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生于20世纪末期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原因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包括外部影响、内在因素、时代背景和思想条件等。一、外部影响：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启迪
市场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现代化的潮流，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自由放任形式、国家干预形式演变成为市场与政府并重的现代形式，并显示出了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势。这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伟大创举的发生提供了外部影响。
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是政府远离市场，对经济活动不加以具体的、直接的干预，社会生产完全仰仗市场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这种经济体制很快显示出了优势，并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奇迹。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凭借这一新的经济体制，“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但这种经济体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市场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盲目性，其过度的无序竞争导致了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给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极大阻碍，以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大灾难之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中，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终于走到了尽头。从30年代初开始，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为依据，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相继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不再远离而是积极地介入经济活动，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计划来约束和指导经济的运行，并通过建立各种社会保障体系来改革分配制度和缩小贫富差距，即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再加一只“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生产活动，以保证经济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这种以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体制，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曾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1929～1933年的大危机，而且创造了二战后50、60年代的普遍繁荣。然而，从“需求管理”到“经济计划”，从“产权国有化”到“福利制度”，国家干预远远超出了仅限于纠正市场“缺陷”的范围，政府成为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主宰。结果又导致了西方国家于70年代普遍染上了“滞胀病”。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政府失灵”的惊呼声中，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体制也终于破产。
在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磨难之后，西方国家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为本、二元机制，即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与政府两种调节机制有机结合和并重，政府既不脱离市场，又不凌驾于其上。由于这种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调节机制的优点的结合，因而成为人类社会迄今最具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也因而使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很快成为席卷全球的大潮，无论何种文化传统、何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了共识，并使其依据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地理环境、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样化形式特点，如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及东亚模式等等。而且，凡是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或者采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都显示出或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中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并开始谋求加速经济发展。这恰逢市场经济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时期。市场经济现代化大潮及其取得的成功不能不对中国经济建设形成强大的影响。人们认识到，中国可以通过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取得成功。
二、内在因素：社会主义经济的危机与困惑
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的是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效率日益低下，致使7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困惑，各国被迫反思历史、寻求出路，并在必须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这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伟大创举发生的内在因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作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对立物出现的。它以政府主导、集中决策、统编计划、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安排生产和实现资源配置为其基本特征。在其建立的初期，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确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在1929 ～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的经济持续下降，而苏联却保持稳定的发展和增长，为日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苏联于50年代初的经济实力达到世界第二位，成为唯一能同美国抗衡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强国。后起的社会主义各国，也都凭借计划经济体制于50、60年代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成就。计划经济体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克服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矛盾和“市场失灵”现象；它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同这些国家旧的经济体制比起来有明显的优势，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符合客观实际需要，效果也因而较为显著。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和排斥市场，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给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极大的束缚。例如，第一，产权统一国有化，资源由政府统一配给，从制度上限制了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使经济高效运行的前提丧失。第二，经济主体的经营利润、新增产值全部集中于国家，再统一调拨和分配，造成经营成果与经营者自身利益脱钩，从而使经营者丧失了生产积极性。第三，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政府，不仅导致权力滥用、腐败滋生、决策失误，也因企业没有自主权，而使经济健康发展丧失了有效的保障和活力。第四，信息形成的非市场渠道和统一控制，从制度上破坏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经济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等等。这种效率低下、商品短缺的现象不是存在于个别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各国的通病，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严重，以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普遍的严重危机与困惑。
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寻求出路，并逐渐于70、80年代形成了改革的共识，普遍开始了以变革经济体制为目标、并以引入和发展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我完善和发展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重新振兴的历史契机和正确途径。遗憾的是，由于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向、目标、方式和步骤等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中国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把握得好，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的改革指导思想，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且改革的方式、步骤都比较稳妥，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显然，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危机与困惑的内在压力，就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就不会发生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三、时代背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潮流
70年代末期以后，各国积极地参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依据国际市场的惯例和要求对本国生产关系、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等进行调整，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伟大创举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战后，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大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断提高。从国际分工上看，除了传统的垂直分工继续发展外，水平分工也开始展开。从国际贸易上看，不仅贸易的数额急剧增加，而且贸易的内容和形式也大为丰富，除了传统的商品贸易外，技术贸易、劳务贸易等有了长足的增长，多边贸易、对等贸易形式也迅速发展。从国际资金流动上看，范围和速度都急剧扩大，国际金融联系更加紧密。同二战前相比，世界各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不同，也不论其发展程度有多大差异，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都大为加强，其经济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影响，致使各国之间通过设立某种机构在经济方面打破国界、实行程度不同的合作与调节，即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
自70年代开始，随着科技革命的继续深化和微电脑、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资本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金融的国际化、生产与销售的国际化等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竞争的激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代世界也成为了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个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开世界而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其国民经济的成败盛衰，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能否广泛地吸引和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显然，更加积极地将本国经济纳入到世界经济整体之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各国提出的客观要求。正是适应这一要求，从70年代末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经济改革的高潮，各种制度、各种类型、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都纷纷对自己的生产关系、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等进行调整，以谋求本国经济的更快发展，并在日趋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以减少政府管制、企业“非国有化”、削减政府开支、紧缩银根、刺激中小企业发展等为主要内容的调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开展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同时，改变了不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政策和方法，积极引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方法。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开始了对发展模式和道路的新探索，谋求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新路子，建立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必然也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现实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竞争，才有可能争取和利用更多的外资、技术和人才，才有可能比较迅速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要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就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进行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而经济改革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即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真正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趋势和潮流，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也紧紧地抓住了机遇，做出了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决定。所以，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伟大创举的发生，又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
四、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断地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尤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上，彻底突破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伟大创举发生的思想条件。
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或者说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但都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因而也不可能真正触动经济体制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得以实事求是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得以开始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再从本本出发来探索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因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也终于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这块坚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伟大变革。尤其是邓小平同志作为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和典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经济体制问题的突破上，也是他发挥了先导作用。他以“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思考的出发点，于1979年最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36页。） 随后， 他又提出了一系列高明的构想。1985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1987年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1990年底和1991年初他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认为“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67页。）1992年初他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3页。）在邓小平同志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只有进行经济体制的变革才能走出经济发展的困境，而且认识不断深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强调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终于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方向，又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新时代。
无疑，始于70年代末并不断深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伟大创举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离开了这个关键，即使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陷入危机和困惑、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大趋势和潮流，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伟大创举的发生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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