补充，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早期的理论基础。随着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该学科在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今天，历史学界对该学科发展史的关注仍十分有限，正如佩罗所言：尽管法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史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因为其涉及的领域艰深复杂（包括经济史、经济原理分析、心态和政治情感分析、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等等），在法国思想史中甚少为人所知。②更遑论一位从未留下专著的出版商及其推广政治经济学的经历。③
然而，忽视纪尧曼对政治经济学经典研究成果的出版及其促成《经济学人报》和创办“经济学家协会”的过程，将无法全面解读19世纪中叶倡导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巴黎形成和传播的历史。此外，以经济学在今日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厘清与之有直接亲缘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史也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拟在政治经济学形成和传播的宏观背景下，以纪尧曼在推广该学科的过程中与专业学者交往并形成学术网络的过程为主线，追溯经典著作和前沿成果的出版经过，突出一个以出版商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学传播过程中发挥的显著作用，进而总结出版社助推学科建设的经典模式。
一、萨伊作品的出版与政治经济学的草创
19世纪初，政府干涉主义仍是舆论主流，④法国社会对经济自由主义知之甚少甚至有所排斥。时至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政治经济学仍处于边缘化地位。1803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问世，标志着法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确立，但他的学说遭拿破仑抵制，影响有限。帝国覆灭后，该理论的传播阻力减少。1814年《概论》第二版问世，萨伊学说得到越来越多商界和政界人士的认可，政治经济学科成长的社会氛围发生变化。出版商纪尧曼作为萨伊理论的拥护者对该学科日后的壮大起了关键作用。
1801年纪尧曼（Gilbert Guillaumin，1801-1864）出生于阿里耶省（Alliers），18岁只身一人到巴黎闯荡，机缘巧合之下就职于一家代理公司。在那里，他不仅熟悉了大型商业组织的运作模式，还结识到政治活动家路易·布里索—提瓦尔（Louis Brissot-Thivars，1792-1850），后者以出版社为阵地组织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纪尧曼大有启发。⑤通过与布里索—提瓦尔的这一层关系，他在1830年革命期间结交不少政治活动家，这些人在1848年革命后成为第二共和国的官员。布里索—提瓦尔⑥等人的飞黄腾达为其出版事业提供了必要的资助。1830年革命发生期间，书报审查制度较为宽松，纪尧曼在此期申请并获得书店的经营特许权（brevet），1835年创办纪尧曼书店，成为专业书商和出版商。由于与政界和商界名流交流频繁，纪尧曼意识到这两个群体对治理国家和经营产业的科学方法有现实需求，政治经济学正是实现这一需求的有效途径。
同时，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英国的成功促使纪尧曼从政治学转向政治经济学，通过出版经典著述促进该学科的传播。在获得书店经营特许权后，纪尧曼曾出版政治理论书籍，但反响甚微。此外，出版政治类书籍利润微薄，书店财政状况堪忧。探索新的发展渠道和营销模式迫在眉睫。1832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的代表麦库洛赫（John Ramsay MacCulloch, 1789-1864）出版《贸易与商业航行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在当地大为畅销。这一事实鼓励纪尧曼将出版社大部分业务转向政治经济学。他最初的计划就是出版一本推广这门学科基本常识的辞典。1837年他与萨伊之子奥哈斯·萨伊（Horace Say，1794-1860）合作出版《贸易与商品辞典》（Dictionnaire du Commerce et des Marchandises）。该辞典在麦库洛赫辞典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加入许多新词条，并邀请政府商务部官员和商界人士撰写词条。⑦因资料有限，我们无从查考该辞典具体的盈利情况，但其1839年再版的事实不仅证明其销路不俗，还说明政治经济学逐渐引起公众兴趣，获得社会认同。
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被分门别类地系统解释之后，界定该学科理论边界的要求十分迫切。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学者已经从本国的重农派经济学家和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取长补短，对该学科的认知达到一定水平，他们结合法国社会经济的特点，构建了一套有别于英国经济学家的方法论。⑧其中，萨伊最负盛名。萨伊接受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理念和亚当·斯密市场主导资源分配的论点，完成了代表其毕生学术成果的两部作品：《实用政治经济学课程》（下文简称《课程》）和《政治经济学概论》（下文简称《概论》）。这两部内容相近、体例有异的作品奠定了法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其中，萨伊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总是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向我们解释财富的本质。它根据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与财富消失后发生的现象。⑨之后，他严谨地界定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性质、内容和范式，使这一学科具备了实证科学的基本特征。
