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残部在滇缅边境的活动及第一次撤退台湾始末（1950-195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残部论文,始末论文,台湾论文,边境论文,国民党军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放西南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几无还手之力。12月9日夜，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并扣留了当时驻扎在云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等人。这两支部队随即向昆明进攻，卢汉的地方部队一时难以招架。12月16日，卢汉急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请求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加速推进以解昆明之围。①刘伯承、邓小平立刻命令贵州境内的五兵团十七军一部驰援昆明。②此时，卢汉为应付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的进攻，先后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这两支部队也在其后放弃进攻昆明的计划，转向滇南撤退。当他们撤退到滇南的蒙自一带后，1月5日蒋介石派飞机将李弥、余程万、汤尧(国民党陆军参谋长，刚刚被蒋提升为陆军副总司令)接到台北面授机宜，1月8日下令将第二十六军空运至海南岛整训。1月14日，顾祝同与李弥、汤尧自台北飞回蒙自，次日顾祝同又与李弥飞往西康去会见困守在那里的胡宗南。③
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在广西境内的二野四兵团入滇作战，25日中央军委又决定驻百色地区的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三十八军主力归四兵团指挥，参加滇南战役。27日，三十八军奉命从百色向滇南挺进。四兵团在陈赓的指挥下连续急行军，首先占领河口，封锁中越边境，1月16日占领蒙自机场。第八军企图越过元江，向滇缅边境溃逃，但主力在元江北岸被歼，侥幸越过元江的一部也几乎全部被歼，仅少数得以逃入缅甸境内。④来不及空运去台湾的第二十六军一部被歼，一部约5 000人逃入越南，⑤其余少量逃入缅甸。逃入缅甸的为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及第八军二三七师七○九团，这两支部队于1950年2月下旬先后抵达孟捧(Mong Pong)，共1 400余人。后来，二战期间赴缅远征军中复员并留在滇南的约800人也加入其中，联合组成“复兴部队”，并与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⑥
二、国军残部袭扰云南
1949年12月15日，李弥随顾祝同飞往西康会见胡宗南后，拟次日返回蒙自，但发现蒙自机场已易手，只得经停海南后飞往台湾。之后当他得知国军残部已在缅北立足，便向台湾当局请缨，赴缅收容部队。⑦1950年4月他辗转到达曼谷，并与国军残部取得了联系。经李弥争取，1950年5月起国军残部每月可自台湾获得10万泰铢(7月起增加为20万泰铢)的军饷。⑧在此过程中国军残部得以休整，战斗力有所恢复。
与此同时，缅甸政府开始注意到国军残部的活动，在劝说其缴械投降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开始武力围剿。1950年6月间，缅甸政府扣留了国军残部派往景栋(Keng Tung)的联络代表丁作韶，并继以陆空军精锐，向大其力(Tachileik)附近的国军残部进攻，但被击退。⑨在军事围剿失败后，缅甸政府开始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国军残部离开缅甸。缅甸政府与台湾当局并无“外交关系”(1950年6月8日缅甸与中国建交)，因此通过美国向台北施加压力。7月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约见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请台湾当局命令缅北的国军残部向缅政府缴械，⑩但美方的请求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正面回应。7月28日，在缅甸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国务院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名义向顾维钧重申撤军的要求。在国务院看来，缅北的国军残部军事价值不大，其存在反而有利于共产阵营的宣传。另外，缅政府军需花费很大精力对付国军残部，因此不能全力对付境内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克伦族反叛武装。如此下去，缅甸内部的政治安定将受到威胁。而对美国来讲，缅甸的安定又关乎整个东南亚的安全。与此同时，缅政府决定在7月29日向联合国控诉国军残部入侵缅甸的问题。(11)8月初，缅政府决定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的时间推迟到8月15日。在此期间，台湾当局命令缅北的国军残部进入云南从事游击活动。这样既不用向缅甸缴械，也不让美国为难，可谓两全其美。(12)缅甸总理吴努(U Nu，or Thakin Nu)和政府军参谋长奈温(Ne Win)对此安排均表示满意，决定不再向联合国提出控诉。(13)8月23日，国军残部在得到补给后，撤离驻地大其力，次日缅政府军进驻，(14)国军残部与缅甸政府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
