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人格素质的提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人格论文,素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经济形态与人格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一定的经济形态对某种人格的生成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在人类的历史上,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是依附型人格;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独立型人格;而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会出现全面发展型人格。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形态决定人格型态的思想来分析我国现实的人格,我们会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人格素质将会获得不断的提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会使人的交往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变革;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会从人的需要方面为人格素质的提高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若干决定》,具体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那么,社会经济体制(即一定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与人格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对我国现实的人格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所谓人格,就是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概括地说,人格是人的基本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它组织着个体的经验并形成个体特有的行为对环境的反应。马克思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①不言而喻,人是有自然性的,即人有肉体的胡子、血液等自然存在;但人又有着特定的“社会特质”,即社会性,而且人的社会性占主导地位,表现着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指决定人的本质即“社会特质”的综合的社会存在,也可以叫做文化存在。但这其中起决定作用或基础作用的主要是经济关系即经济形态,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曾具体提出不同的经济形态会造就不同的人格。他认为自然经济形态下造就的是依附型人格;而商品经济形态下才出现独立型人格;到共产主义社会,会出现“全面发展”型人格。③马克思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人只能表现为一种没有个性的依附型人格。自然经济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原始社会阶段,人类在思想意识方面受自然宗教观念的统治;思维方式上,则受“互渗律”的支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们的关系完全象动物与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此,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④而所谓“互渗”,是一种神秘的“感觉和体验”,人与人(群体)、人与物、人与神(图腾、自然存在和自然力等)时时处处都进行着“神秘的互渗”。“互渗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两重性都被抹煞,在于主体违反着矛盾律,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与他互渗的那个存在物。”⑤这就是原始人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的一般特点。在这些特点的制约下,就决定了他们的人格是一种依附型人格,他们没有明确的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把自身等同于群体、等同于神灵(图腾、各种自然存在和自然力等)。“同一个人既是他自己,同时又是其他什么人;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同时又在另一个地方;他既是个体的东西,同时又是集体的东西(当个体与其集体同一时),如此等等”⑥。就是说,在原始人的意识中,个人与群体是浑然一体的,氏族或部落始终是这种意识的界限,它不能进一步分化、个体化和个性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氏族制度下,“个人在情感、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⑦。可见,原始社会条件下的各个个人之间基本上是个体(虽然不能说就是生物的个体,但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生物的个体)之间的差别,即自然素质之间的差别,如年龄、性别等等;而谈不上社会心理素质方面的个性的差别,因而在人格型态上必然表现出依附性的特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个人除仍旧依附于外在的神灵外,还依附于奴隶主或家长、族长、官吏、国君等等,没有或较少有独立的意识或人格。在奴隶制时代,所有的人——奴隶主和奴隶都仍旧依附于外在的神灵,这本身就限制着人的独立意识的发展。譬如,中国的夏商时代,迷信鬼神之风盛行,当时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所谓“祀”即举行祭祀和求佑于鬼神的仪式和占卜活动。到春秋时代,虽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强调人事,怀疑甚至否定神权,但迷信、依附鬼神的思想还很浓厚,即使人们想强调人事有时也要借助神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左传》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譬如随国的季梁虽然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但还是不能完全抛开神,强调要“忠于民而信于神”,“以致其禋祀”,求“神降之福”。(桓公六年)再如,虞国国君(虞公)认为让晋国军队从他国土经过去攻打虢国而不会有什么危险,理由也是“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而宫之奇劝谏虞公不要这样做,其理由就是“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但在强调“德”(即人事)的同时,仍旧不完全否定神,只是说神将依据是否有德而决定保佑与否,即是说,神将保佑那些有德的人,“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不享”即不接受供奉,不保佑之意)。(僖公五年)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抛弃迷信鬼神的观念。在西方,就奴隶主和自由民来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一些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问题,并出现了一些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等,甚至有人开始对个人进行思考,提出了“认认自己”⑧的著名箴言。但另一方面,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受到宗教和迷信思想的严重束缚的,因而其独立意识还是相当有限的。至于广大的奴隶,他们除了迷信、依赖于鬼神外,还不会有什么独立人格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⑨。封建社会的人格和人格意识比奴隶社会有了较大的进步,在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具有较强独立人格意识的人,如中国战国时代的孟子、魏晋时代的名士、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明代的李贽等等。农民(或农奴)与奴隶比也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对他们已经不能够随便买卖、杀戮了等等。但从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大众人格来看,也仍然是一种依附型人格。马克思说,在整个人类的封建社会,“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⑩具体来说,就是在封建社会,个人或者依附于神权,或者依附于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以族长、家长为代表的家族或家庭,教会、国家、家族、家庭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结构,残酷地束缚着人们的身心,扼杀着人们的个性,这是依附型人格生成的社会结构方面的条件。再加上思想上的严酷统治——在西方是基督教神学,在中国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政治思想,就使得依附型人格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譬如,拿西方封建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阳光。”依附型人格是没有个性的,所以马克思形象地说西方封建时代的农民“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1)。意思是说他们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关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依附型人格,陈独秀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2)陈独秀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人身依附的特点。可见,作为自然经济形态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依附型人格是一种普遍的历史事实。
