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创新不安全感”可以解开国家创新的密码吗？
——评《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
王锦花 李佳鹏
一、引言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随着国家间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如何才能保持科技迅猛发展的强劲势头而不被其他国家赶超和压制呢？这亟需要了解国家创新密码何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调查了几千年来科技发展情况,指出：“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期。幸运的是,由于各国领导人都支持创新,迄今为止,总会有一个或几个国家接过创新的火炬”(第3页)。卡德维尔定律(Cardwell’s Law)的背后折射出一个有关国家创新率差异的理论命题,即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成功而其他国家却遭遇了失败？或者说,为什么很多国家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功往往难以持续很长时间(第4页)？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理论能够予以解释和论述。但这正是获取国家持续创新的密码必须迈过的理论鸿沟。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关注和研究国家创新率差异,寻找国家创新密码,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而理解驱动卡德韦尔定律的背后力量,或许有助于我们解开国家创新的密码。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构建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之后,衍生出大量从经济与技术相结合的视角分析市场结构(Kamien & Schwartz,1975)、企业规模(Scherer,1965)、制度创新(诺斯,1994)、国家创新系统(弗里曼,2008)与科技创新绩效逻辑关系的研究。随着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不断演进,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与政策制定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决定着国家科技创新率差异,但现实中却不难发现有些国家尽管拥有健全的创新制度,而在提升科技创新绩效方面并未奏效的例子。那究竟是什么在决定国家创新率的差异呢？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创新专家马克·扎卡里·泰勒(Mark Zachary Taylor)在其扛鼎之作《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基于近50年有关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尝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出色”(第3页)这个公共政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第一,本书驳斥了“制度支配一切”的理论,作者认为国内制度和政策只是部分解释了国家如何创新,通常不能解释国家为何创新。制度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因果力量。相反,制度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第二,虽然制度和政策确实重要,但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最佳制度或政策设计并不存在,且社会网络对国家创新很重要。第三,提出“创新不安全感”(Creative Insecurity)来解释国家为何创新的问题,国家创新率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使用哪种制度或政策,而在于这个国家追求创新背后的政治,即当一个国家的外部经济和军事威胁超过国内政治经济紧张局势时,人们才可能接受必要的高成本、风险和牺牲以创造具有竞争力的国内科技。作者强调,制度、政策和(国内及国际)网络三个因素虽然有助于解释国家如何创新,但是国家创新动力源泉取决于创新不安全感的压力。仅仅拥有健全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够的,政治在决定创新行为的速度和方向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20页)。科学技术的政治学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国家创新率的理解。
二、何为创新？如何识别和测量创新
如何定义创新,国家创新率究竟该如何测量呢？正如作者所言,公共政策研究者们至今尚未在科学、技术和创新等基本概念上达成共识,在不同研究领域或同一领域的不同学者们所使用的技术和创新之类的术语往往代表完全不同的事务(第27页),这种术语混乱让究竟何为创新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让学术理论对话更为棘手。
(一)国家创新率的定义
本书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余年中全球范围内最具矛盾性的国家科技创新绩效的实践案例,进而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出色。作者对科学、技术和创新三个术语进行了明确界定。科学关注的是公共知识储备的增加,它指的是公开、重复利用方法论解释、预测或者控制自然界(物质世界或者社会)的因果关系,或者为达到这一目的收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类。技术是一种有形产品,或者改变材料的过程,在解决问题时起促进作用。创新是发现、创造或者发展新技术,或者让现有技术适应新用途或者新的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由此将国家创新率定义为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时间内自主创造的技术进步,它是测量一个国家创新产出或者绩效的标准；其中,国家创新率与国家技术能力密切相关,技术能力是一个国家STEM(1) STEM: 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工程),Mathematics(数学),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人才的综合能力(第29-30页)。
