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发展阶段：阶段性特征及其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发展阶段论文,特征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6X（2004）10-0005-07
我国经济经过持续多年的调整，已经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199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2003年增长9.1％，明显高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增速。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各个方面显示出与以往发展阶段不同的特征，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调整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从而大大拉长了经济高增长期。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对国际市场、资源依赖程度不断提高，面临的竞争压力和风险继续加大。过去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积累和潜伏的隐性矛盾开始显性化，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矛盾更趋尖锐，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这些都表明，我们既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又处在一个“矛盾凸现时期”，同时还是一个发展模式转型时期。战略选择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势而上，向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反之，我们就可能丧失战略机遇期，延误我们的发展进程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工业化进入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新阶段
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次产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28.1：48.2：23.7调整为1997年的19.1：50.0：30.9和2003年的14.6：52.3：33.1。同时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工业增长明显加快（2003年重工业增加值增长比轻工业快4个百分点）。在20世纪80年代，重工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与政府调整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相应加快消费品为主导的轻工业发展是分不开的，在整个90年代，重工业的比重变化不大。但是，1997年以后，重工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60.2％提高到2002年的62.6％，2003年更是提高到64.3％。重工业迅猛发展有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国际资本向我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快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步伐，但根本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促进了钢铁、化工、汽车、机械、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快速成长，形成一批成长性很强的产业，推动了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阶段不同，我国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1.在发展动力上，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形成的市场需求为主要驱动力，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用的消费比重下降，住、行的消费比重上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居民消费、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形成互动关系。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条延伸形成较大的中间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加之相对于家用电器，住宅、汽车等产品的消费门槛比较高，消费周期比较长，因此，这一轮工业发展的市场规模和容量要远远超过以往，持续时间将更长。
2.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民营经济成为这一轮重化工业发展的重要投资主体，因而具有较强的内在动力，也更需要政府加以合理的引导。
3.在发展环境上，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推进的，与国际产业转移不期而遇，同时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有条件把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把引进技术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依托高新技术提升重化工业的技术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4.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相互交织，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由1997年的31.9％提高到2003年的40.5％，6年提高了8.6个百分点，城市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促进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同时我们要看到，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迅速增长，我国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与国内供给的缺口日益增大，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强化，污染排放增加，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增强。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度提高阶段，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降低，可能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的状况。这些转型期的特点，都对我们摆脱传统工业化模式，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市场化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体制创新的新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直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主进入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在充分肯定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在不同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部门、垄断行业、社会公用事业、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明显滞后，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仅仅是一个“基本框架”，支撑这一基本框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市场化取向改革将向全面的体制创新阶段发展，改革将由体制外培育非国有市场主体向体制内建立新型产权制度推进；由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由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领域推进；由微观管理体制向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深化改革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不仅要继续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而且要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调节贫富差距，创造一个公平参与和共同分享改革成果的制度环境。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市场经济体制在显示出优越性的同时，其固有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如市场机制引发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改革过程中，一部分群体利益受到影响，如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形成的下岗工人、城镇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失地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有所扩大；一些领域和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防止各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同样面临新的挑战。
（三）对外开放进入“入世”过渡期结束和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市场规模扩大和国际制造业继续保持向我国转移的势头，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1998—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7.4％，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出9.4个百分点，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8509.9亿元，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35％提高到2003年的60％以上。据亚洲银行的研究报告，我国2005年就可能成为亚洲最大进口国。周边国家对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国际资本加快向我国转移，近两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突破500亿美元，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527.4亿美元和535.1亿美元。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入世”过渡期接近结束。随着我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对外开放将进入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的新阶段。
1.随着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形成，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协调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关系，对政府在开放环境下宏观调控和驾驭经济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2.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将由垂直分工为主逐步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方向转换，需要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培育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3.在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将逐步扩大对外投资，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
4.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我国也将深化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有效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和对外依存度提高，不仅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增大，而且面对的经济和贸易摩擦也大量增加，进入了国际经济和贸易摩擦的高发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3年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总供给的7％，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35％来自我国。此外，我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和钢材消费国，第二大铝消费国。由于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并且某些产品出口量大、增长速度过快，再加上我国出口产品具有劳动生产成本低的竞争优势，从而造成我国的出口产品容易遭受诸如反倾销和特殊保障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阻击。2002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5.2％，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占16.5％。还有针对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加入WTO时我国主动作出的让步已对我国出口构成一定的限制。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制定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政策，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建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关系，通过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改善贸易环境。从总体上看，外部环境在大的方面将继续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四）人民生活进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转型的新阶段
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增长，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998—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3.9％，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8年的44.7％和53.4％下降到2003年的37.1％和45.6％。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在吃、穿、用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住、行的消费比重明显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电子、通信、住房、汽车、教育、旅游等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且越来越多样化，社会消费结构向着“发展型”转型升级。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达到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比温饱阶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各方面的需求比过去提高，人民生活必然有新的阶段性特征。
1.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城乡居民对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的需求迅速上升，特别是教育、培训的支出大幅上升。
2.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和健康、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
3.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日益扩大。
4.在不断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人民群众更加关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求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
考虑到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继续提高城镇居民、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要更加关注提高农村居民、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
二、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性问题日趋严重