萨伊著作等身，从1800年起，德特维尔（Deterville）、克拉普莱（Crapelet）、贝尔特朗（Bertrand）和博萨涅（Bossagne）等出版社陆续出版其著述，并多次再版。萨伊去世以后，纪尧曼决定再版《课程》和《概论》这两本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得到挚友奥哈斯·萨伊（Horace Say，1794-1860）的鼎力支持。
与早前版本相比，纪尧曼版本有鲜明的特色：首先，纪尧曼不是将萨伊作品独立出版，而是在研究重农主义的专家欧仁那·戴尔（Eugène Daire，1798-1847）协助下，选编魁奈、博瓦斯基尔贝尔、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经典著作和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萨伊等人的作品，将之整合为《主要经济学家合集》（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Economistes）中，⑩合集中第九至十二卷是萨伊的专著。⑪这套合集的编排和出版顺序清晰地展示了政治经济学完整的学术源流。其次，奥哈斯·萨伊在其父代表作的出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掌握着萨伊去世后留下的手稿。这些手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为萨伊在《概论》和《课程》各版本付梓后仍不断修改、完善，新的版本涵盖了萨伊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新思考和审视。不仅如此，得到父亲言传身教的奥哈斯亲自为两部作品作注，解读父亲的学术思想。充满艰深术语和复杂推导逻辑的原著在奥哈斯的解读下更具可读性。最后，纪尧曼版本在排版方面有过人之处。以1817年德特维尔出版社的《概论》为例，全书共分成22章，从生产谈起，论及资本、自然因素、劳动力、分工、财产权、市场、政府、殖民地、货币等问题，内容庞杂零散，仅目录就长达23页。纪尧曼出版社将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划分为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三大部分，结构清晰、思路明确，不具备政治经济学知识储备的读者也较容易读懂。
纪尧曼出版社对萨伊作品的重塑令公众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知加深，同时确定了该学科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有效促进了学科的传播。1840-1848年间，纪尧曼出版社制作精美的《主要经济学家合集》（共15卷）相继问世，吸引了政治经济学拥护者和爱书人士的注意。⑫政治经济学逐渐从争议较多、曲高和寡的学科发展成一个在法国社会普及的实证学科，基本实现了萨伊本人在写作时的初衷：供政治家、有产者、资本家、学者、农业从业人员、制造商、大宗贸易商以及全体市民阅读参考。⑬进入20世纪，1966年德国奥拓·泽勒出版社再版萨伊的名著，仍以纪尧曼版本为模板。⑭
[39] Reybaud, Louis. Introductio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ome 1(1842), p.3.
二、布朗基著作的出版与政治经济学的溯本清源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精英在检讨大革命的教训时，反思启蒙思想家专注政治、轻视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缺陷，不少思想家如德迈斯特、博纳尔等开始将经济等“社会”因素纳入政治范畴。⑱这一潮流成为政治经济学成熟的土壤。在共同学术旨趣的引导下，形成了一个由经济学家、出版商、工业家、商人和政治家组成的团体，在学术和政商各界形成了广泛而牢固的网络。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发行此类学术杂志有较高风险。以经济学家菲克斯（Théodore Fix）创办的《政治经济学月刊》（Revue mensuelle d’EconomiePolitique）为例，该刊创刊时有200份订阅量，最后经营不济被迫停刊。《学报》创刊时收到4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订单，十年后仍保持稳定的订阅量。英国经济学家麦库洛赫对该杂志创办人的勇气及其事业的成功感到惊讶。[35]据笔者统计，直到1864年纪尧曼去世，这本杂志已经在23年内出版近70期，这一成绩是同期同类的学术期刊无法媲美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鲜明地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此开始了励精图治的艰难奋斗历程。党的一大后不久，就明确提出党成立的先决条件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党的一切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党的二大又提出我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
布朗基出身贫寒，但多才多艺，被聘为贵族的家庭教师。作为化学爱好者，他置办一个小型实验室，开班授徒。学徒中包括萨伊的侄子阿尔弗莱德·萨伊（Alfred Say），⑳这名学生经常邀请他到家族的宴会作客。就这样，布朗基结识到萨伊家族及知识界和商界精英，包括博物学家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农学家和植物学家图恩（André Thouin）、自由主义政治家孔特（Charles Comte，萨伊的女婿）、自由主义报纸《欧洲审查报》（Censeur Européen）主编、经济学家杜努瓦耶（Charles Dunoyer），还有帝国时代就飞黄腾达的银行家拉菲特（Charles François Laffite）以及制造商特尔诺（Guillaume Ternaux）（与萨伊私交最密）。萨伊对他的才识印象深刻，常与之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这种学术交往改变了布朗基的人生轨迹，他的兴趣很快转向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研究，他本人说道：“出于礼貌，我阅读了萨伊的论文，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它们将我引向亚当·斯密，杜尔哥，魁奈，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的作品以及之后让我成为历史学家的作品”。”[21]从此，他开始追随萨伊的学术之路，撰写政治经济学论著，是萨伊门下最有才气的弟子之一。在萨伊的力荐下，他在商业专门学校（Ecole spéciale de Commerce）任职，[22]获得政治经济学和商业史教授职位，后成为该校校长。在这一学术平台上，他名声大噪，他的课和讲座很受欢迎，学校发展委员会常邀请他为巴黎的贸易商和银行家上课。[23]萨伊去世后，布朗基接替了他在巴黎工艺学院（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的教职同时兼任商业专门学校教授，继续致力于向政界和商界推广政治经济学。
