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室论文,西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2000）03—0130—06
西晋王朝重用宗室，宗室享有政治特权，他们多出任重要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注：《晋书》卷59《八王传》序第1590页：“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盘石，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中华书局1974年版。）是维护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那么，这一社会阶层成员是经过怎样的选举程序转变为国家官员的呢？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注：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罗新本《两晋南朝入仕道路研究之一——两晋南朝的“直接入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第84—93页。该文将当朝宗室置于论述之外；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105—115页； 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第81—91页；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30—38页； 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39—50页； 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59—74页； 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4—25页。 ）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西晋宗室入仕资格与入仕途径
西晋宗室数量众多，这从宗师一职的设置中便可看得出来。《晋书》卷59《汝南王亮传》：“时宗室殷盛，无相统摄，乃以亮为宗师，本官如故，使训导观察”。司马亮是咸宁三年（公元277 年）被任命为宗师的，此时西晋建国刚刚13年，可以推知，作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氏宗族一直是很强盛的，以至于晋武帝在沿袭汉魏制度设立宗正掌管宗人谱牒等事务外[1]（卷24《职官志》）， 又另设宗师协助宗正管理宗族工作（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30 页“宗师”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人数众多的宗室成员因为血缘亲疏不同、爵位高低不等、德才参差不齐、年龄大小不一，他们的仕进情况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别，兹从入仕资格与入仕途径两方面分别论述如下：
九品官人法自曹魏设立以来作为重要的选官制度为西晋沿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定的乡品（注：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第124页，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宗室成员的入仕资格是如何获得的呢？《太平御览》卷221《职官部一九·给事中》引《束皙集》：
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降损。（注：又见《全晋文》卷87第1964页，《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艺文类聚》卷48《职官部四·给事中》第872页引文略有不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从中可知，帝室茂亲即宗室成员多任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冗从仆射等官，按照制度，中正要对他们的乡品进行品第，作为升迁和降黜的标准。九品中正制考核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现任官吏，一类是官吏的候选人[2]。束皙至迟是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奏议的（注：《晋书》卷51《束皙传》第1434页：“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赵王伦是永康元年（公元300年 ）自为相国，故知束皙这份九品议上奏至少早于此年。），他所讨论的正是前一种情况，说明宗室成员任官期间是要接受中正品评，只不过在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状况下，他们总是容易得到高品而已。由此可以推断，宗室成员仕进前也必须通过中正品定乡品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因为中正对任职者所定的乡品必须是在其仕进前乡品基础上进行升降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宗室入仕如同庶姓士人一样，首先要经过中正定品这一选举程序方能获得任官资格，虽然他们因为有父祖官爵等世资可以轻易获得高品，优先出仕，但在选官形式中并没有赋予他们九品官人法以外的特权，即他们同样要在九品官人法这一选官体系下入仕。