就在国军残部与缅政府军在大其力鏖战之际，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成功实施仁川登陆，一举扭转战局，击溃人民军主力并跨过三八线。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15)此后，志愿军出其不意取得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将战线重新推到三八线附近。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一方面希望赢得朝鲜战争，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其扩大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因此利用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兵力成为他们的一个选项。1950年9月，美国海军少将厄斯金(Graves B.Erskine)率领“东南亚军援顾问团”访问泰国期间，与李弥3次会谈。李弥希望得到美方补给以反攻大陆，厄斯金强调在国军残部进入中国境内后可对其进行空投补给。(16)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根据厄斯金的建议，于11月5日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白纸方案”(Operation Paper)，即支援缅北的国军残部进攻中国，以牵制中国兵力，缓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压力，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一方案。(17)1951年2月起，中情局开始通过曼谷情报站，在泰国政府的协助下将武器装备交给国军残部，同时中情局也协助台“国防部”将一批武器装备送交国军残部。(18)
后来当美国政府为了迫使国军残部撤出缅甸而向台湾当局施压之时，李弥在对美国表示不满的同时，也透露了中情局的援助和他们进攻云南的实情，“1951年3月美方为刺激匪方促成南北韩和谈，给以本部队不适用之机关枪200挺(装甲车上用的)六零炮12门，卡宾枪150支15W无线电4部82、60、79、30、45卡宾枪各种口径弹药各一部(数目待查)，要本部队作螳臂挡车式之进攻云南，并派干部两员随行监视(美国人)，本部队官兵以反攻有责，当即不问一切攻复沧源，在该地美方又空投三零步枪875支(每支附弹40发)卡宾枪2000支(每支附弹50发)，7月本部以众寡悬殊伤亡甚大，迫不得已即转移至滇缅边境，整补训练，待机再举，此后该方即烦言啧啧，并即停止补给装备。同年9月，该方月给经费美金75000元(按泰币市价折付，收支实情均已呈报)接济本部队，迭嘱潜伏待机，本部队明知其为玩弄而豢养，但只好听其安排。1952年4月美方迫于中苏匪帮与缅甸之威胁，立即停止上项经费援助。”(19)如李弥所言，中情局对国军残部的援助力度并不大，国军残部对云南的进攻也应该是螳臂当车之举。他们的主力曾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在缅北招募的人马多为散兵游勇，战斗力有限。不过他们进攻云南，更多地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和美国证明他们的价值，争取更多的援助以立足于缅甸。
当然，从现有的资料还不能完全了解国军残部对云南的进攻在多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军队。据《人民日报》报道，1951年5月下旬，国军残部曾进犯滇南的耿马、双江、沧源地区，被击退后同年7月又窜犯孟马、孟连、孟董等地。(20)1951年底中国政府又宣称“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政府”相勾结，增援缅北的“国民党残匪”，“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的扰乱活动”。《纽约时报》注意到了中国方面的这种警惕性宣传。(21)1952年1月3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22)当时朝鲜战局已处于胶着状态，中方此举显然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三、美台初步交涉
1951年7月国军残部自云南退入缅甸后，缅甸再次要求美国敦促台湾当局命令他们撤出缅甸。美国驻缅大使凯伊(David M.Key)认为，国军残部在缅军事活动造成以下3点危害：(1)在缅政府看来，这增加了招致中国军队以清剿国军残部为名进入缅境的危险；(2)这分散了缅政府对付国内共产党游击队和其他反政府武装的精力；(3)这增加了缅政府对美国的猜疑。(23)由于泰国是国军残部获得补给的必由之路，缅甸方面在要求国军残部撤出的同时，也要求泰国停止协助他们获得武器。9月24日，缅外长向美大使提出4点建议：(1)希望美劝说台湾当局命令李弥及其随从回台并不再返缅；(2)劝诱台北再次命令国军残部离开缅甸或向缅政府缴械接受收容；(3)请美国与英国方面一同敦促泰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武器走私；(4)如果确如缅政府推测，向国军残部空投武器的飞机在泰国某机场加油一事属实，请美国与英国方面共同敦促泰政府终止此类活动。(24)随后美国按照缅甸的要求，向台湾方面提出上述第1条和第2条要求，但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25)同时，美英使馆联合向泰国提交备忘录，敦促泰政府阻止武器从泰国领土流入缅北的国军残部手中。但泰国称，不但美国人参与此事，而且这些武器也是美制的。(26)不难理解，在中情局秘密援助国军残部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和泰国政府怎么可能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请求呢？