布朗基和纪尧曼所处的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干涉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重压下抬头，政治经济学发展前景乐观。在共同旨趣和理想的驱使下，二人合作无间。1823年夏天布朗基游历英国，写成《论英格兰和英国人》（De l’Angleterre et des Anglais），同萨伊一样，他赞成亚当·斯密的学术观点。1825年布朗基加入自由主义思想家阵营，在巴黎雅典娜广场（Athénée）举办几次讲座，推广自由放任贸易政策。[24]他严厉评判保护主义政策，认为这是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人类带来更多伤害的制度。[25]1830年革命前夕，布朗基创办了一个存世时间短暂的杂志《民族评论》（Revue Nationale），旨在推广政治经济学并为人们即时的需要和每日的交易提供信息。[26]
纪尧曼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根据其友人的描述我们可知他本人同情大革命，反对查理十世在位时保守反动的政策。他赞同当时知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与之频繁互动，与他交往频繁的学者包括杜努瓦耶、奥哈斯·萨伊、罗西（Pellegrino Rossi，接替萨伊成为法兰西公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克斯等人。[27]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朗基在宣传该学科的过程中结识并影响了纪尧曼。他在巴黎工艺学院任教的头两年（1833-1834年），纪尧曼曾出席他的讲座，系统地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这样的学习经历使纪尧曼看到以经济为突破口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坚定了他出版政治经济学和商业研究论著的决心。出席布朗基讲座一年以后，纪尧曼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社，并很快将其业务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后来二人又合作创办《经济学人报》，布朗基担任杂志主编负责征稿、审稿，纪尧曼负责出版、印刷事宜。1846年，在获悉英国自由贸易联盟（la Ligue anglaise）发起捍卫自由贸易的运动后，布朗基和纪尧曼在已问世五年的《经济学人报》中征集并出版声援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论文。
随着布朗基和纪尧曼分别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地位的巩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团队不断扩大，在社会舆论中越发有话语权。有鉴于此，梳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源流、强调该学科的实证主义性质成为当务之急，纪尧曼着手出版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该书是继萨伊之后政治经济学的又一本经典教科书。
如果说，萨伊的《概论》和《课程》以专业的术语和复杂的逻辑从学理上构建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话，那么1837-1842年布朗基五卷本的《政治经济学史》则在深入理解萨伊理论的前提下，用平实的语言向读者勾勒出政治经济学悠久的历史和发展动态。另外，布朗基的著作避免了萨伊那种晦涩难懂的复杂句式和纯粹的理论推导，使读者更易理解并产生共鸣。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一书的前言中说道：本书旨在以浅显的文字向读者陈述一门有着深刻传统的学科，这门学科涉及经济、社会事实，特权、税收，这些自古有之的现象，存在于古人和今人之间，只是古代政治经济学并不系统也未成形。[28]由此可见，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梳理古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以便对当代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和参考。该书是对萨伊《概论》和《课程》理论建构的补充和延伸，社会影响广泛。正如德米尔所言：在巴黎工艺学校任教后，布朗基找到了新的风格。他用没那么正式和僵硬的态度取代了萨伊过分推敲的和严肃的风格。[29]这种风格对政治经济学在全社会的传播有积极意义。
确实，布朗基在《政治经济学史》中为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舆论中进一步扩大影响提供了新范式，他认为学术研究可以走两条路：（一）走常规路：充实萨伊、西斯蒙第、麦库洛赫在魁奈之后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二）可以把目标定得更高，将政治经济学与全面的历史相结合，阐明二者如何相互影响。[30]他以实证的历史研究将政治经济学重塑为一种更科学、更实用的学科。布朗基刻意避开理论推导，也没有用夸张的话语推广政治经济学。相反，他以平和朴素的语句评价政治经济学：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一学科已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是帝国昌盛的主因。政治经济学史旨在考察财富与文明发生巨大进步的时代，追述先辈作为，了解先辈如何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实现一定程度的乌托邦，[31]既然政治经济学有如此悠久的历史，那么当今人们将其视作一门有特定内容和边界的学科就是合理的；如果历史上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繁荣有积极作用，那么传播这门学科也是在顺应历史潮流。总之，纪尧曼版《政治经济学史》为进一步推广政治经济学创造了有益的舆论氛围。
