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情怀 身体政治 私己爱欲——解析李安电影《色#183;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安论文,爱欲论文,情怀论文,身体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人电影导演之翘楚李安继2005年凭借电影《断背山》获得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2007年又以电影《色·戒》再次荣膺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这部影片又以其大胆、暴露的床戏，改编自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原著，小说取材于曾轰动一时的美女刺杀汉奸案的史实，以及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恋情等元素、话题，在港澳台地区引起追捧、热议和较大争论。看《色·戒》、议《色·戒》俨然已是2007年度华人娱乐业、娱乐活动的一大盛事。此片公映不久就已显露2007年度票房王者之相。透过热闹、浮华的表象，本文从国族情怀、身体政治、私己爱欲等三个方面以及三者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对王佳芝色诱大汉奸易先生以便除掉他的爱国动机语焉不详，写得十分隐晦，以至于小说发表后有人指摘作者：“对她爱国动机全无一字交代”。张爱玲破例撰文《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回应：“那是因为我从来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不作正义感的正面表白。”[1] 而在电影中，这一爱国动机无疑得到大大填充、强化、突出，大量有关情节的添加、延展、铺陈已大大逸出原著框架之外。这是李安打捞、还原那段特殊历史的艺术雄心和抱负以及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使然。
《色·戒》中有李安的家国梦、家庭史、青春情，因此，展现抗战的时代图景和氛围是李安饱含国族情怀的一个深情致意。它涉及到数亿中国人在沦为亡国奴之际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遭际，表现了中国悲情和中国人的民族大义。其中蕴含了“中国人的百年尘埃”、百年嗟叹和百年荣辱。
影片用1／3的长度充分表现了一群流落到香港的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冒险举动。他们均为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组建爱国话剧社，他们的募捐义演大获成功，当王佳芝在舞台上饱含深情地喊道：“为国家……为民族，为国家的万世万代，中国不能亡”时，台下齐声高呼：“中国不能亡！”大学生的激情迸发这场戏，正是李安念兹在兹的国族情怀的表露，这句台词是很能唤起中国人沉重、沉痛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的。
大学生策划、组织暗杀行动，固然因为爱国激情，但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青春冲动，他们在香港街头醉酒后放歌狂欢：“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这段戏融入李安较多的个人情感和心理动机，他说：“我第一次演完话剧，也是跟同学一起去吃宵夜，他们在前面唱歌，也是下着毛毛雨，和小说里一模一样。”[2] 他借此唤回自己如梦如烟的青春往事，是一个面临中年危机的导演的心理疗伤和熨帖。
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核心人物邝裕民是个青春、阳光的形象，是热情、单纯、冲动的理想主义者（所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他身上寄寓着国家、民族的希望，他在电影中代表理性的一面，是“戒”的化身，民族情感始终主导着他的言行，个人情感、欲望处于受抑制状态。在影片的前半部他是个灵魂人物，他的意图、方案、策略得到同伴的有效贯彻，他左右着其他人物和形势，在影片后半部他听命、从属于更高一级的组织者，成了淡出、飘忽的影子，光彩尽失。
具体到王佳芝的爱国行为，国家、民族的召唤使她义不容辞，尽管带有“玩票”的业余性质，尽管有生命危险，但她还是粉墨登场了。当她再一次欣然受命时，特工头目给她一粒毒药丸，要求她在危急关头服毒自杀，她面色凛然回答：“我能做到”。准备随时为国捐躯，这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在她赴命之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会有怎样的身体的枪林弹雨，情感的迷茫困顿，心灵的煎熬厮杀。这样特殊、离奇的爱国方式和行动，必然预示着非常的过程和结局。从与虎谋皮到猎人反成猎物，为虎作伥，到底是怎番情景？
二
热血青年的爱国锄奸行动集中于一点，就是以王佳芝的身体为诱饵、陷阱，使大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色迷心窍、心猿意马、无法自持时而杀之。而王佳芝也心甘情愿为抗日行动“献身”，这对一个花样年华的弱女子而言，不啻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壮举”。这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对个体身体的一次“征用”，是身体的国家化、工具化和使命化行为。在此，她的身体成为事关成败的焦点，各方力量扭结、博弈的汇合点，身体的展示、观看、搏击、哗变，身体的力量、它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的安置和征服，表征出身体政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细密、幽邃的运作机理，表征出身体和民族／国家、身体和社会、身体和历史盘根错节的纠葛。
