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国际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刘毅(以下简称“刘”)：您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缘起? 田野(以下简称“田”)：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门学科。尽管理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个别经济学家为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仍首先归功于政治学家们的贡献。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学科形成起就成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下发展的一个次级学科。 在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桑玉成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陈德照等先生陆续发文介绍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文献，布鲁诺·弗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不过，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尚未展开的大环境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当时也只是处在萌芽阶段。 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真正迈入起步阶段。在199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教授提交的《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一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主要课题和未来设想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20世纪90年代，宋新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了为期八年的中美暑期讲习班(1990-1997)，斯蒂芬·克拉斯纳、约翰·奥德尔、邓肯·斯奈德尔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都曾在这个讲习班上授课。当时尚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王正毅教授与迈尔斯·卡勒等联合组织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1995-2000)，在五年的项目期内共举办了三次国际会议和两次国际研讨班。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而且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人才培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学科知识体系化的反映，三部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具有教科书功能的基础理论性著作在世纪之交相继出版。1999年，宋新宁和陈岳教授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复旦大学樊勇明教授于2001年出版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与其合作者张岩贵教授于2003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①通过划定学科边界、归纳理论谱系和展开经验分析，这三部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体系化。这些著作在初版后多次重印，而且都以不同方式再版或出了新版本，这反映了其学术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上述历程上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科溯源上至少体现出了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厚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对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学科体系的构建上看仍对接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当然，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被系统介绍到中国，与宋新宁、王正毅和樊勇明等学者的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直接相关。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走出国门的中国学者可以很快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与发展动态。由于在起点上就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三部代表性教科书所确立的学科体系也相对稳定，从而为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知识基础。 第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是由国际关系学者来承担的那样，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科归属上也属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从学科史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而引入中国的，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行者，王逸舟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就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开辟专章加以介绍。②以教材建设为起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走上了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相继设置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科专业(方向)、硕士点和博士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来整合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并在人才培养的各个层次上开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种学科定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内生演化的结果。 刘：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您如何划分当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田：对任何学科而言，划分发展阶段都是颇费思量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源于西方，需先了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为了将国际关系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重新结合起来，罗伯特·吉尔平等开拓者们回归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国际关系理论家也致力于构建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理论范式，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集中探索国际体系层次上的政治经济互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传统之间的辩论已经不再是驱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多年的学科专业化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更多地是在不同的问题驱动下展开更为具体的中层理论和微观模型的构建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此外，随着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两个学科的日益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日益将其分析层次回落到国内体系中，积极探索开放条件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由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有“一统天下”之势。本杰明·科恩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上述转变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分为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而罗伯特·基欧汉则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两种范式分别称为“旧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国际政治经济学”。那么，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否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有所体现呢? 我前面提到，世纪之交三部教科书的出版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确立了基础和框架。这三部教科书尽管各具特色，但都深受吉尔平关于三大思想传统划分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无论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还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流派划分都采用了“三分法”，即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分为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则在系统介绍古典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古典理论之后，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为沿袭古典重商主义传统的霸权稳定理论和国家主义理论，沿袭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相互依存理论和沿袭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更直接地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为“相互依存论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稳定论和新现实主义”“依附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上述结构安排体现出了吉尔平式的思想传统划分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刻痕迹。 在这一学科体系下，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深受这种划分的影响，即以某种理论流派的视角来分析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经济互动。这些探讨不管采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视角，都主要着眼于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例如，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与我分别在2000年和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文献探讨了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问题。③南京大学李滨教授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④ 2006年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美国的进展。