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前景与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成为一个论文,大国论文,前景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5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1-0016-(10)
在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的报告当中，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巴西一起，被并称为四个新兴的“经济巨人”，即所谓的“金砖四国”。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于这些国家目前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它们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未来发展前景的评估。其中对于俄罗斯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则不仅仅是基于它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还包括了对于其市场和民主改革进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期待。后文的分析将得出一个结论，即未来的成就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盛公司2003年报告出台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俄罗斯的局势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开门见山地说，俄罗斯目前以及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首先就是由90年代的市场改革，当然也包括石油和其他出口商品的多次涨价所决定的。而对于石油等产品的出口价格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说，这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增长因素。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把国家从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当中解放出来，这才是赋予俄罗斯以及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以巨大发展优势的一个长期性因素，至少同1989年以前相比如此。
新兴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市场改革
俄罗斯现代化的最近一次尝试开始于1992年的市场改革。倒数第二次尝试即共产主义试验以失败告终。俄罗斯自彼得一世以来的历史就是一次次尝试着克服落后的历史，现代化的尝试此起彼伏。
大部分的社会舆论和许多专家都认为，当时俄罗斯市场改革和转型危机阶段所出现的崩溃局面和遭受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不明智的、极其激进的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共识”精神下的愚蠢建议，结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毋庸讳言，损失是巨大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和社会资本上。但是笔者认为，事情也只能这样，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当时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事情过去了15年之后，当现在我们可以作出某些结论的时候，很显然，这些结论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俄罗斯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商品匮乏这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顽症开始消失。投资机制发生改变：较大一部分高效率的私人投资代替了大量无效的投资。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结构改革的第一个消极阶段结束。GDP和就业的部门结构开始接近大多数发达国家。工、农业比重下降，商业、金融部门和市场服务比重上升。当然，能够站住脚的都是那些有竞争力——哪怕是在局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高通货膨胀率的原因，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急剧下降，降幅达到一半以上。目前俄罗斯的国家支出占GDP的36%左右，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尽管这一结果的取得付出了很大代价，但现在这毕竟变成了一种竞争优势。
然而主要的还是俄罗斯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商业活动开始开展起来，并且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它作为经济发展推动力的作用与功能。不管怎么说，恰恰就是靠着这个商业阶层的努力，俄罗斯经济才在 1998年以后得以实现增长。
人们常常要批评这个商人阶层身上具有很多缺点，一般来说这还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应该指出，这就好比是一个18岁的毛头小伙子，身上难免还有一些不服约束的激情和不甚体面的举止。因此整个社会都应该来引导、培养他。然而也应该看到，当这个“小伙子”变得老成持重以后，那么他的能动性也将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他的激情就会消退，动力就会减弱。要是国家不按法律行事，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更糟——为了个别官僚集团的利益，因此采取强制的手段来对待，那么就可能毁了这个“小伙子”。
的确，90年代俄罗斯的发展一片混乱，并且伴随了少数人的暴富和多数人的贫穷。所以，人们的意识当中已经打上了一个深刻的印记，那就是——一个强国衰落了。但是，如果从朝着市场民主方向的制度变革的角度来说，这些年也恰恰是最富成效的阶段。正如时间已经证明，这些制度变革中的大部分都已经不可逆转。而混乱，除了极端情况以外，这则是俄罗斯以前所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就好比空气之于人一样不可或缺。