身体不仅是由自然基质构成的生理性、物质性、自然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的载体，或者说这些方面是身体的构成性力量和内涵的一个方面，身体既是个人化、私有化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公共性，既是生理的、自然的存在，又是权力运作和政治博弈的场域，身体是各方力量、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P27)。物质的血肉之躯往往是各种复杂的权力、力量较量、角逐的角斗场。
影片《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就是这样持续地处于控制、征用、规训、折磨、争夺之中，其中充满了控制／反控制、征用／反征用、争夺／反争夺的角逐、较量，更出现了爱国志士一方和王佳芝本人都意想不到的身体对快感的享用和身体的“叛变”。在以身体为焦点的政治较量中，爱国志士和特务头子易先生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王佳芝夹在两者之间，她的身体始终处于双方争夺、拉扯、分裂之中，她（它）的位置、立场、态度决定了力量的此消彼长，她（它）的游移、徘徊、挣扎加剧了较量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王佳芝在香港和易先生搭上线之后，下一步行动必然面临着“献身”问题，而作为麦太太的角色扮演者，她还是个不解人间风月的处女身，一个合乎逻辑的行动是，必须对她的身体实施训练、演练、“彩排”。既然王佳芝的身体被以抗日爱国的名义征用，她只有默默服从和接受，她唯一的希冀是让她倾慕的邝裕民来实施，这样，除了肉体行为之外还有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但这个私人化的暗自渴望无法实现，“组织”给她安排的是嫖过妓的梁润生，这样安排的反讽意味不言自明，她大失所望，但依然心甘情愿服从组织安排。她在床上一脸的大义凛然。这个看似荒唐的安排，这个有性无爱的云雨之事，是她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和牺牲，是她的身体必须经受的革命风雨的洗礼，是这个为了“献身”而先“献身”的身体必须拿到的合格证和通行证。而这一次“彩排”和付出的昂贵代价，必然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强大的预期，香港行动计划的落空，使她产生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后来和易先生的床
之欢坐实了这种预期，好像正式的出演，更像一块石头落地——此前的付出毕竟没有白费，这是身体的逻辑。因此，小说中这样写道：“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而它的意思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4] 而在为了抗日救国毫无怨言地接受对她身体的安排、训练覆盖下，“没白牺牲了童贞”这样一个极其私人化的潜意识流露，是造成王佳芝后来意乱情迷，由抗日救国滑向私人爱欲或者说“小我”战胜“大我”的个人化的心理动因之始。
不应忽视的一个细节是，王佳芝和易先生第一次约会，在香港的裁缝店，王佳芝穿着新做好的旗袍从试衣室走出来，风姿绰约地站在他面前，曲线毕露风情毕现，她羞赧一笑，想换下它，易先生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她的姣好身躯，不容置辩地说出两个字：“穿着！”此刻，他以纯粹男人的目光凝视着女人的充满诱惑的躯体，在欲望主体审视着欲望客体的看与被看之中，情欲在悄然滋生。
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床第之欢是身体大观身体搏击身体狂欢身体叛逆。当他和她彼此的身体扭结在一起时，诱惑、恐惧、疑虑、欲望……种种念想纷至沓来难以厘清，身体的纠缠发泄了欲求也发泄了压抑。两人在侵犯与被侵犯、主动与被动、诱惑与被诱惑、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施虐与受虐、主人与仆人、猎人与猎物的多重关系及其反转、易位中，释放出男人和女人的本能欲望，他们还原为纯粹的、原始的男人和女人。在这过程中，他暂时抛却紧张、惶恐、扭曲、阴暗、邪恶、诡秘，忘却自己丑恶的身份和堪虞的前途，这是他绝望的救赎；而她在本能的宣泄中激发了本能，觉醒了欲望，抛却了肩负的重任、使命和民族大义，这是她背叛的开始，背叛从身体开始，小说中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导演李安将这句话用直观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光影形象演绎得浓墨重彩。从身体的隐秘部位通向心理、情感的隐秘角落，王佳芝由性的享受而产生感情而背叛大义，这是身体的背叛，这是一个分裂的主体，身体占据了分裂的主体自我的中心，控制了主体。不能说王佳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意识到她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或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属于她。当暗杀行动的组织者迟迟不行动却要求她忠诚，忠于自己的国家，把汉奸拴在陷阱里时，王佳芝终于情绪失控，她大声质问：“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够钻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地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是真的。”床第之欢，对于他是绝境绝望中的救命稻草，是把握“此在”的方式；对于她是必须全力投入以保证情妇角色扮演不失真的演出，“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导致弄假成真假戏成真，身体沦陷防线失守，对国家、民族不再忠诚，这是她角色扮演的吊诡之处。这里暗含了一个阳具崇拜意识即菲勒斯中心主义即男性中心主义意识。
