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通货膨胀和农产品价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农产品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制度论文,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是其首要的、也是最为紧迫的战略目标。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成熟的制度基础。因此，制度变革就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以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推动制度变革。在这种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发生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单纯套用西方学者在其成熟的经济制度下分析概括的需求拉动型、需求移动型、成本推动型和滞胀型通货膨胀来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必然缺乏现实的充分支持。同样，单纯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概括为“发展膨胀型”似乎也有片面之处，因为这种概括忽略了制度变革对通货膨胀的深刻影响。
我们认为，在中国进行经济制度变革和追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最重要的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通货膨胀问题：
1、近年来中国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是整个经济失去均衡后的危机形势的集中表现，还是反映了中国在其艰巨的制度转型时期，整个经济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强制性均衡中逐步地、渐进式地解放出来，并在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寻找性质不严厉的控制措施。如果是后者，那么价格的持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政策目标的基点只能是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2、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是否同时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处于体制转轨和经济起飞的大背景之下，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伴随通货膨胀现象就是必然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当然，过度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安定和普遍的信用危机，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
3、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否应当视为暴露了经济结构的内在深层次矛盾？如果这一基本判断成立，那么单纯注重控制物价显然就是治表而不治本的短视性政策选择，必然付出降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巨大代价。正确的选择就应当是，在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强化农业、能源、交通等瓶颈性产业部门的发展，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良性的经济增长，进而有效解决通货膨胀矛盾。
二、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判断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短缺经济，经济的均衡是以低价收购和计划分配来实现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均衡。其结果是在经济运行中逐年累积起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我国前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进行生产组织制度的创新，基本上未触及流通体制和价格体系，因此，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未充分释放出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各种商品开始从计划管制中解放出来，全面进入市场，市场机制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商品价格由于逐步转为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决定，从而必然在原有行政性强制低价的基础上呈现上升势头，直至上升到新的均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多年积累的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逐步转化为公开的通货膨胀。从1993年以来，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烈度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年来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出现。
上述结论并不是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全部判断。分析和事实表明，中国持续的通货膨胀还可部分归因于中国在进行制度变革的同时，实施的是加速推进工业化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必然产生基本上处于扩张状态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压力。这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更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的刚性运作方式和地方政府强烈的经济扩张冲动而得到强化。政策选择面临的矛盾和左右为难充分说明了我们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上的两难处境：既要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又要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在现有的财政金融体制之下，我们所选择和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事实上很难实现这一矛盾的双重目标。
从根本上看，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基本战略目标客观地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把通货收缩作为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产业结构的矛盾还比较尖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完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选择的政策目标只能是如何在适度的通货膨胀之下实现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三、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
对于近年来持续的通货膨胀，许多学者和决策者都将其主要成因归结为农产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升。这种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前一时期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大大超过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但是，将一种在通货膨胀的链条中看来影响较大的产业归罪为通货膨胀的“祸首”，是缺乏逻辑依据的。影响较大与主要成因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尤其是在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这一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的经济现象时，更应力求避免结论的简单化和绝对化。
正如前述，我国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分析，部分源于我国经济制度的转型引发的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这种物价水平的上升所客观反映的是对严重不合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管制性价格体系的突破，是经济运行过程在市场机制下寻求新的均衡点。由于商品价格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普遍提高，通货膨胀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在构造新体制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均衡的客观需求，与西方成熟经济制度下出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有着本质的区别和截然不同的成因。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这种通货膨胀既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它就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而且，上面的分析只能说明我国近年来20%的通货膨胀水平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要由我国多年来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扩张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说明。近年来，我国货币投入量年均增长超过30%，货币的过量投入，不仅带来了投资失控矛盾的激化，而且引起了消费需求急剧扩大，这就从两个方面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无法准确判断由两种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究竟在通货膨胀总水平中各占多大的比重，但是我国近年来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表明，由需求扩张推动的通货膨胀应当占有较大的比重，中央银行对通过紧缩银根来抑制通货膨胀的高度重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国持续的通货膨胀源于制度变革和多年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因此就自然否定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的说法。事实上，通货膨胀的产生往往都有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很难简单地归因于某一产业部门的某种产品价格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般来说总是与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发展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发生则还与制度结构的变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必须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的问题。
