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外交论文,试析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谋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或以联合国为舞台，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努力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实现某种战略目标的行为和手段。历史上，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标志是1956年12月18日，日本经过4年努力，终于加入联合国，从战败国重返国际社会，并于第二年9月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把“以联合国为中心”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第二次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冷战后。其标志是1991年在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通过事先大量的工作，终于以绝对多数票，第七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当年8月5日，海部首相在第121次国会上的施政演说中称：“国际社会团结在联合国周围克服了海湾危机”，这“符合我国提倡的联合国中心主义的立场”。（注：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蓝皮书》，1991年版，第389页。）
由于冷战期间，联合国成为美苏争霸的场所，而日本采取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注：据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本三郎在其学术论文《联合国中日本的姿态》中统计，从第11届联大到第17届联大，日本在国际冲突问题上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的占94%，在其他问题上占89%。）日本第一次的所谓“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不过是徒有虚名，不久便偃旗息鼓了。七十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和日本在安理会的落选，标志着日本推行的唯美是从的联合国外交已走到尽头。八十年代初，日本曾一度把“联合国中心外交”从《外交蓝皮书》中删除掉。冷战后，由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受到各国高度重视，日本也重提“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第二次的日本联合国外交仍在继续，而且无论是在背景上，还是在目标、措施上都与第一次明显不同。本文拟对冷战后日本开展联合国外交的背景、目标、做法作一粗浅分析，并试图展望一下其前景。
一、冷战后日本重提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背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新形势下，联合国地位上升，作用增大；而日本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大国意识开始显露并逐步增强；同时，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要求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成为日本重提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背景。
（一）联合国地位上升，作用增大。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消失，大国关系改善，原来的一些“热点”有些已基本得到解决或出现了政治解决的前景。但是，由于民族矛盾、宗教纠纷等引起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有时却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新形势下的不稳定因素。而且，环境恶化、粮食短缺、核扩散、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全球性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也难以解决。因此，国际形势迫切需要联合国出面干预并发挥作用。
冷战期间，联合国从未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其有效职能，不仅原定的主要任务没有完全，而且自身也成为美苏争霸世界的舞台。而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把联合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在许多重大国际或地区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纳米比亚独立、尼加拉瓜和平有联合国的功劳，前南地区冲突、索马里饥荒、柬埔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联合国的斡旋，尤其是海湾战争，联合国采取空前一致的行动，通过了对伊拉克实施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手段，使联合国大显身手，出尽了风头，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增大。细川首相称“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海湾战争成为促使日本加强联合国外交力度的重要转机。
（二）日本国力提高，大国意识增强。从以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看，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199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62.5%，是德国的2.1倍。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到1991年，日本已跃居西方发达国家的首位，为27195.5美元，而美国为22468.2美元，德国为24717.7美元。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87年就超过美国居第一位。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日本23210美元，美国20267美元。同时，日本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盈余居世界第一，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1993年，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达1202.4美元，经常收支盈余达1314.4亿美元。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达441.3亿美元，1992年，成为拥有5316亿美元的世界头号债权国。（注：孙承：《日本与亚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对外政策思想和目标亦随之发生变化，大国意识开始显露并逐步增强。1982年7月，中曾根首相在他的故乡群马县发表讲话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注：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口号。在这以后的几届日本首相也先后提出了诸如做“国际国家”、“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等。虽然口号有所不同，但核心却从未改变，那就是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还要做“政治大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新形势下，面对联合国地位的提高，走政治大国道路，离开联合国外交显然是行不通的。
（三）美国相对衰落，欲借日本补台。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远非任何其他国家可比，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影响力却在下降。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整个世界联系日益密切，许多国际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哪怕是美国这样的“一枝独秀”，也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来维系“世界警察”的地位，处理全球问题，这是导致它要求日本在世界事务中起更大作用的主要因素。1990年的海湾战争若没有日本提供的13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这一场战争很值得怀疑。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布什政府曾提出与日本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希望日本加强在联合国中同美国的合作；克林顿也多次表示，希望日本能更多地承担起国际责任，特别是在联合维和行动、环保和政府开发援助方面。不言而喻，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在国际安全保证方面进一步提供财政经费，替美国应付世界的各种“危机”，使日本更多地关心国际政治。而这正恰恰符合日本政府的心意，它将借此机会，充分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购买”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
二、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
冷战期间，日本第一次提出联合国中心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而冷战后日本重提联合国中心外交的目的乃是以联合国为舞台，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
