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论文

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

张淑辉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是制定与实施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利用山西省和甘肃省515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PSM估计检验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有重要作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促进农户教育水平提高;但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健康贫困与信息贫困的影响并不呈显著性差异。为持续而充分地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精准扶贫的作用,需要继续加大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高度重视其多维减贫作用;增强合作经济组织减贫理念,调动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支持合作经济组织选择适宜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特色产业。

关键词: 合作经济组织;多维减贫效应;贫困农户;收入效应;教育贫困减缓

一、文献回顾

对贫困的理解是贫困问题研究的起点。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对贫困理论的研究以及反贫困的实践中,人们对贫困的认识逐渐加深,从早期对贫困“物质匮乏”的简单认识到Sen[1]的“能力贫困”,到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收入、教育、健康”多维贫困,再到UNDP(2010)提出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条件的多维贫困指数MPI进行转变。由此,学者们对贫困的理解突破了仅对贫困者经济状况的关注,扩展了贫困问题的研究范畴,更能反映贫困的本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的存在,使得数字信息获取能力、供给能力以及应用能力在内的数字能力贫困成为新的维度的贫困。

扶贫实践主张慎重、准确地应用现阶段能取得的反贫困研究证据[2]。从多维视角下考察贫困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贫困剥夺维度的选择。在多维贫困评价体系中突出扶贫标准如人均收入水平这个重要维度,使评价结果具备便利执行的政策导向性;贫困维度的选择要便于对贫困户进行后期识别与追踪。王小林和Alkire[3]从维度、样本地区、城乡三个层面测算了中国的多维贫困现状。丁建军[4]从经济贫困、人类贫困和信息贫困多维度考察贫困时序演变。张昭等[5]提出政策导向性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理念,认为扶贫政策应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另一个是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Alkire和Foster[6]提出了多维贫困的识别、加总和分解的A-F方法,其核心是“双临界值”;Alkire和Santos[7]考察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稳健性与动态变化;侯亚景和周云波[8]参照UNDP提出的多维贫困指数(MPI),采用A-F方法对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分析。

教学反馈是整个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需求,便于后期改进课程,笔者通过“问卷星”网站设计了一个问卷调查。问卷共10道题目,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又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问卷题目聚焦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对于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的需求等方面。笔者通过QQ群向两个班级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共43份。

有关农民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扶贫效应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其提升农户收入效应方面,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合作经济组织能显著提升核心成员或大规模农户的收入。廖小静等[9]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促使高收入农户收入增长幅度大于低收入农户,核心成员的收益明显高于普通社员。苏群和陈杰[10]研究得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大规模水稻种植农户的增收效果更显著。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到了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促进贫困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户的收入增长效应。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收入明显增加,前者增加的幅度更大[11]。Ma和Abdulai[12]研究发现,合作社促进小规模苹果种植户收益多于中大规模种植户。还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组织对扶贫具有负向作用。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成员结构,随着资源要素循环积累将进一步固化成员异质性,进而影响权力格局,并决定利益分配格局,促使资源要素向核心成员集聚,造成普通成员的收益能力微弱[13]

有研究表明,非收入维度存在剥夺会进一步增加贫困家庭脱贫的难度[5]。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Bourguignon和Chakravarty[14]认为,收入贫困目标实现与非收入指标的剥夺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前者的减贫趋势与后者之间并不同步,收入贫困不能代表非收入维度的剥夺;并且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是互补的,其对贫困人口的识别不具有重叠性;仅有约31%的贫困人口同时处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剥夺状态。

A:如果老想着要把文化带出去,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文化,反而说明自己没有自信。中国文化就是世界的,我们坚持自己就足够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大家互相包容,互相共融就可以了。

合作经济组织被认为是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组织制度创新。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对贫困农户发挥组织和带动作用,促使农户获取“合作互助”与“政策扶持”的双重红利,显著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合作经济组织能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组织化,使农户生产经营的范围由第一产业向工业、服务业领域延伸,既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帮助成员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能增加成员获取市场准入的机会,降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获得种植养殖业正常收入并分享第二三产业的部分利润,扩大增收空间。另外,扶贫实践中出现的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贷款、贫困户无息“按揭”新模式既提供给贫困农户住房保障,提升生活质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合作经济组织的用人需求,实现双赢,变“输血”为“造血”,让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呈现一种新的形态。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二、分析逻辑及假设提出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削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农户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依据已有贫困剥夺维度的选择,本文将多维贫困划分为农户收入、教育、健康和信息贫困四个方面,从多维视角考察合作经济组织对贫困农户的减贫效应。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中贫困人口脱贫和退出机制,在分析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1)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专业合作社、具有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一般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协会型合作社相对比较可能实现扶贫功能。 (以下简称合作经济组织)提升贫困农户多维剥夺的福利水平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利用山西省和甘肃省515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考察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制定相应政策以保障合作经济组织持续对农户发挥减贫增收作用,跳离贫困陷阱。

