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初私营工商业的困境（1949-1950）——以刘鸿生章华毛纺公司为个案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商业论文,个案论文,毛纺论文,之初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5-0131-16
1949年5月27日，中共正式接管了中国最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申城数以十万计的大小私营厂店开始了同新生政权的接触和共处。新政权建立之初私营工厂遇到哪些新问题，新政权是怎样帮助私企解决这些困难的，成效如何？这些问题是本文要着力阐释的。
时至今日，涉及中共建政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成果已不少见。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高层文献档案的大量开放，对于新政权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研究逐渐深入。但是，多数论著的着眼点仍在揭示中央层面工商业政策的逐层运作及其实效，对私营工商界状况的说明只在配合解释政府的行为和政策。①最近几年来，随着基层档案的大量开放，学界逐渐开始出现工厂企业个案的研究解剖，例如对上海百货公司、裕大华纺织公司、苏纶纱厂、福源钱庄、民生公司等的研究。②然而，目前这些个案研究仍重在描述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和对资改造策略在各厂的具体推行情况，着眼于私营工商业自身情况的研究仍很薄弱。目前所见比较成功的研究案例是蓝克利、董晓萍关于北京成文厚商号的研究。③该文以北京百年老店成文厚为个案，注意商人理念与基层政府决策的微观比较，从商铺经营的视角考察北京商业活动所受到的政府决策的影响，颇具新意。当然，此一研究反过来似又过多着墨于基层政府施策对商铺经营的限制作用，未能充分关注政府高层政策的变动以及中共和“民族资本家”④之间的复杂关系。
可以肯定，无论政权交替与否，只要政府需要工厂继续生产，只要工厂继续存在，工厂的产销经营必定会按照其固有的经济运行规律行事，政府和企业主也必定会有利益契合点。毫无疑问，共产党新政权的建立会对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但是，仍旧需要工厂继续存在和生产下去的新政府，与具体的私营企业主之间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可否克服或解决，以及实际上哪些问题和矛盾可以解决，哪些无法解决，原因何在？
上海当年的毛纺业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无论在工厂规模、机器数量、职工人数等方面，均居全国之首。私营毛纺厂多达110家，拥有职工8，500人，纺织机器数量占上海毛纺业的近80%。⑤其中著名商人、“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创办于1929年的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堪称同业中的翘楚。本文尝试以刘鸿生章华毛纺公司为个案，着重考察私营工商业在中共建政初期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下具体遇到了哪些问题，新政府是如何帮助企业主解决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帮助的作用。
一 毛源和主顾：新政权建立伊始的企业困境
(一)“飞箭”号难抵沪：海外毛条的进口从受限到断绝
1950年春夏之交，刘鸿生正在焦急地等着一批海外毛条安全运抵上海。这批毛条是上海解放前夕，章华公司委托中国纺织工程公司向海外订购的，总计有32包。它们最早在1949年5月间由香港启运。受到当时国共内战的影响，上海情形非常混乱。为保障安全，船只退回了香港。8月初沪港间航运开通，这批货物改由“怡生”货轮装运。但是，当“怡生”轮即将到沪时却逢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对大陆沿海的武装封锁。当时的情形是“匪宣布封锁我各海口，在海上设兵舰巡弋袭击，在长山、舟山诸岛设海上据点掠夺商船物资，阻扰航行，企图扼死我海上交通线。敌对我封锁重点在津沪线，特别对沪更为严重”。⑥“怡生”轮不得不再次折回香港。1950年1月，这批毛条第三次装由“飞箭”号货轮启运，中途仍受到封锁和伏击，后转经青岛，通过陆路才运抵上海。三艘货轮历时近一年的辗转跋涉，中外船员冒着船毁人亡的危险，才最终将刘鸿生订购的这批毛条运到上海。⑦
这批数额并不很大的进口毛条在刘鸿生看来却意义非凡，因为章华厂此刻最缺的就是羊毛原料。早在1947年2月，国民政府限于外汇紧张，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⑧，规定实施输入限额分配办法。限额数量每季公布一次，逐季减少。⑨毛纺织工业能够分配到的数额仅能维持各毛纺织厂设备开工率的14.73%，尚不足全国各厂需要量的十分之一。⑩章华厂因为依赖刘鸿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1)署长的便利，数次获得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毛”。(12)工厂存底较丰，较之中小毛纺厂情形要好很多。(13)即便如此，在上海解放前夕，章华仍面临原料不足的威胁。1948年5月，“第一厂所需羊毛原料，舶来品羊毛配额仅及十分之二三，黑市采购亦不易”。(14)刘鸿生为摆脱对羊毛原料进口的依赖，曾亲自主持研究试验人造丝。后因章华总经理程年彭的反对，才未继续。(15)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在国民党军舰游弋海岸封锁港口的时候，中共当局也下令禁止输入海外毛条。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进行对外贸易的统制。(16)秉持这一精神，华东区司令部在进驻上海数天后就公布了《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将进口货品分为准许进口、特许进口及禁止进口三类。(17)按照这一办法，羊毛属于“准许进口类”(18)。但政府法令虽允许进口，实际上却禁止输入毛条以用于生产毛纺制品，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在财力有限、经济紧张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因为在新政府看来，毛纺制品成本高，非一般民众所能服用，属消费性货物。后经上海毛纺同业向政府力陈毛纺品经久耐穿，远较棉制品上算，不能算作奢侈品，政府负责人才勉强接受了这种观点，但仍以国产羊毛丰富，属于国内可替代物，严令毛纺业改用国产毛条。(19)刘鸿生这时曾将上述情况告诉远在美国的八子刘念信，称：“至今后之工商业趋势，着重于自力更生，外货除生产必须之器材外，消费性货物绝对不准入口，羊毛亦在禁止输入之列。”(20)
章华厂从1929年创办起，一直到1933年之前，都以国产毛条生产粗纺制服为主。自1933年章华转变生产方针以来，工厂所需羊毛便主要依赖海外进口，其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是购自澳大利亚和英国。(21)工厂中的机器也多从德国、比利时、英国等国进口。进口的精纺(22)机器适合于外国毛条。海外羊毛严禁输入以后，公司面临停产的危险。(23)
(二)世风崇简：章华呢绒买主难觅
1949年上海解放后，由于海口封锁和国家提倡节约，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衣装也开始趋向简朴。城市里的西装店开始冷清，不少店铺都改以经营绒线为生。“西装店整天都在清冷中，有些店员扶柜吆喝，却没有一个顾客来惊扰他们。”(24)“新源祥绸缎呢绒庄的店员纷纷议论，今年上海人算在节省了，女人不买好料子，市上毛呢做的衣料，几乎绝了迹。”(25)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推动思想解放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大城市里，人们的衣着日渐西化，呢绒逐渐取代土布，成为时尚。大家身着西装出入于社交场所，穿戴呢绒制服在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久已成为风气。近30年的岁月中，毛织物不仅广泛流行在大中城市，小城镇中也有了不错的销路。(26)受此影响，上海私营毛纺业曾极度兴盛，“利用棉纺设备改纺毛纱，或采用木制单锭纺毛设备设厂制造者极众”。(27)到上海解放前夕，大小不一的毛纺厂家多达110家。虽然解放后新政权将之归结为“虚假繁荣”和“畸形发展”，(28)不管怎样，毛纺业的繁荣总是真相。特别是章华厂出产的精纺呢绒颇受欢迎，其商标“绵羊头”成为公认的品牌。章华厂所生产的花呢，是制作西服套装、上衣、西裤的理想面料，畅销全国。(29)
联想到昔日的辉煌，章华厂副经理杨立人满怀感慨和惋惜：“以前销售呢绒的对象，大部为地主，官僚，买办，投机分子。现在这般人，逃跑的逃跑了，衰落的衰落了，改造的改造了，风气转变，不尚虚荣，布衣一裘，显得简约而实惠，于是呢绒销路一落千丈。”(30)
除社会心理因素外，1949年之后人们舍毛选棉的原因，还在于毛价高昂，超出普通人的购买力。以制服呢而言，章华厂的军装呢成本每码五万元(31)左右，和棉布制品每码九千元比之，则相差五倍有余。虽然棉、毛品质不同，耐穿程度决无五倍之差。一般购买者的心理，决不愿出五倍棉的代价，购一不是很好的呢料。至于章华的精纺花呢，每码售价更高，根本无人问津了。(32)
从1919到1949年，时间流转了三个十年。伴随着上海的解放，棉制土布重新取代毛制呢绒，成为人们着装的首选。上海毛纺厂的销路缩减，生产急剧萎缩，章华这样的大厂也难逃厄运。过去生产量每月在五万码以上，精纺呢占五分之三，如今因销路狭窄，仅生产一万七八千码左右(33)，“营业的呆滞竟出乎意料，其制成品毫无出路，谈到发展在短期内毫无把握”。(34)公司自1949年8月初开始实行减、停工，“减工工作一星期，停工一星期”。(35)
二 期许和信心：刘鸿生对毛纺业前景的认识
(一)憧憬大西北
我国羊毛的产区分布很广，遍及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东各地。其中以西北羊毛的产量最丰。如果以1932年至1942年为例，全国年产羊毛平均为695，000担，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几个区域，年产量平均为359，000担，占全国羊毛产量一半以上。(36)