根据九品官人法的规定，中正要向吏部提供官吏候选人的三项资料以供吏部铨选之用：一是家世，二是状，三是品[3]（P106）。 西晋期间，家世已成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据[3]， 随着“二品系资”这一措施在太康末年的诏令中正式确定为一种制度[4]（祝总斌《门阀制度》， P560），本人或父祖官爵在五品以上方才可以获得乡品二品[4] （祝总斌《门阀制度》，P563），实际上中正定品所参考的资是当代的官爵[5]（P62），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品系资”的“资”不仅指官位，也指爵位[6]（第4章）。即官品五品、爵品五品以上都有资格获得乡品二品。这一制度为西晋宗室入仕创造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使得他们相较庶姓士人在仕进上更具优势，更容易转变为国家官员，从而为保证司马氏家族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始终高于其他庶姓宗族、为西晋王朝广树藩屏的统治政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根据《晋书》卷37《宗室传》、卷38《宣五王、文六王传》、卷59《八王传》、卷64《武十三王传》统计，凡是西晋入仕的宗室成员，他们父祖大都做过五品以上官或受封有五品以上的爵位。当然也有例外，如司马彪并未受封任何爵位，他出继司马敏，司马敏在魏晋官爵无闻，但司马彪原是位至宗正（三品官）的高阳王睦的长子，他以骑都尉（六品官）起家则要考虑司马睦的官爵，加上司马彪“笃学不倦”，“博览群籍”，虽然“好色薄行”，却是才有所长[1]（卷82《司马彪传》）。西晋时期， 才能因素也还是中正品定乡品的重要根据。综合上述可知，“二品系资”制度的制定，虽然客观上也为庶姓宗族中的势族子弟入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宗室获取入仕资格赋予了特权。宗室成员可以凭藉父祖官爵、本人爵位轻易获得乡品二品，从而为他们及早、尽快地在一个高起点上入仕铺平了道路，入仕以后又能保证他们很快得到高官，“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西晋当时其他制度如司法制度、封爵制度等也保证了他们这种政治特权的稳定性、长期性、广泛性。西晋时期，庶姓宗族，即使是势族的官爵也相对不稳定，而中正定品，“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1]（卷45 《刘毅传》），他们子弟的乡品因此也变得不稳定。宗室成员则不然，当时有亲贵议减之法，他们犯法时得到照顾、受到保护[7]，如赵王伦犯罪， “有司奏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曰：‘当以亲贵议减’。帝是毅驳，然以伦亲亲故，下诏赦之。”[1]（卷59《赵王伦传》）。 这就使得他们贬官降爵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他们可以在原有的官位上不断升迁，积累门资，从而保证他们的子弟可以在长时间内享有选官上的特权。除此之外，咸宁三年（公元277 年）诏书还规定诸王支庶可以推恩受封（注：《晋书》卷 24《职官志》第744页：“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这就使得更大范围内的宗室成员能够获得爵位、取得仕进资格，经过一定的入仕途径而转变为国家官员。
西晋时期，入仕道路主要有吏部铨选、公府辟召、州府辟召和举秀才、郡府辟召和察孝廉、学校试经入仕等诸种[8][9]（P141）。将西晋宗室入仕情况加以统计（见下页附表一），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通过吏部铨选直接入仕的，舍此之外，很少有宗室成员通过公府辟召、州郡辟召和察秀、孝等途径入仕，这与当时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盛、察举制度地位下降等时代特点是息息相关的[10]。西晋宗室入仕的起家官品情况如何呢？从附表一可以看出，宗室成员的起家官品至少在六品以上、三品以下，起家官多为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冗从仆射、五营校尉、奉车都尉、骑都尉等。这种情况在制度上也有所反映，《北堂书钞》卷61《设官部十三·五校尉》“各领千兵”条引晋令云：“晋承汉，置五校尉，……晋初诸王起家多为之。”（注：《北堂书钞》，虞世南撰，孔广陶校注，清光绪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孔忠愍侯祠堂旧校影宋原本。）《晋书》卷24《职官志》“奉朝请”条：“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焉。”看来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通例。
二、西晋宗室仕进制度特点及其原因
考察西晋宗室入仕资格与入仕途径、起家官可以发现，西晋宗室仕进制度有如下特点：
（一）宗室成员入仕年龄相对偏低。从附表一可以看出，司马觐、司马睿、司马澹、司马炽、司马允、司马端等入仕时年龄均至多18岁，而司马乂入仕时只有14岁、司马邺入仕时只有9岁， 司马漾入仕时才刚8岁， 他们的入仕年龄远远低于庶姓宗族中甚至是势家子弟起家为官的年龄。究其原因，主要是宗室成员特别是皇子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受封高爵，根据西晋“二品系资”的制度规定，他们就能在很小年龄获得入仕资格，这是一般庶姓士人子弟甚至是势家子弟所无法比拟的。如司马乂14岁封长沙王，司马颖11岁封成都王，司马炽、司马允、司马柬、司马邺封王时均不足10岁，其中司马邺是3岁继封秦王的， 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在很小年龄就有资格获得乡品二品，从而及早出仕。
附表一
封爵情况起家官
受封爵受封官名
爵位品年龄
司马腾 东嬴公
一品
少拜冗从仆射
司马承 拜奉车都尉、奉朝请
司马睿 琅邪王 15岁拜员外散骑常侍
司马济 任城王 拜散骑侍郎
司马觐 琅邪王 拜冗从仆射
司马澹 东武公
一品
初为冗从仆射
司马漾 西阳县公 一品
6岁 拜散骑常侍
司马乂 长沙王 14岁拜员外散骑常侍
司马越 东海王 初以世子(三品)拜骑都尉
司马颖 成都王 11岁拜越骑校尉
司马炽 豫章郡王7岁 初拜散骑常侍
司马邺 秦王3岁 拜散骑常侍
司马允 濮阳王 6岁 拜越骑校尉
司马端 豫章王 拜散骑常侍
司马彪 初拜骑都尉
司马畅 顺阳王 拜给事中
司马模 平昌公
一品
拜冗从仆射
司马虓 范阳王 以宗室选拜散骑常侍
司马毅 高阳王 拜散骑常侍
司马机 燕王征为步兵校尉
司马鉴 乐安王 拜越骑校尉
司马范 襄阳王 拜散骑常侍