整体上讲，笔者的评价是，俄罗斯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结果是成功的。
经济开始增长
根据大多数权威人士，特别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预测，在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之后必将出现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开始于1997年：GDP比1996年增长0.5%，尽管增长幅度不大，但这毕竟是在6年下降之后的第一次增长；通货膨胀率由1992年的2600%下降到11%。然而遗憾的是，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给本就虚弱的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这里面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外部因素，即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国资本撤出俄罗斯，再就是石油价格大幅下滑：1998年中期俄罗斯乌拉尔牌石油的价格曾一度跌至8美元一桶，而一年以前的价格还是19.6美元一桶。当然也有内部原因，首先就是持续不断的预算危机，联邦预算赤字占到了GDP的9%。支付危机之后，俄罗斯失去了举借外债的能力。所有的改革似乎都泡汤了。
但是1998年9-10月出现的一些征兆表明，金融危机只是打断了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另一方面却给经济奠定了更加健康的基础。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A.别洛乌索夫在分析经济恢复性增长进程时把1998年10月到2000年末这段时间分成了两个周期，即1998年10月到1999年11月的“货币贬值周期”和1999年12月到2000年12月的“石油周期”。
下面引用了A.别洛乌索夫所领导的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的数据。该中心2001年完成了一项研究，研究成果的名称在今天看起来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俄罗斯经济能否出现增长？”
危机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卢布贬值3.5倍，这极大地改善了俄罗斯工业的竞争地位，进口缩减，本国公司开始把外国商品排挤出国内市场。同时，货币贬值和随后的通货膨胀（由1997年的11%增长到1998年的84%)也对居民收入造成了打击，但是企业却从中获得了好处，它们的利润有所增加。企业利润的增长首先是由于先前停滞了的生产能力开始启动，而且投资也开始增长——从1998年10月到1999年7月10个月时间里增长了14.9%。这是俄罗斯从50年代以来所没有过的现象。
从1999年中期开始货币贬值效应开始萎缩，居民收入重又开始增长。而从1999年末开始进入“石油周期”阶段：石油价格上涨，因此使得俄罗斯在短期内摆脱了无力支付和以货易货这些转型时期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也摆脱了预算危机的束缚。深受清偿能力严重不足之苦，因六年严格的货币金融政策而形容枯槁的俄罗斯经济开始充盈了资金。货币化水平有所提高，从1998年的14%上升到2003年的 25%。
但是从2000年秋天开始石油因素的效应也开始减弱——石油价格重又开始下降。1999年俄罗斯乌拉尔牌石油的年平均价格为17.3美元一桶，2000年为26.9美元一桶，但是2001年时下降到23.1美元一桶，2002年为23.5美元一桶。俄罗斯GDP的变化动态在这几年里出奇准确地再现了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情况。2003年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到27.3美元一桶，俄罗斯GDP的增长则相应达到了7.3%的高峰（2000年——10%，2001年——5.1%，2002年——4.7%）。此后趋势发生改变：石油价格开始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例如2004年达到34.1美元一桶，比2003年增长24.9%；2005年达到50.0美元一桶，比2004年增长46.6%；2006年俄罗斯乌拉尔牌石油的价格没有出现低于65美元以下的情况（该年又比上年增长30%，3年里总共最低上涨了1.4倍）。尽管如此，GDP的增长速度还是出现了下降：2004年GDP增长7.1%，而2005年则为6.3%。原因后文有所分析。
可以确认，同过去的六年相比，1999-2003年在俄罗斯的经济当中形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经营积极性提高，这反映了商业活动对于卢布贬值的反应，并且由此促进了俄罗斯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加上普京主政以后政治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又赶上了石油、天然气等一系列商品出口收入的增加，虚弱的俄罗斯经济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清偿能力。当清偿能力的储备暂时较小，并且经济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变化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别洛乌索夫周期仍然在得以继续。其中2000-2003年对石油价格的敏感性一直很高。但是由于积蓄起来了一定的储备，货币化的程度有所提高，所以这种依赖性应该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降低。进一步说，石油价格摇摆不定的幅度以及价格下降和价格开始对俄罗斯经济起显著作用的时间跨度应该有所增加。假设从那时起石油价格不是一路走高，那么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但是价格的摇摆暂时并没有发生。