农产品价格在1993年、1994年持续大幅上升的基础上，1995年又创新高。1995年5月，郑州粮油价格比1994年同期上涨45%，当年1～5月，郑州浪油批发市场50公斤小麦的平均成交批发价格从79元上升到95元，玉米从78元上升到85元。据对部分大中城市的监测，1995年6月下旬大米和面粉零售平均价格达到每50公斤139元，比年初的128元上升8.6%。大量资料表明，农产品价格在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过程中的确表现出了以更快速度攀升的势头。但是否能由此得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牵动了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的结论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升不仅不是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起因，而且它本身也是由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升实际上只是传导通货膨胀的链条中的一环，只不过新一轮通货膨胀在农产品价格上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农产品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是受计划控制最为严格的产品，其计划收购价格和计划分配价格被压得非常之低。1992年全国各地相继对粮油销售体制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由此导致了粮油产品及其相关农产品价格迅速上升。从这一角度分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真正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矛盾激化，而是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全面加速。在此背景下，农产品价格上升就应当视为对传统计划经济强制性低价政策的根本否定，是对农民长期为我国经济发展所作的利益贡献的一种补偿。就本质而言，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农产品价格在很低的基础上的较大幅度上升，是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其实现新的供求平衡的必然反映，因而从总体上看，农产品价格上升到较高水平是完全合理的，只要这种上升不致于带来严重的供求失衡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有效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应当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基本目标。同时，在农业资源约束严峻的现实国情下，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对有效配置农业资源，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从而扩大农产品供给，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旺盛的投资需求导致了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为了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我国从80年代以来基本上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产生了长期性通货膨胀压力。其间虽有调整，但1992年以来，信用再度膨胀，投资规模又一次急剧扩大。1992年的投资规模比1991年增长42.4%，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50%。投资需求的扩大，带来了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大，从而从需求上拉动了农产品价格的攀升。更重要的是，投资需求的膨胀还直接从成本上推动了农产品的上升。这是因为，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首先导致原材料因供给低于需求增长而价格上升，进而拉动工业品价格相应大幅度上涨。这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95年一季度，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柴油的价格比上年同期普遍上涨30%左右，大大超过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并且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利益的中间流失十分严重，使农民即使在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获益甚微甚至得不偿失。由于成本增加过大，农产品比较利益偏低的状况并不能有效改变。农民生产积极性仍受到严重的抑制。
因此，从成本推动的角度分析，结论是相同的，不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引发了通货膨胀，而是通货膨胀推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四、通货膨胀下的农业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实质而言，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是我国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目标而长期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这里的核心问题应当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通货膨胀在拉动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同时，对农业发展本身形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是有效地促进农业的增长过程，还是形成了新的障碍因素？
对一个具体的产业部门来说，通货膨胀对其发展的影响主要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关键取决于政府的目标选择和政策取向。我国现实表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过程中偏重城市和工业的趋向仍然十分严重。农业实质上始终处于十分次要的位置，在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上，仍然处于被过度挤压的窘境，通过信用膨胀形成的投资绝大多数被用于城市和工业建设，较少用于农业发展。虽然信用膨胀所产生的旺盛的需求也推动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但其上涨幅度远低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幅度，从而使农业比较利益低的状况依然如旧。结果是严重短缺的生产要素大量从农业流向城市和工业，农业自身的发展条件不可避免地趋于恶化。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农业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一降再降，已跌至历史的最低点，导致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变举步维艰，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进展迟缓，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度低落，农产品供给增长乏力。1985～199年，我国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为3.4∶1，1993年扩大到5.3∶1。1994年与1993年相比，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由2.53∶1扩大到2.63∶1。
显而易见，由于在目标选择和政策取向方面存在重大偏差，新一轮通货膨胀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长期以来对农业发展的歧视性政策，我国农业将有可能在近期内再度出现因供求失衡而产生的危机形势，对此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条件下产生的通货膨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由于导致通货膨胀的成因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采取单一措施化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政策取向上，应当坚持在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合理抑制通货膨胀的基本策略，把深化体制改革，强化结构调整，促进供给增长，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着力点。为此，必须充分重视通过政策调整消除当前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在适度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确保农业能够与其他产业部门保持均衡增长，为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性支撑。
1、合理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过程是难以为继的，最终将走向困境之中。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加剧，农业基础的脆弱已到了难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危险境地。因此，当务之急是重点从投资上真正实行对农业的倾斜，以政策保护为手段控制农业部门经济资源的过度流失，逐步实现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
2、继续坚持适度紧缩银根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既然是通货膨胀引发了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升，那么抑制过度通货膨胀就只能首先从合理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入手。确切地说，就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有效约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扩张，在此基础上实现把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控制下来的目标。如果单纯从压低农产品价格入手来抑制通货膨胀，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必然人为破坏我国农业的市场化进程，恶化农产品的供给形势，通货膨胀不但得不到有效控制，反而可能进一步有所发展。
3、进一步加大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度。当前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对我国农业发展造成了相对更大的危害，基本原因就在于农业是我国市场化进程起步最早但进展最为迟缓的产业部门，新旧体制的剧烈碰撞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各种问题和矛盾。因此，应当全面强化农业经济体制特别是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力度，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农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决不能因为出现农产品供给的结构矛盾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就重新启用行政干预和地区封锁的传统手段，从而全面向旧体制复归，对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推动带来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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