工作督查组应分开层次，可分为由县委干部组成的督查组，成员单位组成的督查组，纪委、组织部和县委政府督查室组成的纪律督查组，县委干部督查组重点督查指导乡镇防指工作总体部署，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实情况；成员单位督查组根据工作需要，进驻乡镇开展督查、指导和协助工作。
(二)国家创新率测量方法
本书梳理总结了四种主流测量国家创新率的方法：第一种,科技投入测量法,尝试通过量化创造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的资源测量创新；第二种,科技产出测量法,跟踪研发过程的产品、包括直接测量方法(技术专利、学术出版物、新产品和过程)和更间接的计算(新科技公司和整体经济表现)；第三种,调查法,要求专家、企业或者科学家对他们领域或国家的科技价值和先进程度进行评价；第四种,创新指数法,通过使用由指数创造者们决定的某种加权平均值把投入和产出测量方法综合为单一的数据。较之于科技投入测量法,作者认为科技产出测量法更为合适,这是因为：一是投入不一定带来高质或高量的产出；二是创新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经常取决于这些投入的部门或者行业；三是将投入应用于研发活动和产生新科学或技术之间经常有一段滞后期,往往会长达数年；四是该书旨在检验不同制度政策对于国家创新率的影响,在同一检验中使用创新投入测量方法以及制度和政策数据便是进行循环论证而不是因果论证(第39页)。基于这样的考量，借助专利、出版物、技术收支平衡、高科技产品出口、全要素生产率与GDP增长等具体指标工具测量国家创新率。此外,作者在附录中对上述指标用以测量创新绩效的优劣之处进行了详细论述,比如专利数据从宏观层面看是不错的创新测量方法,但是不适合作为微观层面的创新测量方法(第39页)。现实中有关创新测量方法经常是不精确的、不直接的,充满了错误和潜在的偏差(第40页)；为此,作者选择三角测量方法来弥补测量工具和使用数据的不足之处,即针对同一现象,尽可能地采用多个独立的数据集并结合案例研究来验证其研究假设。这样一来,任何单一数据集的随机噪音都会被其他数据集的随机性抵消,从而让常见信号通过,或者如果不同的测量方法产生相同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在使用单个数据集时对结果更为自信(第302页)。
三、国家如何创新？政策、制度和网络
为更加科学严谨审视和理解卡德维尔定律,该书将国家如何创新和为何创新进行区分开来,沿着“创新市场失灵-国家制度和政策”的逻辑思路探寻国家如何创新的神秘面纱,发现制度、政策和网络(国内及国际)三个因素有助于解释国家如何创新。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尽管自由市场擅于创造科技,但是科技创新是一个充满高风险、高成本和大量不确定性的过程,加之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产权的不明晰和信息的不完备性,从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阻碍或减慢科技创新速度。因此,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来自“国家”实体对上述创新市场失灵现象加以干预和修正,从而促进大量知情的、理性的个体参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创新(第67页)。沿着这一逻辑解释,如果市场失灵现象经常发生,存在卡德韦尔定律的原因可能在于修正市场失灵现象的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存在,即具体的国内制度或政策决定国家创新率——健全的制度和政策会给国家带来创新上的成功,而糟糕的制度或政策是有些国家遭遇创新失败的缘由。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对传统上“制度支配一切”的理论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加以系统的考察和论证。
(一)为何国家要干预创新：创新市场失灵
首先，进一步加强官方兽医管理，全面提升动物检疫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力，确保官方兽医熟练掌握有关检疫规程规范的内容、认真履行检疫职责、规范出具检疫证明；其次，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法，广泛宣传动物防疫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社会关注度、公信度和支持力；再次，加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监管，全面提升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率。建立养殖场、贩运户、屠工、屠商等与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有关的单位人员档案，定期组织学习培训，确定官方兽医实施全程监管，随时掌握动物产品来源、数量、去向和检疫情况，确保检疫率达到100%；最后，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要加大工作纪律整顿和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全力推动动物检疫工作有序开展。
(二)国家如何创新微观考量：五大政策支柱