在与美国同行交流的基础上，王正毅在2006年提出了“超越‘吉尔平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他详细介绍了美国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有关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互动的新成果，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特征，阐述了“后吉尔平时代”的研究议程。此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多地迈向了聚焦于国际—国内互动的道路。 这种范式的转换反映在代表性教科书的再版上。⑤比如王正毅教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在理论演进部分开辟专章来介绍“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如何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对外经济政策，而且对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发展与转型等经验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都体现了“后吉尔平时代”的特点。宋新宁教授和我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则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为“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国际—国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分章叙述。与第一版相比，该书第二版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中，也突出了国内政治对国际贸易、货币金融与投资的影响。此外，2006年以后出版的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也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国内—国内互动的关注。⑥ 因此，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即从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研究转向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当然这一转向发生的时间进程比美国要快得多。原因有两点：首先，作为一门主要由美国学者创立的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学术界的新发展必然会引起中国同行的关注。就此而言，国际—国内互动研究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反映了学科引进的“后发优势”。其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具有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结的固有思维传统。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就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种内外联结的思维也有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从单纯的国际体系研究转向国内—国际的互动研究。 刘：您提到开放经济政治学是当今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那么，随着国际—国内互动研究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一定会走向开放经济政治学之路呢? 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与美国大致相似的特点，即从单纯对国际体系的分析走向国际—国内互动研究，但并不能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开放经济政治学之路。简单地说，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将世界经济作为自变量，将国内行为体的偏好作为因变量；第二步是将国内政治中的偏好或制度作为自变量，将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因变量；第三步是分析这些具有不同政策倾向的国家之间的博弈。2006年以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尽管聚焦于国际—国内互动，但并不都是严格按照上述步骤来探索国际—国内互动的。实际上，“开放经济政治学”一词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同行之间也没有流行开来。 有意思的是，当国际—国内互动研究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开始占据主流时，开放经济政治学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遭受了很大的质疑和批判。由于过多地追求演绎的精确性及系统的实证数据，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不够敏感。基欧汉在肯定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成就时也坦率指出了这一不足，主张面对各种新问题需要采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包括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学术旨趣相当不同的英国学派。苏珊·斯特兰奇所倡导的“开放的领域”为英国学派的很多人响应，从而使其能够将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新变化纳入其研究问题的清单。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及时讨论彰显了这一学派的活力。北京大学王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白云真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秀军副研究员在介绍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都敏锐洞察到这个现象。 在具体的研究程序上，开放经济政治学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批评来自对其还原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尽管开放经济政治学在最后一步纳入国际议价的因素，但在前两步都以隔离国际政治进程的方式来集中探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尽管一些政策选择是纯粹国内政治的产物，但其他的一些政策选择是国内和国际进程互动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忽视国际政治将会导致研究者基于国内政治而产生推理过程中的偏见。托马斯·奥特利将其称为“还原主义的赌博”。就此而言，重温“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也许是有益的。 应该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落入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窠臼，在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中并没有忽视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进程。复旦大学张建新教授对国际能源关系的研究，复旦大学宋国友教授对中美金融关系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李巍副教授对中国货币外交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钟飞腾副研究员对中国周边关系的研究和外交学院曲博副教授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从事国际—国内互动研究中虽然“找回”了国内政治，但没有“踢出”国际政治。李巍副教授为了揭示国际货币的兴衰之谜，在汲取作为“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霸权稳定理论的学术养料的同时对其进行重大的补足，突出了国际政治领导对国际货币秩序缔造的建设性作用。⑦在我本人关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的相关著作中，作为国际政治体系一部分的国际制度是自变量，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自主性是因变量，这一点不同于开放经济政治学将世界经济作为第一步研究中自变量的通例，也不同于其将国内政治作为第二步研究中自变量的通例。这种对国际政治结构与进程的格外“珍重”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强调国际——国内互动的同时形成不同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特点。 此外，尽管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纳入分析框架中，其分析的起点仍首先是对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因此具有“社会中心论”的倾向。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之初国家主义理论的重要位置相比，开放经济政治学的这种倾向可以说是某种“倒退”。与西方政治体系中“国家弱、社会强”的国内结构不同，中国的政治体系则是“国家强、社会弱”，与中国具有类似国内结构的某些东亚发展型国家也是如此。鉴于这种差异的显著性，即使是对国内政治体系的分析，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呈现出了与开放经济政治学不同的特点，突出了国家或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曲博副教授对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就显示，政府可以利用掌握的国内政治权力来主动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我本人的研究也表明，国家行为体可以运用国际制度来增强对国内其他行为体的相对自主性。这些研究表明，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内结构等国家主义理论的概念仍然有其生命力和适用性，尽管需要对其加以改造以增强其微观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开放经济政治学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中的主要“特质”：在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在国内体系中，中国是国家主导性的结构。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在中国的扩散并没有带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其趋同，而是使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实现范式转换的同时开始初步展现出自己的特点。 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知识贡献 刘：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否已经走出了理论引进的阶段，开始迈向理论创新? 田：为了建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些理论包括世界体系理论、新葛兰西主义、国家主义、霸权稳定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等。陈玉刚教授和李巍副教授都曾对各种理论引进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回顾，在此我不再重复。⑧但这些对理论引进的回顾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除了引进西方理论之外，是否已产生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基于理论创新的途径，我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分为两类。第一类创新性成果来自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拓展或深化。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引入和系统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也对其中一些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包括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属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以社会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属于新重商主义思想传统的霸权稳定理论，均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 其一，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拓展。