根据俄罗斯“三方对话”咨询公司的资料，2005年俄罗斯经济的M2货币化率由1999年的12%提高到23%，而M2X货币化率则由17%提高到28.5%。同时，该公司预测2007年的货币化速度也将相当之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俄罗斯的货币化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尽管它已经接近除捷克以外的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指标。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石油收入，因此也就无法在经营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而经济增长又可以起到预防通货膨胀的作用。在 2000-2003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出现了下降：1998年——84.4%；1999年——36.5%；2000年——20.2%；2001年——18.6%；2002年——15.1%；2003年——12.0%。的确，此后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开始降低：2004年——11.7%；2005年——10.9%。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7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就已经被控制在了11%的水平。
这些年来，俄罗斯当局一直在根据货币需求的增长而采取扩大货币供应的政策。货币需求反映着经营积极性的高低程度：如果货币需求量大，那么即便是在低水平货币化情况下的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也可以和低通货膨胀率同生共存。但是如果货币需求量降低，那么就需要冻结经济所无法消化吸收的大量资金。否则通货膨胀在所难免。
1999—2003年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很快，也就是说，货币需求也同样如此。各年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为：1999年——57.2%；2000年——62.3%；2001年——40%；2002年——32.3%（这些年中的最低值）；2003年——52%。所有这些年当中，都是经济快速增长，而通货膨胀迅速下降。从2003年开始情况出现转折，就连其他指标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到2004年时货币供应量下降到了35.8%，2005年时为39%。
而且，从2000年起，预算开始出现盈余。2003年时预算盈余已经达到了GDP的1.7%，2004年——4.2%；2005年——7.7%。此外，俄罗斯从2003年开始建立稳定基金，2005年时达到了437亿美元，2006年大约有840亿—850亿美元，按照“三方对话”公司的预测，2007年可能达到1450亿-1500亿美元。2006年里，俄罗斯偿还了除欧洲债券之外的几乎所有外债。因此，俄罗斯现在是在实行一种积极的冻结政策，而通货膨胀看来还相当之高。财政部长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挡把石油收入积极用于现代化这样的要求。
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是：商业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从1998年的41.8%下降到了2003年的13%和2005年的10.7%。2003和2005这两年里按照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2%和10.9%，而按照生产物价指数衡量则分别为15.6%和21.1%。这样一来，贷款特别是大额贷款几乎就等于是免费提供。但即便如此，银行依然有利可图，因为还有4.5%和4.0%的保证金。从2003年起俄罗斯的消费贷款开始迅速增加，而以前消费贷款在俄罗斯则几乎没有。这主要是由于货币需求下降的推动，其中包括非金融机构对于借款和贷款需求的下降。所以银行就努力用消费性信贷来加以弥补，并且给出的条件也极其自由。
政策上的转变
从2003年开始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以尤科斯石油公司逃税为名，没收其最大子公司尤甘斯克油气公司资产并将其转到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名下，逮捕并判处尤科斯公司领导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捷夫。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是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和总理卡西亚诺夫辞职，以及天然气工业公司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从2004年秋开始，俄罗斯实行了一系列限制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政治改革。并且此前国家还加强了对于媒体的控制。经济中依然在执行负责任的货币金融政策方针，但是却越来越明显地转向加强工业的政策、提高国家支出并扩大国有部门。
这样的政策转变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理由。2003年以前经济本来发展得极其成功，经营积极性也相当之高并且在不断上升。然而现在就已经看得出来，这些措施所导致的后果却是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停止下降，经营积极性也大大降低。导致尤科斯破产式的税收检查，以及要对90年代私有化结果进行重新评价的威胁令俄罗斯商人们“草木皆兵”。
关于政策转变的理由的一些公开说法包括：
——打击所谓的“寡头”，也就是那些在90年代以极低价格侵占了大量国家资产、然后又试图影响政治的大企业家。这些人遭到了大量的指责，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行动无论是在实业界还是在公众生活中基本上都得到了正面的回应；
——加强国家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战略经济部门的控制，维护国家利益；
——加快现代化进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在于俄罗斯的商人辜负了社会的期望，所以我们不得不来指望那些官员，尽管我们知道官员身上也有缺点。
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即便是最狭义的现代化进程，进展得确实比较缓慢。但是国家的干预——表现为压制商业，滥用合法暴力的权力，包括以此来违反和破坏财产权标准等等——也未必就能起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因为现代化毕竟不仅仅就是买一两套新设备而已。
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建立国家对于战略部门控制的必要性。石油的开采、加工、运输几乎都是由俄罗斯公司，包括国家垄断公司——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来进行的。这些公司都准备同克里姆林宫来协调自己的行动。包括尤科斯公司，比如在它想把大量股份卖给埃克森—美孚这样的事情上。假如政府说一句反对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了这笔交易，也就不会有抓人和俄罗斯最大公司破产的事了。
