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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的富裕以及时代的迅速变迁，许多国家的青年受到“安逸病”的困扰，曾被称为亚洲工作狂的日本人为越来越多的“飞特族”（指为休息和旅游而工作的自由青年）担忧，韩国青年也成了“卫星一代”，既想独立但又因吃不了苦而依靠父母。在西方，年轻人成了欧洲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对这些“失望的一代”，欧美媒体在同情他们的同时，也认为正是之前20多年安逸的生活使他们不能面对困境。如今的青年一代不仅要适应“舒适、富足、安逸生活一去不复返”的既成事实，还要痛下决心，从根本上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韩国下一代“为了10亿韩元愿坐牢”
如果能得到500万元，你会怎么办？还会工作吗？最近，韩国的一份类似调查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韩国《中央日报》称，韩国一家社会团体不久前针对首尔、仁川、京畿道的2000余名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4%的高中生表示“如果能得到10亿韩元（约合587.6万元人民币），即使坐上一年牢也无所谓”。有韩国高中生在接受MBC电视台采访时直言不讳称：“如果有10亿韩元，那么此前我想得到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得到，虽然自己也会因为坐牢有罪责感，但即使如此也会感到幸福吧。”对此，韩国学者担忧，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追求安逸生活的“物质力能主义”正在韩国学生中盛行。
在日本，如今年轻人最时髦的称谓是“飞特族”，这是结合“自由”与“工作者”两个字创造的一个新组合词。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国内“飞特族”已经超过500万。频繁更换工作是“飞特族”的常态，工作之后的玩乐才是主要的生活目的。在“飞特族”的字典里，“工作”仅仅为下一个好假期而赚钱，“上班”只是他们赚取生活成本的途径。《日本经济新闻》不久前发布了日本2012年应届大学生就业情况。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企业录用率大幅回升，能基本保障日本应届大学生的就业，但是就业率依然很低，调查结果表明，很多大学生认为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对人生的浪费，宁可选择自己偶尔打打零工的生活。
近来，一名美国“天才程序员”的安逸生活“雷”倒了整个美国。2012年，美国电信供应商Verizon收到一家客户公司的委托，调查公司内部一个反常的VPN登录情况。调查发现，这家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公司的一位明星程序员竟然将自己的工作外包给了中国沈阳的一家软件公司，他只需支付薪水的1/5而已，他自己则在上班的时候在网上闲逛。据称此前他在其他公司一直这样干。有美国网友嘲讽称，这位老兄显然是在干老板们整天干的活呀，原来美国高科技公司是老板用这样的方法造就的。
20年安逸换来欧洲“失望的一代”
与东方的年轻人相比，欧洲青年近年的心态悲观得多。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到底是什么原因？虽然经济形势不好，但总归有公司在招聘，总归有可以找到的工作。为什么工作空缺总被外来移民填补？英国《每日邮报》不久前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大学生招聘会的新闻，报道称，数万名毕业生排队等待数小时，只为了与潜在雇主那一分钟的碰面。对此，不少英国网友感叹称，那些真正想找工作的人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在英国，只有在排队买iPhone手机时才能出现长队，队伍中有很多是没有工作的人。还有网民称，英国大学毕业生只会坐在家里上网申请救济金。英国《泰晤士报》称，英国的抱怨风气很重，这在年轻人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抱怨移民抢了饭碗时尤其突出。文章称，我们需要有更多“我能做”的心态，通过好的教养和教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懒惰，只看到福利”，德国《世界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希望用这样严厉的词汇来唤醒德国青年一代。文章称，“坚韧不拔、永不放弃”是德意志精神的代名词。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上已经无法找到这种精神。在柏林，今年77岁的木耐特老人对记者称，他们那一代人当年可不像现在那样幸福，每天5点多起床，吃的是几片黑面包和土豆。工作之余还要留出时间接受培训。之后，德国迎来“20年经济奇迹”。他认为，现在年轻人如果失去这种精神，德国和欧洲会越来越糟糕。