本书从微观层面总结了为纠正创新市场失灵而使用到的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或制度工具,包括知识产权、研究补助、教育、研究型大学和贸易政策(第70页),并形象地将其喻为促进科技创新的“五大政策支柱”。作者从理论探讨、案例分析和统计检验三个层面对“五大政策支柱”进行逐一考察,并没有找到哪一个政策支柱可以成为促进科技竞争力的“银弹”。首先从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来看,例如在分析研究型大学对国家创新率的影响时,作者总结了大学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途径类型：一是大学实验室是许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开展的场所；二是大学通过学位项目为一个国家的STEM人才提供培训；三是大学与工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间接地促进技术变革。但作者研究发现,研究型大学对国家创新率的贡献有限,首先日本、韩国几乎没有排名靠前的大学,但这并不阻止它们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而英国受人尊崇的研究型大学数量仅次于美国,但它也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创新者(第90-94页)。其次从经验统计来看,上述“五大政策支柱”依次对国家创新率差异的解释力分别只有50%、48%、31%、10%和15%(第77-98页),当对“五大政策支柱”进行整体性考察时,发现它们能解释90%的国家创新率(第99页),尽管这确实有利于解释卡德维尔定律,然而还有很多成功的或失败的创新案例是这“五大政策支柱”无法解释的(第23页),比如在顶尖的创新国家梯队中,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开放度在OECD国家里是垫底的；德国、瑞士、瑞典、芬兰和以色列的“五大政策支柱”相对排名都不靠前,但它们仍然创造了不少尖端科技和科技产业(第100页)。经过微观层面的分析,作者总结了以下两个观点：一是“五大政策支柱”对纠正市场失灵、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很重要；二是仍旧有很多国家创新率差异是“五大政策支柱”无法解释的。
(三) 国家如何创新宏观考量：国家创新系统、资本主义多样性、民主和政治分权
考虑到“五大政策支柱”在体量庞大的各国政府纠正创新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里仅仅是冰山一角,作者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一个更为宽泛和抽象的层面,对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民主和政治分权这些已被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习惯性地视为提高国家科技创新绩效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分析。一是对于国家创新系统,作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制度和政策,构成了其独特的系统,但究竟哪组制度和政策对国家创新率差异产生影响并未产生一般性或一致性的研究结论(第103-106页)。二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制度和创新行为内生于市场,一个国家越是允许其市场构建国内经济关系,该国的经济参与者就越具创新性(第106页),但经验数据没有显示国家的资本主义类型(2) 本书区分三种资本主义市场类型,分别是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型市场经济和地中海市场经济(第106-110页)。 会对国家创新率产生任何聚合效应(第117页)。三是民主和政治分权理论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和国家资本主义类型内生于政府结构(第133页),但本书通过多组统计数据显示这两个因素也不是解释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擅长科技创新的充要条件。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把这些因素作为国家创新率的解释变量有夸大其词和过于简化的成分,它们不像我们所假设的那样具有预测力或解释性,我们需要摒弃“制度和政策很重要”的固有成见。
(四) 国家如何创新：解决创新网络故障
学术界关于国家创新率差异的解释已经有不少研究,如人口或经济规模、军费开支、先发优势、后工业化和国家文化都被用以解释国家创新率差异(第56-59页),然而这些研究却经常将国家如何创新和国家为何创新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为此,作者对“国家如何创新”和“国家为何创新”进行严格区分,后者关系创新驱动力问题,而前者只是解决方案。作者认为创新驱动力即创新不安全感相比解决方案更有利于去揭示各国创新密码。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三是论证方法有创新。为了突破研究国家创新率的时空束缚,作者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付出大量心血和努力：一是克服了仅从成功案例或典型案例中找经验答案的倾向性,大量交替穿插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经典案例与新鲜案例,且这些案例广泛分布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二是选择使用长距离观察方法,避免在即时即地中形成短视之见,透过几十年国家创新长镜头去把握和诠释国家创新率,在其构建创新不安全理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时间、地域等实际因素对该理论解释力的制约问题。三是主张用数据说话,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其书中针对同一研究假设,尽可能通过多个独立的数据集和方法从噪音中提取出信号,从而最大程度上克服经验测量和数据资料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关于国际网络。作者通过国际科技联系指数(Indices of International S&T Linkages)(4) 国际科技联系指数主要是指包括顶尖大学攻读STEM学位的留学生、STEM人才的国际流动、资本货物满意、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等形成国际网络的一种测量。 和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全球化指数(KOF Globalization Index),发现国际网络可以解释至少20-30%的国家创新率差异,并引入创新佼佼者新加坡、韩国如何构建国际网络的实践案例加以佐证。