国军残部进攻云南的失败，使美国当局认清了他们在牵制中国兵力上的价值不大。并且，朝鲜战局已进入停战谈判阶段，美国也不再需要借助他们了。这时美国政府主要是从其对缅政策出发考虑如何处置国军残部，其对缅政策旨在稳定缅甸局势，确保缅甸政府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27)1952年10月底，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利森(John M.Allison)在访台期间要求蒋介石撤退缅北的国军残部，蒋不但强烈反对，还要求美国援助他们。(28)1953年1月30日，国务院要求“代办”兰金(Karl Rankin，又译蓝钦)面见蒋介石，劝蒋同意美国提出的自缅北撤退国军残部的计划，(29)但直到2月21日兰金才得以在高雄拜会蒋介石。蒋表示不能命令国军残部自缅北撤出，将在见到李弥之后才能具体答复美方。(30)
李弥回台后，2月26日上书蒋介石，坚决反对撤退，其理由如下：(1)所部多非正规军，无法强迫他们撤退；(2)撤军影响台湾岛内的反共士气；(3)没有美援，国军残部仍然可以生存；(4)国军残部已取得若干战果，如果撤军将前功尽弃。李弥认为，该部“牵制当面滇省匪二野陈赓兵团13、14、15三个军，直接警卫缅甸，间接屏障暹罗。”(5)美国政府“一面宣布解除中立台湾政策以鼓励我政府反攻大陆，一面则又迫使本部队缴械撤离运回台湾，此种专为美国人眼前利益打算之建议，实无考虑之必要。”(6)缅政府众叛亲离，只是为了讨好“中共”而企图武力驱逐国军残部。最后，李弥还不惜以辞职相要挟。(31)李弥是云南腾冲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32)对他来讲，缅北的国军残部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后的资本，岂可轻易放弃？如果撤军回台，他就会丧失兵权，只能做一个空头将军。而在滇缅边境，他进可以窥伺滇南，退可以纵横缅北。更何况滇南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抗日战争中他所在的第八军大批将士为国捐躯之地。(33)不久之后，李弥夫人龙慧娱(根据书信的内容分析，当时她很可能在泰国)上书宋美龄，反对撤退。与李弥相比，她对国军残部的作用描绘得更夸张，“本部守备寮国北亘湄公河以迄八暮密支那滇缅边境，直接警戒缅甸，间接屏障泰马，使中缅马共匪无法呵成一气，并牵制滇匪陈赓兵团13、14、15三个军另16、50军边防9个团、援越志愿军两个纵队，计约2万以上兵力。”她希望“夫人俯念本部队革命力量缔造之艰难，恩赐培育，俾能为国生存致力反共上报。”(34)蒋介石在对美“外交”中相当倚重英文流利的夫人宋美龄，(35)因此龙慧娱游说宋美龄，试图影响台湾当局的决策。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无法了解蒋介石、宋美龄如何看待李弥夫妇的书信。但从后来的结果看，李弥夫妇的请求并不能左右台湾当局的决策。
3月3日，李弥在与兰金的会谈中表示，国军残部志在重返大陆，无意来台，他也无法命令他们来台。(36)美国国务院对此非常不满，因而训令兰金，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命令国军残部停止对缅军的进攻，然后使之撤退回台并停止对他们的补给。经过讨价还价，台湾当局原则上接受了撤军的要求，但反复强调“无法完全掌控这支军队”，并要求撤军只能在缅政府军停止进攻的前提下进行。(37)
如上所述，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压，主要出于稳定缅甸局势的考虑，但当时缅甸政府向美国施加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鉴于国军残部在缅北日渐壮大，严重侵犯了缅甸的领土和主权，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缅政府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再次提出向联合国控诉的问题。反对党缅甸工农党(BWPP)1月30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国军残部侵犯缅甸领土，掠夺缅甸资源，奴役缅甸人民，把缅甸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缅甸必须寻求全世界的帮助与之对抗。3月2日，缅总理吴努在议会发表声明，决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国军残部对缅甸领土的侵犯。3月5日，在议会下院的讨论中，缅甸工农党再度发难，谴责政府，称联合国不过是美国的工具而已。(38)