人类进入到商品经济社会,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经济使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产品空前丰厚,因而就使新的人格形态的生成获得了经济形态和物质基础方面的条件。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13)。这就是说,在商品经济和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一方面表现着一种剥削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独立型态人格的生成履行着伟大的历史职责。对于商品经济形态下人的社会关系的特点、人的需求和能力等等,马克思曾有过具体论述,他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14)这就是说,在人类的第二大经济形态即商品经济形态下,人会发展出全面的社会关系;会产生多方面的需求(物质的、精神的等等);会获得全面的能力,从而会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型人格。所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是针对前此自然经济形态以人的依赖即人身依附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是人对人的依赖,一部分人依赖于另一部分人,表现出强烈的依附关系。所以西方学者舍勒说,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是从控制人到控制物的转变,“在中世纪追求权力是集中在对人实行统治,而新的对权力的追求是为了控制物,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把物改造为有价值的商品。”(15)就是说,商品经济社会人们主要依赖于“资本”这一物质形态,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即“资本”可以神奇地使资本家变成百万富翁,可以使千百万工人为他出力;但资本却不能使资本家随便占有任何一个工人。工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却可以拥有人身自由,他是一个自由人,自由劳动者。可见,商品经济形态确实为独立型人格的生成提供了经济关系方面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便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个性、自我等表现着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和要求的口号,独立型人格终于在人类的历史上生成了。
当然,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和物质条件的具备,会出现“全面发展”型人格,那将是最高的人格型态,是人类在人格方面的最高理想和追求,但那是相当遥远的事,故在此不论。
上述可见,社会经济形态与人格之间确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对某种型态人格的生成起着基础的和决定的作用。
二
马克思关于经济形态决定人格型态的思想为我们分析我国现实人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毫无疑问,我们建立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当然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受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导;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内在普遍规律和优越性也将会被遵循和充分地发挥;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会克服市场经济在人格塑造方面所带来的负效应。这样,我国的人格素质从整体上来说必然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获得不断的提高。
我们知道,中国自近代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还没有形成并经历完整的现代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形态,因而中国的人格从整体上说始终还处在向现代人格转型的过程中,或处于现代人格的建构过程中。这一过程可以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但中国现代人格生成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因而这方面的任务还很沉重。这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传统人格心理积淀还没有被彻底清除,在现实生活中还顽强地发挥作用。这里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本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革”期间,封建的忠君思想、反映宗法关系的血统论、蔑视民主和法制的人治思想、特权思想和专制作风、扼杀个性的群体至上原则、“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求同斥异的陈腐审美心理、男尊女卑思想等等,统统在人们的头脑中活跃起来,流行起来,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驱使着20世纪的“新人”演出了历史的“旧剧”。这说明20世纪中国的“新人”不新,中国现代人格转型和建构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但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格型态从整体上将会彻底实现转型,即人格素质会获得极大的进步和提高,从而会彻底完成现代人格的建构任务。这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人格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
第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会促进人的发展。市场经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它能最大限度、最广泛地唤起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黑格尔曾经认为,历史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16)。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7)这就是说,需要是推动人们去从事各种活动的始源动力。而商品经济恰恰能够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各种需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生产之间是一种封闭式的简单循环。由于生产单位和生产规模的狭小以及生产和消费者的直接同一,需要和生产之间往往只是长期地重复,没有新的生产去唤起新的需要,也没有新的需要去引起新的生产。而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则充分地拓展了人的各种需要。这里有以下几点基本原因:一是现代商品生产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需要。二是现代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经济,交往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会冲破人们在需要方面的狭隘眼界,使此时此地的需要会迅速扩展和传播为彼时彼地的需要。三是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原则,即遵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这就要求商品生产者一是要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单位时间内多出产品;二是为了顺利地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即能够卖出去,则必须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设计、生产产品,这客观上就扩大了消费者的需要域限,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和技术的价值,即能够充分地运用科学技术。因为市场经济能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需要,因而就能促使人们最大限度、最充分地去开发物的价值;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和技术,大力地发展生产力。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点”(18)。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对科学技术的充分利用,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能最大限度、最广泛地唤起人们的各种需要;由于它能最充分地运用科学技术;加之它自身在运作上有许多优点和特点,所以它能大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人的发展,即人格素质的提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人“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9)。“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20)。马克思还曾举例说:“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21)。