三、《经济学人报》的创刊与政治经济学的实践
根据山东省临沂市贸促会企业的调研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受到了美国301调查的潜在影响，美国客户已经取消了部分订单，而加征关税的政策可能会导致部分美国客户毁约，这将会给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纪尧曼及其挚友以出版社为平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及历史，这两项重要的奠基工作完成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转向了另一项业务——创办政治经济学杂志以搜集工商业的最新数据、总结经济政策的趋势、调查别国的经济和贸易状况，解读和应用早前确定的理论范式。
经不同方法治疗后，观察组中31例患者输卵管通畅，4例患者为不畅，5例患者阻塞，通畅率为77.50%；对照组中17例患者为通畅，10例患者为不畅，13例患者为阻塞，通畅率为42.50%。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0.21，P＜0.05）。具体数据见表1。
他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得到奥哈斯▪萨伊、舍弗勒、维克托▪德▪特拉西（Victor de Tracy，1781-1864，著名政治家、下议院议员）、戴斯特尔诺（D’Esterno,1805-1883，贵族、政治家）、埃杜瓦尔德·泰耶（Edouard James Thayer，1802-1859，政治家、高官）、布里索—提瓦尔等人资助。[33]1841年12月15日纪尧曼完成《经济学人报》（Journal des Economistes，下文简称《学报》）的筹备工作并出版第一期杂志。他和长期的合作伙伴：布朗基、奥哈斯·萨伊、罗西、菲克斯、戴尔、柯克林（Charles Coquelin，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词典》主编）、沃洛斯基（Léon Wolowski，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接替布朗基在巴黎工艺学校政治经济学教席）及后来加入的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34]构成编辑和出版的核心团队。
在这一信任网络中，出版商纪尧曼与经济学家阿多尔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 1798-1854）⑲之间的合作关系最具代表性。萨伊的得意门生布朗基不仅影响了纪尧曼的学术思想，还在出版活动中为其提供学术支持；而纪尧曼则在推广布朗基学术思想和政治经济学学术史方面贡献良多。
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壮大的同时，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1836年政治经济学家帕西（Hippolyte Passy，1793-1880）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通过艰难谈判说服两院通过降低关税的议案。[32]虽降幅不大，但这一事件被政治经济学界看作是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政治经济学在有利的公共舆论中继续传播。
如果说以萨伊为代表的第一代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着眼于理论的建构，以布朗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专注于该学科的历史溯源，那么《学报》则聚焦于学科理论在政治、历史和制度等领域的应用，明确支持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向政府的干涉主义和保护主义宣战。《学报》创刊号导言表明了创办者的宗旨：“我们眼前的工作就是在实践过程中演绎（déduire）已大致确定的原则”。[36]导言还指出当前政治经济学界混乱的局面，批判当时被感性情绪冲昏头脑的经济学家们为无谓的理论原则展开论争，这一状态使自由主义一派在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狙击中无法全力迎战。[37]从这种不利局面中解困的办法是回到政治经济学大师所倡导的原则之上。[38]
确定了统一的理论原则后，《学报》倾向刊载客观的、研究型的学术文章，拒绝掺杂政治情绪的檄文。“这样的话，杂志才有可能在一个坚实的理论根基之上尝试不同的研究路径，正如亚当·斯密在英国建立的伟大学派那样。”[39]具体来说，《学报》致力于搜集、整理和分析与工商业有关的重要文件，以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海关关税、行政与刑事司法文件，贸易、海军和公共工程部发布的数据资讯，关注在法国从未被严肃看待过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产业的构成，银行、印度公司、殖民地、驿站、蒸汽船、铁路和其他国家的实力，并形成结论刊载出来，以期引起官员和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40]
实际上，与《百科全书》编纂的年代相比，19世纪中叶法国的书报审查制度在机构设置和法律法规方面更为严谨，但纪尧曼出版社的出品大多开门见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无需如启蒙作家撰写《百科全书》词条时那般遮遮掩掩。由此可见，不同时代背景下，新思想和理论的传播路径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虽然整个19世纪法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依然严厉，但动荡的政局使其有所松动。第一帝国覆灭后，法国历届政府基本沿用拿破仑颁布的《1810年2月5日敕令》，不再以作者为监控对象，更多地从出版渠道中生产、发行、印刷和售卖（具体到每个书店和小贩）几个环节着手监控。这一敕令以更严厉刻板但又合法有序的机构代替警察部监管出版物。[52]但随着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不同派系轮流执政，这一制度发生松动。1828-1829年自由派马提尼亚克（Martignac）内阁当政时期，计划给每个书商都颁布出版特许权（brevet），但保守的波里尼亚克（Polignac）回归政坛后，出版制度又被钳制。1830年革命之后，路易·菲利普政府曾一度承认新闻和出版自由，纪尧曼正是在这一年获得书店特许经营权。