例如,新加坡尽管作为一个世界上最集中的政治制度、国内经济并非自由市场、知识产权的排名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但其通过以下三个方式构建起一个发达的国际网络有效地提升国内的科技创新绩效：一是招募跨国高科技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研究中心,发挥外籍精英在创业、研发、引导外资进入当地的科技创业产业方面的作用；二是供职于新加坡最高学府的国外研究人员和教师与世界其他顶尖研究型大学发展了广泛联系,促使其成为一个区域STEM研究和教育中心；三是在国外建立工业园区,积极促成国内制造商和处理商与全球生产网络建立联系(第162页)。书中还系统地总结了12个对国家创新率很重要的国际网络,包括：海外培训与STEM学科教育,利用外国顾问和技术援助,海外工厂咨询,与外资商品和高科技供应商/消费者协商,引进先进国家在生产和科研设施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兼并收购,联合研发项目、营销协议和融资关系,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的移民,在高科技国家建立研发设施,出席国际展览、会议、讲座,技术许可协议,有针对性进口资本产业和高科技产品(第159页)。另外,本书还提到技术标准已经成为21世纪提高国家创新率的主要政策工具(第260页)。
作者发现英国汽车试验、美国海军无线电通信、美国干细胞案例等等大量科技创新的例子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在推进科技进步过程中都遇到不同程度的政治阻力和打压。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汽车工业因触碰马车所有者、出租马厩店主等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他们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和雄厚的财力,通过征收重税和强加监管(限速、给汽车贴“不方便”标签)的方式扼杀了英国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壮大(第174-176页)。透过这些案例,作者总结了以下观点：一是科技创新和有关科技创新的制度(政府补贴、研发资金和采购计划(5) 作者认为政府补贴、研发资金和采购计划这些政策都明确地让政府挑选成功者和失败者。 ,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在创造成功者的同时也在创造失败者(第193页)。所谓的创新失败者是指因某种特定创新威胁了个人的经济财富、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或坚信的文化价值观(第178页)。因此从广义上讲,科技创新可能产生经济失败者、社会失败者、文化失败者和政治失败者(6) 经济失败者通常是资产的持有者,其资产价值会因技术变革对供需状况的影响而受损；社会失败者通常是反对优待一个社会群体而不是其他社会群体的科技；文化失败者主要是宗教或其他文化群体,其反对与其坚信的道德或规范价值相冲突的科技进步；政治失败者是那些政治权力或合法地位受到科技进步威胁的选举官员、政党、利益群体(第185-190页)。 四种创新失败者类型。二是创新的成功者或失败者都会竭力地争取政府的支持,以期在致命的冲突中获得政策优势(第203页),他们会通过就有关科技进步投入(税收、补贴等)的政治斗争、拿科技进步效应(产生污染、新疾病等)借题发挥和直接站出来反对科技体制和政策的方式制造政治阻力(第216-217页),从而降低国内寻求科技进步的动机,赶走创新者、投资者和企业家,达到阻碍国内科技创新进程的目的。
四、国家为何创新？创新不安全感
制度、政策和网络这三种工具共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国家如何创新,但对国家如何创新的理解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国家会制定并利用自己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网络去培育创新而另一些国家却选择不这么做。为此,作者将长期被忽视或摒弃的政治因素引入到国家科技创新研究中,提出用“创新不安全”理论来解释国家为何创新。
总结来说，亚太各国签署实施RTA的确有利于该地区总体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时，生效实施的RTA的协议质量比数量更有效，法定承诺率高的RTA比条款覆盖率高的RTA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更大，WTO-X领域的条款质量比传统的WTO+领域的条款质量能更有力地推动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国家为何创新：国内政治阻力阻碍了创新进程
总结起来,本书对相关修正市场失灵的制度和政策加以考量发现：一是制度和政策只能部分解释国家如何创新,社会网络提供自由市场或政府难以捕捉的关键信息(第5页),制度、政策和网络三者共同帮助我们解释国家如何创新；二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激励国家科技创新的制度、政策和网络类型；三是成功的科技创新国家关键不在于其政府采取哪种特定的制度或政策,而在于能否同时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和网络故障(第135-136页)。
(二)国家为何创新：国际外部安全威胁促进了创新进程
作者随后将问题聚焦到寻找创新失败者组织政治阻挠活动的临界点。通过分析美国早期代表实业家利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与代表牧民利益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是否发展科技创新事业的几轮交锋历史,发现尽管两位政治人物拥有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和治国宏大愿景,在美国遇到经济危机或外地入侵时,这种军事或经济安全的外部威胁在增加技术创新收益的同时也提高科技停滞的相对成本——例如：创新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创造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从而赚取购买战略性进口所需的外汇；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行业可以为国内国防工业提供基础,缓解一个国家对外国武器的依赖；发展自主科技能力可以使国内民用工业具备生产战略商品的能力(第219页)——出于维护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政治考量,时任美国总统杰弗逊和许多美国牧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技术和科技创新的看法,转向开始支持实业家提倡的科技议程；但随着外部威胁的消退,不同利益主张的党派又再次陷入争夺发展资源的内讧。因此,本书认为一国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威胁往往会促进对创新及其支持制度的支持力量。