这里面的动机可以理解为：石油价格上涨，大量的钱落到了可以独立行动的私人企业家手里。然而这些钱并不是靠他们的勤劳和发明挣来的，而是成功地攫取了国家财产的结果。这样理解并不为过，但是从财产权和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就很难说得通了。
打击寡头的行动曾经一度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但其效果绝对是破坏性的：这一举措加剧了民众对于富人的仇视，老百姓对于富人的态度本来就不太好，官方的宣传更是加剧了这种情绪。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确对于社会风气和信任程度具有不良的影响，这是威权体制下欠发达国家比较典型的一种现象。但是在转型经济中也不可避免，这需要时间来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并且通过谨慎的国家政策而慢慢消除。同时世界经验也表明，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中在所难免，而且还可以起到一种发展动力的正面作用。大私有者代替大官僚——这是市场改革的目标之一。
如此说来，上面所列出的这些论据就显得说服力不足，并且令人产生一种怀疑，即这很可能是在掩饰政策转变中不便于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一些目的。笔者认为，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政权和大资本之间、“行政资源”和金融资源之间为争夺影响力而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可能以民主方式、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因为俄罗斯并不具备相应的制度和程序保障，而且直到现在，无论是政权还是商人，对于建立这样的制度和程序都还是不屑一顾。
现在商人们开始变得顺从，开始采取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从休克状态中恢复过来了。从2005年中期开始，经济中重又出现了活跃场面，2006年在经济增长和投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通货膨胀率显然还没有被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经营积极性也依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程度和水平。政策转变导致发展停滞，国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或许现在这还不是代价的全部，尽管当局一直在努力地缓和冲突。
不管怎么说，俄罗斯出现了两种二者择其一的发展方案：第一种是在2003年以前所实行的，强调个人主动性的方案，第二种是目前所实行的，主要依靠国家的主动性来进行现代化的方案。现在看来是第二种方案占了上风，似乎俄罗斯也已经作了这样的选择。但是笔者并不急于作出结论。首先，事实上这两种方案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其次，这两种方案的实施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周围的环境。环境的改变可能会迫使俄罗斯领导人改变政策。最后，对于俄罗斯所发生的情况，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90年代的改革是一个催生了一定希望和幻想的革命阶段，但是后来出现稳定，幻想破灭了，俄罗斯重新又回到了那种传统的、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和公民社会受到压抑的发展轨道上来。第二种解释是：90年代改革是一个新的市场民主俄罗斯的开始，而这种市场民主的建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普京时期的稳定连同帝国威权传统的再现仅仅是漫长道路上的一个片断，接着针摆将会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现在还很难说这两种解释当中哪一种更接近现实。但是依然有必要来讨论一下上述两种方案的内容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因为这种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决定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即：俄罗斯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
市场经济与增长
市场经济总是被认为比计划经济更好，但这绝对不是因为它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够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一系列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保证：
——最佳利用资源，产生更高效率；
——经济活力的刺激因素更加有力；
——生产符合需求，避免商品短缺；
——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创新，而质量和创新是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条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增长，如果就其规模而言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奇迹”或者是能够推动产生新的经济大国的，这主要出现在两种情况下：
1)创新型发展：产生出大量的创新，而且这些创新往往互为关联，因此可以为多个部门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蒸汽机车、铁路、汽车、无线电、电话、个人计算机、因特网的发明等等。其中每一项都是一次技术革命。到目前为止，类似的革命都出现在那些科技领先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
2)赶超型发展：落后国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可以赶上那些经济领先国家，甚至在一种或者多种经济因素具备某些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可以超过它们。
赶超型发展的例子比如曾经有法国超过了英国，然后是德国，再然后是美国、俄罗斯、日本。二战以后，东亚的一些国家，从日本开始，展现出了赶超型发展的优秀事例。现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巴西。所有这些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模式。
