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涛[1]2000年在《区域政府科技投入结构与强度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取决于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努力提高国家（或地区）科技的发展水平，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战略措施和途径。而在某种程度上讲，科技事业发展的水平和规模是与科技投入的结构与强度密切相关的。科技投入的结构与强度是否合理和适当，直接影响到科技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因此，研究和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与强度，对提高科技投入的效果，推动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深入地理论研究和大量的实证与数据调研，在总结以往科技投入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区域科技投入有较强指导意义的区域政府科技投入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是在对系统动力学、比较研究方法、指标体系评测和灰色系统理论中的思想和方法认真研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与区域科技投入的实际运行状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对区域科技投入系统研究定量化方面作出了富有创新和指导意义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了区域科技投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区域科技主管部门对区域科技投入结构与强度运行现状进行实时监控和对不同地区科技投入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另外，本文还在实际的课题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和指标体系对河北省廊坊地区科技投入工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指导该地区政府科技投入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朱永国[2]2007年在《区域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取决于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绿色GDP”思想对科技进步提出了新要求,既科技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更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研究建立新形势下适应持续发展理论和“绿色GDP”思想的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估指标体系,对于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章绪论,论述了国内外科技投入绩效研究的现状,指出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绿色GDP”思想对科技投入指标体系的新要求,对国内外科技投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综述,通过国内外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发展历史及比较,指出了有代表性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框架和建立区域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估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并对有关概念进行说明。第二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绿色GDP思想,设计出一套本论文分析使用的区域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就指标的选取、指标的内容、指标值的计算、指标评价系数的计算及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四章以山东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山东省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价指标数据进行了分析,从横向和纵向对山东省科技投入绩效进行比较,指出了山东省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内容在第四章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区域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山东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康永兴[3]2014年在《我国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科技投入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指标。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不同领域的相对投入水平上都存在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作为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对主导农业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确立我国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对于建立科学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提高农业科技投入效率,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时期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为导向,以农业科技发展及资源配置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综述、历史分析、比较分析、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在深入剖析我国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立足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基本职能和原则,通过构建农业科技投入风险与效益模型,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层次划分进行了经济合理性分析；设计了一系列指标体系,分别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重点领域进行了识别和筛选,对重点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政府投入优先序进行了分析和确定；并以农业部系统科研机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通径分析模型,确定了政府对农业科技重点领域的主要投入方式。本文的创新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而：是构建了农业科技投入风险与效益模型。在揭示农业科研层次关系与演化流程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科技投入风险’与效益模型,该模型立足政府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本职能,利用经济学分析,确立了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层次划分,即：基础研究、开发性共性技术研究和应用性共性技术研究一个层次,提出了该类层次阶段内相关农业科研领域的技术识别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依此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进行了筛选。是采用四象限分析法确立了政府对农业科技重点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的投入优先序。在确立政府农业科技投入重点领域的基础上,结合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战略导向,采用定性分析将政府农业科技投入重点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为政府全面支持领域、政府优先支持领域、政府与企业合作支持领域以及政府政策引导领域,对每个象限农业科技领域的特征和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政府投入优先序指标体系,依此进行了排序分析。三是依据全要素分析模型,确立了政府对农业科技重点领域投入的主要方式。通过建立通径模型对农业科研单位各项投入要素与科研成果产出之间的直接关系及投入要素内部之间的间接关系进行了全而分析,提出政府加强农业科研基础条件建设投入,是进一步整合学科资源,增强农业基础科研能力,推进农业科技重点领域研究开展的主要支持方向,并以农业部部属科研单位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有关研究结论,对于未来一段时期调整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整体思路,明确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触发效应,降低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的挤山效应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曹泽[4]2010年在《区域创新资源投入结构及其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能源、环境、生态等问题日趋严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增长方式的转变。无论是国家、区域还是产业都渴望通过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加强,以提升创新能力。迄今为止,有关科技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经很多,特别是新增长理论产生以后,许多研究者依据全要素生产率(TFP)方法分析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但是这些研究常常把不同类型的科技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未能区分不同来源科技投入经济绩效的差异。本研究在分析基于来源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总量、强度和结构特征的基础上,比较它们所产生的经济绩效,探求引致绩效差异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沿用新增长理论分析科技投入经济绩效问题的一般方法,论文使用1997~2008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对现有文献做三个方面的拓展:第一,将S&T投入区别为来自政府的投入和来自企业的投入;第二,选择区域之间的技术成交额作为计量S&T投入外溢的尺度,并将其与不同类型科技创新投入置于同一框架下,应用面板回归分析方法,比较它们对TFP的作用;第三,在TFP测度中,选择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剔除了传统“索罗余值”法计算中的非创新冗余,同时又将TFP分解为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率(TC)两个部分。通过分析,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12年来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科技创新投入都有快速增长,其中东部地区增长更快,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企业科技投入的增加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尽管不同科技投入全国范围内发散,但在各自区域内部分存在收敛趋势。(2)中国TFP增长主要来自于科技进步率(TC)的贡献,技术效率(EC)对TFP的增长不仅没有贡献,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从地区情况看,东部地区TFP增长明显,中西部地区TFP并没有显著的增长。(3)不同类型的S&T活动对TFP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企业S&T投入对TFP作用效果最大,且对于东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创新溢出(技术交易)带来的TFP效应居其次,且对西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而政府S&T投入的TFP弹性在三个地区均为负值。(4)提高科技创新投入经济绩效需要提高知识产出水平,政府科技投入知识产出弹性大于企业的科技投入。加强科技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将能够带来知识产出的增加。