(三)国家为何创新：创新不安全感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国家的外部安全威胁与国内分配平衡程度决定失败者在科技创新上是诉诸政治阻碍抑或掉头予以支持,并将其赋名为“创新不安全感”理论,即当一个国家的外部经济与军事威胁大于国内竞争对手的紧张关系时,阻碍科技创新的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出于对科技创新收益的上升和科技停滞成本的增加的考虑,他们都意识到只有对科技的支持才能维护自身利益,而当这种不安全感越发强烈时,该国不同利益集团越愿意为科技的快速发展投入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第14页)。这一理论揭示,卡德韦尔定律背后有一套政治学问,解释国家创新率的关键不是看一个国家会使用哪种制度或政策,而是要关注一个国家追求创新背后的政治(第261页)。在作者看来,是政治而非制度在决定着一个国家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制度只是利益集团、精英和政策制定者用以影响经济增长、国家安全、收入分配、科技进步等社会条件的工具(第279页),它犹如木匠的工具,确实会影响结果,但不是因果力量,因为好的工具不能使人成为熟练的木匠,好的制度和政策不会促使社会创新(第260页)。
图 1创新不安全感理论
资料来源：泰勒,201
214。
(四)创新不安全感测量：相对威胁平衡
为了从经验层面检验创新不安全感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作者除了继续对以色列、爱尔兰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创新率差异展开案例分析,还尝试对创新不安全进行统计测量。考虑到统计验证创新不安全感需要把国内分配竞争与外部安全威胁结合起来,作者构建了一个“相对威胁平衡”的测量方法,假设一个国家的工人罢工较多、贫富差距较大、对食品和能源进口的依赖较少、或外部冲突的期限较短,则该国的国内紧张局势要大于外部威胁；反之,国内紧张局势大于外部威胁。结果显示,相对威胁平衡和国家创新率存在线性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每年的创新率得到显著和快速发展的所有国家(日本、韩国、以色列等)面临的外部威胁平衡也是最强大(第229-231页)。
将1号线二期上林路站闸机布置调整为西侧进站、东侧出站(见图7)，同时调整自动扶梯运行方向为西侧下行、东侧上行。这样进出站客流方向与换乘客流方向一致，不会造成客流交叉。
五、讨论和商榷：本书的学术贡献及其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寻找影响国家创新率差异的“遗漏变量”,作者通过比较分析高度成功的以色列、相对成功的爱尔兰和相对失败的墨西哥(3) 这些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代表完全不同的地区、文化、历史和规模,以及截然不同类型的政府、制度、政策和网络(第234页)。 的例子发现,科技成功不仅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是处理网络故障的问题(第169页)。与市场和政府相比,社会网络提供了市场和政府都难以收集到的重要信息,特别在提供远程信息方面更具优势(第150-151页),它有利于提高获取国内和国外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知识资源、投资机会、潜在市场等信息流的可能性,并大幅度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因此,制度和政策还需着眼于创建和维护国内和国际网络,一方面将国内STEM人才与当地企业家和投资者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加强国内创新者与外国出口市场、投资资本、技术技能和知识资源之间的联系(第150页)。紧接着,作者对国内网络和国际网络如何服务科技创新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是系统批判了传统“制度支配一切”的观念。作者首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有关卡德韦尔定律的解释强调的因素进行逐一系统论证,发现国内制度或政策只是部分解决了国家如何创新问题。为此,作者跳出“市场失灵-制度政策”的思维惯性,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深入思考国家如何创新,发现社会网络提供自由市场或政府制度难以捕捉的关键信息,制度、政策和网络三种工具互为基础,共同构成了国家如何创新的知识图景。因此,所有制度或政策对推动科技创新是否奏效,关键还在于能否同时解决市场失灵和网络故障。这一研究结论刷新了创新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把“制度支配一切”的观点奉为圭臬的传统认知,延伸了探索国家创新密码的研究领域,开拓了创新政策制定者的理论视野。
广州地铁导向系统是由图形、文字、特定颜色及几何形状组成的标识牌体，可以有效提高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的运营效率与地铁运营系统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既体现地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方便广大市民出行，同时又提高紧急状态下地铁车站的快速疏散能力。