美国和欧洲所经历的工业化进程当时被称作工业革命，因为这一进程与工业的快速增长、工业在 GDP中比重的扩大、都市化，以及农业部门的比重、农业人口的数量然后是出生率的下降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地方，工业化都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就在经历这一进程，其他国家先前也走过了这一历程，只不过是引进技术的可能性完全不同而已。
俄罗斯也经历了工业化，而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与铁路建设有关。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与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二阶段是在苏联时期。第一阶段引进欧洲的技术是靠国内积累的资金和欧洲国家的借款来实现的；而第二阶段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一部分农民被实行集体化，一部分则迁往城里。结果到20世纪 70年代的时候，俄罗斯从一个粮食出口大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大国。与其他有望成为“经济巨人”的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工业化水平很高，这主要是指工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以及占居民总数3/4的都市化水平。
增长因素
在市场经济当中能够保证经济增长的因素一般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和文化。
劳动力资源。原则上所有的因素都互为补充。但是其中的某些因素可以产生竞争优势。比如中国和印度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国的劳动力还具有遵守纪律、相对容易掌握使用现代设备的劳动技能和注重教育等特点。而印度在这方面相比则不太突出。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以前曾经也有过像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但后来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它暂时还在利用自己的这一竞争优势而逐渐变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俄罗斯在劳动力资源上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尽管俄罗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较高，注重知识，富有创造力，但是却从苏联时期继承下来了相对较低的劳动道德水平。在这方面可以看一看德国的例子：在德国的东部曾经实行了40年的社会主义。所以，尽管东部和西部都生活着同样的德国人，但是过了15 年之后，东德人的劳动生产率却仍然比西部低20%-30%。30%的选民投票赞成共产党人，他们表现出了一种不满，认为国家对他们关心不够。俄罗斯的情况亦是如此，只不过这里曾经实行了74年的社会主义，并且不像德国那样有东、西之间的比较。后文将要谈到的文化这一增长因素，指的也正是这一点，即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准则、价值观念、社会资本等等。
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方面，未来俄罗斯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由于不能轻而易举地吸引到劳动力，扩大生产和投资将变得相当困难。和工业化时代有所不同，农村无法提供劳动人手。对于俄罗斯来说，只有那些需要劳动力少，并且能够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才是可能的。
自然资源。这是一个公认的俄罗斯的竞争优势。但是问题在于，这一优势能否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笔者认为，“奇迹”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发生了。2002-2003年石油美元大幅增长，商业经营积极性提高，在使用能源与投资方面，俄罗斯曾经面临大量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利好的形势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政府和商界人士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90年代的问题之中，他们还在用他们自己的眼光来观察理解现实世界。比如说在讨论稳定基金和外债时，就曾经有人害怕在结算高峰的2003年无法还清外债。然后这种利好的形势很快就结束了。接下去石油价格的上涨开始停止发挥先前的正面效应。相反，反面效应——卢布汇率问题、“荷兰病”症状和高通货膨胀率——则变得越来越明显。
假定政府可以成功地将商业积极性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以消除这些不利因素。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能否把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投入到其他部门，以提高这些部门的竞争力和实现经济的多样化？这本身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涉及到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那么就需要有巨大的投资规模。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与俄罗斯条件相符的答案：如果是国家来做这件事情，即便是通过国有公司，那也是不可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腐败，而且更大程度上还在于效率低下，后工业经济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强，以及国家官僚机器反应不灵敏等等。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俄罗斯的国家官僚机器往往能想出最坏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通过资本市场来运作，则希望要更大一些。但是在俄罗斯，资本市场发育得还不够强大，而国际市场又很难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更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有竞争力的部门和产业群，这是一项相当长期的任务，即使是在民族资本强大、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情况下也是有风险的。