马克思之所以特别看重生产力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就是他认为人的生产活动不仅生产客体对象,也同时生产(即塑造)主体本身。他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2)。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工业和工艺学的作用,说工业和工业产品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3)。“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4)这里,马克思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物质生产过程对人本身的塑造,主要是对人的心理、观念(即人格)的模铸作用,从而揭示了生产力与人格形成的内在联系。可见,由于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人格素质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二,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使人的交往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建立在某种经济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的人的交往方式,对某种人格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人之所以表现为依附型人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交往特点决定的。马克思在谈到封建社会的农民时说:“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25)所谓与“自然”交换,即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雨水等交换,而不是与村外的其他人群交换和交往,他们甚至几乎看不到一个陌生的面孔。这种交往方式必然限制他们的眼界和头脑,因而必然表现为无个性的依附型人格。而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的交往方式则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人的交往范围空前扩大,人们的国内交往不但充分发展,而且如马克思所说会形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26)。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经济。其次,是交往的层面不断拓宽,因而交往的内容不断丰富。自然经济形态下,社会组织以宗法血缘和自然地域为纽带,所以人主要与自然交往;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则很不发展,如果进行交往,也主要不是经济活动、经济层面的交往,而是限制在伦理、政治层面上。但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人们除参与政治活动外,交往的层面还会扩展到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的,它本身就是指物质生活的交往方式。由于市民社会具有经济社会、公民社会、市俗社会、契约社会、自治社会等等特点,因而通过这一层面的交往,会使人们打破宗法血缘及地域等等的束缚,也会摆脱高度集中的传统政治束缚,从而必然会增强人们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和个性意识等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个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27)。
可见,由于市场经济会使人们的交往范围扩大,交往层面拓宽,交往内容不断丰富,从而就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为我国人格素质的提高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变革。如前所述,中国自近代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还没有形成并经历完整的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形态,因而,中国的人格从整体上说始终还没有彻底实现向现代人格的转型,这就必然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残存着旧的封建的传统观念。过去我们在建国后,特别是60年代,不讲反封建残余思想观念的问题,只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问题,改造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问题,所以强调“反修防修”、“斗私批修”,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复活、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敢于拨乱反正,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残余影响问题。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28)。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列举了下面一些封建残余观念和影响问题:1.宗法观念、等级观念;2.上下级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不平等现象;3.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4.专制主义作风;5.不承认科学和教育的极大重要性;6.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列举的封建残余观念和影响基本上与邓小平同志讲的一致,即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伙、男尊女卑等。上述这些旧的封建传统观念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彻底肃清,除还有其他一些复杂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形态方面的基础。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将会逐渐被彻底克服,从而使我国的人格素质获得提高。譬如宗法观念、拉帮结伙等等,它是适应封建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的一种传统观念,是与法制观念相对立的。自然经济实质上是伦理经济。人们对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血亲、宗法伦理关系和一定的道德规范,所以必然形成宗法观念。恩格斯曾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9)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法制经济,它内在地需要法律,依靠经济法制化,没有法制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所以,它不遵从伦理亲情和某些道德训诫等等,因而宗法观念必然会逐渐遭到破除。再如,上下级和干群关系在身份上不平等现象也即特权现象和与此相适应的不平等观念,以及专制作风,也必将在市场经济下被破除。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的经济、自由的经济。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0)。又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定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31)这里马克思肯定了市场经济是培植平等和自由观念的现实社会经济基础。再如,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这些问题也必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到解决,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必将逐渐增强起来。因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会从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方面明确而详尽地规定人们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应尽的各种义务,从而使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观念逐渐增强。与此相适应,人们也会在伦理道德方面树立起正确的贡献和索取、利己和利他的观念。再如,不承认科学和教育的极大重要性,这种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一定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它是与自然科学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32)。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生产者之所以鄙视自然科学和教育,除有文化精神、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即这一经济形态并不直接与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而没有对现代科学和教育的需要,看不到科学对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价值。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会看重科学和教育的价值;从而也会不断提高人们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再如,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一定会被彻底破除。因为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世界的经济,它使民族的隔离日益成为不可能,因而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逐渐会被人们抛弃。另外,市场经济又是一种竞争经济、个性的经济,经济活动主体在法制的范围内,可以自我选择、自由竞争、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这就会逐渐培植起人们的自由意识、自主意识、个性意识,使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得以更充分的实现,从而使人们的个性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的观念将会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而会使中国人获得许多新的现代的人格素质。