王湃[5]2008年在《区域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党的十七大已明确地将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写入科学发展观。本文以系统论为指导,总结了科技系统、经济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分析了科技系统、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环境;以协同原理为基点,论述了科技与经济的协同机理,提出了科技与经济协同机理模型,为科技、经济协调发展论构筑了理论基础。本文针对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问题,从评价理论与评价方法两个层面,通过界定科技、经济以及科技、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基于科技、经济的系统研究,对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数理模型、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依据、评价方法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通过识别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表征,引入两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区域科技综合实力、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构建了区域科技综合实力、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提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协调度测度模型与评价方法。继而,运用本文的评价模型与方法,结合吉林省科技、经济发展的状况,测度了吉林省在1990-2005年期间的各年度的科技综合实力、经济综合实力,以及科技与经济协调度。针对吉林省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吉林省未来的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黄利潮[6]2008年在《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与管理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在科技兴国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科技,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在科技投入及其绩效管理上皆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政府科技投入资源的浪费;因此,科学合理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与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强化政府科技投入管理、引导科技工作快速而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基于对政府科技投入相关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简述了政府科技投入的概念、目标、功能及模式,概括了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特点以及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立足于广东省以及省内主要城市,从政府科技投入规模、力度、增幅和结构等方面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现状;从综合科技实力、政府科技投入带动效应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绩效概况:并由此总结出政府科技投入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政府科技投入力度不够、投入增幅不符合法定要求、投入决策随意性较大、投入预算科目设置不合理以及投入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等。在此基础上,按照层次化与扁平化结合、动态性与静态性结合等原则构建了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模型体系,进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简述了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相关方法以及本文所选方法的合理依据;据此,本文选择了灰色关联分析法和DEA方法,分别对广州市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进行评价,从宏观上考察了政府科技投入对广州市科技进步环境改善、科技直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情况;从微观上考察了政府科技投入在广州市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的效率情况。文章最后从建立政府科技投入增长机制、优化政府科技资金投入方向、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调整政府科技投入预算科目以及健全政府科技投入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与管理的相关对策。
李美惠[7]2018年在《省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和科技全球化的到来,国家创新能力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创新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科技资源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是构成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在整个社会的科技资源投入中,财政科技投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财政科技投入虽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是科技成果的转化往往超越了地理区域向邻近地区扩散,政府通过科技政策、科技计划和科技投入的实施来实现国家科技资源配置,因此,研究我国省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产出的空间效应,对提高地方政府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实现地区经济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总量和结构上分别分析了1999-2015年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现状,数据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正在逐年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结构也在逐步发生改变,政府在技术创新上的财政投入职责已越来越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此外,各区域间的发展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其差距呈逐渐扩大的态势。其次,本文运用非参数的DEA-Mamlquist指数法,对中国31个省级2007-2015年的财政投入产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除中部地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呈下降趋势,全国、东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均呈上升趋势。接着,文章通过对这31个省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其具有空间集聚特征,空间效应显著。在此,文章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因素对省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投入强度、财政分权和经济开放度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教育投入力度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而现代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从空间杜宾模型(SDM)来看,财政科技投入强度和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正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则具有负的溢出效应,而教育投入力度、R&D经费支出和产业结构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最后,文章基于结论,并结合各省份的实际情况,对影响省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赵立雨[8]2010年在《我国R&D投入绩效评价与目标强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从经济、政治、国防等方面的竞争转移到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坚强后盾的科技领域的竞争。R&D活动已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活动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R&D投入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源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在动力,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R&D投入总量与强度都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在我国科技、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深入、系统地对R&D投入绩效水平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于进一步检验内生增长理论、改善科技资源配置、加强R&D投入预算管理、提高R&D活动效率,提高政府决策部门对R&D活动的引导和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我国未来R&D经费总量及其与GDP比值进行科学的预测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国际R&D经验与创新型国家战略为基础,主要采用协整理论与方法、随机前沿函数分析方法(SFA)及多变量灰色模型等方法对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R&D投入绩效水平及未来R&D投入目标强度进行深入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R&D投入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比较和归纳,总结部分发达国家R&D投入基本规律；第二,从宏观角度分析了R&D投入的多元溢出效应,以便更加全面、准确地衡量R&D投入绩效；第三,从微观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主要采用协整理论与方法对我国近30年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即从经济增长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的R&D投入绩效水平,论文采用SFA方法对我国2002-2008年区域R&D投入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第四,根据国外R&D活动经验和我国R&D投入现状,采用多变量灰色模型MGM(1,n)对我国未来10年的R&D投入总量与目标强度进行了科学预测,并提出提高R&D投入绩效水平与实现目标强度的对策和建议,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借鉴。