问题在于，即便是将俄罗斯的能源生产与出口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之上——而这是整个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所在——那么所需投资的巨大数额，就使得轮到其它部门时所剩无几了。仅仅是用于组织亚马尔半岛和施托克曼海上气田开采的支出，10年里最少就需要上千亿美元甚至更多。有些近处老气田的储量已经接近枯竭，导致生产缩减，正是亚马尔半岛和施托克曼海上气田才有望来对此加以弥补。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自然资源对于俄罗斯来说多么重要，它都不能自然而然地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进而使其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的排名明显提升。把开采部门所获得的收入重新分配到加工以及其他部门的可能性将受到限制。
资本。资本作为一个增长因素在近期甚至长远来说都不会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日常业务往来账户良好和支付能力强这些条件可以保证俄罗斯吸引到足够多的资金。问题是，在劳动力缺乏、腐败严重、财产权没有可靠保证，以及国家追求干预私人商业的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来使用这些资金。并且，正如前文已经指出，投资项目的选择被限定在那些需要劳动力不多、能够保证生产率高速增长的项目上面，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率。
笔者在这里强调一个简单的想法：基于赶超型发展思想基础之上、旨在实现生产规模扩大同资源使用增加达到均衡或者接近均衡目的的那些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问题不在于俄罗斯没有什么可以引进的产品与技术，而是在于俄罗斯不具备使这些引进的东西——主要是技术——产生效应，进而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条件。效应的扩大将遭遇来自制度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中国、印度和巴西将来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些国家距此还比较遥远，它们暂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俄罗斯则别无选择。
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法律）还是非正式制度（实业领域和公民生活中的习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个国家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但是这些制度要么是变化得比较缓慢，要么则根本不会发生改变，再不就是在形式发生变化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传统秩序的复辟。
制度变迁是一种通常都要遭受不幸命运的改革，至少对于改革者而言是如此。可以说，俄罗斯在 90年代很短的一个时间段里（1992-1993年）实行的市场改革，从其所取得的成果和不可逆转的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其中包括或多或少符合了现代结构特点的税收改革和银行系统改革，以及制定了民法、劳动法、土地法等等。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必要的制度变迁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去比较大的事情还包括养老金改革、卫生改革、教育改革，这些制度都应该根据后工业化发展的条件进行变革。这是关系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另外，俄罗斯90年代刚刚勾画出一个轮廓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管理体系，同共产主义的各种制度和西方同类制度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而在最近一些年里则又经历着许多陈旧形式的复辟。行政改革坦白地说根本就没有完成，因为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腐败、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而没有民主的社会监督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普遍差别问题。
俄罗斯在经济现代化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甚至不仅仅是工作而已，而是需要有社会大多数、应该学会按照另外的游戏规则来生活的几代人的结构性行动。企业活动自由、尊重企业行为、严格遵守财产权、平等竞争、反对腐败、法律至上、法院独立，这是一些众所周知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在俄罗斯则行不通，甚至政府都不予遵守。
那么这与增长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是具有最直接的关系。俄罗斯的制度体系是一种落后、陈旧、半封建式的制度体系。这是俄罗斯的悲哀。但同时也是它的一种资源，而且是主要的资源之一。假设对此能够有效地加以利用，能够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并且被社会所接受，那么仅仅这一点就可以为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能够降低业务花费的信任，这些都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源泉。俄罗斯比印度或者中国更容易实现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文化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居民总数的3/4都生活在城市当中，那里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制度变迁在俄罗斯已经开始，现在正在一点点地进行。制度也要像培育植物那样来培育。