自从30年代起，刘鸿生便对西北羊毛的产销加工产生了极大兴趣，曾派人和亲自赴西北调查十余次。(37)1940年6月，他在考察西北后写信给次子刘念义，表示对西北“怀有许多梦想。(38)1941年初，刘鸿生与国民党财政部在兰州办的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合资，创办了兰州西北洗毛厂，成为其发展西北毛纺事业的起点。(39)1943年5月，刘鸿生利用手中的机器设备和多年来经营上海章华毛纺厂的办厂经验，借助杜月笙(40)、钱新之(41)等社会知名人士的投资，合作开办西北毛纺织厂。(42)1947年10月，刘鸿生又设想在西北组织羊毛整理厂，以中国所产的羊毛，加工整理，运销国外，争取外汇。(43)1947年前后，刘鸿生一直与西北毛纺厂厂长胡逸耕保持密切联系，试图将西北羊毛制成地毯，销往美国。1949年7月，当刘鸿生到达香港后，立刻着手成立中国毛业公司，专营西北羊毛的出口外销业务，终因交通不便运费高昂和美国地毯价格跌落，难遂其愿。(44)
刘鸿生将这份长久不去的热忱带到了新政权。1949年10月底，刘鸿生最终选择返回大陆和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合作，(45)当他途经北京的时候，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刘在会谈中向周恩来表达了在西北多设洗毛、打包工厂以利用青海羊毛的愿望。(46)
(二)坚信毛制品销路会好转
中共建政之初，面对产品滞销的困境，刘鸿生等上海毛纺商人却对毛制品销路的好转深信不疑。这种信心首先来源于对中国偌大市场需求的估计。刘鸿生做了一个细致统计，现在政府约有900万军政人员，他们的服装由政府供给，以每人一套毛制服和毛大衣计算，数量就相当可观。同时，刘鸿生相信，毛制呢料不仅经久耐用，而且保暖透气，其性能远较棉布高。除此之外，刘鸿生认为毛制品的畅销有利于牧民生活的改善。200万套呢制服及大衣，需用原毛约2，000万公斤，就可以使西北的羊毛，大部分有了出路。总之，在刘看来，只要价格相当，毛制品依靠其质地坚牢、品质优越，出路是不愁没有的。(47)
章华副经理杨立人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讲得更加具体形象。“毛制品耐穿经用，光洁挺拔，既是经济，又是美观，条件的优越，非任何织物所可比拟。试看哪一国的人民，不喜欢用毛织品？”杨又以苏联为例做了一个参照，“1950年苏联就要生产呢绒一亿五千万码，平均每个人可以分配到0.75码，就是四个人可以有一套呢制服。反观我们中国呢？照本年(1950年)的估计，至多生产呢绒六百万码，拿全国人口来计算，大概每三百个人，才能做一套呢制服，以彼例此，差得太远，中国毛纺市场前景很广阔。”(48)
从历史上看，章华公司在30年代成立之初，也遭遇过产品滞销的境遇。“初乃偏重军衣呢，而以马裤呢、华达呢、西装呢等副之。顾军呢只合于采制制服，销路既欠普遍，致产量多而行销颇为不易，亏损达八万元。”(49)无奈之下，刘鸿生曾在1931-1932年间四易经理。后来因为改变生产方针，注重生产细呢，迎合民众爱国心理，生产“九一八”哔叽，才使得销路逐渐转好。(50)
总之，中国人口众多，军政人员数量庞大，毛纺制品质量优良，以及历史上生产从困境走向成功的经验，都没有理由使刘鸿生等上海毛纺商人对中共建政初期毛纺业的困难悲观失望。
三 政府指路：“毛纺业的希望在西北”
(一)从西北羊毛考察团到华东区国毛联购处
1949年6月23日，逃亡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对长江口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武装封锁。海口封锁使得上海形势堪忧，粮价上涨，工厂减工停产，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工人生活困难，劳资纠纷大幅上升。(51)在此情形之下，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制定了反封锁的六项方针。8月初上海举行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委书记饶漱石作了题为《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的报告，把六项方针提交会议讨论，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成。其中第三项为：改变上海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无论公营或私营企业，都应设法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并把为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今后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的方向。(52)这表明，为应付敌人的封锁，上海不得不从一个十分依赖国外市场的城市，向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城市转变。
会后，政府便引导私营毛纺业面向西北寻找原料。在政府看来，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蓄养的羊群不可计数，西北羊毛无疑应该是上海毛纺业的首选。(53)此时，刘鸿生正好返回大陆，也再度想到开发西北羊毛的办法。随着1949年秋天兰州、西宁等地区的相继解放，西北羊毛的利用在操作上也成为可能。
经过初步准备，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选拔公私营工厂技术人员组织了首批国产羊毛考察团前往西北产毛各处实地考察。该考察团由国营中纺公司和章华等7家私营厂商各厂代表组成，(54)目的在于实地了解中国各地的羊毛产量与品种、运输状况及设立洗毛、打包厂的适宜地点，以作采购羊毛的参考。该团由公营中纺公司5人(其中2人为军代表)和私营章华、协新、元丰、新新、振丰、庆济、上海毛绒等七厂各派技术专家1人，共计12人组成。以中纺(55)第四毛纺厂厂长邱陵为团长。(56)考察路线自上海，经开封、兰州、青海、宁夏、西安、太原、包头、张家口、北京、天津、济南、徐州等地回沪。行程八千公里，共计101天。(57)西北羊毛考察团在考察期间，曾受到包括上海市政府和市工商局以及各地政府和工商业局的多方关照。(58)
考察团返沪不久，上海公私营各厂即决议成立羊毛联购小组。此时，刘鸿生刚从香港返回上海，极力号召同业抓紧采购国产羊毛，积极推动国毛联购事宜。(59)经公私营毛纺织业座谈会研讨后议决组织“国产羊毛联购小组委员会”，推选刘鸿生为主任委员、吴味经(60)为副主任委员，杨立人为联购处主任，邱陵(61)、陆梓樵(62)为副主任，通过《联购小组委员会规程暨临时办法》，联购会在兰州和包头两地设立分处，负责搜集采办西北羊毛。(63)国毛联购小组委员会成立后，便积极开始向西北采购羊毛的工作。1949年12月14日在兰州购进第一批国毛，总数5 000担，公私厂家各一半。(64)一周之后，联购会从包头购得第二批羊毛，原拟总数仍为5 000担，公私各半，(65)但因各厂踊跃抢购，购毛总数从原先的2 500担变成3 800担，终使联购数额增至公私营各4 000担。(66)章华厂积极认购，这头两批联购中共购得750担。(67)
国毛联购委员会虽包括公、私营毛纺织厂，但主要由私营毛纺厂组成，资金不足、范围狭小，收购业务和鼓励牧民的工作很难开展。在私营厂的极力呼吁下，1950年6月国毛联购委员会被改组扩大为华东区国毛联购处。华东区国毛联购处是公私合营性质的机构，总投资额达200亿元，华东纺织管理局投资金额达80亿元人民币，成为最大股东。章华毛绒纺织公司投资25亿元人民币，居各私营厂之首。(68)杨立人受聘兼任国毛联购处经理。(69)华东区国毛联购处的成立，目的在扩大国毛搜集和供应的数量和范围。(70)根据毛纺业同业公会统计，1950年和1951年国毛联购处在西北、华北、山东、浙江等地采购国毛3 876 623公斤，上海粗纺厂已全部采用国毛生产。(71)
(二)成效：国毛改变章华生产结构
面对海外羊毛进口断绝，厂内存底日薄的困境，章华公司尽一切办法来利用国产羊毛。1950年“二六”轰炸(72)后，政府大力号召和引导私营工厂迁厂或赴西北建厂，刘鸿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1950年4月，刘鸿生的西北羊毛整理厂(简称“西整厂”)在政府扶助下建成。该厂总值139 802 041元，由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刘鸿生的第三子刘念礼兼任总经理。除在兰州设总厂外，在甘肃平凉还设有分厂。(73)西整厂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国毛进行洗净、提炼加工，以利用其中的细毛制成毛条。(74)此后，章华羊毛来源的渠道改变。在民国时期，章华厂主要通过信昌、怡和、礼和等洋行向澳大利亚和英国采购。(75)现今，羊毛获取途径则变成：先通过西整厂从国毛联购处购买羊毛，再经过洗净、整理、打包，经由西北运输公司运抵上海本厂。(76)
章华厂将西北国毛用来生产粗制的呢绒制品，例如大衣呢、制服呢、女式呢等产品来维持生产，同时，减少纺制细纺如花呢、哔叽、法兰绒的数量，利用国毛纺制绒线出售。(77)从1949年至1951年，章华厂的产品种类发生很大变化。
据调查，到1951年时，章华公司所产国毛粗呢达141，603码，精纺呢绒只有38，702码。(78)这表明，随着海外进口羊毛存底的逐渐减少，章华厂日渐加大对国毛的依赖和利用，工厂的生产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困惑：国毛利用中的难题
政府号召私营毛纺业面向西北寻求原料，西北羊毛逐渐补充到章华厂的生产中，也改变了工厂的产品结构。但是，在利用国毛生产的过程中，刘鸿生等毛纺商人也感受到不易克服的困难。
首先，国产细毛数量不足，难以满足章华精纺机器的需求。章华公司从1933年转变生产方式，改粗纺为精纺生产后，便大量采购外国进口的精纺机。据统计，上海解放前夕，工厂很大一部分机器都是从比利时、法国、英国、德国等国进口而来。(79)西北羊毛在绝对数上虽然庞大，但因品种及管理关系，羊毛品质良莠不齐，劣者占极多数，大抵纤维粗短，缺少缩曲而欠柔软，其在工业上之价值甚低，只能充当制造毡毯及粗糙织品之用。(80)毛纺同业虽提倡改良国毛品种，但据国毛考察团的估计“最快亦须二十五年可达目的”(81)，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国产羊毛由现在改良羊种起，能全国供应现有设备时期需八九年”，(82)缓不济急。国产羊毛中真正能够满足章华厂精纺机器需要的细毛供应不畅。(83)除少量能够加工制成胖哔叽呢(84)外，很多精纺机器被迫闲置或减产，“原料因国毛品种及数量均有问题仍不能解决困难”。(85)