本文创新之处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丰富和发展了R&D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新熊彼特主义(Neo～Sebum Petertan)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与政府政策变量引入模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R&D内生增长模型,更好地解释人力资本、政府政策等变量因素对经济增长、R&D投入绩效水平和R&D目标强度实现的影响。第二,验证了在R&D活动过程中存在多元溢出效应,且多元溢出效应主要受空间地理、知识领域与知识接受者等因素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外部性角度对R&D溢出效应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之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影响R&D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通过对政府公共R&D溢出效应的具体分析,发现政府R&D投入所产生的外部知识存量对当前的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的正的溢出效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对专利产出、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第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量的R&D经费投入与积累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全国R&D效率总体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但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R&D规模的扩大,相对发达国家来说,纯技术效率水平不高,未来我国在R&D效率的提高上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为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应把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支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支撑上来。第四,测算了我国未来10年左右的R&D投入总量及目标强度。根据部分发达国家R&D经验和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展战略规划,采用多变量灰色模型MGM(1,n)对我国未来R&D投入总量及目标强度进行了科学预测,得出了到2020年我国R&D投入总量和目标强度分别为11001.2亿元、2.50%的结论,提出提高R&D投入绩效、实现未来R&D投入目标强度的协调机制。
马学[9]2007年在《推动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理论及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自主创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学术界和实践上的高度重视。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基础上,还可以靠廉价产品争取部分国际市场的话,那么,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则要建立在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上,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赢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选择。那么,在推动自主创新过程中,政府财政政策工具有哪些,财政政策的哪些工具作用于自主创新链条的哪个环节效率更高,为了提高自主创新的效率与效益,其财政政策工具结构如何优化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了倍受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尚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国家层面上,推动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体系尚需充实和健全;第二,在产业及地区层面上,需要考虑政策工具设计与不同产业及地区实践上的平衡问题;第三,在具体控制层面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主要分析方法的限制,对财政政策工具的反馈控制尚需加强。为此,本文结合自己工作的实践和体会,从提高自主创新效能出发,对我国推动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体系、政策工具理论及政策工具效能进行了研究。主要创新性工作及成果如下:(1)从系统学角度出发,构建了激励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框架与自主创新链模型,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多主体参与,多政策工具链接的复杂系统模型。(2)基于推动自主创新财政政策体系框架,分别建立了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风险投资四大政策工具推动自主创新的作用机理和运作模式。(3)建立了支持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应用DEA方法对其进行了绩效评价分析。
李志刚[10]2015年在《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针对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特点,本研究首先对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接着结合文献分析法与专家访谈法,构建了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内蒙古自治区在内的全国30个省级单位的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分析,进而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可行性建议。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1)构建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借鉴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之上,从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的内涵与特色出发,构建了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的初始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筛选出重要性程度较大的投入、产出指标,最终筛选出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2)基于DEA模型分析了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自治区2008-2012年间技术效率值较低,技术效率损失相对较大,这与其通过煤炭等矿物能源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重视程度不够的基本情况相吻合。自2009年起内蒙古一直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说明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初步得出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的技术效率上升趋势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3)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进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年度变化来看,除2009-2010年技术进步变化上升外,内蒙古其它年度的技术进步变化都是退步。这意味着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虽然整体创新能力有所改善,但相比技术效率而言,技术进步更有待提高,技术进步方面的低效率与当前内蒙古重视科技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现状不相符。(4)根据研究结论指出影响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与改进对策和建议。针对科技人力资本创新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人力资本存量、结构配置和人力资本流动等三个角度提出提升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人力资本质量和创新效率,然后从内蒙古自身科技创新角度出发,提出改善科技资金投入管理和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等两个方面提升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
参考文献：
[1]. 区域政府科技投入结构与强度研究[D]. 于海涛. 河北工业大学. 2000
[2]. 区域科技投入绩效绿色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朱永国. 山东大学. 2007
[3]. 我国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研究[D]. 康永兴.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4]. 区域创新资源投入结构及其绩效评价研究[D]. 曹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
[5]. 区域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D]. 王湃. 吉林大学. 2008
[6]. 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与管理研究[D]. 黄利潮. 广东工业大学. 2008
[7]. 省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D]. 李美惠. 集美大学. 2018
[8]. 我国R&D投入绩效评价与目标强度研究[D]. 赵立雨. 西北大学. 2010
[9]. 推动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理论及实证研究[D]. 马学.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10]. 内蒙古科技人力资本创新效率研究[D]. 李志刚. 北京科技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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