在国内反对党的压力下，缅政府于3月17日通知美方，鉴于国军残部侵犯缅北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决定自6月30日起停止接受美援。(39)3月26日，缅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安理会宣布国军残部侵犯缅甸领土主权、危害国际和平的行径为非法；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停止这种侵略行为；要求相关各方尊重缅甸的主权和政治独立，遵守联合国宪章。(40)当日，英文报纸《缅甸时报》发表题为《国军残部问题中的美国因素》的社论，指出国军残部的壮大一定是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援下进行的，只有台湾当局尽早撤走这些部队，美缅关系才能改善。(41)缅甸的立场在国际上赢得了同情和支持。3月2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与吴努会晤后，表示完全支持缅甸政府的立场，即国军残部应立即撤出缅甸或向缅政府军缴械接受收容。(42)4月23日，联大通过707号决议，谴责外国军队对缅甸领土主权的侵犯，要求其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收容或立即离开缅甸领土，呼吁所有国家尊重缅甸的领土主权和独立，建议目前的谈判继续进行，要求所有的国家协助这些军队和平撤离缅甸而不要支援他们。(43)联合国决议没有点名谴责台湾当局，表明当时美台在联合国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也为以后的撤军谈判留下回旋空间。缅政府在向联合国控诉的同时，也通过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和泰国政府进行谈判，谋求国军残部的撤退，并且也没有停止对国军残部进行武力围剿的行动。如果到下一次大会召开的9月，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缅政府将以更强硬的姿态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要求联合国制裁台湾当局。(44)缅甸政府不能凭借自己的军队驱逐或者消灭入侵其领土的国军残部，在国内国际都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实为无奈之举。如缅代理外长所言，联大决议和国际同情只是向相关各方施加了一定的压力，缅、美、泰、台四方的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四、撤军谈判
4月25日，美国建议由美、泰两国代表为中介，组成缅、美、泰、台四“国”联合军事委员会研究撤军的具体问题，国军残部也要派代表参加。(45)很快，台湾当局任命衣复得上校为代表赴曼谷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谈判，但决定国军残部不必派代表参加。(46)缅甸虽然决定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但以与台湾当局没有外交关系为由，不与其代表直接谈判。(47)4月29日，泰国内阁通过决议：以完全解除武装为条件允许国军残部通过泰国领土撤往台湾。(48)5月22日，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曼谷召开第一次会议，选美国代表帕尔默(Raymond D.Palmer)中校为会议主席。(49)美国方面首先提出协议草案，划定孟萨(Monghsat)为安全集结区，在孟萨与泰缅边境的美赛(Mae Sai)间设定安全走廊，国军残部在一定的停火日期内进入集结区，经泰国撤退到台湾，联合军事委员会将于6月5日至孟萨视察，缅泰两国表示赞同。(50)而台湾当局则暗中拟定了“天案”，在撤出一部分兵力的同时，试图使国军残部主力编入克伦族反政府游击队，以继续留在缅甸境内。因此，台湾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在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周旋以拖延时间。而以李弥为首的国军残部将领们则不愿编入克伦族武装内，私下搁置“天案”，希望成立“东南亚人民反共联军”。(51)不久，他拟定了一份《云南省反共救国军撤离留缅来台部队腹案》，上呈台湾当局，主张“为适应当前国际局势，减少政府外交困难”，表面上分3批主要撤退“堪以深造暨作战有功官兵”和前方无法医治的受伤官兵及一部分眷属。上缴的武器应为损坏待修和俘获品。实际上，李弥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与缅方有关系之华侨，或同情于我之美泰人士，绝对秘密向缅方探讨，由我方保证克蒙两族[缅甸的两个少数民族克伦族、孟族，均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与缅当局合作，以取得缅方谅解，为本军之有利目的。本军在缅方与克蒙两族秘密合作之情况下，划定缅东北沿滇边地区为本军防区，阻止中共侵入缅境，以安定东南亚之局势。保证不干预地方行政，更无领土意图。”(52)李弥的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首先，国军残部既没有与缅甸政府进行幕后交易的筹码也没有妥帖的中介人。其次，在此问题上饱受在野党攻击的缅甸政府也不可能与国军残部进行幕后交易。
同时，李弥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国军残部拒绝撤退的主张。6月29日，受联合军事委员会邀请到曼谷参加会议的国军残部副总指挥李则芬，在与美驻泰大使及武官的非正式会谈中，声称联合国决议是非法的，强调只有一小部分军队愿意去台湾，最后请对方转呈一份反对撤军的声明给杜勒斯(John F.Dulles)。(53)同日，李则芬在接受《曼谷邮报》记者独家访问时，公开阐述了上述主张。(54)此举使美方极为不满，在美方的要求下，蒋介石训令李弥，命令李则芬配合衣复得的工作，同时派李文彬为李弥部队的代表，自台北赴曼谷。(55)此后，美方认识到台湾当局似乎有意拖延，在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同时，提出发给每个撤台士兵20美金，以为利诱。(56)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派邵玉麟为代表赴曼谷，会同李则芬经清迈(Chiang Mai)于8月17日抵达孟萨，召集国军残部将领传达了台湾当局的撤军指示。(57)事后，邵玉麟在与日本驻泰国大使的谈话中表示，国军残部反共情绪强烈，士气旺盛，很多人与当地人结婚，撤回难度很大。另外，该部并非正规军，台湾没有命令他们撤退的责任。邵玉麟认为能撤往台湾的人很难超过1 500人。(58)由此看来，蒋介石此时仍在幻想通过某种方式使国军残部主力留在缅甸，此举更多的是为了向美国交差。