依笔者之见，其成功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内容丰富。《学报》在统一理论的关照下，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追踪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动态，刊载了大量批判保护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论文，不久便成为学界和政界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前沿阵地，在公共舆论中形成一股推广政治经济学的稳定力量。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杂志发文表明坚守立场：“革命前，向无知、垄断、限制、海关保护、过分的集权、官僚主义、好战思想、人为干预的制度、不明智的法律、特权、滥权开战；革命后，坚定地与阻碍公共和私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新旧障碍作斗争。”[41]第二，《学报》的撰稿人不仅包括著名学者，还有显赫的政府人士。杂志固定由“经济学家协会”（Société des Economistes）成员如奥哈斯·萨伊、柯克林、布朗基、罗西、舍瓦里耶（Michel Chevalier，1806-1879）[42]、噶尔尼耶（Joseph Garnier，布朗基的学生）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撰稿[43]；不定期向国会议员、地方议员、王家法庭律师、驻外使节等政界人物约稿。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师夏在该杂志崭露头角。1845年以后几乎每一期都刊载了他关于贸易保护制度[44]、人口[45]、产权与法律[46]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奥哈斯·萨伊认为“正是巴师夏让整个法国了解到英国自由贸易联盟的存在及其发展，并启动了向自由贸易转向的运动”。[47]第三，《学报》结构清晰，泾渭分明，由论文、简报、书目推介几个栏目组成，分别发挥了普及新论点、介绍时事新闻和推介前沿成果的功能，既描述具体经济形势又邀请专家评论，新颖而实用。
1854年奥哈斯·萨伊为第38期《学报》（第二系列第一卷）撰写导言。他肯定了《学报》创刊13年以来的成就：“（政治经济学）原则得到了充分发展，新的观点有展示的平台，学科实现长足进步，有时增速喜人”。[48]作为杂志的资助者和创办者，他将杂志的成功归结为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杂志自始至终遵循学科原则，即便遭遇革命也未曾中断；第二，杂志创办者和编辑之间固定不变的合作模式确保了上述状态。[49]
从19世纪40年代起，政治经济学以《学报》为重要平台，经过几代学者和出版商的不辍耕耘，既在社会舆论中逐渐占据主流，又在政府中获得不俗的影响。1860年1月23日英法签订《柯布顿－舍瓦利耶协定》（Traité Cobden-Chevalier），两国互相取消原材料和大部分食品关税，宣告经济自由主义全面胜利。正如奥哈斯·萨伊所言，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学研究能带来比我们的时代更多的利益。[50]
四、结语
19世纪30至60年代，法国政治经济学著作、期刊发行量和销量稳步上升，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不同于往日，专业学者固然贡献良多，但以纪尧曼为代表的出版商也功不可没。这样的有利形势无疑是以萨伊父子、纪尧曼和布朗基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互助互利的结果。纪尧曼作为经济学人协会中身份较为特殊的一员，至少具备以下几方面的专业素养：首先，他必须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熟悉相关理论和原则及其始创者，深谙学科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对其潜在的读者市场有清楚认知；其次，他应该知晓制作书籍和广告的费用，对出版业务的盈亏和销售的风险了然于胸；他既要与作者保持密切联系和频繁交流，又要让自己设定的排版和设计符合作者的期待，同时让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修改文稿内容、格式、甚至是观点。最能体现纪尧曼突出能力的是辞典和合集类书籍的出版，这类书籍由数量众多且德高望重的学者合力完成，出版商要在事前沟通出版理念，期间协助、监督写作进展，事后统筹各类成果。[51]
中期制度改革方略：在已经实施的共有产权、租赁房、集体土地建租赁房等新住房政策基础上，笔者建议，优化新时代上海市住房金融结构及其相应制度，缩小按揭贷款占比，新增住房租赁贷款并且扩大占比，从住房金融结构优化和制度完善上有效降低新时代上海市住房金融杠杆率。
值得指出的是，素质优异的出版商整合资源，专业学者著书立传，只能部分解释此期政治经济学的普及和成功。该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法国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氛围和书报审查制度不无关系。
《学报》的诞生宣告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建构向实践应用转变，其“传播终端”从大众转向公共权力。该杂志出版量大、内容庞杂：每年出三期，每期页数为400页左右。到19世纪60年代，众多学者在这一平台上持续奋战20多年，从未中断，还使其成为当时最受认可的经济学期刊。
其次，政治经济学较少涉及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规避了风险。启蒙时代著名的《百科全书》各版本中，批判教会、提倡无神论的狄德罗版本遭到了最集中的打击，而纪尧曼出版社以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为主业，规避了意识形态和宗教立场的问题，得以公开建构理论、传播学说，免遭书籍被查禁的灭顶之灾。