英国《金融时报》称，二战后欧洲的长期安逸和富足，让年轻人耽于安逸而不愿过多冒险，一旦这些东西开始丧失，他们就会感到愤怒、沮丧，并很容易迁怒于人，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排外势力的猖獗和反移民情绪的激化，都和上述情况有关。从某种程度上，对多元文化的否定，对极端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认同本身，都是欧洲人、尤其年轻人开始不自信、开始感到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美国《时代》周刊欧洲版的一篇文章问道，究竞是什么让年轻人成为欧洲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这些人大多20岁出头，自他们出生后的20年正是全球经济最好、欧洲生活较安逸的20年，他们曾坚定地认为自己就该且一定会比父母们过得更好，但如今一切让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西班牙、意大利等一些最糟糕的国家，每3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找不到饭碗。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年轻人都不可避免遭到重大挫折，他们又成了所谓“失望的一代”。文章认为，要改变这种消极状态，欧洲的年轻人需要重新自我定位，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这不仅意味着适应“舒适、富足、安逸生活一去不复返”的既成事实，还要痛下决心，从根本上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过度福利与福利不足
除了社会原因外，英国儿童慈善机构Kidscape早前发表的报告措辞严厉地批评中产阶级家庭培养出一代“溺爱坏了的小家伙”。孩子在家里地位至高无上，步入社会后仍习惯了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老板、同事、甚至整个世界都欠他们的。在学校、工作单位蛮横不讲理、要求过高、对同学同事态度粗暴、稍有不如意立刻大发脾气。英国作家古德温曾说，自英国颁布《儿童法案》以来，欧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创建“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政策和运动。但问题是，现在双职工家庭越来越普遍，父母一是有了宠爱孩子的经济条件，二是也希望借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来弥补自己缺少与孩子交流的时间和精力带来的负疚感。许多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有个性缺陷，如果一代人中多数都有个性缺陷，就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金皓起将现在的大学生称为“卫星一代”。这些人小时候牵着父母的手前往幼儿园和各种辅导班，直到大学还是根据父母制定的“计划”去选择。这种依赖父母的惯性直到20多岁也没能丢弃，成为“袋鼠大学生”。金皓起称，这些大学生有一种想要离开父母自己独立的欲望，但也存在想要在经济和精神上依赖父母的倾向。
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哈森告诉记者，在欧洲，许多人即使不干活，也会受到社会的照顾。在德国，如果一个25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不上大学，也会获得每月几百欧元的补助。他认为，青年不能吃苦耐劳在各国原因有所不同。在欧洲，这个问题主要是“过度福利”的问题。而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是“福利不足”的问题，年轻人偏向福利好的单位和企业。
用机会均等让年青一代恢复竞争活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青年人追求安逸的心态跟国家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二战结束后，东亚各国都开始发展经济，日韩中三国相继崛起。人民生活不断富足，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环境也因此越来越富裕。在国家和平、繁荣的气氛下，青年人的斗志很容易消磨。很多年轻人开始贪图安逸，所以更多人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而中国年轻人追求安逸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的进取心和斗志最为旺盛，很多人纷纷下海自己创业，并获得了成功。但90年代后，社会发展秩序开始形成，个人机会逐渐减少。而现在，自主创业的机会就更少，而且成功率很低。这样一来，年轻人自然选择安全系数更高的体制内的工作。
周宁说，事实上，国家的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活力。一旦青年人只贪图安逸就会使社会陷入僵化和精神麻痹的状态。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呼吁人们打破铁饭碗，3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却重新争起了铁饭碗，甚至抓得更牢了。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究其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体制内单位会享受很多特权，而自我创业却没有保障，这样的对比下，选择前者是很自然的。所以一个国家想让年轻人恢复活力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机会均等，打破体制内单位垄断资源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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