再者，国毛利用成本昂贵。西北羊毛运抵上海须经如下环节：国毛联购处将羊毛从牧民手中收购后，先利用原始的皮筏、驴车等工具运至兰州、西宁等集散地，洗整打包后，再从集散地通过火车辗转天津运抵上海。仅至天津即须三月，运抵上海须时更久。(86)运费所需竟占毛价百分之八十。(87)这笔不小的费用须厂商自理。除运费外，国产羊毛品质差，想从中获取细毛，必须再进行投资，将其整理、洗净、打包。整个过程下来，金额耗费更大。根据上海毛纺业的统计，工厂每月需羊毛300万磅做标准，照兰州羊毛每磅6，500元计算，须人民币195亿元，外加捡毛费、洗毛费、运输费，共须资金372亿元，较之羊毛本身价格翻了一倍有余。即使有如许资金，仅仅能够供应一月之需。(88)采用国毛的成本高昂，其成品价格便无从降低。原本质量就比外毛制成品低劣，成本反比外毛制成品高，国毛制品更无人问津。(88)
(四)分歧：采用国毛生产不符毛商初衷
事实上，政府和毛纺商人在利用国毛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50年代，政府协助组织国产羊毛考察团和国毛联购处，目的在于引导私营毛纺业利用西北国产羊毛生产。从西北获取羊毛，也是刘鸿生所期盼的。但是，刘很早便认识到国产毛在品质上的不足，他曾特别指出国产羊毛的种种缺陷，明确表示将国毛用于生产，并不是眼前的事情，那是在羊种改良之后的长远的规划。(90)刘鸿生对大西北的憧憬，更多的是想获取羊毛，通过出口原料或加工制成半成品赚取外汇。根据书信记录，从1947年10月开始到1949年7月底，刘鸿生一直致力于将西北羊毛制成地毯远销美国。特别是1949年刘鸿生在香港成立中国毛业公司，专业经理这项业务。(91)当1950年4月西北羊毛整理厂建立后，刘鸿生仍在热衷于通过国毛联购处将所购羊毛转手出售给英国怡和洋行，因此在以后的“五反”运动中备受指责。(92)政府的西北战略和刘鸿生对大西北的憧憬，看起来相当吻合，实则大相径庭。高家龙教授直接引用刘鸿生的报端发言，认为刘希望“现在利用他的上海章华厂将这些羊毛加工成呢料，而不是去海外出售原羊毛”(93)，恐与刘的本意不符。很显然，刘鸿生明白西北国毛的缺陷以及对其利用绝非朝夕之事。利用西北国毛来生产，实是章华公司在海外原料进口断绝情势下不得不为之的变通。
使用国毛的价格高昂，也超出商人预料。西北国毛考察团汇报当地的羊毛价格相当便宜，“甘肃青海等省的羊毛价格低廉，尚不足原棉三、四分之一。”(94)刘鸿生最初认为“西北的羊毛，虽较外毛稍粗，却是很便宜的”。(95)即国产羊毛质量虽差，但是可以节省制造成本，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在使用国毛的过程中，毛纺商人逐渐发现，羊毛从采购、洗净整理打包直至运输到沪，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成本反较进口毛条高，“以毛条说，进口货每磅约三四万元，国货需五六万元。政府正在积极提倡国毛，而结果适得其反”。(96)
总的来说，中共建政初期，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私营毛纺厂的原料需求，国产羊毛逐渐取代澳大利亚毛条成为生产的最主要原料，到1951年3月章华厂已实现“原料以用国毛为主体”(97)。羊毛的国产化，看似解决了毛纺业的原料问题，实则产生严重问题。“国毛因品质较差，价格又高，成品推销困难。”(98)1950年下半年中央纺织工业部鉴于毛纺业极度困难，出于维持生产的目的，不得不临时特许批汇进口部分毛条。(99)章华厂立即应声而动，一面向厂内工人解释“澳毛制品如华达呢，因有销路，不得不做”；一面多方奔走，“相机补进澳毛”。(100)这恰也证明羊毛国产化目标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商人的理想。
四 重点维持大厂：1950年政府向章华订购制服呢
(一)1950年政府订购制服呢的由来
1950年2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101)在北京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将收税、收公债款、发放工人工资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且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四项政策作为向资产阶级的“四路进兵”。受此政策影响，1950年1至4月，全国14个较大城市中共有2 945家工厂倒闭；16个较大城市中，半停业状态的商店达到9，374家。(102)到4月下旬，上海市面清淡，商品滞销，工厂商店负债累累，大量工厂商店关门歇业。(103)
上海私营毛纺业的境遇尤其糟糕，“一般均极恶劣，而以二、三月间为尤甚。停业清理者层出不穷。即继续开工者，产销量亦减至10%左右。”(104)“上海私营毛纺厂开工数下降到28家，占总厂数的25.5%，开工的厂也属于半开半停状态。1950年上半年主要产品产量仅为正常生产的30%。”(105)就连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章华厂，也宣布停工减薪，其生产量仅达月产1万码，减至历史以来的最低点。(106)刘鸿生向市长陈毅诉苦，公司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提出章华需要260亿元的维持资金，否则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107)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逐渐迈出调整工商政策的脚步。1950年3月16日至4月底，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会议认为，今天的斗争对象并非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利用私人资本。4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如何调整工商业。薄一波在会上作检讨，表示公私兼顾问题，中财委研究不足。(108)1950年4月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扶助私营工商业维持与恢复生产以及救济失业工人的决议。5月8日至26日，中财委召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等于一次全国范围的工商政策“吹风”会。(109)1950年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批评中共党内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思想和做法。(110)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方面调整工商业政策，缓和紧张空气，以刺激私营工商业主恢复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紧接着1950年6、7月间召开的“全国税务会议”、“各大行政区贸易部长会议”、“全国物价会议”以及各工业部门所召开的专业会议都在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拟定具体的政策措施。
1950年6月1日，全国毛麻纺织工业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到会者有各地毛、麻工业公、私营厂长、经理及工会代表。农业部、人民银行、贸易部、全国纺织工会等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111)会议肯定了毛纺织工业与国计民生有关，且必有其发展前途。(112)上海私营毛纺业代表向政府系统地提出救济毛纺业的十项紧急提议，其中一项是维持毛纺业持续开工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由政府供给西北各地原毛与毛纺织工厂，委托代纺代织制造制服呢，以供公教人员服用。拟定的具体办法是：由政务院、财政部、纺织工业部，畜牧部会同收购西北及各地羊毛，与公私营毛纺织厂，订立代制制服呢合同，规定品质、数量，工缴费(113)及交货期限，按期交货。(114)
上海调整工商业的中心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又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一个主要措施。(115)早在1949年4月，天津就出现了订货的形式。上海解放初期，国营商业采取了以花易纱、以纱易布、以纱易针织品等与加工相类似的代纺、代织的形式，与私营棉纺工业发生了联系。(116)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要加大对于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117)陈云表示：“对待私营企业的办法是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把全国军队、政府等方面的订货单子集中起来，然后分配到各地。来一个有计划，能集中的东西统统集中，以便于组织订货。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118)
1950年7月，中央纺织工业部决定以加工订货的方式，通过订购政府军服用呢来扶助私营毛纺业，原定计划为70万套，后因预算经费不足改为30万套。(119)很快，公私双方开始了订制军服呢的具体谈判。
(二)争执：围绕制服呢承制的谈判
全国毛麻会议后，政府开始启动承制制服呢的议案。来自兰州、重庆、天津和上海的毛纺业代表和政府(主要是中央纺织工业部和军需后勤处)之间围绕承制军服呢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上海私营毛纺厂派遣杨立人和叶茀康(120)两人为代表。开始时，由于毛纺制品造价高于棉纺制品，本来中央纺织工业部已决定订购毛制服，但军需后勤部门却极不情愿。在杨立人看来，军需处自始即未打算“舍棉而取毛”。后来，经过毛纺同业的一再呼吁，纺织工业部各首长的吹风，以及刘鸿生亲自赴北京为毛纺业请命，政府才有试用毛呢的动机。(121)