最后，在政府中寻求护荫，是以纪尧曼出版社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发展壮大的一大主因。纪尧曼的经历与启蒙时代靠出版《百科全书》发家致富的出版商庞库克（Charles Joseph Panckoucke）类似：他于1762年创办自己的生意，与布丰、伏尔泰和卢梭等人均是好友；还设法在政权中结交保护者。[53]纪尧曼从事业起步阶段就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头面人物交往，其网络逐渐扩展至商界和政界的大人物。不少掌权者在执政理念中加入政治经济学学说，与布朗基私交甚笃的基佐那句著名的口号“通过劳动和节俭而发财致富”[54]即脱胎于萨伊理论。此外，不少政治经济学家直接加入政府，影响政策的制订，如奥哈斯·萨伊在工商部（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主持调研巴黎的产业；巴师夏成为经济学家协会一员和《学报》的固定撰稿人后，积极参政当选地方议员，直接从政府内部推广政治经济学。
在埋设沉降板时，相应的观测人员应当以四等水准对首节管顶，以及底板的具体标高进行详细观测，将其走位初始观测数据，完成相应的观测后，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绘制一张水准点，以及沉降点观测位置图，将其作为每次对固定仪器位置进行观测的主要依据[3]。进行接管观测时，应当对接管的上顶管和下顶管的标高就行详细观测，下节管顶标高主要用于对第一次沉降量进行计算，而上节管顶面表格要则用作对下一次沉降量的初始值进行计算，依次循环，逐节升高，不断重复上述各项操作，直到完成最终的观测为止。
时至19世纪60年代，这个学术共同体渐成规模，被冠以“巴黎学派”之名。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推动下，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界限分明的实证学科，是为今日经济学之前身。经济自由主义由一个籍籍无名的流派成长为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并存的主要思潮。纪尧曼出版社在上述过程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和理论原则为先导，进而普及学科历史和研究范式，最终使得理论应用于实践，展示了近代出版平台推动学科建设的经典模式。
① Bettelheim, Charles. “Économie politique et sociologie économ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3(1948), p. 267.
②Perrot, Jean-Claude.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XVIIe-XVIIIe siècle), p.442.
将唤醒教育理论充分运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的能力，只有将学生置身于轻松愉悦、自由民主的教学环境中，才能在切实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的同时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他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房间那头整个一面墙上都挂着土黄厚呢窗帘，上面印有特大的砖红凤尾草图案，一根根横斜着也有一人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西方最近兴出来的假落地大窗的窗帘，在战时上海因为舶来品窗帘料子缺货，这样整大匹用上去，又还要对花，确是豪举。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
很多企业在二次创业阶段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个阶段最根本的问题是组织能力与战略发展的缺口，这是必然的发展缺口。因为经营增长拉动管理，管理滞后于经营半步。那么，怎么去解决组织能力和战略发展的缺口呢？要提升组织能力，主要是四个方面：
③其中勒·范-勒梅斯勒的《强差人意还是丰富多彩：1815-1950年政治经济学的教学》（Le Van-Lemesle, Lucette. Le juste ou le riche, l’enseignement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815-1950, Paris: Institut de la Gestion publique et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2013）通过追溯政治经济学如何被引介到法国的过程，反驳了早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世纪因经济学常识的缺位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论断。佩罗的《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Perrot, Jean-Claude.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XVIIe-XVIIIe siècle), Paris:Edition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2）追溯了政治经济学在17、18世纪的流变，总结了两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及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对19世纪政治经济学发展状况的描述不多。马提那的《经济思想史》（Martina, Daniel. La pensée économique 1/Des mercantilistes aux néo-class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1991）梳理了从重商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思想潮流，但甚少谈及以萨伊为代表的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然而，上述成果均在宏观的、长时段的视野下进行爬梳，较少着墨于19世纪上半叶围绕着出版社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对推广和普及政治经济学的突出作用。
④ Le Van-Lemesle, Lucette. Le juste ou le riche, l’enseignement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815-1950, Paris: Institut de la gestion publique et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2013, p.17.