王正毅教授注意到，中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还是作为一个后起的民族国家，一直是世界体系理论关注的一个主要区域，也是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构建的一个重要案例。因此，对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也是世界体系理论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中，王正毅运用与沃勒斯坦相同的经济网络标准讨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历史进程，而且基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阐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历史进程。⑨ 其二，“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王勇教授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公认的国家与市场“两维”分析框架，代之以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在新增加的社会维度上，社会行为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公共利益集团，另一类是包括劳工集团、工商集团在内的私人利益集团。 其三，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及相关的经验分析。樊勇明教授、张建新教授和贺平副教授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团队将霸权稳定理论的公共物品提供问题从全球体系层次转换到区域体系层次，强调区域公共产品不同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特点，即能更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该产品被某个大国私物化、避免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及更直接地反映本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 上述创新性理论成果，或是扩展了既有理论的适用空间范围，或是为既有理论增加了新的维度，或是转移了既有理论的分析层次，从而超越了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量。 第二类理论创新性成果来自于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相互融合。这种路径并非抛弃理论范式，而是探索不同范式的理论在实质性问题上的融合。前面提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式之间的辩论已经不再是驱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为“分析折中主义”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舞台。 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具有不同思想传统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的范式辩论主要在两条线索上展开：一条线索是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另一条线索是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分别试图在这两个线索上实现范式融合，出现了具有折中主义特点的理论创新。 围绕着国际制度相对于大国特别是霸权国的独立性或依附性等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展开了范式辩论。李巍副教授主张通过整合两者的有用内核来强调国际制度公共服务功能和私人权力功能，从而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基于国际制度的双重属性，李巍认为，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大国间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 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则围绕着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展开了范式辩论。一般认为，固定汇率制是国家控制经济的手段，而资本自由流动是世界市场扩张的结果，但东亚新兴经济体却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对外经济政策模型应用于东亚国家的局限性，曲博副教授强调社会行为体的选择与分化并不依赖要素的流动性，因为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是由国家的发展战略所确定的。另外，世界市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已经不再是自发的市场，而是由制度调节的市场。那么，作为世界市场组织化反映的国际经济制度是限制还是增强了国家自主性?我本人结合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家主义而提出了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具体说明了国际制度为何可以作为国家行为体的工具来进行权力再分配、做出可信的承诺以及展开有效的政治动员。 不难看出，上述理论创新都是在范式融合的基础上取得的。李巍将自己的理论直接命名为现实制度主义就直接反映了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也许，曲博和我的上述理论可以称为“社会联盟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制度的国家理论”，如果要为这些理论贴上标签的话。 刘：您如何看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 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内生演化的结果。一般而言，国际关系研究至少可以分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部分。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几乎不分伯仲。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没有达到该学科在美国那样高的地位，但对中国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国际经济关系纳入国际关系学科的范围，从而拓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在战后初期形成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就打破了作为“高政治”的国际安全领域和作为“低政治”的国际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使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扩大到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经济领域。就此而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作用。不过，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全面展开几乎同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比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少有意识地区分“高政治”与“低政治”。很多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虽然并不自认为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但也习惯于从政治经济互动的视角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此外，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展开，像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人民币国际化、全球经济治理等国际经济问题的讨论不再属于经济学家的专属领地，国际关系学者至少可以参与讨论甚至在一些场合主导讨论。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比国际安全研究更加关注国际—国内互动，使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层次出现了下移，从而加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微观基础。自肯尼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以来，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致力于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理论构建。这一点也同时反映在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相关理论的构建上，前者集中表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结构主义理论，后者则表现为霸权稳定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及世界体系理论等。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贸易问题、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及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更多地触及了国内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密集互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层次随着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兴起而显著地下移到单位层次。为此，一些从事安全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到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并由此考察国内政治对安全关系的影响。这样，对国际—国内互动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而是扩散到整个国际关系学科。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国际合作研究相伴而生，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国际关系研究避免过于关注冲突而忽视合作的偏向。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将国际冲突置于研究的中心议程。特别在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范式下，国际冲突被看作国际关系的常态，而国际合作即使出现，也是偶然的、暂时的、不稳定的。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国际合作问题开始引起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兴起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在霸权衰退后国际经济合作如何维持的问题。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合作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两者相互伴生的关系也反映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相关领域的发展上，比如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中就发挥了主力军的角色。 第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经济学方法论而形成的一些概念可以适用于整个国际关系领域，从而增加了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的概念工具。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经济学方法论或者说其在政治学中的变体理性选择路径，无论是在国际安全研究还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应用，比如，詹姆斯·费伦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就是安全研究中的一个范例。但在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更多地为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所主导，这一点突出反映在对国际格局这个概念的过度使用和对权力转移这个主题的集中关注上。