原本杨、叶二人认为此次谈判会比较简单，到京后三五日便可以敲定，却没有料到竟拖延一月有余。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政府和商人争论最激烈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军服呢的价格。这是谈判中最复杂、最繁琐又费时最多的一环。当时的毛线品每码4万多，制服呢每码2万多，制服一套28个单位。在政府看来，毛制品的造价实在太高，难以承受，一再要求毛纺业降低价格。毛纺代表申述意见，但还是步步妥协。最后确定的加工工缴费用，在叶茀康看来，没能符合上海毛纺厂的期望。不仅无利可图，抑有亏损之虞。(122)在给刘鸿生等人的电报中，杨立人充满自嘲意味地形容为“求来的雨是不大的”；(123)其次，军服呢的规格，双方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有人要每套标准0.78公斤的，有人要0.63公斤的，有人嫌0.78公斤太重，有人嫌0.63公斤太轻，也有人要棉毛混成的，有人要用澳毛来做，有人主张不该用外毛，反复讨论，反复解释，才决定以每套0.63公斤为标准。(124)尽管最终的毛制服规格商定从0.78公斤减至0.63公斤，但是，0.63公斤厚薄程度已接近大衣呢的标准。后勤部出席人员不懂毛纺技术，他们不问合用与否，只知更厚便好，这给华东纺管局局长宋立峰处长以深刻印象；(125)第三，制造军服的羊毛来源。杨、叶等毛纺商鉴于限期如此局促，如果要通过国毛联购处购毛或各厂自行购买，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因此提请皮毛公司供给。经过再三请求，政府方面终于原则同意，但具体到如何操作，双方又不知费了多少唇舌。(126)
谈判过程如此漫长，谈判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使杨立人很痛苦。他在给刘鸿生等人的信里充满悲伤地说到“这也许是本业的苦难”。(127)
不过，毛纺业代表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谈判结果。毛纺商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既期待依靠政府机关的提倡和示范打开市场销路，也盼望日后政府给予更大数额的订单。正如叶茀康对同业的告诫，“倘因顾虑亏损而选择退出，则是目光短浅。承制制服呢的意义在于借助这次政府的采用和提倡，一改解放后一般人以服用毛呢为奢侈之不准确观念，为本业销路辟一坦途。倘若品质不走样，交货不脱期，明春必更有大量定货，因为这次承制之数额，绝对不敷全国军政人员之服用。”(128)
无论怎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最终将制服呢的加工承制事宜确定下来。1950年8月4日，中央纺织工业部与上海私营章华等13家毛纺厂代表在京签订制服呢加工合同。为纪念这一合约的签订，将这次承制制服呢定名为“五○八四”制服呢，寓1950年8月4日订约之意，简称“八四呢”。
这次政府订购军服呢，总额共30万套，93万余码。上海方面共承做629，000码，章华等13家私营毛纺织厂承做制服呢268，000码。因财力有限，中央对于加工订货的政策是重点维持。(129)遵照这个原则，在全国毛麻纺织会议上，纺织工业部提出：“只能采取尽可能维持的方针，凡设备齐全，技术较高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维持下去。”(130)这次订购制服呢合约中贯彻了这一原则，上海私营大中小毛纺厂共100余家，最终只有章华等13家获得订单。章华共获得54，000码，居同业之首。
(三)困扰：生产制服呢中的政府爽约和技术难题
1950年的军服呢生产，是章华厂第一次与新政权进行的产销合作。签署军服呢合同后，公司便积极准备。这次生产从8月开始，到11月初提前完成，时间三个多月。在这一个季度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在章华公司看来，这些问题责任完全在于政府一边。
国毛的供应延期是最早遇到的难题。制服呢合同中规定生产制服呢的原料必须是国产毛，而且大部分是西宁羊毛。承制制服呢之前没有准备，合同签订后，羊毛才开始在兰州收运。羊毛靠青海及兰州两地国营皮毛公司供给，由国毛联购分处代为收运。原定交毛日期为7月31日，但是直到8月9日，皮毛公司才交毛，9月11日才交清。再加上运输极不便利，秋雨连绵，以致羊毛到沪超期，影响原定计划。(131)原料供应拖期的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的统筹协调不足。其中，订货的是军需部，供应羊毛原料的是皮毛公司，中纺部在主观方面尽力扶植毛纺工业，但在客观方面仅仅是联系性质，所以与有关部门往返讨论很费时日。(132)
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垫付款项，使章华厂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合同中规定，此次承制制服呢的货款分洗运费、货物税款(133)及工缴费三部分，政府分三期交付承制厂商。第一期拨付百分之四十，第二期在各生产单位完成其任务半数以上时再付给百分之三十，最后待全部交货验收后再将尾数结清。(134)但是，直到生产将结束时，章华只得到百分之四十。加之有些厂家不能完成任务，章华受托超额制造，超额制服呢的价款一文未收。(135)同时，按照合同规定，货物税如有厂家确有因难于周转无力垫付时，可由厂方商请税局特准记账，记账办法由税务局与承制各单位商订之。(136)但是，实际过程中，税务局根本不能同意记账付税，高达2.4亿元的货物税须由厂方垫付，以致章华在1950年10月不得不向中国实业银行(137)申请贷款，以维持生产资金的周转。(138)
除资金难题外，后勤部所要求的成品色泽数量时有变动，也干扰着章华的生产计划。合同签订以后，章华即按照合同规定的质地、色泽、数量进行生产。到了9月中旬，忽然接到毛纺公会转来公函，根据总后勤部通知，本年度制服呢颜色、数量重新调整，一部分订单要由重庆中国毛纺厂承制，一部分制服需要提前染色，一部分制服需由藏青色变成灰色。新到的要求彻底改变打乱了章华的生产计划，使工作发生困难。(139)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政府的屡屡爽约很大程度上在于事前准备不足。同时，由于这次合约是中央直接签订的，开始时各方面对于领导关系都不明确，以致各方面都缺少联系。对于动员厂家方面，开始得很晚。(140)章华厂也认为，此次签署制服呢合约政府未能与各厂切实联系是最大的遗憾。(141)
除政府爽约外，西北羊毛质地粗糙也给章华厂的生产造成困扰。这次加工制服呢所利用的西宁羊毛是西北羊毛中较差的一种，“纤维粗长，质地粗糙，对于机械性能大半均不适宜，尤其以纺纱部的困难多，如钢丝机上的落毛多毛条粗韧不均，走锭机上的毛条极易缠绕在罗拉上，用小刀也难拉断”。(142)能否克服这个技术难关成为能否按时完成国家制服呢生产任务的关键。各厂采取的最通行的办法是“纷纷添置梳毛机设备，俾利用国产羊毛自制毛条，解决国毛粗糙的困难”。(143)章华厂也在尽力添置梳毛机，利用梳毛机对粗糙的西宁毛进行反复的梳理，尽量使其能够符合生产的要求。(144)
最终章华厂还是克服了政府爽约和毛质粗糙两方面的困扰提前完成任务，在10月下旬基本完成制服呢生产订单，并于11月10日完成了额外承制的1万4千余码的生产任务。产品通过了纺织工业部的验收，获得了政府的通报表彰。(145)
(四)影响：1950年生产制服呢的效果
1950年的生产制服呢，是政府在毛纺织行业落实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具体实践。政府通过各大主要报纸纷纷报道和转载，宣传对于私营毛纺业的扶持及其成绩。不过，透过报端的宣传报道，其实际成效和毛纺商人的真实感受如何，仍须细致分析。
对于这次承制军服呢生产，上海私营毛纺业的态度发生过变化。在刚得知政府要有订货时，无论大小厂商都挤着要求代织。在刘鸿生看来，这次承制制服呢实属意外惊喜。他原本以为政府只会向国营企业订购，没想到他的章华厂也能分得订单。(146)中小厂产销困难更大，因此更在乎这次订货。但是，当得知最终的谈判结果后，中小厂商因为对分得数目和加工费用不满，纷纷退出，从答允代织268，000码减退到150，000码，形成“做也好，不做也好”的无所谓态度。(147)章华厂不仅没有退出，相反承担了一部分其他厂不愿承担的份额。高家龙认为，刘鸿生意识到这笔订单的政治含义，“意味着政府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中都把他当作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可资信赖的资本家了”。(148)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此次加工制服呢的生产，“大厂代织尚能勉强维持成本，因其资力、设备、原料等条件较优”。(149)但是，依据章华公司第一厂的统计数据来看，整个生产过程中，该厂所付出的生产成本远高于国家支付的加工费用。(150)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清楚看到，政府支付工缴费用小于章华投入的成本，工厂显然在亏本生产。
不过，我们要结合当时私营毛纺业的经营状况和章华厂的产销情形来看待这次亏本生产。1950年4月以后，整个上海市私营毛纺业100余家工厂约有80家不能维持，相继停闭。(151)章华厂的情况是“成品销路呆滞，成本与售价脱节太远”(152)，“花呢亏本现已减至一成，粗货方面如制服呢、女色呢等，销路本亦不佳，一般须亏本百分之六十”。(153)因此，若以章华销售到市场的商品价格作为参照，则政府所支付的加工费用高于该厂产品的市场售价。正如杨立人所言，“争取政府加工，可以减少亏蚀”。(154)中央政府关于支付工缴费用的标准是：“工缴费应根据加工地区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计算工厂成本。凡市价低于成本，由国家赔本的订货，资方应以保本为原则。”(155)从章华厂的情况来看，呢绒即属于售价低于成本的商品，政府所付订款较市场价格高，表明在售价方面政府确已做了补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价位却也未能使得资方保本，亏本生产仍是事实。
颇有意义的是，承制制服呢的过程使章华维持了生产，避免了停工疏散的威胁。中共建政后不久，章华即因营业不佳而一再缩短工时，最长时才能维持一周四日班。在制服呢生产过程中，章华厂的工时恢复到历史上营业最好时期的一周六日班，每日工作十小时。(156)工人非但摆脱了失业的困扰，而且被要求人人上工。工厂曾进行过一次生产大检查，发现工人中只有一人脱离生产。(157)从这个角度上讲，在章华厂生产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的加工订货起到了维持工厂生产和工人不失业的作用。这一点，毛纺织同业公会的总结较为公允，“纵使工缴方面未尽合理，但至少也缓和了过去产销脱节的严重性，鼓舞了从业员工的生产情绪，所以对本业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158)