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指最广义的文化，其中也包括制度。但是除了制度以外，文化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些重要层面。比如教育、修养、合作精神，对于竞争、对于自己和别人成绩的态度；比如家庭关系；比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于新事物的喜好，创新意识；比如对于长者以及他们的威望是否尊重等等。总之，这都是一些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它不仅可以表现为更多或者更少，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还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
文化的意义非常重要，尽管它本身并不是增长的直接资源。当日本经济在十年罕见发展之后于90年代受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开始在银行体系特点以及其他一些纯经济因素上去找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里面的原因即在于文化危机。战后传统的日本文化首先被一些大集团用来解决工业生产管理上的任务。日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整个世界都曾经来研究日本的经验，但是除了东亚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利用这些经验。
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新一代日本人不想成为劳动的机器并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一个公司，他们需要更多的自由。或许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笔者认为，这里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失去了自我。不知日本所进行的自由化改革能否产生结果。但是光有改革是不够的，为了培育新的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努力从那些旧的东西当中保存下来那些优秀的、对于人民宝贵的东西。
这些年国际金融组织在评估转型国家市场改革进程时一再指出，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巴尔干国家的改革进行得较好，而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加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改革则进行得较差。人们自然会想到这里面的责任主要在于政府，在于政府缺乏理解力和政治意愿。笔者并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是认为文化上的差异具有更大的意义。并不能说原因在于文化的落后，因为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在现代发展条件下，今天能够占到上风的，都是那些可以提供更多的个性自由，保证更大的信任空间，并因此而更有利于创新、科学和教育的文化。当然，这种文化一般也应该比较少地与清除那些过时的、阻碍发展的因素这一过程发生对抗。
这里并不排除在可以实现赶超型发展的其他国家里，更成功的则是另外一些文化，而且往往是传统文化。但这对于领先国家来说则是不可能的。而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那种大规模、规范式的赶超型发展无论如何已经行不通，在这里只可能是借助于生产率提高的发展模式。中国和印度在这条道路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是领先国家。它有可能跻身这一行列，但是要遭遇激烈的竞争。为了能够取得成功，俄罗斯需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当然，这是与苏联或者中国实行他们共产主义乌托邦时代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革命。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却有可能显示出重要的竞争优势：多一些自由，少一些自命不凡。
对两种二择其一方案的评价
下面所要作的评估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并且预测的时间跨度一般至少要在30—40年，这是 20世纪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西班牙——进行制度变迁所能取得成就的最低期限。这个时间范围对于俄罗斯来说也同样适用。下面就考察一下前面所提到的两种二择其一的方案，也就是说这两种方案都有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发展战略。当然，这些方案都排除了明显不理智的行为。
第一种方案——民主现代化，强调发挥个人积极性和民主的社会监督机制。
这种方案的前提条件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为私人商业活动提供最优惠的条件。当然这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但是应该保证往这个方向努力，要让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今天比昨天好，而明天比今天好”。权力的运作应该公开透明，不断地为自己树立威信，同时促进社会信任的增强。趁着暂时还有利好的情势，在短期内进行自由化改革。提高预算内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额度，以抵补因向非市场服务的正常价格、家庭支付养老基金和社会与医疗保险过渡而造成的损失。
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代一代人自筹资金来保障生活的各种制度，这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寿命长、老龄人口占大多数这种居民结构所固有的特点。
国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由目前的36%-38%缩减到30%。国家资产限制在能够保证完成其职能的范围内即可。尽最大可能地在竞争基础上分配预算，有效使用预算资金，以此来弥补低税收的不足。
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赋予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地方机构在公民面前承担责任以特别的意义。联邦当局在地方设有全权代表机关，积极促进人权和自由的遵守，保证选举中的法律至上，而不是这一或那一政党获胜。