⑤布里索—提瓦尔是大革命期间著名吉伦特派议员布里索—瓦尔维尔（Brissot-Warville）的侄子，复辟王朝时期，他通过发行政论性报刊，组织政治集会和讨论，创办“宪政书店”（Librairie constitutionnelle），参见Garner, Joseph. Notice sur M. Guillaumin fondateur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1865, Paris: Imprimerie de A.Parent, p.11.
⑥ 此人后来出任费内斯泰尔（le Finistère）省省长。
⑦ 有可能是在工商部任职的奥哈斯·萨伊牵线的结果。
⑧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法国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刻的天主教背景和共和主义色彩，具体的学理论证可参考Drolet, Michael. Tocqueville, Democracy and social refor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Whatmore, Richard. Republican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Jean-Baptiste Say’s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⑨ Say, Jean-Baptiste.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I, Discours préliminaire,p.XV.
⑩共十五卷本的《主要经济学家合集》囊括了魁奈、博瓦斯基尔贝尔、杜尔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萨伊、李嘉图等人的经典作品。
⑪Potier, Jean-Pierre, et André Tiran, “L’édition d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Jean-Baptiste Say”, Cahiers d'économie Politique 57(2009), p.155.
⑫Garnier, Josephe. “Guillaumin, ses funérailles, sa vie et son oeuvr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janvier(1865), p.115.
⑬ Say, Jean-Baptiste.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封面。
⑭ Say, Jean-Baptiste.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t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réimpression de l’édition 1841, Osnabrück: Otto Zeller, 1966.
⑮ Garner, Joseph. Notice sur M. Guillaumin fondateur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13.
⑯ 1839年纪尧曼出版奥哈斯·萨伊的《法国与巴西贸易关系史》（Say, Horace. Histoire d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a France et le Brésil, et 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s monnaies, les changes, les banques et le commerce extérieur, Paris: Guillaumin, 1839.）这是其在巴西逗留期间（1815-1825年）对该国贸易状况的记录和分析。
⑰ 其中包括奥哈斯的儿子、经济学家的雷昂·萨伊（Léon Say，1826-1896），他的叔叔、糖业大亨路易·萨伊（Louis Say, 1774-1840），以及他的岳父、大宗纺织品贸易商卡西米尔·舍弗勒（Casimir Chevreux, 1765-1846）。Martinière, Guy. “Horace Say et le Brésil”, Cahiers d'économie politique, 27-28(1996).
外墙外保温是在主体墙结构外侧用粘接材料固定一层保温材料，并在保温材料外侧抹砂浆或作其它保护装饰，在外墙根部、女儿墙、阳台、变形缝等易产生热桥的部位，采用外保温技术，可显著消除“热桥”造成的热损失。目前主要采用的方式有：聚苯板保温砂浆外墙保温、聚苯板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聚苯颗粒浆料外墙保温等。外墙内保温是在外墙结构的内部加做保温层。总之，外墙保温材料要选用导热系数小的保温材质，减少室内外的热交换。另外，也可利用植物来调节气温，如在建筑物西侧墙面上种植爬山虎，有利于吸尘和降噪，减少温室效应。
⑲为我国史学界所熟悉的社会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是其兄弟。阿多尔夫·布朗基凭借卓越的才识在学界声名远播。在生活逐渐宽裕之后，他资助弟弟求学。尽管二人在政治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奥古斯特·布朗基曾一度入狱，但阿多尔夫·布朗基一直没有中断对其弟的资助。
注射降植烷6个月后，取造模成功的小鼠40只，随机分为模型组、阳性对照组（泼尼松，5 mg/kg）和环孢素高、低剂量组（30、10 mg/kg），每组10只。根据预实验结果，阳性对照组和环孢素各剂量组小鼠灌胃相应剂量的药物，每天1次，每周5次（固定在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给药），连续18周；模型组和正常对照组小鼠同法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实验过程中，除模型组小鼠死亡4只、环孢素低剂量组小鼠死亡1只外，其余组小鼠均全部存活。记录实验过程中小鼠体质量变化情况。
据第三方调研机构数据显示，我国水处理产品生产厂家已达到3000家，净水设备市场规模已达到428万台，未来7年将保持45%的年复合增长率。在销售高速增长的同时，净水器市场拥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比来看，欧美国家净水器普及率达90%、亚洲发达国家净水器普及率达70%，我国净水行业产品普及率不到2%。
⑳路易·萨伊的第五个儿子。
[21] Démier, Francis. “BLANQUI, Adolphe (1798-1854). Professeur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1834-1854)”, by Fontanon, C., et A. Grelon, Les professeurs d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1794 - 1955, A-K. Paris :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 1994, pp. 185-194.