从解决产品销路上看，这次国家订制制服呢对于章华厂的自销产品打开销路未起丝毫作用。1950年10月底，当章华厂即将完成国家制服呢生产任务时，“工厂各种生产品，不论海军呢、制服呢、华达呢、哔叽、绒线等均难望有销路。此种滞销及亏蚀情形，不仅本公司如此，其他同业亦遭遇到同样困难”。(159)但不久，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扩大，章华等毛纺业大厂在1950年底获得制造军毯11万条的任务，紧接着又在1951年获得数次承制军服呢的机会。从这一点说，这次亏本生产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毛纺商人对政府扩大收购毛制品的期待。
五 结语
上海解放之初，以刘鸿生章华毛纺厂为代表的上海私营毛纺业面临着产销两难的问题。海外羊毛原料因海口封锁和中共的严禁政策而断绝，产品因世风趋向简朴和售价高昂而滞销。毛纺商人对于新政权怀有很大憧憬，他们期待能够依靠政府的帮助获取大西北丰富广袤的羊毛资源，他们也深信毛纺制品的品质优越，会重新占领服装市场。
新政权的办法是一面通过号召毛纺业面向西北，利用国毛解决工厂原料的不足；一面扩大加工订货，以维持毛纺业的开工。秉承这种精神，政府扶助上海私营毛纺业成立西北羊毛考察团和国毛联购委员会，并将联购会扩大为华东国毛联购处。为实践调整工商业，政府向上海私营毛纺业订购军服呢，以保证章华等毛纺大厂的生产。
政府解决毛纺业的原料的办法，使章华毛纺厂原料得到部分补充，工厂原料来源和产品结构都发生根本改变。章华通过承制国家军服呢，也能够维持开工。但利用国毛本不符合刘鸿生的初衷，国毛质地粗糙、运输困难、造价高昂等劣势对产品销路产生严重的影响。1950年的承制制服呢，除亏本生产外，政府服用毛制服的示范效应也未能在短期发挥作用，章华厂的产品依然滞销，营业困难。从刘鸿生章华厂的情况来看，在中共建政初期的这段时间里，政府的施策效果并不理想。直到1951年，章华厂仍然面临原料和产销十分困难的局面。官方论述中对1950年的加工订货评价积极，认为私营工业的困难因此得到克服，走入初步好转。(160)上海私营毛纺业的情况则提供了反面例证。李福钟强调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压制的一面，认为中共在借调整工商业之名，行经济控制之实。(161)但是，明显可以看到政府为解决毛纺业原料的努力以及军呢订单对维持章华厂开工生产的意义。
章华厂的个案中，毛纺商人和政府围绕行业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政府对毛纺业的看法是：“毛纺业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种工业，因此它从先天就带来了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无论是原料方面，或机械配件方面，都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毛纺织业的半殖民地特性，尚待肃清。”(162)基于这种认识，要求毛纺业面向西北寻求生产原料，政治目的在于剥离毛纺业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而在刘鸿生等上海商人看来，西北羊毛虽然绝对数量庞大，但质地并不适合于毛纺生产。澳大利亚毛条虽然自海外进口，却符合民众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刘鸿生等毛纺商人看重毛制品的质量优良，相信呢绒必定会重新占据人们的衣着市场。但是，政府更在乎毛制品的价格，呢绒价格远高于棉布，这使得政府将呢绒产品定位为消费类产品，随之海外原料进口遭到严禁。这与政府明文鼓励棉纺业原料从海外进口形成鲜明的反差。(163)虽然在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大背景下，政府否认将呢绒视作奢侈品，强调毛纺织业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但在承制制服呢的具体谈判中，后勤军需部门仍保留“重棉轻毛”的思想，影响到对毛纺业的调整成效。
从本质上讲，上述种种认识分歧反映出公私双方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新政权处在矛盾的境地。政府因财力有限(164)本希望减少支出，但建国之初具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规定政府有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责任。(165)1950年工商业的严峻形势又要求政府必须解决私营工厂的困难，以维持工厂运转减少工人失业。因此，政府一面限制毛纺业进口海外毛条以避免外汇流失，一面却承诺帮助私营毛纺厂解决原料难题。在此情形下，面向西北羊毛产区寻求原料便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政府一面试图通过加工订货维持工厂的生存，一面却必须面对毛制品造价高昂的现实，不得不在谈判中屡屡杀价，使得工厂赔本生产；从私企的角度来看，刘鸿生等毛纺商人在建政初期对新政权充满期待，对本行业怀有信心，尽力维护企业生存。面对原料断绝的危险，企业主一面尽量利用国产原料以避免生产停工，一面不断地向政府抱怨国产原料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寻求海外原料。面对营业萧条生产不振，企业主一面寻求政府订单以维持正常开工，一面极力挽回在加工费用上的损失。最终商人的努力收到一定成效：政府在1950年8月至12月曾短暂特许从海外购进一批毛条，章华厂也获得了部分补充；政府分给私营毛纺厂制服呢订单且收购价格较市场售价略高；工厂也同样通过1950年这次制服呢生产中的良好表现维持了正常开工并获得1951年更大批量的生产军制服和地毯的机会。
尽管如此，在中共建政之初的这场博弈中，商人的核心诉求未获实现。在政府推行羊毛国产化的宗旨下，企业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进口原料，以国毛为主的生产结构无法改变。同时，国产羊毛的品质粗糙、运输不便、造价高昂，影响制成品的销路，工厂营业依旧萧条。中共建政之初，政府为维持企业生产所开出的药方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仅能治标，无法根治企业最迫切需要的原料和市场两大病因。这也竟成为1953年底刘鸿生让出企业、章华走向合营的经济根源。
论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史林》编辑部老师的宝贵意见，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①陈永发：《私营工商业的“安乐死”》，《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605—641页；李福钟：《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2年；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庞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②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版，第333—372页；史长瑞：《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苏婧：《苏纶纱厂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年；邓昉：《内外压力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张一楠、李丽：《1949-1952年间政府对民生公司的调整》，《传承》2008年第7期。
③董晓萍、蓝克利：《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④民族资本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指经营民族工商业的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自身的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民族”突出表明其不勾结帝国主义。
⑤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行政管理局编《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71页。
⑥中财委报告敌封锁我海航后之航务情况，刘国光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1949-1952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5页。
⑦《章华公司为结欠上海银行毛条水脚费拟恳准予核配港币由》，1950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53，第49—50页。
⑧解放战争中，国民政府颁布的应急经济政策。抗战结束初期由于过度放开外汇市场，导致国民政府外汇紧张。为应付内战、稳定国统区经济秩序，194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此项方案，主要内容有：提高税收，禁止黄金、外币自由流通，垄断出口贸易，实行强制物价，推行日用品配给供应制度等。
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
⑩《毛纺业公会成立原料分配委员会》，《申报》1947年3月24日。
(11)1945年1月在重庆设立，简称“行总”，主要任务是运输、分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华物资，下设农业、工矿、卫生等业务委员会，物资分配受美方人员控制。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后总署迁南京，曾在浙江、福建、上海等15个省市设分署。1947年10月起，总署、分署先后结束，事务移交社会部和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1945年9月至1947年7月，刘鸿生担任行总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
(12)《章华毛纺厂经理张子威口述，1960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278页。