（一）以联合国为舞台，谋求充当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角。九十年代，日本的外交战略开始具有更为广泛的全球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主动充当主角，欲从国际规则的执行者变为制定人。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是辅佐外务大臣的最高负责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具有较大的发言权）栗山尚一于1989年末在日本《外交论坛》月刊第12期撰文称：“战后体系已不适应形势……各国都在摸索建立新秩序。由于日本国力增强，因此日本外交将发生质变。小国外交是在既成秩序内，如何巧妙利用这种秩序获利，而大国外交则是要建立并维持新秩序”。他主张日本应“开展不摆大国架子的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注：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第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首相施政方针演说》，正式宣布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海部宣称：“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变化之中”，日本“必须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开展‘有理想的外交’”，并将“运用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积极参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国际努力”，作为施政的首要方针。（注：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苏联解体后正值宫泽执政。宫泽外交既保持了日本外交的连续性，又在新形势下明确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新主张。他于1992年4月访问法国时表示，日本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将着重在三方面发挥作用：“其一，监督裁军。其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其三，注意环境保护，鉴于南北关系面向难民提供援助”。（注：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显然，日本政府欲通过加强联合国外交，谋求充当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角。
（二）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谋求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受战后宪法第九条的约束，日本将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为禁区。1990年11月，日本政府借海湾危机之机第一次向国会提出派兵法案，即“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因遭到日本在野党和广大国民反对而成为废案。第二年9月，日本政府又向国会提出了在上述法案基础上稍加修改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再度搁浅。但日本政府认为，在以后的国际事务中联合国的作用将增大，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中发挥作用将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所以日本政府及自民党一直在为通过新的有关法案而加紧活动。1992年6月该法案终于在国会众参两院获得通过，8月起实施。
1992年版的《外交蓝皮书》认为，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应扩大“国际贡献”的领域，增加“安全投入”，要求对恢复了维持和平作用的联合国给予协助，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方面进一步做出贡献。于是日本打着“国际贡献”的旗帜，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谋求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并以此作为走向政治大国的跳板。宫泽执政时，于1992年11月派遣600名自卫队员前往柬埔寨。此后，日本历届内阁都强调日本要努力推进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和平，包括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强调日本要坚持战后和平宪法，不像北约国家那样参加军事行动，但也要付出一定牺牲，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三）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积极推进联合国改革，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是日本重提联合国中心外交的核心目标。1992年1月，宫泽出席首届联合国安理会首脑大会时，提出调整安理会成员国职能和构成，以反映新时代的现实。1993年8月，以细川为首的日本多党联合政府重申，要努力推进对联合国的合作与联合国改革，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建议，认为安理会的现状已经未必能反映出当今的世界形势，从提高安理会的可信性和实效性出发，应扩大安理会的席位。其实，日本所说的“联合国改革”，就是让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其基本立场是，一国在安理会地位，应按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实力和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财政贡献程度，以均衡的方式分配，即按财力分配权力。（注：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1994年4月28日组成的羽田内阁，对成为常任理事国采取了明确的积极姿态。同年6月，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在安理会改革工作小组会议上明确表示：“日本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尽到最大责任”，这是日本首次在联合国明确使用“常任理事国”一词表态。（注：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此后，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松懈这方面的努力。只要一有机会，日本首相就要在联合国大会表明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向。日本政府之所以强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因为如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等于日本被承认为世界政治大国”（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语）。（注：[日]《朝日新闻》，1991年12月20日。）而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是八十年代以来日本一直追求的奋斗目标。因此，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冷战后日本重提联合国中心外交，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制定了分两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是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第二部是成为常任理事国。
三、冷战后日本开展联合国外交的做法
为了联合国中心外交有效开展，实现自己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日本对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双管齐下的“争取支持外交”；（注：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并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行动；同时，加强“日美基轴关系”，确保联合国外交的实施。
（一）努力开展“争取支持外交”。日本虽然急欲成为常任理事国，但也担心过于急躁会遭致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为此，努力开展了“争取支持外交”。首先是提出了旨在安抚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四条原则：(1)不触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益。(2)不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和工作效率。(3)基于地区平衡增加新常任理事国。(4)新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在此基础上，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于1994年6月又提出了旨在安抚其他地区大国的方案：(1)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分配给亚非拉。(2)安理会成员总数扩至20-25国。(3)对部分非常任理事国允许连任。同年9月透露外务省方案，在日、德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前提下，增加如下措施：(1)将新设非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席位分配给亚非拉。(2)亚洲的印度和印尼，非洲的埃及和尼日利亚，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成为固定成员。(3)实行轮换制，固定成员轮流担任该地区分得的一个席位的非常任理事国。（注：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同时，日本越来越重视使政府开发援助与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挂钩，以经济合作为杠杆，对发展中国家展开“争取支持外交”。日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日本进入到安理会中去，并支持它在将来的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据统计，1996年已有86个联合国会员国表示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注：[日]《产经新闻》，1996年3月26日。）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明确表态支持，英法表示不反对德日成为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表示理解，但叶利钦在1997年的日俄首脑非正式会晤中也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二）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行动。除了前面提到的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运动外，日本还在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其他国际行动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首先积极参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力争在环境、贩毒、人口、难民、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主导作用。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更加重视开展所谓“环境外交”，一是积极加入全球性有关环境问题的活动和条约；二是通过资金与技术合作，努力为解决环境问题做贡献；三是各种形式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如1992年10月设立了联合国国际环境技术中心，同年3月在京都主办了保护野生生物条约蹄约国大会等。为配合解决贩毒问题，日本于1991年在东京主持了亚太地区毒品对策高级官员会议，并于第二年6月，批准加入了联合国防止及惩处非法毒品交易的有关条约。同时，日本还通过联合国为解决世界人口问题提供资金援助，1992年对世界人口基金出资额为5930万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其次，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热点”。1990年6月促成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东京会议的召开，并把它视为其发挥国际作用的“尝试”。另外，不仅在海湾战争期间提供资金最多，而且战争结束后，还派去了扫雷艇，帮助清除波斯湾的水雷。不仅参加了有关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还主持了关于中东难民和水资源的国际会议。在朝鲜半岛也积极配合美韩两国对朝保持压力，要求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核查，以便在朝鲜问题的解决上争得一席之地。