电影《色·戒》中的身体表演蕴含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它表征了在国势颓危、民族危难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特定女性个体身体的生成和打造过程。而根据台湾学者黄金麟的研究，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以“国”的生存作为无限上纲的身体发展形式，“这种国家对个人身体的征服与收编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时代性的举措”；[5](P31)“这种以国家存亡作为身体开发取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身体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5](P41) 这种具有使命意识的身体转变成为极具政治张力的场域，同时作为国家工具，它也获得一个“爱国”的美名包装。黄金麟认为，身体的臣属于国家和民族的统治，其国家化、工具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身体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因果关联是时代的主流。[5](P235,85,86) 文艺作品不同于宏观、严谨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有其独特性、偶然性的表现，把电影《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生成”安置在民族、国家、政党、性别、历史交织的网络中考量，毋宁说是在历史趋势、时代主流中，国家、民族对身体打造的一个失败的个案，她的身体在鱼水之欢后的“叛变”，使国家、民族对它的征用、规训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究其因，是因为国家对身体的宰制、布控、监管必然要打压、抑制身体的欲望，而王佳芝的身体因为被赋予特殊使命却要开发并放纵它的欲望，它的动物本能驱逐了“超我”的监管，身体的变节导致主体有辱使命。甚至说，在此，身体即主体。这样一个另类的身体故事叙述的是现代哲学中尼采、德勒兹的身体命题。
尼采的口号是，一切从身体出发。这是身体本体论的哲学。而根据巴塔耶的色情分析，“人的秘密绝不仅仅像黑格尔那样从自我意识那里去挖掘了，相反，它埋藏在凶蛮的身体和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残酷对决过程中，埋藏在撕裂的色情经验中”。[6](P15) 王佳芝的身体恰恰处于“撕裂的色情经验中”，表征了感性和理性、本能和理智的“残酷对决”，直至动物性本能驱逐理性的过程。张爱玲在散文《余烬录》中说过：“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7] 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的反弹与反拨。“男女”、身体、色相、“色”是演绎人的动物性、“兽性”的，在“兽性”中表现人性，是张爱玲的《色·戒》也是李安的《色·戒》的一个主题。
正是从身体出发，或者说以身体的表现为前提为切入点为中介为通道，我们得以探寻人性的秘密，探寻国土沦丧国家危亡情景下的爱恨情仇和一段生死畸恋。
三
王佳芝坠入爱河踏上不归路，其实从她接受这一特殊任务起就有着一系列的私人化的缘由、动机，左右着、推搡着她一步步走向深渊。
起初，她之所以爽快受命，除了民族大义之外，还因为她被充满热情、理想、意气风发的邝裕民打动了芳心，而他沉浸在抗日救国的情绪中，对儿女私情无动于衷。当王佳芝最后一次汇报工作情绪激动地走出情报站时，邝裕民意识到她处境危险，送到门外以亲吻安慰她，她幽怨地质询他：“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
电影中没有或无法表现，而小说里描写王佳芝后来和易先生关系契合的一个“原因”是她的“失身事件”，以及邝裕民等的事后态度、反应令她大失所望。“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她对自己说：“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总是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张爱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指出，这是王佳芝后来动摇的一个原因：“对于她失去童真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至少予她的印象是这样——连她比较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于疑心她是上了当，有苦说不出，有点心理变态。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1] 再冠冕堂皇的使命和理由，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总会掺杂人的杂念、私心和另一番感情的、伦理的评价标准，这是人性使然。
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身家背景，她母亲去世父亲和弟弟远在英国，适逢乱世，她孤身一人奔波于香港、上海，寄人篱下，孤苦伶仃，生活在—个没有爱意和温暖的环境里那份对爱的渴望更加强烈。