(13)《矗立在浦东周家渡的章华毛绒纺织厂，希望她在新经济政策下进一步发展》，《商报》1949年7月1日。
(14)《章华毛织厂计划自织自制服装，目前行市计每套一千二百万，拟先在京应市公务员需要)，《商报》1948年5月11日。
(15)《刘念智口述，1960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279页。
(1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4页。
(17)《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华东军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续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4—439页。
(18)《国外贸易管理办法公布：奢侈品禁止入口。除民生用品及金银类等外，外销货物可自由输出》，《新民晚报》1949年6月6日。
(19)《上海市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技术研究委员会记录簿·潘伯良先生讲话大意》，1949年8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92，第7页。
(20)《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456—457页。
(21)《扩大销路改变生产方向，章华用国毛织粗呢》，《解放日报》1949年9月18日。
(22)精纺和粗纺，是毛纺业的两大类生产方式和产品品种。精纺生产需要品质较好的细毛作为原料，其产品呢绒主要为华达呢、哔叽、花呢、直贡呢、马裤呢等。细呢产品是西装的重要材质。粗纺生产则依据的原料主要为粗毛，其产品有海军呢、制服呢、女色呢、大衣呢等。
(2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民营工厂调查表·章华毛纺公司》，1949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45，第5页。
(24)《西装尚未脱下，领口已经解放》，《新民晚报》1949年9月7日。
(25)《上海市民提高警觉，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由淫靡而质朴，由浪费而节约》，《新民晚报》1949年7月31日。
(26)(36)《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第48、70页。
(27)张兹闿：《中国工业》，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出版1954年版，第400页。
(28)《上海市毛纺织工业调查资料·历史沿革》，1955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06-1-9，第49页。
(29)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毛麻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30)杨立人：《毛纺织业往何处去？》，1950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8-2-12550，第62—63页。
(31)这里所指系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下同，不另注。
(32)黄盛昶：《今昔毛粮比价之研究》，1950年11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06-1-1，第9—10页。
(33)《矗立在浦东周家渡的章华毛绒纺织厂，希望她在新经济政策下进一步发展》，《商报》1949年7月1日。
(3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民营工厂调查表·章华毛纺公司》，1949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45，第5页。
(35)《章华公司减停工通告》，1949年8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15，第11页。
(37)李锐才：《兰州西北毛纺厂回顾》，《兰州文史资料》第11辑，1990年，第148页。
(38)《一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刘鸿生自重庆致刘念义函》，《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201页。
(39)《原西北毛纺织公司厂长平伯騄口述，1964年8月》，《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201页。
(40)杜月笙(1888-1951)，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咨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上海交易所、上海棉布交易所经理、国民政府军委会少将参议。1937年后组织忠义救国军，1941年在重庆建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1945年返上海整顿和扩大帮会组织恒社，1949年去香港。
(41)钱新之(1885-1958)，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名永铭。天津北洋大学和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1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交通银行董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中兴煤炭公司总经理。1949年去香港，后到台湾。
(42)《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日西北毛纺织公司发起人会议记录》，《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204—205页。
(43)《西北羊毛整理厂股份有限公司填报的上海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资料摘录表(刘鸿生)》，1952年2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77，第4页。
(44)《刘念智口述，1963年5月》，《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372—373页。
(45)关于刘鸿生选择和共产党政权合作的原因，参见：[美]高家龙：《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周杰荣、毕克伟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姚昱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5—400页。
(46)《留港企业家赴津返沪，刘丕基、荣尔仁、吴蕴初、徐国懋等十三人已电告章士钊启程》，《大公报》1949年11月6日。
(47)《刘鸿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0年2月7日。
(48)杨立人：《毛纺业往何处去？》，1950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8-2-12550，第63页。
(49)《工商史料(第一集)：章华毛绒纺织公司》，1935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Y9-1-101-148，第3页。
(50)《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59—62页。
(51)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52)《华东局制定反封锁6项任务》，《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
(53)《原料丰盛销路广阔，西北纺织业前途远大》，《解放日报》1949年9月15日。
(54)《国产羊毛考察团定期出发》，《大公报》(香港)1949年10月15日。
(55)中纺：即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经营的规模庞大的纺织垄断性企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全部日本在华的纺织工厂，于1945年12月4日成立中纺公司。1946年1月总公司在上海开业，接着在青岛、天津、沈阳等地设立分公司。翁文灏任董事长，束云章任总经理。随着中共对东北、天津、青岛和上海的解放，中纺所属纺织厂先后由新政权接管，成为国营企业。
(56)《采用国产羊毛原料，毛纺业组织考察团，将往西北华北各地考察》，《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6日。
(57)《羊毛考察团行程统计表》，1950年5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4，第9页。
(58)《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为证明该团赴开封等十四地考察国产羊毛事务并希沿途机关协助由》，1949年10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3，第11—12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业厅为照顾考察团给工商机关贸易公私的函》，1949年11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3，第27页。
(59)《集体采购国产羊毛，毛纺业将组联购处》，《新民晚报》1949年11月24日。
(60)吴味经，棉纺专家，时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61)邱陵，毛纺织专家，时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四毛纺织厂厂长。