二是首次从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视角构建“创新不安全感”理论,提倡科技创新的政治学研究。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商业和工业研究的学者们对科技创新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作者的国际政治学背景让其能从政治学视角建构了创新不安全理论来解释国家为什么创新,把人们对科技政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理论强调能充分地解释尤其是过去70年里的卡德韦尔定律是政治的,而非制度或政策的,有利于促使创新学者更要注意到政治在影响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根据创新不安全感理论,国内利益集团对国内竞争关系与国际安全威胁的考量决定了国家创新率差异,如当外部威胁小于内部紧张局势时,不同参与者和利益集团可通过科技进步预算投入、反对专利法、抵制反垄断制度等方式强化政治分配阻力,进而阻碍科技创新。这一理论的提出弥补对为什么本来“健全的”政策和制度却不能带来科技进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也对推进科技政治的国际比较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关于国内网络。产业集群、三螺旋理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新知识生产等都是研究国内创新网络的方法,该书着重探讨了产业集群与国家创新率的关系,作者在综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集群三大优势”、保罗·克鲁曼(Paul R.Krugman)的“规模经济效应”、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等有关产业集群与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开发的“集权发展状态”数据检验发现,集群在充分发展之后会和创新产生密切联系(第156页)。既然集群确实促进创新,那么政府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创造和维持生产集群呢？作者透过几个集群案例总结了创建集群的一般性规律：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供应；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行业、规模和年龄或成熟度的差异(第155页)。这样的规律认识无不是在告诉我们,政府不应该试图在不存在大量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的地区创建集群,政府最好的角色是清除集群自然形成过程中的障碍(第157页)。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啊，终于有一个短篇收到《四川文学》一封手书的回信——而且是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你（不是“您”）的这篇小说（不是“大作”）我们小说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读”）过了，都觉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发表。但据我们所知，今年第三期广东的《作品》将要发表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内容和你这篇几乎相同。你这篇我们如果采用，最快只能发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时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遗憾。不过，这篇小说证明了你写小说的能力，我们等着你的下一篇。
当然,本书还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易陷入“政治支配一切”桎梏。作者坦诚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希望改变科技创新中那些忽视强大政治的想法,他认为是政治决定了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书中多次提到国家制度和政策只是工具,而不是因果力量。在研究科技创新绩效时,首要问题不是“最佳的”工具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追求创新并且能够运用和维护这些昂贵的工具,而另一些国家即使有着良好的制度也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作者反复强调,我们需要对技术变革的政治阻力如何产生、为何产生及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影响科技制度、政策和成果有更好的了解。诚然,作者的政治学专业背景呼吁将科技创新研究纳入主流政治学,且强调在科技创新中要重视政治资源的分配和国内外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对传统仅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进行研究在视野上有更进一步的拓深。然而,这种过分强调政治的作用,难免会陷入“政治支配一切”桎梏中,也将可能与“制度决定一切”一样存在过度概括和过于笼统的问题。凡是国家行为都可以用其背后的政治来解释,而这种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实质上相当于什么也没解释。
其次,按照创新不安全感理论演进,将推论出外部战争冲突越多国家创新力越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作者将创新不安全感理论简化为国内竞争与外部威胁的力量的比较,关注的是国内的分配政治与国际的安全竞争跟国家创新的关系问题。当国内竞争大于外部威胁时国家会反对创新,反之则支持创新。作者将一个国家的工人罢工较多,贫富差距较大,对食品和能源进口的依赖较少,或外部冲突的期限较短,相对而言,这样的国家的国内紧张局势要大于其外部威胁；反之,则该国的国内紧张局势要小于外部威胁(第229页)。那些最近遭受内战或军事独裁的国家被认为更加关注国内竞争,这些国家把分配给科技部门和企业家的财富重新分配到其他行业之中。而那些有外部军事冲突的国家往往能实现更高的国家创新率,作者在引用数据时发现,外部的军事冲突每增加一次,专利至少增加6%,有可能高达40%(第232页)。由此可推论出那些常年陷入军事冲突的国家应该具有更多创新,而现实中,中东地区常年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出现高度创新国家,这明显的离群值该如何解释呢？作者并未给出解释,从而降低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可以说,创新不安全感只是我们理解国家为何创新的一种解释绝非唯一解释,除此之外,如领导人意见、民族情结、地理环境、国家自然资源枯竭等抑或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进行创新的动因。其次,创新不安全感可能更多指向的是一种感知和预见,而不一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尽管客观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很多时候有助于强化国内政治领导者的危机意识,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而国内政治领导者和国内舆论氛围对国际安全环境将要出现的危机的担忧更有可能构成创新不安全感,进而刺激国内的创新投入。因此,创新不安全感与其说是一种国内外政治力量之间的现实失衡,不如说是对这种力量失衡的感知、预判和舆论传导过程。