而“演出意识”是另一个隐秘的叙事动机。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有着清醒的演出意识和心理。当易先生和她打过麻将，眼看着要上钩时，她回到住处好比回到后台，觉得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她在约会地点等待易先生时，这样想，“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她戴上那颗他送给她的大钻戒时，心里想的是：“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电影中的王佳芝是大学生爱国话剧社的当家花旦，具有表演天赋。王佳芝通过演一个角色，她才能触摸到真正的自我，把握人生，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生大戏，波澜不惊处暗潮奔涌，肌肤之亲时潜藏杀机。她忘记了自己是王佳芝，却身不由己地当起了麦太太，又情不自禁地做了易先生的情妇，不由自主地丢掉了她的另一个身份——特工。她是个本色演员，正如特工头目对她的评价：“单纯”，才使她与特务头子周旋这么久。但也恰恰因为她单纯，没受过专业特工训练，才使她在多重身份间游离、飘忽不定，一次次跨越暧昧、模糊的身份、使命、人性、情感的界限，自身陷落，由“虎”沦为“伥”。戏假情真，她由性生情，不知今夕何夕，此身何寄，迷失了自我。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谁能分个清楚？王佳芝的一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幻灭感和虚无感。小说中一句话点明她变节前的心思：“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当然，王佳芝从付出身体到最终以心相托，易先生的个人魅力非常重要，“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小说引西谚说：“权势是一种春药。”撇开民族情感和政治立场，权势是衡量一个成功男人魅力的标志。在王佳芝身上，个人情感恰恰越来越压倒民族情感，最终占据上风。她最终成为这么一出悲剧的导演，让一人生，数人死。有多深的爱就有多残酷的结局，人性与“大我”的抗争以包括自身在内生命的丧失为代价。
汤唯将王佳芝这个玲珑可人的小女子塑造得非常传神。她单纯、敏感、细腻、妩媚、性感。纯真得青涩，青涩中有一种风情，潜藏着几分风骚，集天使与狐媚于一身，人生经历单纯，内心情欲复杂。眼波流转，万种风情。她和易先生两人举手投足、眉眼之间欲念丛生。整部影片始终充满着暧昧、微妙的情欲氛围，如空气飘浮、弥漫在人物周围。
王佳芝对易先生说：“我恨你！”“你一走就四天，一句话也没留，你知不知道，我每分钟都在恨你。”“恨”就是“爱”，爱之深，恨之切。她接头时对邝裕民说：“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公寓空气里有香水的味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回去后她又对易先生说：“也许你还有别的女人，我不能睡，我想，慢慢地你对我也腻了。”显见的是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醋意的口吻，她坠入情网，备受煎熬、折磨，难以把持自己。当她吟唱《天涯歌女》，他感动得落泪，她依偎在他怀里，他们超脱了肉体之欢，获得情感的慰藉和契合。爱的种子已埋在心底数年，才有了戴戒指时一霎那的一错念。
而在易先生这边，起初只是将王佳芝当作一个猎艳对象，他好色成性，与他太太的牌友马太太关系暧昧，但又眼光毒辣，有两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女特工吊他一阵，都被他识破、杀死，他却对王佳芝动了真情。影片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表现，他爱得压抑爱得扭曲，这种爱对他而言是沉陷的地狱又是升腾的天堂，他抗拒着爱情但又欲罢不能，他对王佳芝说：“我天天想着你，张秘书说我心不在焉，他来跟我报告事情，我只看见他的一张嘴一开一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只闻到你身上的气息。”影片中他签署处死令时发抖的手、回到家坐在空床上眼里噙的泪花，将他人性的一面大大彰显。这是李安去意识形态化的艺术处理手法。
他们这场乱世畸恋就像那颗大钻戒上的光泽，华美、眩晕、冷峻、悲凉。是无情世界中的一段温情，一段孽缘，一种宿命。
结语
所谓“色”，是欲望、情色、感性、本能，甚至是活色生香、声色犬马，是麻将、旗袍、美食、咖啡厅……是娱乐、享受，是个人情感、私人生活；所谓“戒”，乃理性、信念、操守、伦理、道德、警戒（影片中还有钻戒之意），是社会规范、民族情感等等。二者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影片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意蕴主旨就是围绕着色与戒的张力、纠葛、缠绕、冲突一步步展开的。
影片《色·戒》以抗日救国的宏大叙事开场，以时代洪流为背景和底色，以身体政治学为焦点，由性到情的生发，叙述了不可能环境中之可能的一场旷世奇恋，表现了复杂、模糊、幽深、微妙的人性人情。李安以特有的细腻、绵密、从容将这场“荒腔走板”岁月里的奇情叙述得无奈而凄美、委婉而悸动，将个体生命在感性（色）与理性（戒）、天性冲动与社会规范间的纠缠与冲突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酣畅淋漓。“在个体的爱进入历史的插曲中，再次出现了一个历史事件和情人们在他们的拥抱构成的宇宙中的失落这两方面的意义不可调和的显著特征。”[8](P141) 这是历史大叙事覆盖、笼罩下的小叙事，是关于个体生命、情感的私语，影片在历史的背面反写历史，解构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僵化的叙事模式和英雄形象。
李安剑走偏锋险处支招并推向极致，跨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樊篱，在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里，在罪与罚、爱与痛、情欲与政治的双重敏感地带叙述一个离经叛道的爱情故事。正因为此，在起承转合、游走腾挪之间，难免有进退失据之处。前面的铺排冗长、拖沓，结构失衡；一些场景、镜头没能有效地组织进叙事的肌理中；影片将罪恶深重、杀人不眨眼的汉奸、民族罪人塑造成柔肠寸断的痴情郎也似有失度，使受众在感情接受上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