这样，经济学方法论所形成的概念，比如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集体行动、公共物品、协调型博弈/协作型博弈等，首先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加以运用，并逐渐扩散到整个国际关系学科中。这些概念工具的使用，为中国学者分析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的重要基础。 三、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刘：您提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上归属政治学，但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显然还是离经济学更为接近一些。您如何看待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田：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两种学科定位。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西方学者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的关系。据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国际关系中国家和市场的互动。另外一种理解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方法论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基于经济学的假定对政治进行的研究就是政治经济学。 这两种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属性的不同定义也反映在中国学者的有关教科书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三部代表性教科书在内，目前国内已经出版十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名的教材。总体来看，前面一种理解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根据研究对象而非研究方法来确立其学科定位，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并不必然采用经济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历史分析等研究路径都可以应用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就广泛采用了这些非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但是，由于经济学方法论在政治学各个领域中的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在探讨政治经济跨国互动时往往会运用到经济学方法论。这种经济学方法论在政治学中一般被称为理性选择路径。理性选择路径采用的最大化假定属于简单的“手段—目的”理性，并没有具体确定目标、价值和偏好的内容。经济学家一般强调物质利益最大化，但政治学家根据不同的情境来确定不同的目标。比如，政党力图实现选票最大化，利益集团力图实现租金最大化，政治家和官僚以种种方式来使他们的政治和官场生涯的发展最大化，国家则是实现国家绝对收益的最大化。在理性选择路径的主导下，政治学家在理解选民、候选人和压力集团的政治行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政治制度及公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效应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比如“结构—诱致均衡”模型表明，在多元偏好条件下，稳定的均衡几乎无法找到，只有在博弈中加入制度变量，稳定均衡才能维持。这些关于国内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型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际—国内互动的分析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强调国际—国内互动，理性选择路径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国内互动的几部代表性著作，如《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等都是基于理性选择的方法论构建了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这种方法论倾向从这些著作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后两部著作还对理性选择的相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理性选择路径并不一定都要实现模型的数学化。人们有时把经济学方法和数学模型混为一谈。如果数学化是硬的形式化，那么理性选择路径也允许软的形式化，也就是非数学化的形式化。即使在经济学范围内，理性选择路径也不依赖于数学模型。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没有使用数学模型来阐述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对政治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些当代经济学成果，比如，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奥利佛·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要著述也都是非数学化的。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理性选择路径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也没有实现数学化，如《霸权之后》《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等。 刘：既然理性选择路径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的作用日益重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将会更多地向经济学趋同呢? 田：社会科学家大都听说过“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路径固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并没能真正主导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政治学家虽然运用了经济学家所发展的博弈论等技术工具，但没有将经济学理论直接应用于政治分析。实际上，理性选择路径在政治学的扩展中很快和政治学中固有的制度分析传统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从方法论的内在要求上说，理性选择路径要求展示情境性因素。作为约束条件，这些情境性因素决定了可供个体选择的各种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在理性人的假设下，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仅此并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理性选择理论，必须说明决策者在什么约束条件下做出选择，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成本收益如何，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是最佳选择。因此，理性选择路径下的各种政治学理论同样也需要说明政治决策者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而政治制度正是政治行为体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之一。在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制度为政治行为提供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从而使同样具有理性的行为体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这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某种意义上“学科自觉”的产物。一方面，理性选择方法对约束条件的强调要求政治学家探寻政治制度这样的情境性因素；另一方面，行为主义革命后主流的政治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对政治制度的系统研究。在“重新发现制度”的旗帜下，理论选择理论家和坚持比较历史分析的政治学家一同使政治制度回到了政治学的中心舞台，推动了制度分析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著作在采用理性选择方法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政治学的本体立场，从而与经济学对同一主题的分析拉开了距离。比如，《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突出了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偏好在对外贸易战略选择上的影响；《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说明了国家是否支持开放的世界经济依赖于国内政治结构；《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则展示了国际制度如何通过改变国内政治均衡而增强国家的自主性。这些研究表明，理性选择路径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扩散并没有使其变成经济学的“殖民地”。这些著作对国家安全、国内政治结构或者国际制度的聚焦，使其对国际贸易、货币或者其他类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视角和研究结论都与经济学迥然不同。 四、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与发展前景 刘：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田：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近年来已发表的几篇学科述评中都有过归纳和探讨。这些不足之处涉及学科界定上的泛化、学术共同体的滞后、研究方法单一、中国问题意识缺失、理论创新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有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改进。比如，在学科界定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力学者已经取得了大致的共识。又如，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上，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联合发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并在此后每年展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学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再如，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首先青睐于定性分析方法，但近年来也开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比如关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形式选择的定量研究、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定量研究等。我在此不再全面讨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缺失，仅就其理论研究中的不足谈一些个人看法。 第一，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缺乏回应重大理论问题的创新性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导向更多地从理论范式转向研究问题，但这两种导向不是绝然对立的。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下，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大都是为了回应某些重要的现实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如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为了回答霸权的兴衰是否会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持续这个经验问题。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应该对国际经济关系在宏观层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回应。