缅甸政府对撤军谈判进展缓慢极为不满，认为台北无意撤军，只是在敷衍美方。吴努因此致信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要求美国政府进一步向台北施压以求早日解决此问题。(59)9月17日，缅甸代表提出撤军协议签署35天内必须撤退不少于5 000人，此后3个月内撤退全部剩余部队。台湾当局表示不能接受，缅方代表就此退出联合军事委员会。(60)9月28日，艾森豪威尔致信蒋介石，表示台北需要以实际行动展示其撤退国军残部的决心。(61)同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吴努的回信中，认为缅方代表退出联合军事委员会无助于解决问题，台北能控制的部队人数并不多，需要各方继续努力以增加愿意撤退的人数。(62)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不得不终止拖延策略，9月18日命令大陆工作处停止对国军残部的空运补给。(63)第二天，台湾当局代表在联合军事委员会上声明：(1)撤退军队人数在1 500-2 000之间，另有数百名家属；(2)即使缅甸拒绝接受，但如果不进行干涉，台湾当局将照此执行撤军计划；(3)撤军后，台湾当局对拒绝撤离的人员将不负任何责任。(64)10月8日，蒋介石在回信中向艾森豪威尔重申：将有2 000名将士及其家属撤退；台湾当局将不会保持与滞缅残部的联系，更不会支援他们，但缅甸空军对撤军集结区的轰炸致使撤军行动无法顺利展开。(65)10月12日，台湾当局代表在联合军事委员会签署了撤军协定。(66)对此，缅甸政府表示：(1)不会重返联合军事委员会；(2)不能正式接受台北最多将有1 500-2 000人撤出缅甸的计划；(3)不会干预撤军行动，将与联合军事委员会密切配合；(4)为了使撤军顺利实施，11月15日前实施停火；(5)决定派2个观察小组，共计6名军官，充当联合军事委员会与缅甸驻泰大使馆之间的联络人。(67)
从5月下旬至10月中旬，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终于签署了协定。但国军残部据理力争，反对让出6个产粮据点。10月24日，在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建议下，“行政院长”陈诚召集相关高官，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结论认为，国军残部已无法实施“天案”，难于在缅甸立足，因此建议蒋介石将尽量多的国军残部撤出缅甸。10月28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但为了避免打乱先撤退2 000人的既定计划，与会者决定暂时向李弥和国军残部隐瞒新计划。(68)如上所述，国军残部总指挥李弥一直坚决反对撤军，但当蒋介石已经批准了新计划之后，李弥的反对也就于事无补了。
五、实施撤军
撤军虽开始执行，但并不顺利。10月27日，在撤军点一些撤退人员以“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司令部的名义散发传单，呼吁缅甸军人加入反共联军。(69)11月24日，美方声称“实行撤退者仅1 100余人，而所交三国委员会[因缅甸已退出]械弹，只来复枪40支、子弹160余颗”，对此极为不满。(7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初表示“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的李弥，不甘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企图在缅北继续保存国军残部的主力。12月1日，国军残部副总指挥柳元麟致电周至柔，并请周转呈陈诚和蒋介石，表示“本部自奉命商讨全部撤离以来，群情惶惑，职虽勉力维持，难安现状。兹事体大，恳祈速饬李总指挥返防主持处理。”(71)李弥显然希望借此机会离开台湾重返缅北，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操纵撤军，以实施他应付撤军、保存实力的计划。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批准他返回缅北。李弥情急之下，伪造外交邮袋，企图派遣心腹携密信返回曼谷，指示柳元麟等高级将领：“自力更生，节流开源，当前不要政府一切接济，撤足两千人消案了事。”他还憧憬，“除了在丛林中死中求生一条路外，未尝都不是死路，自然政府必有一天反攻大陆，但政府反攻大陆那天，能有一小彪人马向后门杀进，未曾不是好的。”正因为李弥坚信蒋介石也不会舍弃为反攻大陆预留的这枚棋子，所以他认为全部撤军的命令是周至柔搞的鬼。然而事机败露，李弥的密信全部落入周至柔手中。(72)当日(12月5日)蒋介石严令柳元麟执行撤军计划。(73)从那天起，国军残部才开始认真研究如何撤军的问题。缅甸政府虽然对台湾当局公布的撤军计划不满，也不信任台湾当局，但还是颇为配合，2次延长停火截止日期。(74)台湾当局在确信可以节制国军残部之后，向美国方面指出撤退人数预计将超过2 000人，并希望缅甸政府继续延长停火期限。(75)缅甸政府在对台湾当局保持怀疑的同时，同意将停火期限延长至2月中下旬，后来又延长到3月中下旬。(76)
