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动力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动力论文,社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1999 ）04－0001－（06）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某个单一的要素，而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通读《邓小平文选》，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强调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性质，强调了社会动力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是在新的形势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邓小平同志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他认为，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因此他特别反对个人崇拜现象，认为这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虽然他带领全国人民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社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他反对突出自己。他曾对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提出这样的意见：“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决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2]
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那么在决策中就要贯彻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同志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3] 他认为，党要发挥好对群众的领导作用，只有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因此，“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4]。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5]邓小平理论，贯穿了一根红线，那就是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早在1978年12月他就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6] 事情正像邓小平同志所预料的那样，农民在其主体地位得到肯定之后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7]所以邓小平同志热情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他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8]
二、重视物质文化需要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作用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不是无目的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9] 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们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动机和目的。离开了需要，就不能说明人何以劳动、创造，生产力为什么发展，社会为什么前进。需要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处于最深层次。
在物质文化需要中，人们首先追求的是物质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就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资料，得到一定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的多少，是衡量物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和得到满足的程度。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忽视甚至否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要，离开物质需求，空谈精神享受，就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他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在于它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对于历史发展的驱动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2]。回顾我国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邓小平同志感到非常痛心。他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3]停滞和徘徊的重要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干扰，忽视对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没有使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活力。所以邓小平非常重视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他认为，要激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就必须创造条件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有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激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才能给社会发展以有力的推动。他说：“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这样“可以刺激大家努力向上”。“发展经济工人要增加收入，这样反过来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农业也是一样，增加农民收入，反过来也会刺激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14]。相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5]。
物质利益需要是驱动人们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内在力量，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动力问题的一个基本思想。但他并不认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就一定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应该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他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16]“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到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17]。
在强调物质利益需要对于社会发展驱动作用的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充分肯定精神动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一样，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人和一般动物之间的重要区别。作为人的需要的两个方面，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相互储存相互渗透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精神需要不能为物质利益所代替。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有了思想，在人的头脑中就存在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所以精神需要虽然以物质需要为基础，但又高出于物质需要。无视精神需要的满足，过分强调物质需要的作用，必然导致享乐主义的泛滥。邓小平重视人民对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不懈追求，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8]。“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9]。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每个人都应当有远大的理想，精神上的追求。他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发扬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等一系列革命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20]。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必须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1]
三、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生产活动是首要的基本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就是生产发展史，是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力一方面受社会主体物质文化需要的驱动，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而在另一方面它直接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首先强调了经济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认为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指出：“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教育的发展。”[22]他在谈到社会治安问题时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23]但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社会有机体是由生产力结构、经济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结构几个层次构成的。在这几个层次中，生产力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结构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也就没有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繁荣，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集中地表现在它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式。邓小平也非常重视这一基本原理。他认为，无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分配形式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所有制形式这方面说，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变过去单一的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城乡的经济结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采取多种经济形式，允许部分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开办“三资”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作出的重大决策。生产力的落后水平和不平衡状况，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容纳我国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4]。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必将使生产关系的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化。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时说：“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25]在分配方式上，邓小平认为具体的分配方式一定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没有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就没有高层次的分配方式。邓小平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反动观点，指出：“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26]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几十年的建设岁月里，之所以常常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忽视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的决定意义，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总想尽快地过渡到先进的生产关系，一个劲地追求“一大二公”，损害群众对于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教训时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27]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28]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邓小平同志要确立合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配形式的基本思想，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鉴于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邓小平提出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革命的观点。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9]为此，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以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他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0]根据我国生产力多层次和总体水平比较低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他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1]因此，他十分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32]鉴于发展生产力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到政治高度，强调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为此，他认为党的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一定要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33]，离开四个现代化建设，“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34]。
四、明确提出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所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生产力。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无条件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与生产力紧密相关的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为了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体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进行调节是极为重要的。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调节是由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也会从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进行社会调节，通过这种调节，缓和社会基本矛盾，缓和阶级冲突。然而当社会调节功能发生障碍，即当统治阶级完全失去社会调节能力，已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时候，社会主体为了解放生产力就会彻底推翻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政治制度，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调节机制。这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革命阶级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阶级不得不运用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的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调节问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除了基本适合外，也还存在着矛盾。虽然这些矛盾只是体制上的问题，但处理不当，仍可能削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基本上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也与生产力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体制上。我国建国初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有严重的缺陷，如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政企不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权力过分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忽视社会调节的必要性，以至具体体制上的弊端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35]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改革是社会调节的重要形式，只有改革，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6]。但是改革不是直接作用于生产力，而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环境，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37]。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清除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38]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9]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量。
收稿日期：199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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