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资源供需和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在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后因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而带来的压力，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战略偏差所导致或者加剧的。这种不均衡、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性降低，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若不进行总体调整和协调，潜在的矛盾就会激化，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对于这个阶段面临的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我们要看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逐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创造了条件。
（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
多年来，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既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没有实现，要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加快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发展模式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提高资源配置和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模式的转型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来衡量，成果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发展的广泛参与性以及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只有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型，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得根本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不解决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甚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现代化进程受阻。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基础，但是发展模式转型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还要以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来解决。西方工业化国家是在工业化以后才着手解决发展模式问题的，我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着手解决发展模式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以往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支付长期沉淀的改革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趋于突出
“十五”时期，我们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在内的全面、系统性调整，但是战略重点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和条件，因此，调整城乡结构必然要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是要全面清除阻隔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体制和发展模式障碍，统一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核心是统筹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促进城乡互动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产业间比例关系的调整，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城乡结构调整主要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发展模式转换和体制创新。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广度、深度、难度都超过以往，所需的时间更长，并将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中心环节。
（四）加快推进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更趋尖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大量低效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耕地资源逐步被蚕食，石油、水资源和重要矿产资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从发展趋势判断，在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后，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将迅速增加，加之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继续吸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等，使能源和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更趋尖锐。今后一个时期，在我国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和体制两大“瓶颈”的条件下，我们又将面临新的资源和环境“瓶颈”。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将迫使我们更多地依赖国外供给，不仅要面临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引发的商业风险，而且要面临潜在的政治、安全风险。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面临诸多难题和风险，必须采取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力求充分有效地利用经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转换成本并化解风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迈过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关口，避免出现大的起伏，向已经确定的发展目标迈进。
三、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翻两番，而且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提出来的，是新阶段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不是要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指导方针、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而是要适应变化的形势，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充实不全面的发展观，矫正有偏差的发展观，从而更好地完善我们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今后一个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协调矛盾关系，调整利益格局，我们面临的任务将更加复杂和艰巨。在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心，使各方面围绕这个中心制定具体的战略对策和措施，是基于对以往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的认识。由于这些矛盾已经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必须在战略层面上进行调整，否则，不仅原有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而且还将与新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使系统性风险加大。在新形势下，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必要条件，成为平衡各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的前提。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延续这种增长方式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资源供给难以支撑，环境、安全风险加大，经济快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也不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只有加快推进依然广泛存在的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转换，推进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分割的社会组织方式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提高资源配置和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模式的转型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来衡量，成果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发展的广泛参与性以及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基础。但是发展模式转型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还要以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来解决。因此，一方面要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强化企业管理，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进发展模式的转换，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有序化、城市建设集约化，解决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经济补偿问题，增加对农业、农村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投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经济基础和资源约束条件，合理控制规模扩张，增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型的良性互动。
（二）以调整城乡结构为主线，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是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就业结构等诸多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牛鼻子”。以调整城乡结构为主线，就是要在资源配置上和体制上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乡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就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带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产业间比例关系的调整，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城乡结构调整主要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发展模式转换和体制创新。
应该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调整城乡结构的体制条件更加成熟了，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加大城乡结构调整力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清除城乡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统一城乡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促进城乡产业有机整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促进资本、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经济、人口、资源在空间上的协调，带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向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
（三）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把扩大开放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
立足内需，是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立足内需，实质上就是坚持以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立足内需，是因为国内需求有着巨大的潜力。我国的人口基础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容量，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农民增收，城乡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城市化进程加快等，都将为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提供动力。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内需扩张的规模和速度都将大大加快。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是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利用国外需求；统筹利用好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缓解国内资源瓶颈约束；统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对外经济平衡的问题，协调扩大内需政策与外贸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关系，以及协调利用国内资金与利用外资的关系；统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参与国际分工的关系；统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四）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缓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
我国作为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资源和环境是关键制约因素，随着进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日益凸现，我们必须走出一条以较少资源消耗、较小环境污染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子，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必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内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设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加强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增加后备资源的供给能力，建立重要资源的国内外生产和供应基地；积极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加强对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重点领域、重点地区的整治；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强节能、节水、节材、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产品市场准入和投资项目核准的生态环境标准，探索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
（五）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尊重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公平参与和共同分享的制度环境，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确保社会健康发展。应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在发展经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把扩大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巩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更加殷实、富足，而且要使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要更加重视发展的相对均衡，控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不同阶层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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