再次，积极推动国际军控和防止核扩散。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已大大降低，地区性冲突和武器扩散等影响世界和平进程的问题，成为联合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此日本采取措施，积极配合联合国的行动。1991年5月，冷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国际性裁军大会在东京举行。海部首相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主旨演说，提出要增加常规武器出口的透明度，建立联合国设立武器进出口情况申报制度，日本将为此提供经费和人员，决定在当年秋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有关决议案。此外，日本还抓住反核和反武器扩散这一普遍关心的话题，以唯一受过核武器之害国家的身份大声疾呼，充当国际和平的维护者。
（三）加强“日美基轴关系”，确保联合国外交的实施。“日美基轴关系”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要保障与根基，日本不可能放弃日美同盟去开展“联合国中心外交”。战后，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将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并视其为外交三大支柱的核心。尽管苏联解体后，日本国内出现过日本外交从此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还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争论，但日本政府仍然坚持“日美同盟”。而且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朝鲜半岛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在对付所谓中国威胁中，日美同盟的机能得以强化。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出笼、日本国会通过相关法案以及日本决定参与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等表明，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还离不开日美同盟。日本虽在表面强调要“以联合国为中心”，而一旦联合国与美国有矛盾，日本仍将优先考虑美国的立场。（注：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笔者曾经问一位日本学者怎么理解日本“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该学者直言“以联合国为中心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更多拥有对联合国主导权的目前形势下，这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日本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必须得有美国的支持，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外交的基轴。
四、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前景
通过努力开展“争取支持外交”，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的国际行动，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取得了初步成效。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有所增加，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修改联合国宪章尚有困难。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哪怕是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都须修改联合国宪章，而修改联合国宪章程序复杂，且须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的同意和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认可，实施起来难度较大。
（二）五常任理事国大权在握，不会轻易让别人分享。目前五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正式明确表态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只是表示理解或者有条件地支持。
（三）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举动，令国际社会存有疑虑。从客观上讲，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走向政治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但近年来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些政要鼓吹“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东史郎的败诉等不能不让国际社会，尤其周边国家对它持保留态度。
（四）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使日本外交影响力下降。整个九十年代，日本政局动荡不安，换了近十届内阁，目前的森喜朗内阁也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一状况客观上影响到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对其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十分不利。
（五）国内法制调整尚有难题，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尚未形成共识。如果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履行参与军事行动的义务，这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规定相悖，而修宪条件尚不成熟。同时，对于是否一定要成为常任理事国，以及实现了这一目标将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日本国内一直争论不休，尚未达成共识。
在面临着诸如此类的困难和问题的同时，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也有很大优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是联合国的出资大国。多年来，日本对联合国的资金贡献不断增加，其排位逐渐前移。1971年占5.4%；1974年占7.15%，列美、苏之后，为第三位；1988年占10.84%，超过苏联，居第二位；1992年起占12.45%；1997年占15.65%；1998年占17.98%；而2000年则负担20.57%，已超过英法俄中四国分摊的总额。（注：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除会费外，在联合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中，日本都是主要出资国之一，每当联合国需要意外费用时，无不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
第二，日本是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最多的国家。日本自1956年加入联合国以来，已八次被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1991年秋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中，由于事先作了大量工作，使日本获得161个成员国中158个国家的支持而当选，说明新形势下日本在联合国中的地位有了迅速提高。
第三，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中占居要职人员最多。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18个主要机构中，日本是世界上担任理事等要职最多的国家。通过谋取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在机构内发挥实际作用，显示了日本的重要存在。
第四，加入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随着日本对联合国贡献的加大和国际影响的提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它进入常任理事国。1991年是25国，1996年是86国。近几年，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还有增加的趋势。
第五，联合国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自从1979年印度等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向第34届联大提出改革联合国、扩大安理会的提案后，这方面的讨论就一直未断。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改革联合国、改组安理会已形成一股潮流，达成一种共识，并进入了实质性的方案论证阶段。日本定会抓住这个时机，实现其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梦想。
总之，尽管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势已定。只是时间早晚以及加入方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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