(62)陆梓樵，毛纺织专家，时任章华毛纺织公司制造科科长。
(63)《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致中央纺织工业部公函望赴包头、兰州购毛并设立洗毛厂于包头》，1950年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116，第1页。
(64)《国产羊毛联购小组委员会记录》，1949年12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6，第13—14页。
(65)《为认购国产羊毛希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填明送会逾时作为愿放弃论即希查照办理》，1949年12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355，第21页。
(66)《国毛联购小组委员会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记录》，1949年1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6，第19页。
(67)《章华厂羊毛联购申请书》，1949年12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355，第22页。
(68)《毛纺业各会员厂投资国毛联购处资金统计表》，195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8-2-12550，第26页。
(69)《各厂私方人员登记表(章华厂杨立人)》，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44-93，第95页。
(70)《公私营毛纺业成立华东国毛联购委员会》，《解放日报》1950年9月6日。
(71)《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第178页。
(72)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发电厂造成全市供电中断，虽经抢修在两周内部分恢复了电力供应，还是有许多工厂因此停工或倒闭，影响所及约有12万职工失业。
(73)《上海市私营企业财产重估评审委员会毛纺织工业分会对西北羊毛整理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查意见》，1951年11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71，第22页。
(74)《上海市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西北羊毛整理厂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9-86，第85—86页。
(75)刘鸿生企业集团附设的顾丽江采购事务所负责联系怡和、信昌、礼和等洋行，通过这些洋行向英国和澳大利亚采购毛条。章华公司在民国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均反映出这一现象，遂不再一一列举。
(76)《西北羊毛整理厂和西北运输公司关于羊毛运输的合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149，第18—20页。
(77)《章华毛纺公司业务委员会议决通知》，1949年9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164，第6—7页。
(78)《杨思区关于章华厂的调查资料》，1952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71-2-1764，第15页。
(79)《中共上海市章华毛纺织厂总支委员会填报的参观单位概况登记表》，1955年9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7-1-164-110，第3页
(80)孙昌煜：《建设毛纺织工业之途径》，《纺织建设月刊》第1卷第8期。
(81)《西北羊毛考察团考察汇报》，1950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4，第196页。
(82)《毛纺业座谈会议记录摘要》，1950年9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97，第22页。
(83)《章华公司第十五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1年3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54页。
(84)胖哔叽，精纺哔叽呢绒的一种改良，能够用国毛中较细品质较好的羊毛在精纺机器上织成。
(85)《上海毛纺线工业调查表(章华毛绒纺织公司)》，1951年3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49-4，第2页。
(86)《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会员代表会议》，1949年12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24，第114页。
(87)《西北羊毛考察团考察汇报》，1950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4，第199页。
(88)《毛纺织业提案》，1950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32-1-31-4，第11页。
(89)杨立人：《毛纺业去向何方？》，1950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8-2-12550，第63页。
(90)刘鸿生：《西北羊毛与我国毛纺织业》，《西南实业通讯》第3卷第1期。
(91)《刘鸿生企业史料》(下)，第368—373页。
(92)《西北羊毛整理厂股份有限公司填报的上海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资料摘录表(刘鸿生)》，1952年2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27，第177—181页。
(93)[美]高家龙：《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第386页。
(94)《西北羊毛考察团考察汇报》，1950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4，第199页。
(95)《刘鸿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0年2月7日。
(96)《毛纺业一般问题座谈会记录》，1952年7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91，第26页。
(97)《章华毛纺公司第十五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1年3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54页。
(98)《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毛纺工业困难情况报告》，1952年9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58，第1页。
(99)华东财委虽同意自1950年8月至12月间批汇进口毛条，先后共计批准进口毛条79万磅，但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系绒线原料，并非毛条。参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毛纺业困难情况调查及其解决办法》，1952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358，第4页。
(100)《章华毛纺公司第十五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1年3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54页。
(101)简称“中财委”，是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机构，其前身为1948年10月成立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1949年7月正式成立，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在建国初期为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拟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5月，中财委的职能被政务院下增设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取代。
(10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103)《许涤新关于调整公私关系与上海工商业情况的报告》，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104)《1950年毛纺织业全业一般盈亏状况》，1951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46，第63页。
(105)《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第171页。
(106)上海市总工会：《对章华毛纺厂的调查报告》，195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224-11，第2页。
(107)《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108)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第102页。
(109)李福钟：《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第85页。