假设3: 合作经济组织能有效减少农户的健康贫困。

多元贫困理论视域下,缓解农户能力贫困是反贫困的关键着力点[15]。合作经济组织缓解贫困群体能力贫困的关键点在于挖掘农户的人力资本潜力,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16]。地方政府培育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相当于赋权于组织成员,由向贫困农户社会层面赋权转向个体层面赋权。通过合作经济组织赋权于贫困农户,给其提供了在“干中学”与继续接受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过程中使贫困农户获取、交流知识与经验技术,拓宽其知识面,激发贫困农户内在动力与潜力,增强贫困农户自主发展与创新意识,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了教育培训“治穷根”,使贫困家庭摆脱低水平均衡状态。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②微生态调节治疗 肝衰竭患者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益生菌减少,肠道有害菌增加[11],而应用肠道微生态制剂可改善肝衰竭患者预后。建议应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乳果糖或拉克替醇,以减少肠道细菌易位或内毒素血症(Ⅲ)[12]。有报道粪便菌群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作为一种治疗肝衰竭尤其是肝性脑病的新思路,可能优于单用益生菌[13],可加强研究。

假设2: 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减缓农户教育贫困的作用。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年1—3月对山西省和甘肃省9个贫困县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户调研。其中,国家级贫困县6个,省级贫困县3个。调查问卷设计经过专家讨论、预调研、反馈调整等过程修改而成,参与调研的人员也都经过多次问卷培训。一部分数据是由课题组成员实地入户访谈调研;另一部分数据通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辅助完成。共调研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56家,农户580户。经统计,共回收调查问卷536份,问卷回收率为92.41%;经整理、删除不合要求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15份,有效率达到88.79%。

假设1: 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农户收入贫困的减少。

合作经济组织是连接政府、市场和农户资源的关键,能直接表达政府的意愿与满足贫困农户的发展诉求,为政府与贫困农户之间相互沟通与了解搭建了桥梁,有效降低扶贫瞄准和扶贫项目投入的成本[17]。信息普及广度与深度能改变贫困农户生计,但大量的扶贫资源信息、科技信息、生产信息和市场信息等信息资源对贫困农户信息选择形成障碍,依托合作经济组织收集、整合与过滤各种信息资源,使有用信息资源流向贫困农户,可拓宽其获取信息资源渠道与便利性,使其在信息方面获得的权利和能力不断提升,满足贫困农户需求,推动贫困农户信息积累;同时,可有效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避免市场机会主义。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减少农户信息贫困的剥夺。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研究方法

Rosenbaum和Rubin[18]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基本思想主要是通过倾向得分寻找与处理组最具可比性的未参与项目的控制组进行匹配,然后再估计合作经济组织的减贫效应。该方法能有效解决样本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选择偏误”引起的误差和内生性问题,统计学意义上的可信度较高,被广泛应用到各种项目平均效果的估计中。其优势在于“还原”处理组不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状态以及控制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状态,使得控制组能够模拟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然后对比分析农户在参与和不参与合作经济组织两种对立情形下的收入、教育、健康、信息贫困减缓效果差异。

以虚拟变量Di={0,1}表示农户i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1表示参与,0表示未参与;对于农户i,其未来收入、教育、健康、信息Yi可能存在两种状态即:

(1)

而农户i的倾向得分为,在给定农户特征变量Xi情况下,农户个体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即:

P(Xi)=P(Di=1|X=Xi)

(2)

选择协变量Xi,通常采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估计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倾向得分(PS值)。

(3)

式(3)表示逻辑分布的累计函数,其中,β表示相应的参数变量;Xi表示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可观察的农户特征变量构成的向量。

在满足PSM方法的条件独立假定和共同支撑假定条件下,进行倾向得分匹配,计算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τATT=E[Y1i-Y0i|P(X)]=EP(X)|Di=1{E[Y1i|Di=1,P(X)]-E[Y0i|Di=0,P(X)]}

在矿区内针对性采集了石墨矿、斜长角闪片岩、大理岩、黑云斜长石英片岩、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等350件物性标本,进行了电性测定,统计结果见表2。

(4)

Y1i和Y0i分别表示农户参与和未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情况下获得的收入、教育、健康、信息贫困减缓效应。

(二)数据来源

合作经济组织能准确、及时地表达社员的多样化需求,提高瞄准精度并能及时应对。“合作经济组织+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能解决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通过对成员普及自我保健意识和医学常识,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服务内容,使贫困农户拓宽医疗信息获取渠道,掌握有益健康知识,改变其卫生健康观念与习惯,保障农户身体健康。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温氏股份在投资者互动中表示,公司2019年商品肉猪出栏量预计约2500万头,2020年的出栏量预计是2900万头。公司仍会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进行生产。未来是否对部分受非洲猪瘟影响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整,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和论证分析再做决定。