林昏晓冷笑一声后又问道：“那大小姐，你割哪儿呢？别以为在手指头上划破一点皮，就叫自杀。我告诉你，想死，就得……”
[22] 这间学校由布罗达尔（Brodart）、乐格勒（Legret）和维塔尔-卢（Vital-Roux）等富商筹建，向有人文科学学术根基的青年开放。但在复辟王朝治下由于其他大学的反对，它只获得了初等学院的地位。
[23] Démier, Francis. “BLANQUI, Adolphe (1798-1854). Professeur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1834-1854)”, p.186.
[24] Démier, Francis. “BLANQUI, Adolphe (1798-1854). Professeur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1834-1854)”, p.186.
[25] Todd, David. Free trade and its enemies in France 1814-18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4.
[26] Todd, David. Free trade and its enemies in France 1814-1851, p.64.
[27] 其盟友包括奥哈斯、莱昂·萨伊，巴师夏等学者以及自由贸易最狂热的支持者巴黎贸易商波托尼耶（D. Potonié），参见Garner,Joseph. Notice sur M. Guillaumin fondateur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14.
[28] Blanqui, A.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introduction, Guillaume et Cie Librairie, 1860, p.2.
[29] Démier, Francis “BLANQUI, Adolphe (1798-1854). Professeur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1834-1854)”, p. 188.
[30] Blanqui, A.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introduction, p.12.
[31] Blanqui, A.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introduction, p.13.
[32] De Tarie, Antoine. “Un centenaire : Hippolyte Passy et l’avènement du libéralisme au ministère du Commerce en 1836”,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1936), p. 524-541.
⑱倪玉珍：《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第23页。
[33] Garnier, Josephe. “Guillaumin, ses funérailles, sa vie et son oeuvr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janvier(1865), p.115.
[34] 经济学家、政治家和自由法国的倡导者。在《经济学人报》崭露头角，后加入政界。他的言论多捍卫自由贸易和竞争，被誉为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先驱，其《经济和谐》（Harmonieséconomiques）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
[35] Garner, Joseph. Notice sur M. Guillaumin fondateur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12.
料包使用要点：建议鱼的重量控制在1000～1500 g；添加3～4 g食盐和15～20 g料酒对切配好的鱼进行腌制，腌制10～15 min。将汤底油包放入锅内，再加入1～1.5 L的水，烧开。向锅中加入腌制好的鱼块，大火煮沸。消费者可适当加入1～2个西红柿，西红柿切片即可，风味口感更佳。起锅前，加入汤底粉包，根据个人口味再加入适量的藤椒油包。食用时根据个人口味调制蘸料。
[36]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2ème Série(1854), Tome 1, p.16.
[37] Reybaud, Louis. Introductio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ome 1(1842), p.2.
[38] Reybaud, Louis. Introductio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ome 1(1842), p.3.
纪尧曼在重版萨伊作品的过程中收获颇丰。由于“他对学术文献的精心选择和设计，在每部著作中加入巧妙的提示与注释”，⑮不仅凸显了相关作品的优势，宣传了政治经济学讲求实证的理论方法，而且帮助读者理解原著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加深了大众对此学科性质的了解，展示了该学科优化商业和贸易政策的功能。此外，以纪尧曼出版社为主要活动阵地的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也不断扩大：纪尧曼因出版工作与奥哈斯结下深厚友谊，⑯继而在整个萨伊家族获得更多智识和财政支持，⑰这种多元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政治经济学成为显学、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40] Reybaud, Louis. Introductio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ome 1(1842), p.10.
[41] 根据奥哈斯·萨伊的介绍这一声明刊载在1848年3月15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报》上，但因这一期杂志已经散佚，无法查证原文。此处参照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2ème Série, Tome 1(1854), p.10.
[42] 著名经济学家，签署1860年英法自由贸易协定的法方代表。
[43] 该协会于1842年成立，以纪尧曼出版社为基地，一开始以晚餐的方式聚会，人数不多。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推广，尤其是1860年英法自由贸易协定颁布后，其影响更为广泛，成员人数不断增加。
[44]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61, décembre(1846).
[45]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59, octobre (1846).
[46]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80, mai (1846).
[47]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2ème Série, Tome 1(1854), P.14.
[48]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2ème Série, Tome 1(1854), Tome 1, p.9.
[49]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2ème Série, Tome 1(1854), Tome 1, p.10.
[50]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2ème Série, Tome 1(1854), Tome 1, p.16.
[51] Reybaud, Louis. Introductio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ome 1(1842), p.15.
[52] Sorel, Patricia,et Frédérique Leblanc (dir.), Histoire de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2008, p.9.
[53][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
[54] [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中卷，吕一民、沈坚、黄艳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第948 页。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中前期法国经济社会危机的机理及政府应对研究”（项目号15BSS034）
（责任编辑：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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