有次去，剃头师傅不在，店铺里空着，没有人，就往后面的院子里走，边走边问可有人，这时出来一个胖胖的妇人，问我找谁。
六、理论启示：科技竞争的政治学内涵
纵观近代科技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实则意味着新一轮国家兴衰、再一次的世界竞争格局排序。毫不讳言的是,该书对国家创新率的系统研究,对于我国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一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创新不安全感。创新不安全感理论强调了政治而非制度决定创新的速度和方向,这一理论的价值在于启迪政策制定者们要意识到政治因素对国家创新率的支撑性影响。国内分配政治和国外安全政治两股力量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绩效。这一理论解说或许有助于理解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频打中国科技牌的政治意图——制造中国为假想敌,进而在国内大力增加创新支出且对高科技领域进行垄断。而对我国而言,此次中美贸易问题背后的科技竞争也让我们清晰认识到，没有基础性的原发科技创新,关键性技术将受制于人,进而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安全。这种创新不安全感将是接下来国际格局中尤其是中美两国科技竞争的主要推动力,两国的科技投入和发展都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紧迫和重要。因此,我国应该总结此次中美贸易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未雨绸缪,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提上新的日程。
1.2.1 种植设计 按图1进行种植，即选取一块土壤肥力、阳光、水分等分布均匀、地块平整的土地进行种植试验，种植分为 A、B、C、D、E 5 个区域，A 区为保护区，不做其他处理。B、E为覆膜种植区，C、D为不覆膜种植区。种植采用起垄种植，垄高为20 cm，垄宽为80 cm（图2）。各区种植密度均按超稀植标准进行种植，即按每平方米种植1株。
二是国家创新系统与制度的本土价值。创新不安全感理论回应的是实施创新的动力问题,但一个国家虽然有很强烈的创新不安全感,但如果没有内生性的创新系统和制度配合,这种不安全感也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制度虽然不能决定一切,但制度和系统良性调试本身有着重要价值。实践中也许并不存在“最佳”的科技制度或政策范例,但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上仍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要始终立足于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现实,对西方科技政策的适用性需要辩证地看,关键是要找到适合国情的科技创新系统和制度。
三是制定科技创新政策要着眼于解决市场失灵和网络故障。科技创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自由市场失灵的致命缺陷决定了科技进步离不开政府必要且合理的干预。我国各级政府在研究制定有关推进科技发展和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时,应把政策工具的着眼点进一步地聚焦于纠正市场失灵和处理网络故障这两个方面,在处理传统认知上的创新市场失灵问题的同时,对于政府如何促进创新网络发展,可参考和借鉴书中提到的采取联合研发项目、产业集群、政府-商业联盟等实践做法。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C. 诺斯(1994).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刘守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2008). 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 张宇轩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马克·扎卡里·泰勒(2018). 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 任俊红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Kamien, M. I. & Schwartz,N. L. (1975). 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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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花,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佳鹏,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双创’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模式与绩效研究——基于广东省实证调研”(2017A030313427)。
马克·扎卡里·泰勒(2018). 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 任俊红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共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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