(三)变量选择

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因此相应地将有4个方程与4个因变量。尽量选取与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行为有明显联系的变量,试图把参与合作经济组织从其它影响农户多维减贫的综合因素中独立出来,以考察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的收入、教育、健康、信息减贫效应。

本文的因变量选取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以及市场信息获取。自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 控制变量:本文将从农户基本信息层、资源禀赋层、组织层、政策层、村庄层五个层面设计变量束。在农户基本信息层,主要选取了农户年龄、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人口数量、家庭负担4个变量;在资源禀赋层,选取了家庭人均耕地数量1个变量;在组织层,选取了是否受到合作经济组织“一对一”农业生产帮扶1个变量;在政策层,选取了政府补贴政策1个变量;在村庄层,选取距最近卫生院的距离、距最近中学距离2个变量。所采用的变量贫困判断维度、被剥夺的临界值以及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以最近邻匹配为例讨论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教育贫困减缓的效应。在表3中匹配前,处理组农户和控制组农户教育水平的均值分别为0.466和0.568,差异为-0.102;通过匹配后,ATT值为-0.182,教育水平匹配前后差值为0.081,表明样本农户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后比参与前的教育贫困减少了78.99%,即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教育贫困减缓效应明显。

表1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整理。

根据表1中的数据描述统计,从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情况来看,贫困县样本农户中参与的农户占有效调研样本的31.65%,未参与的农户比重达68.35%,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一般,也意味着未来合作经济组织吸纳农户潜力较大。从贫困状态来看,占调研样本22.52%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比重仅为13.50%,表明贫困农户对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注度与参与率均较低。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比较显著,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Logit模型估计Pseudo R2值为0.101,变量选择均满足平衡性要求,Logit模型估计表明了各变量对于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影响。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变量均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产生显著影响。在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意愿的因素中,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政策补贴和农业生产帮扶4个变量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分别在5%、1%、1%和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户获得政府政策补贴越多、农户受到合作经济组织“一对一”生产帮扶越多,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户年龄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负,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农户年龄每增加1年,其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会减少2.76%。一般来说,在中国农村地区,年龄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的农户,文化程度越低,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越低,因此,其参与的意愿越不强烈。除此以外,农户家庭负担、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当地的教育条件、人均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因此,笔者选取农户年龄、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政策补贴、农业生产帮扶5个显著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

首先采用Logit模型,通过引入农户基本信息变量、资源禀赋变量、政策层变量、组织层变量、村庄层变量进行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倾向得分估算,并依据其相应预测值进行匹配,进而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处理效应,并检查处理组和控制组农户倾向得分平衡性及模型的Pseudo R2值。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倾向得分的 Logit模型估计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Z值;******分别代表t检验的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同。

第二,公共财政理论。公共财政理论为政府投资教育和政府的教育目标奠基了理论基础。公共财政是国家和政府将社会好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为社会及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是公共财政行使的主体,其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行为,即将社会优质资源进行再分配,为社会及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二)结果分析

根据匹配标准的不同,本文运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三种方法对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计算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和信息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对于同一因变量,所用样本农户运用三种匹配方法所计算出的合作经济组织减贫影响效应结论比较接近。结果表明,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正向作用,对农户教育贫困减缓有明显影响,即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促进农户教育水平提高。反映出合作经济组织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成效。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虽然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前后农户健康贫困、信息贫困有一定变化,但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健康贫困与信息贫困的影响并不呈显著性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水平培育提高方面,而不是人力资本的健康方面。因此,在多元贫困理论视域下,精准扶贫不仅要提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同时更应该注重培植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机能,发挥健康人力资本的基础性作用。另外,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现代通信设备、互联网、大数据发展等的影响,也使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增多,信息获取不再单一依赖合作经济组织。据此,应对合作经济组织多元贫困理论下的扶贫实践与服务功能强化提出新要求。

张仲平松了一口气,再次紧张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他不知道楼上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他朝自己的车子走去,偶一回头,却发现曾真拿着相机回身又向胜利大厦里面走去。

表3处理效应效果

以半径匹配为例分析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收入的改善效应。在表3中,匹配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样本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对数分别为8.746和8.480,差值为0.266,处理组比控制组农户的人均收入高26.60%;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对数差异ATT为0.429,比匹配前人均收入水平对数差异增加0.163,表明样本农户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后比参与前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1.28%,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收入效应提高明显。

