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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宝骥教授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一书已于1996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0卷，近200万字，荟萃了国内外众多著名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一部严肃的通中外、鉴古今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巨著。它的出版，是我国学术界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的一个例证。
《通鉴》的内容时空跨度颇大，从公元前11世纪写至现代。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追本溯源，进行了深入而全方位的历史考察。其编纂的特点，就是遵循正确处理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同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原则，把古今中外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作为人类历史文明轨迹而予以追踪。
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自出现了阶级和剥削以来，渴望社会平等、向往社会正义便成了历代卓越思想家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憧憬和要求。这种憧憬和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历史人物、不同的思想派别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它们的种种论断，有的是原始的，有的是粗陋的，有的是良莠难分，有的带有宗教和伦理的杂质，有的是空想的，有的带有极端的绝对的性质。但是，它们毕竟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们总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并且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为其增加了某些真理的种子。所有这些，不管其论断如何，错误大小，都应该看作是人类追求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段落，只是古往今来的追求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个简明的真理。但是，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从列宁逝世以来，在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种极“左”思潮。这种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论断，看作是超时空的真理。相反，极力贬低和否定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把它们通通看作是“谬种流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泼出去了”。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派别的关系，并非是绝对排斥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除了思想体系上的对立之外，彼此尚存在着继承、借鉴、吸取的互容互动的关系。它们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借鉴而成长、相吸取而发展的。而这种关系，说到底就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如果离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大道，孤立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那只能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封闭、狭隘、偏执的学说。它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又从何谈起？它的生命活力又从何谈起？
应该明确指出，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之间，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这种正确与错误之分，是就其整体而言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是就其整体而言是正确的，并不是说它的任何论断都是正确的；我们说，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是错误的，也是就其整体而言，也不是说它的任何论断都是错误的。况且，正确与错误的判定，是要经过历史和实践考验，并不是靠某个大师、某个权威作出什么结论为标准的。历史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因而，正确与错误的鉴别，有时也是难辨的。我们不妨举人们“习以为常”的例子。比如，列宁批判伯恩施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口号，是地地道道修正主义的口号。当然，列宁的批判是有其重要理论依据的。列宁的这个论断，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但是，人们如果进一步来探索，就会发现：伯恩施坦这个口号的背后，无非是表明他主张“历史过程论”，而反对“历史目的论”。“历史过程论”与“历史目的论”的论争，难道不是中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课题吗？其个中是非，恐怕不是靠某个权威一两句话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再如，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全面地论述了“帝国主义论”。难道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难道没有任何可以商榷之处吗？我们这样议论问题，并不是要真伪不分，鱼龙混杂，而是表明，应该放弃那种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历史证明，这种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拿来对己则害己，拿来律人则害人，拿来治理国家则祸国殃民。概而言之，正确处理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通鉴》的一大特点。
《通鉴》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科学。其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继承人类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在国际共运的实践中，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并为革命实践所证实。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但是，任何科学，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相对的，是有其适用范围的。如果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超时空的，视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就不适当地夸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真理，都是具体的。都不能超越时空的制约。超时空的“真理”只能是宗教的信条。
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还要正确区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的典型意义与普遍意义。两者是有重大区别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的：英国是他们研究经济理论的典型；法国则是他们研究政治理论的典型。就政治方面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和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在总结这些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他们高度赞扬暴力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些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应该学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总结法国革命而得出的结论，不管有多么正确，也只有典型的意义，而不能作为包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否则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通鉴》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就是作者同读者以平等的身份对话。《通鉴》的结构，就指明了这一点。《通鉴》贯穿一条主线——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思想；幅射四大领域——历史人物、政党和组织、思想派别、文献和要藉；规划三类型条目——人物的著作、政党和组织的历史文献、派别的思想。这种结构是严谨的，但其内容则是张弛有度富有弹性的。这一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并不要求撰写者一定要按着某种观点来论证问题；二是作者在行文中，并不突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这样或那样认识问题，指出哪些观点是对的，哪些观点是错的，而力求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让读者有较大的思维空间去思索、评价。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作者的写作完全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只是寓于行文之中。这种文风是值得提倡的。它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前者在于“求真”、“求实”；后者则诉诸“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通鉴》的编纂者们来自中央编译局、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烟台师范学院等单位，其中有久负盛名的老专家、学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一代理论新秀，大家齐心协力披阅数载，圆满地向社会奉献出这一部洋洋二百万字的社会主义理论巨著。这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活动，无疑会产生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