司马硕 长沙王 拜散骑常侍
司马邕 世子 三品
拜步兵校尉
司马歆 新野县公 一品
拜散骑常侍
司马柬 南阳王 9岁 拜左将军
官品 起家备注
年龄 仕进在封爵前
司马腾
五品
仕进时无爵位
司马承
六品
司马睿
四品 17岁
司马济
五品
司马觐
五品 18岁以前
司马澹
五品 至多18岁 仕进在封爵前
司马漾
三品 8岁
司马乂
四品 14岁
司马越
六品
司马颖
四品 至多21岁
司马炽
三品 至多18岁
司马邺
三品 9岁
司马允
四品 至多18岁
司马端
三品 至多18岁
司马彪
六品无爵位
司马畅
五品
司马模
五品
司马虓
三品
司马毅
五品
司马机
四品
司马鉴
四品
司马范
三品
司马硕
三品
司马邕
四品
司马歆
三品
司马柬
三品 至多18岁
（二）宗室成员起家官品相对较高。西晋时期，虽然庶姓宗族中的势家子弟可以凭藉门资轻易获得乡品二品，但他们的起家官品不高。一般来讲，西晋时获乡品二品、三品、四品者以六品、七品、八品官起家；获乡品五品者，其起家官品在八品与九品之间浮动；获乡品六品者，起家官品为九品[2]。从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来看， 庶姓士人纵然获得乡品二品，也要从官品六品或六品以下官职起家。我们从附表一的统计来看，宗室成员26人中，以三品官起家者有9人， 以四品官起家者有7人，以五品官起家者有7人，以六品官起家者则仅有3人。 他们的起家官品大都在五品以上，以六品官起家者反而属于少数，远远高于庶姓士人的起家官品，这同样与宗室成员大都受封高爵是密切相关的。如司马睿、司马乂、司马颖、司马炽、司马邺、司马允、司马柬等均是受封王爵以后起家入仕的，他们的起家官品自然会高。这点可以从司马承、司马彪、司马越的起家情况从反面得到说明。司马承在仕进前没有爵位，其父司马逊在曹魏时官至羽林左监（五品），在西晋时期受封谯王，却没有任官经历，司马承又是次子，故而司马承起家只是六品官。司马彪则因为好色薄行，其父司马睦让他出继官爵无闻的司马敏，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作为长子嗣封王爵的权利，故而司马彪的起家官品也只有六品。司马越是以世子（三品）身份起家为骑都尉（六品），同样是世子，司马邕起家步兵校尉（四品），这是为何呢？司马邕是大国郡王司马孚的世子，而司马越是小国郡王陇西王泰的世子，爵位级别高低不一，因此方有二人起家官品相差两品的差别。从而可知宗室成员起家官品较高与其受封高爵是一致的，当然，血缘高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宗室成员起家官通常是清显之官。宗室通常的起家官是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五营校尉、冗从仆射等，其中如散骑常侍等接近皇帝、侍从左右，是清望之官，而五营校尉、冗从仆射等则职掌宿卫，是机要之官。宗室成员大都由这些清显之官入仕，在日后就能迅速升迁，充任高官，这与西晋朝廷重用宗室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当时官职中有“清官”、仕途中有“清途”观念日益明确的时代特点有关[9]（P154）。此外， 宗室诸王起家多为五营校尉等宿卫武官则与当时政治格局有关。西晋诸王就国、出镇方面意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由宗室诸王掌握禁卫军权同样有利于政权稳定[11]。
综合上述可知，西晋宗室因血缘关系较其他庶姓士人更易获得爵位，加上他们父祖在当时官爵显赫，根据“二品系资”的制度规定，他们能够较易获得乡品二品，经过吏部铨选，通常起家官品较高的清显之官，为他们很快升迁高位、担任重要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准备了条件。西晋宗室仕进的这种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与西晋王朝统治思想、统治政策、政权结构、政治发展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晋武帝在诏书中说：“夫尚贤庸勋，尊宗茂亲，所以体国经化，式是百辟也。”[1]（卷37《义阳王望传》）。他明确道出了“体国经化”的统治方略：重任宗室，选用贤能。他想通过“广树亲戚”来达到“上辅王室、下惠百姓”的统治效果[1]（卷37《高阳王睦传》）。 这种统治思想贯彻到政治实践中便是西晋大封宗室诸王、诸王出镇方面、就国等统治政策的实施，表现在选官制度上，便是“二品系资”制度的制定，一方面是为笼络势家大族，同时通过这一制度广泛吸收宗室成员进入到统治阶层中来，藉此保证司马氏家族统治的长期稳定。西晋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是取决于当时的政权结构和政治发展的特点。西晋王朝是以司马氏家族为首的诸多势家大族的联合统治[5]（P140）， 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大家族的发展，门阀制度在西晋开始确立，鉴于此，扩大宗室的权势和力量，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就是西晋王朝统治者必然的政治抉择。西晋宗室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形势之下起家入仕，负担起他们的历史使命。
三、余论
尽管西晋宗室在仕进方面享有特权，但是德才因素仍然是西晋王朝选用宗室的重要标准。司马氏家族是东汉以来的儒学名族，“宗室之内，世有人物”，一些才能出众的宗室成员被选拔进统治阶层，在当时政治发展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如司马虓“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辨能言论。以宗室选拜散骑常侍”[1]（卷37《司马虓传》）， 他在出镇豫州期间，对于稳定中央政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显灼然之迹”却“沈敏有度量”的司马睿则在中原鼎沸的艰难局势下[1]（卷6《元帝纪》），依靠南北大族的支持，终于建立了东晋王朝。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德才并不是西晋宗室仕进的首要条件，不是他们取得入仕资格的主要标准。
收稿日期：200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