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发展与发展的和谐——兼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把这一战略思想具体而深刻地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加完整和深入的阶段，把“发展”与“和谐”两者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包括人与人之间（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等）的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两个方面；同样，和谐社会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这两个方面。本文论述的重点在前者。
发展当然要讲求效率，和谐更离不开公平，发展与和谐的关系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区别。效率与公平之间，既有正相关效应，又有负相关效应。
建国以后，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它与旧社会相比，无疑是很大的公平。不过，这主要是结果的公平，而由于人们普遍受到固定身份的限制，在发展机会上是并不公平的；何况，这种结果的公平还带有较多的平均主义色彩，这就大大影响发展的效率。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失误，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
针对上述问题，特别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得处于崩溃边缘的现实，邓小平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把发展生产力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邓小平又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也为受身份限制和平均主义的压抑而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人们带来了更为公平的机会。可是，在改革开放起步的一定时期内，为了迅速有效地提高发展的效率，又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平。例如，为了抓住上世纪80年代世界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大好发展机遇，邓小平提出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1](p.277)。为此，中央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先后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这从不失时机地推进发展的大局来看，是完全必要的，但无可否认，这也造成沿海和内地在发展机会上的人为差别。又如，为了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吃大锅饭”所造成的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病，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曾提出“减员增效”的方针。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的流动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在国有企业中，集中地实施“减员”，无疑是把效率放在首位的一种表现。以上种种，正是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经济、社会和国际的背景条件。
对于前一阶段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所取得的发展和改革的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肯定。但是，对于前阶段遗留下来、至今仍严重存在的贫富、城乡、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过度和不断的扩大，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不和谐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上述不和谐因素的产生，有其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客观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有其不可避免性，但是，也不应回避主观上的原因。其一是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在制度的安排上有较多的缺漏。一些人正是利用了这些缺漏，进行非法牟利、权钱交易，产生暴富。对此，我们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裁。其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及时到位。一方面，一些产业部门垄断现象依然存在，由于垄断而引起效率不高和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充分体现，在一些本来属于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部门，如医疗卫生，为了提高效率，适当引进市场机制是必要的，但不能由此推卸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如把乡村的卫生站所都交给私人去经营了，以致造成公共产品提供的缺失和分配不公。
鉴于以上情况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应该淡化以至取消相对于公平的效率优先的提法。这并不意味着效率的重要性的降低，相反，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下而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又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更是我国发展经济、增强综合竞争力以迎接新的挑战的有决定意义的一环。那么，为什么要取消相对于公平的效率优先的提法呢？其理由主要有二：
一、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在上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1](p.374)当前正在推进全方位开放，对特区和沿海地区曾经实行过的特殊优惠政策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从而由于强调效率而影响公平的负相关效应有所削减。
二、随着贫富、城乡、地区和经济社会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公平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正相关效应更加明显。例如，垄断产业部门的存在既造成分配不公，也由于缺乏竞争而影响效率。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于公平与效率都能起积极推进的作用。又如，通过权钱交易、非法牟利而产生的暴富，并不是由提高效率而来，相反，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大大影响效率。我们加强民主与法制，打击非法暴利行为，防止和惩治腐败，就既增进了公平，也提高了效率。
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尽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负相关效应依然存在，但由于公平问题的凸现和效率与公平之间正相关效应的趋于明显，就没有必要再强调相对于公平的效率优先原则了。
那么，是否要提出相对于效率的公平优先呢？也不行。我们所要的公平，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公平，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缺乏效率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公平。有的人对当前舆论界大量披露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并突出强调公平问题忧心忡忡，就是顾虑由此会干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如果我们离开效率而侈谈公平，以至把公平放到相对于效率的优先地位，那就有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甚至一定程度上使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复归。但是，只要坚持我们所要的公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公平，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由此，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成为消减当前社会上种种不和谐因素，做到相对和谐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不仅我们所要的发展是和谐的发展，而且我们所要的和谐也是发展的和谐。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的状态决不意味着一潭死水般的平静，而是在生气勃勃的动态中保持的协调和相对平衡。这样的状态，只有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和逐步趋于完善。我国在实行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后，社会不再是那么简单和整齐划一，而是导致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出现了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妥善处理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兼顾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使它们的合理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较好的满足。这就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其物质基础。为什么邓小平设想在上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为什么在本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其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已有了显著提高，能够担负起逐步消减贫富、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不和谐因素的任务。为什么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社会的和谐程度会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处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时有较大的运作空间和回旋余地，而后者则限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难以恰当地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容易顾此失彼，使社会矛盾多发和凸现。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的和谐。
其实，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上有些人因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的现象是能够理解和认可的，并没有太大的意见。他们所难以忍受而感到愤愤不平的，主要是那些因权钱交易、非法牟利、贪污腐败而迅速暴富起来的并不少见的社会现象。所以，为了有效地提高社会的公平度，增进社会的和谐，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更为重要的和迫切的一着，却是认真地去实施“遏腐扶贫”。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在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正相关效应，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负相关效应。在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到和谐的发展与发展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