(110)《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4页。
(111)《全国毛麻会议闭幕：改善毛纺经营，发展麻纺生产》，《解放日报》1950年6月12日。
(112)《钱部长在全国毛麻纺织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50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8-2-12550，第36—37页。
(113)工缴费：国营企业以一定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私营企业进行加工所支付的加工费用。一般包括工资及其他合理费用、加工产品应缴纳的营业税和合理利润。
(114)《毛纺织业提案》，1950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32-1-31-4，第11—12页。
(115)《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第13页。
(116)郭一镛：《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商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117)加工订货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加工，即由国营企业(或其他国家单位)供给原料和半成品，委托私营工厂按照规定的价格、质量、数量和期限，进行加工生产。加工的产品交给国营企业后，按照规定付给私营工厂工缴(即加工费)。订货，即国营企业(或其他国家单位)规定所需产品的规格、质量、数量并确定合理货价和交货期限，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根据合同规定的标准进行生产。订货货价包括该项产品的合理成本、应缴纳的营业税及合理利润。国营企业必要时可以预付一部分货价作为定金，或配售一部分原料。
(118)《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19)《上海市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呢绒价格问题座谈会记录》，1950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1，第24页。
(120)叶茀康，时任振丰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121)《杨立人先生为关于在京接洽制服呢将经过略述七点》，1950年8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S31-4-107，第53—55页。
(122)(125)(128)《制服呢生产委员会记录》，1950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7，第1—2页。
(123)(124)(126)《杨立人先生为关于在京接洽制服呢将经过略述七点》，1950年8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7，第54—55页。
(127)《杨立人先生为本业接洽签约后即返沪，国毛联购处准备结束》，1950年8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7，第57—58页。
(129)薛暮桥：《如何克服目前工商业的困难》，《人民日报》1950年6月4日。
(130)《钱部长在全国毛麻纺织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50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8-2-12550，第36—37页。
(131)《章华第一厂为承制制服呢因时间局促势不能如期交货》，1950年8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81，第51—52页。
(132)(140)《上海私营制服呢临时加工审核小组总结报告》，1950年12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7，第54页。
(133)货物税：以列举货物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征税对象一般为销量大、消费弹性小的消费品。货物税是城市工商业税的关键组成部分。
(134)(136)《章华公司生产制服呢合同》，1950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33，第5—10页。
(135)(142)《章华毛纺公司关于承制制服呢生产情况总结报告》，1950年11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151，第2页。
(137)中国实业银行：开办于1919年8月，国民政府时期一家著名的官商合办银行。解放后，“官股”由人民政府接管，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12月金融业全行业合营时，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38)《章华向中国实业银行申请贷款十亿元》，1950年10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72，第6—7页。
(139)《章华制造科为转知根据总后勤部通知本年度制服呢颜色数量从新调整由》，1950年9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52，第62—63页。
(141)(145)《章华毛纺公司一厂为提供制服呢生产情况总结报告》，1950年11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81，第15、13页。
(143)《利用国产羊毛自力更生：本市各绒线厂都添置梳毛机》，《解放日报》1950年9月8日。
(144)《章华毛纺织公司第八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0年8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33—34页。
(146)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先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147)(149)《上海市总工会工资部关于毛纺织业工资的调查报告》，1950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338-81，第1—2页。
(148)[美]高家龙：《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第386页。
(150)《章华毛纺公司关于承制制服呢生产情况总结报告》，1950年11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151，第5页。
(151)《上海市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呢绒价格问题座谈会记录》，1950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S31-4-101，第24页。
(152)《章华毛纺织公司第十一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0年11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45页。
(153)《毛纺业工业情况好转》，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工商资料》第43期，1950年6月9日，第1631页。
(154)《章华毛纺织公司第十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0年10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40页。
(155)《如何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人民日报》1950年6月8日。
(156)《章华公司为赶制国家制服呢订单，恢复六日班工作制的通知》，1950年8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15，第17页。
(157)《章华经理通知：查明脱离生产之工会委员》，1950年9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281，第42页。
(158)《上海市私营毛纺织工业1951年工作总结》，1951年11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8-2-230，第7页。
(159)《章华毛纺公司第十次劳资协商会议记录》，1950年10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9-33-5，第40—41页。
(160)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2页。
(161)李福钟：《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第92页。
(162)《上海市毛麻纺织公司对于私营毛纺业的调查资料》，1954年4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06-1-9，第11页。
(163)中共宣布棉花自备外汇进口，棉花进口免税，参见：《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关于国外输入棉花暂行免征进口税通告》，《上海解放续编》，第391页。
(164)上海解放初期，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烽烟四起的地方武装叛乱以及包括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在内的900万公教人员都必须依赖于政府的高额预算，新政权财政赤字庞大。
(16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