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和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都在“大理论”意义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但与这些成果相对照，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性显得更多是边际意义上的。 第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过多聚焦于国家或者中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对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和国家之下的地方政府、企业、阶级、行业、公众、个人等行为体重视不够。如前所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上已经聚焦于国际—国内互动分析，但这种分析仍主要着眼于国家或者说中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尽管中央政府的偏好在制约产品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上的作用最为明显，但地方政府、企业、阶级、行业、公众等的偏好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于这些中观和微观主体的分析还是相当匮乏的。此外，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于国际经济组织和全球经济治理这样宏观层面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组织结构、决策程序、投票规则、谈判过程等中观和微观问题的分析，从而使不少论述大而无当。 第三，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尽管注意到国内制度在国内偏好汇聚上的作用，但对国内制度多样性的仍缺乏重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中对国内政治制度的分析仍主要是描述性的，缺乏更为一般的类型学讨论即国内制度形式的差异如何影响到跨国经济交换。实际上，比较政治学关于制度多样性的具体探讨对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即使在备受争议的民主/威权二分法下，民主政体至少可以分为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威权政体至少可以分为个人独裁政权、军人政权和君主制政权等。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讨论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可以分为协调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依附市场经济等。但由于比较政治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加以建设的时间比国际政治经济学还要晚一些，也由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验基础大多限于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世界各国在这些制度形式上的广泛差异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第四，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特质”仍不够充分和鲜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点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突出和对国家自主性的强调，但这一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反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比如，秦亚青教授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就将中国传统的理念“关系”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从而展现了元理论上的中国特质。也许，中国传统的经济治理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治理模式都难以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提供足够强大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积淀，但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 刘：您如何看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诸多缺失。不过，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当前也面临难得的有利学术条件和现实机遇。如果利用好这些条件和机遇，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将会获得深入的发展。 在学术条件上，有关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会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助力。第一，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国际经济关系，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如果没有对国际经济问题准确细致的把握，政治学者就无法展开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国际经济学者加入到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反过来激励了政治学者更为系统地学习国际经济学的知识。第二，比较政治学。前面提到，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滞后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制约作用，这和比较政治学在美国的发达对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推动作用形成鲜明的反差。但近几年来，比较政治学在中国有了相当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相邻学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型，可以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国内分析基础。第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学派的生成，也可能会推动作为国际关系次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具有中国特质的理论创新。比如“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或道义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否及如何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的探讨中，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思考的问题。第四，计量经济学。尽管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并无高下之别，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一定需要像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那样以定量方法为主，但目前定量方法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仍然使用较少。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新一代正在培养的博士生群体更多地掌握定量方法，从而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工具上的准备。第五，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已经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同时比较系统、及时地掌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近进展，特别是跟踪了西方学术界对主流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反思。这些都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做出创新性的知识贡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面临着难得的现实机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史表明，理论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国际经济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回答。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将向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第一，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形成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结构性权力，无论是在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还是金融体系中都是如此。如何评估这种影响和如何运用这种权力都需要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给予理论上的回答。第二，“转制”“改制”和“建制”成为中国与国际经济制度关系的新特点，比如近期大家关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改革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如何在动态描述和政策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角色进行学术上的考察，也需要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理论性研究。第三，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参与会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会使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会促进国内的制度变迁与国家建设。因此，无论就理论价值还是政策含义而言，经济开放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都值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加以探究。第四，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和经济发展的模式使中国政治经济不同于美国政治经济，比如国家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这种差异会使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发挥不同于美国的新作用，从而要求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不能照搬在美国居于主流的开放经济政治学范式，而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①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李滨：《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宋新宁、田野：《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⑥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宋国友：《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钟飞腾：《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曲博：《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⑦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⑧陈玉刚：《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巍：《IPE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 ⑨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