国军残部的撤退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自1953年11月7日起，至12月8日止，共撤离2 260人，其中官兵1 925人、家属335人。第二阶段自1954年2月14日起，至3月20日止，共撤离3 475人，其中官兵2 962人、家属513人。第三阶段自1954年5月1日起，至5月9日止，共撤离820人，其中官兵800人、家属20人。另有若干人在上述3个阶段之外撤退。最后，共计6 572人撤到台湾，其中官兵5 699人、家属873人。(77)5月29日李弥发表声明，宣布自缅甸撤军结束并解散“云南反共救国军”。(78)为了继续收容国军残部中愿意撤离的人员，联合军事委员会一直保留到1954年9月1日。(79)9月18日，台“外交部”政务次长沈昌焕发表声明，宣布今后不与拒绝撤退的国军残部发生任何联系，更不会援助和支持他们，因此不对他们负任何责任。(80)
据缅甸政府估计，国军残部中有约2 000人在缅政府军的围剿下逃入泰国境内，另有约2 000人分散在缅甸各地。(81)还有报道称之后不久，逃入泰国境内的国军残部重返缅甸与潜伏在缅甸山区的部队相汇合，向缅政府军发动全面攻击。(82)鼎盛时期的国军残部尚且难以对云南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这些残余部队就更不可能兴风作浪了。但缅甸政府军力量薄弱，无法消灭他们。泰国政府出于反共需要，在暗地里配合他们，泰缅边境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地区。他们进可以与缅政府军对抗，退可以进入泰国避难。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放弃这枚反攻大陆的棋子。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无法证明蒋介石将计就计，有意在缅北保留一部分残余部队。但后来蒋介石确实重新派遣精锐部队进入缅甸与这些残余部队会合，只是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考察范围。
1949年兵败大陆之后，偏安台湾一隅的蒋介石不论从主观愿望还是从客观需要出发，都把反攻大陆作为其基本“国策”，滇缅边境的国军残部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好注脚。唯有在大陆边陲维系这样一支“云南反共救国军”，蒋介石才能更理直气壮地自诩为反共斗士。然而，美国政府从自身的东亚战略出发，很快抛弃了利用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军队的政策，稳定缅甸局势，使缅甸不倒向共产阵营成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这样，迫使台湾当局从缅北撤退国军残部就成了美国的必然选择。缅甸政府既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又迫于反对党的压力，想方设法将国军残部驱逐出国境。然而，政府军力量薄弱，武力围剿收效甚微，向联合国控诉、诉诸国际舆论成了缅甸政府无奈的选择。但问题总归还要靠美国来解决。美国一方面向台北施压，一方面与缅甸周旋，最后促成了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泰国政府出于反共需要，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为国军残部提供了诸多便利。泰国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在更大程度上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起初，台湾当局与国军残部总指挥李弥一样，希望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以撤退少量部队为掩护，使国军残部的主力得以继续留在缅甸。但台湾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只得更改计划，命令国军残部全部撤离缅甸，李弥的不满和暗中反抗并没有影响蒋介石的决策。最后，国军残部的主力分三阶段空运到台湾。
注释：
①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昆明起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②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昆明起义》，第77页；《援卢汉将军沿途俘敌四千，解放军抵昆明以东，成都围歼战中散匪结队投降》，《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第1版；《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忠告云南残余匪军只有立即起义才是出路》，《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第2版。
③参见蔡惠霖、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217、238-249页。
④《我军克蒙自切断滇南残匪逃路》，《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第1版；《云南残匪大半就歼，陆空逃路均被切断》，《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第1版；1950年1月30日，第1版；《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20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493页。