不否定结构性（工业）政策，积极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优先实施长期的战略性项目，特别是在教育、科学和创新领域。努力使知识、发明创造力、进取心成为竞争和发展的主要资源。新制度的培育在于自由和信任，因此自由和信任应该成为动用这些资源的先决条件。如果上述这些前提条件在俄罗斯能比在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如果俄罗斯能够建立起比欧洲甚或美国更加自由的经济，那么它就能够像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发展得更加强劲和顺利。对于俄罗斯来说，市场改革、民主革命的能量暂时还没有完全耗尽，尽管它在不断地消耗。可以指望在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这种能量还能够被激发出来。
第一种方案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式的方案，实施起来有很大的风险。培育新的制度，摆脱那些普遍的然而没有效率的传统准则，移植符合现代化社会特点的文化准则，这一切做起来都比较困难，都会遇到阻力，包括来自那些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利益集团的阻力。这种方案实施的条件是精英阶层的团结，以及在发展战略上形成相当广泛的民族共识。创新经济不可能马上并且不一定非要在计划的期限内产生结果。在最初阶段表现出优势的，有可能是建立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基础之上的简单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但是，如果再回想一下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增长因素，那么可以确信，第一种发展方案主要是基于那些对于俄罗斯来说最有前景的因素，即制度和文化。
第二种方案——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的现代化，强调发挥国家的积极性，个人主动性处于从属地位。
这种方案中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家对于优先方向的投资。对开采部门所获得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个人积极性的不足由国有企业活动来弥补。实际经济部门中50%-60%强的资产，油气部门70%-90%的资产归国家所有。国家占GDP的比重不低于40%-50%。在社会领域和国家管理方面不进行自由化的改革，或者改革起来也是犹豫不决、模棱两可，不去解决后工业化社会发展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民主化也不可能进行，因为这与国家的积极作用相抵触，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要求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不完整性将越来越破坏国家的金融稳定，特别是在世界行情恶化或者主要交易商品生产缩减的情况下。最先遭受打击的将是退休人员，以及非市场服务领域。然后是科学、教育、国家机关——这些都是后工业化经济中极其脆弱同时又特别重要的部门。
也许，在最初阶段，当赶超型发展资源暂时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第二种方案可能会表现得比第一种方案更有优势。但是接下来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必然会激化，那些陈旧过时的制度必然要产生阻碍作用。因为在第二种方案中国家权力是主要的推动力，这也就意味着同第一种方案相比，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将越来越低下。自上而下式的现代化模式所依赖的增长因素在于自然资源和资本。
制度变迁被置于从属地位。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第一种方案更有优势的结论。第一种方案的确能够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但是政策现在却反过来向第二种方案倾斜，这至多能够保证俄罗斯在世界排名中的地位不出现恶化，但不一定会有什么大的突破。
最现实的发展模式在于上述所描绘的两种方案之间。但是现在看来它与官僚式现代化模式的区别不大。政策的改变同样需要时间。
艰难的选择
实际上，两种方案之间的选择非常困难。而且看来选择还要不止一次地改变。俄罗斯仅仅是走过了第一个周期，未来还完全有可能再出现摇摆。原因很容易理解：换设备要比换人简单得多。
俄罗斯很快将出版索科洛夫《一个贫穷的大国》一书的俄文译本。这本书早在十七八年前就已经在法国出版，作者为俄裔法国人。他研究了俄国自1815年以来的历史，指出了俄国所特有的一个规律：强大的国家，贫穷的人民。国家通常都推行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在不断地做着摆脱落后的尝试。
其中有一章内容写的是在俄国最后两任沙皇时期担任财长的谢尔盖·维特所提出的那种令人痛苦的思考。维特关于工业发展的思考曾经对于俄国的独特性提出了挑战，他说：“为了和西方抗衡，必须要有实力。而实力的获得要通过掌握新技术，换句话说，要通过吸收西方的经济学说。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判定必须要扩大与西方的联系同时又保持民族的独特性呢？”
索科洛夫把这称作是一种“东方式的两难选择”，因为不仅仅是俄罗斯，而且许多东方国家都深受其苦。
“如果工业增长缓慢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受辱，那么独特性的充分发挥又如何得以体现呢？”笔者这里接着引用维特的话：“任何国家都很难铲除自己的根。然而，谁要是想和俾斯麦一样战胜自己的‘工业恶魔’，那么就应该经过这一步。”
现在时代不同了。而且俄罗斯似乎也处于另外一种情形。工业化已经过去，但是两难选择依旧。只不过现在是制度和文化取代工业而成为成功的决定因素。这意味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要“铲除自己的根”。笔者在这里还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这在俄罗斯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才援引了一位俄裔法国人的话。这对他来说比较容易，而且是“旁观者清”。
在俄国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上，索科洛夫接着说，“失败能够催生出改革的动力。但只要是刚取得一点成绩，国家的作用就开始加强，保守主义力量就会上升，于是发展路线又开始重新转向下一次失败”。
90年代的转型危机就扮演了一个失败的角色，于是改革得以进行，尽管是部分地进行。但是后来的石油收入加强了国家权力，人们的头脑当中重新又开始充满了大国的梦想。哪还有什么铲除，人们倒是又稀罕起这落后的根了。所以又转到了第二种方案上面。
第一种方案的实质却有所不同。这恰恰是它的困难所在。中国、印度和巴西早晚也要碰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