根据上述讨论,本研究的目的是更准确地评估接受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试图考察词汇量的大小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很难用单一的工具来衡量词汇知识深度的所有成分。其次,词汇量的大小被称为有效阅读的重要预测因子,学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

工业园原本是县里的,要补也要上面补,不关村里的事。能给你是看得你一牛大。趁早拿了钱走人,不然什么都捞不到。

根据表4自助标准误差,以核匹配为例,在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收入减贫的估计中,参与者的处理效应ATT、未参与者的处理效应ATU和综合的平均处理效应ATE的自助标准误差分别为0.112、0.121和0.110,分别达到了1%、5%和5%的显著性水平。在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教育减贫的估计中,ATT、ATU和ATE的自助标准误差分别为0.058、0.057和0.053,分别达到了1%、5%和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样本之间匹配的结果较为稳健,研究所得结论较为可信。

表4自助标准误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山西省和甘肃省515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PSM方法分别从农户收入、健康、教育、信息贫困维度考察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多维度贫困状况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促进农户教育水平提高,即在农户收入、教育贫困两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反映出合作经济组织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成效。但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健康贫困与信息贫困的影响并不呈显著性差异。

合作经济组织精准扶贫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多维贫困维度福利水平的影响成为制定与实施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为持续而充分地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精准扶贫的作用,需要制定科学的推进措施和应对策略。精准减贫的基本政策取向应重视发挥其对农户经济收入、教育水平方面的功能,同时也要强化合作经济组织扶贫实践与服务功能,注重培养农户自我机能与主体功能,促进其内生力量增长。

一是继续加大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应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建立相应的组织模式和制度保障,创造宽松外部环境,鼓励在贫困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建设,鼓励农民实现农业组织变革,完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起成立方式,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重视其自身服务功能建设,为农户提供多元化服务需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扶贫开发项目要向承担扶贫责任的合作经济组织倾斜,将国家财政扶贫资源直接对接辐射带动力强的合作经济组织,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完善扶贫资源划拨到合作经济组织后的管理制度。另外,政府应创造条件普及宣传合作经济组织知识,帮助农户认识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对优势,真正了解组织知识与减贫重要作用,提高农户合作参与意识。

“前天我邻居Tina请我和我老公吃饭,说是她老公升职了要庆祝一下。她老公才30岁多一点,这么年轻就是主管了,客户资源遍布全国。再看看我老公,都两年了还没晋升,手底下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二是高度重视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作用。从注重贫困农户的多维需求调查出发,扶贫政策应由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即在充分挖掘合作经济组织减少农户收入贫困功能的基础上应更多关注教育、健康多重剥夺对农户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重视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作用,提升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避免返贫现象。增强合作经济组织多维贫困治理的理念,降低贫困农户参与组织的门槛,鼓励合作经济组织主动吸收贫困农户,整合贫困农户资源,激活贫困农户资本和活力,发挥组织与带动作用,实现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扶贫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实工作中“微腐败”产生于村务公开的不畅,但是村务公开与乡镇政务公开机制尤其是联动效应发挥程度密切关联。当前,村民委员会承担着过多的行政事务,并且单方面被动接受上级乡镇政府安排的行政事务,容易造成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出现断档,给腐败行为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如犯罪分子会利用政务和村务空档的灰色地带进行“暗箱操作”,从中谋取利益。从这个层面来看,治理“微腐败”应从其源头出发,即利用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联动机制探究其治理逻辑。

三是支持合作经济组织选择适宜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特色产业。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调动政府和社会的多元扶贫资源,为特色产业发展搭建平台,与贫困户建立稳定带动关系;向贫困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控制农产品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提升产业链的利润价值,提高产业增值能力和吸纳贫困农户就业能力,增强贫困农户生计系统的抗逆力。

四是应制定倾向于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提升当地教育条件;加大对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力度,引导家庭负担重、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农民经济和社会地位,转变贫困农户内源性发展能力,将其作为农村减贫的战略手段,缓解农村贫困广度和强度;调动贫困户主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培养贫困农户的民主参与意识与发展诉求表达,维护农户的政治权益;对贫困户提供农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等社会化服务,提高农户的生产技能和职业素质。

需要指出的是,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不能完全依赖合作经济组织精准扶贫模式,还应充分发挥村委会、社区、地方政府、企业等扶贫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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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9)10-0122-08

收稿日期 :2019-06-14

基金项目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扶贫效应与发展政策调整研究”(晋规办字〔2016〕2号);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科技扶贫模式对策研究”(2016041024-4)

作者简介 :张淑辉(1978-),男,山西临汾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和科技扶贫研究。E-mail:zhangshuhui0223@163.com

(责任编辑:于振荣)

[DOI] 10.19654/j.cnki.cjwtyj.2019.10.015

[引用格式] 张淑辉. 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2019,(10):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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