⑤黄杰等呈蒋中正《赴越工作意见》，1952年4月，蒋中正总统文物(简称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73，台北“国史馆”藏。第二十六军残部与先期逃入越南的黄杰所部等被法军缴械，囚禁至1953年6月才得以被遣送回台湾。
⑥⑧(12)(14)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⑦薛月顺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国史馆”2005年版，第278页。
⑨李弥呈蒋介石报告之附录《缅政府联共容共企图消除反共力量事实节略》，1953年2月26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90，台北“国史馆”藏。
⑩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0.Vol.6，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245.
(11)(13)FRUS，1950，Vol.6，pp.246- 247、250-251.
(15)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一、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6年第1期。
(16)(18)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17)Victor S.Kaufman，"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The United States，Taiwan and the 93rd Nationalist Division"，p.441.但在如下两份台湾方面的资料上显示该方案名为Operation G。这一差异存在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就李弥与美军副团长密商接济游击部队事孙碧奇致“外交部”电》，1951年2月8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薛月顺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第279页。
(19)《李弥报告》，1953年2月26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
(20)《解放军保卫了祖国云南边疆安全，五年来坚决打击了窜犯国境的蒋贼残部》，《人民日报》1954年9月8日，第1版。
(21)《美国竟由台湾运送国民党匪军到泰国和缅甸北部，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扰乱活动》，《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第1版；"Chinese Border Anxiety Fear of Nationalist Attacks," New York Times，Monday，Dec 31，1951，p.3.
(22)《关于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准备战争的计划——维辛斯基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全文(续完)》，《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第4版。
(23)(24)(25)(26)(27)(28)(29)(30)FRUS，1951.Vol.6，Part 1，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p.273-274、296-297、300、299、54-55、35、48-49、56-58.
(31)《李弥报告》，1953年2月26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
(32)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8页。
(33)1944年夏，第八军以惨重代价取得了收复滇缅公路的关键之战——松山战役的胜利。战后，原第八军副军长李弥因功晋升军长。参见王伯勋：《参加抗日战争的回忆》，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贵阳市历史学会筹备组编《黔人抗战史话》，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91页；王文亮：《回忆松山战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云南广南印刷厂1985年版，第115-117页。
(34)《李龙慧娱呈宋美龄信》，1953年4月29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91，台北“国史馆”藏。
(35)周宏涛口述《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汪士淳撰写，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69-470页(周曾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机要室主任等职)。
(36)FRUS，1952-54.Vol.12，Part2，pp.61-62.