第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为人们个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33),就是说,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自由的即从事各种科学、艺术、社会交往以及个人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大大增多。自由时间的增多会为人格素质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因为它可以使人从片面分工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逐渐缩小甚至最后消失。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个性会得到自由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那时人们将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他指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正是由于人们拥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才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4)。马克思特别重视时间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5)。所以自由时间的增多对人格素质的丰富和提高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这已被许多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所证明了;并且也被近年来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所证明。由于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已实行每周五天工作日,这标志着我国人民自由时间已经比过去增多了,而且还将逐渐增多。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时间的增多预示着我国人格的素质将会不断地获得提高。
第五,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会从人的需要方面为人格素质的提高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前面我们在分析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曾指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最大限度地、最广泛地唤起人们的各种需要。但实际上市场经济与人的需要之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内在联系,这就是它不但能唤起人们的各种需要;而且还能靠它所创造的丰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而为人格素质的提高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美国当代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梯说,认为人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次的;而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又与人格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吃喝、睡眠、性欲等)、安全需要(住宅、工作场地等)、归属需要(也叫爱与交往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前两个层次属于低层次的物质方面的需要,后三个层次属于较高层次或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要。但只有低层次的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才能依次产生出高层次的需要,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这里有以下几个关节点:第一,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是产生高层次需要的基础。“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爱和尊重(而不仅仅是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公仆等等。”(36)第二,“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37)第三,“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38),即追求高级需要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第四,“剥夺高级需要不象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39)第五,“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40)马斯洛的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譬如,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所以表现为一种依附型人格,没有独立的个性,就是由于他们的物质非常匮乏,为吃、穿、住等基本需要而奔波劳顿,因而不可能去追求高级需要的满足,即不可能追求尊重、自我实现等等,因而也就不会表现出真实的个性,不会去追求个人特质的发展。据有的学者研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所以中国传统人格的需要层次一般都停留在较低层次的安全需要、甚至最低层的生理需要上;从精神需要方面说,则至多停留在归属需要的层次上,而不能向尊重、自我实现的层次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民众盼好皇帝、盼清官等等就不奇怪了。甚至在宗教方面,也从满足安全、生理等需要层次上去信奉多神教,表现出强烈的实用理性倾向。由于中国传统人格物质匮乏,需要层次不能向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层次发展,所以从人格上讲就缺少提出关于个人、个性、自我等理论的心理机制,当然也就不会创造出相应的概念和范畴。金克木说:“‘人格’、‘人道’,中国没有相应的传统词,只好新造或用旧词改新义。”(41)西方中世纪也是这样,当时人们也只是追求归属需要,停留在对上帝的崇拜和皈依上,这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表现得非常典型。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否定神权,肯定人的价值,并提出人权、人道、个性、自我等等。这里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形态和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所以马克思说,在商品经济形态下,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里的“多方面的需求”,就是既指低层次需要,又包括高层次需要,即包括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所以列宁也说商品经济“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42)。可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基础的丰厚,人们将从需要方面不断向高层次发展,追求高层次的满足,这就必然会使我国的人格素质不断地获得提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0页;第44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
⑧“认认自己”是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神殿大门上所写的一句箴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8页注84。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12)《新青年》第1卷第5号。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15)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序言,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16)《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89。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页。
(36)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4页。
(37)《自我实现的人》第165页。
(38)《自我实现的人》第165页。
(39)《自我实现的人》第161页。
(40)《自我实现的人》第164页。
(41)金克木:《文化三型·中国四学》,载《读书》1987年第1期。
(42)《列宁全集》第1卷,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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