(37)《译美代办蓝钦公使本年3月22日致叶部长函》，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FRUS，1952-54.Vol.12，Part 2，pp.79-80、82、84-85.
(38)《ビルマ国内の国府軍敗残部隊とビルマ国側对策に関する件》1953年3月3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戦後外交記録(以下省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08.《ビルマ国内の国府軍敗残部隊の活動と下院における討議状況の件》1953年3月6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09.《最近のKMT事情報告の件》1953年4月3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42-00000051.
(39)FRUS，1952-1954.Vol.12，Part 2，pp.74-75.《米国の对ビルマ援助計画返上に関するビルマ政府公文発表の件》1953年3月29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24.
(40)《ビルマ国内の国府軍につきビルマ政府の国連総会提訴に関する件》1953年3月26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17-00000018.
(41)《国府残軍問題に関するビルマ紙の論調の件》1953年3月30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25-00000026.
(42)《ネール首相の印緬国境視察に関する報告の件》1953年4月6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52-00000053.
(43)FRUS，1952-54.Vol.12，Part 2，p.99.
(44)《国府軍撤退問題に関するメキシコ決議採択に関するビルマ外相記者談の件》1953年4月28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62.
(45)FRUS，1952-54.Vol.12，Part 2，pp.99-100.
(46)(49)(50)FRUS，1952-1954.Vol.12，Part 2，pp.101-102、104-105、107-108；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47)《国府残軍撤退に関するビルマ政府発表の件》1953年5月9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84.
(48)《李彌部隊の撤退に对するタイの態度に関する件》1953年5月4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077-00000079.
(51)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FRUS，1952-54.Vol.12，Part 2，pp.220-222.
(52)《云南省反共救国军撤离留缅来台部队腹案》，1953年7月1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
(53)(55)(56)(59)(61)(62)(64)(65)FRUS，1952-1954.Vol.12，Part 2，pp.114-116、117-118、121-122、135-139、152-153、151-152、156、158.
(54)《李彌部隊代表の談話に関する件》1953年7月2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100-00000101.
(57)《邵玉麟巧电——王秘书长转呈总统并乞分转陈院长、周总长、叶部长、蒋主任》，1953年8月19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
(58)《邵毓麟の李彌部隊撤退に関するの内話の件》1953年9月5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00000109-00000116.
(60)FRUS，1952-54.Vol.12，Part 2，p.144；《李彌部隊撤退問题に関するビルマ大使声明の件》1953年9月21日，0120-2001-04797，昭和29年(档案为昭和28年-1953年的资料，但却保存在昭和29年-1954年的文件夹内)00000059-00000060.
(63)《大陆工作处副处长何龙庆呈蒋介石》，1953年9月26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根据该档案，大陆工作处为国军残部共空运补给32架次，最后1次为1953年8月27日。
(66)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67)(69)(74)(75)(76)FRUS，1952-1954.Vol.12，Part 2，p.159、179-180、171-172，178-179、190、193-194，202.
(68)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70)《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53年11月24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
(71)《柳元麟致总长周并将呈院长陈、总统蒋电》，1953年12月1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89，台北“国史馆”藏。
(72)《周至柔呈蒋介石》，1953年12月5日，蒋档，08A-171(特交档案)，档号080102第104卷，编号08A-00891，台北“国史馆”藏。后来李弥一直到去世也没能离开台湾一步。
(73)FRUS，1952-1954.Vol.12，Part 2，pp.181-182.蒋介石手令全文参见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7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十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6-578页。此数字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统计，台湾当局的统计与此稍有差异，见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
(78)(79)FRUS，1952-1954.Vol.12，Part 2，pp.224-225、104-105.
(80)《在ビルマ国府反共部隊の撤退に関する外交部次長の声明の件》1954年9月21日，0120-2001-04797，昭和28年(档案为昭和29年-1954年的资料，但却保存在昭和28年-1953年的文件夹内)00000117-00000118)。
(81)《KMT問題に関する件》1954年5月10日，0120-2001-04797，昭和29年00000035-00000036.
(82)《KMTの再侵入と反攻開示に関する件》1954年7月10日，0120-2001-04797，昭和29年00000046-000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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