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经史杂抄》考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文论文,经史杂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9年，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在黑水城遗址获得了一大批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①这批文献中有少量译自汉文的西夏文书籍，包括《论语全解》、《孟子》、《孝经》、《六韬》、《孙子兵法三注》、《黄石公三略》、《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等十余种，迄今都已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读，②悬而未决的仅剩下《经史杂抄》。西夏文《经史杂抄》原书首尾均佚，未见书题和序跋，现在的书题为后人所拟。文献著录首见于俄国学者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编为世俗文献第5种。③书的现存部分去掉重复可以拼合成32叶，照片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④另外，英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此书的一张残页，系斯坦因1914年得自黑水城遗址，照片于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⑤
西夏文《经史杂抄》是摘译二百余条汉文古语拼凑而成的。全书不分章节，文句编排似有分类，但标准不甚分明，内容颇显凌乱。此前俄国学者已经指出其中部分语句分别来自《礼记》、《左传》、《周书》、《论语》、《毛诗》、《孙子》、《孝经》、《孟子》、《庄子》等中原古书，但由于绝大多数条目来历不明，所以近百年来始终无人解读。数年前，聂鸿音先生曾经推断它或为西夏人根据某种现成汉文著作翻译而来，或为西夏人拼凑多种汉文典籍自编而成。⑥遵循这一思路，本文通过逐一考证引文条目，发现西夏文《经史杂抄》与存世的敦煌汉文本《新集文词九经抄》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参照后者对西夏文《经史杂抄》进行比较清楚的阐释，从而解开俄藏夏译汉籍的最后一个谜团。
《新集文词九经抄》是一部供初学者阅读的“蒙书”，为编者从当时常见典籍中抄录435条语句拼凑而成，引书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且并不严守原文，而多用通俗语句转述。此书不见于历代著录，惟郑樵《通志·艺文略》记有《九经抄》、《九经要抄》，⑦与之书名相似，但这两种书久已亡佚，其内容不得而知。根据引文和抄本判断，《新集文词九经抄》的成书大约在唐代中晚期。⑧现在我们见到的《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出于敦煌藏经洞，为上个世纪初期斯坦因、伯希和及奥登堡等人的考古发现。⑨相关写卷共16个，分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本项研究主要根据《敦煌宝藏》一书中刊布的P.2557、P.3621、P.2598及P.3990、P.3368五个写卷的照片。⑩P.2557，P.3621，P.2598三个残卷大致可以拼合成一个完本，P.3990、P.3368号则是重要的补充材料。
对比两书可以看出，《经史杂抄》在性质、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上均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十分相似。两书都是摘录典籍及民间作品中修身进德、劝世行善的文句汇集而成的，并一律在所摘录的语句开头注明出处。两书同样语言通俗，为求易懂，编者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把经典中艰深晦涩的原文转换成较为简单通俗的语句。与《千字文》、《太公家教》等童蒙教本所采用的韵文格式不同，除个别引文以外，两书皆多采用散文句式。最有意思的是，两书的编者文化水平似乎都不高，所引条目往往或语句错漏、出处混乱，或理解错误，或分不清所引书籍的原文和注释。
《经史杂抄》现存部分的内容明显少于《新集文词九经抄》，条目数量大约为后者的一半。通过逐一对照两书所引条目，可以找到完全相同或非常相近的约一百七十条，不一样的仅有五十余条。由此可以估计，西夏文《经史杂抄》主要是以汉文《新集文词九经抄》为基础摘译而成的。
对比条目的编排次序可以看出，两书编排虽然有同有异，但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似乎《经史杂抄》的西夏编译者嫌汉文《新集文词九经抄》内容冗杂，于是有意识地在其中挑挑拣拣，然后按自己的理解将引文尽量分门别类编排，目的是使此书内容简练。尽管西夏人未必能够完成这一初衷，但这样一来，就使许多条目的次序发生了变动。除了赞同汉文原文编排逻辑，而依旧保持不变的18处以外，其他条目基本上被打乱了重排。幸而开篇的第一、二两条次序仍然完全一致，(11)给我们提示了线索。下表是笔者找到的两书排列顺序相同的条目：
除了编排的相似以外，体现两书继承关系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所引条目内容惊人的一致。
由于两书都在引文开始标明出处，因此最为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引文出处的“同误”现象。《经史杂抄》有些条目误注了汉文典籍的原始出处，而《新集文词九经抄》里也是误注。例如，《经史杂抄》第8条、《新集文词九经抄》第210条均作：
庄子曰：“于我善者，吾亦善之；于我恶者，吾亦善之。我既于人无恶，谁能于我恶乎？”
查《庄子》并无此语。此条实出《韩诗外传》卷9，原话为颜回所说：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13)
又如《经史杂抄》第115条、《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58条均作：
《论语》曰：“欲人勿知，不如勿为；欲人勿闻，不如勿言。”
考此语不见于《论语》，最早出《汉书》卷51《枚乘传》：“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14)《经史杂抄》中与这种情况类似的还有第21、129、138、141等条。
另外，还有一些条目仅出现在《经史杂抄》中，而不见于其他汉文典籍。例如第84条：
［《庄子》曰；“荆莘木者，不堪作大梁；蓬蒿草内，必无箭矢。”］
《新集文词九经抄》中与之对应的第271条为：
庄予曰：“荆莘之材，不堪栋梁；蓬蒿之中，必无大厦。”
两条并不见于今本《庄子》，似为当时俗谚。类似情况还有第16、143、153、189、195、199、208等条。
《经史杂抄》有些条目的引文与汉文原本不尽相合，却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全同。例如第178条：
［《列仙传》中说：“甘蔗虽甜亦不可食用，佞言悦于心未可亲近。”］
此条出自《新集文词九经抄》第65条：
《列仙传》曰：“甘蔗虽甘而不可食，佞之悦己亦不可用。”
查汉刘向《列仙传》似无此语，惟刘向《杖铭》有此句，原文作：
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已，亦不可相。(15)
《杖铭》以甘蔗脆而易折，故不可杖，这从情理上说是正确的，则《经史杂抄》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不可食”应同为传讹。类似的还有第88条。又如《经史杂抄》第2条：
［孔子曰：“君子者，心处于义；小人者，爱著于利。君子虽处浊世中，而未能令其腹心污乱。”犹如白璧投掷泥中而色岂能为毁？智人在艰难中，艰难患为□为。犹如松柏霜雪□梅而□为伤未能谓。］
这一条在《新集文词九经抄》里正好也是第2条：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16)小人喻于利。”白玉投泥，则不能损其色；君子游于浊世，则不能染乱其心。故知松柏可以负霜雪，明智可以涉艰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心，世浊自表通人之志。
考《论语·里仁》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白玉”云云，不见于经文。又《论语·子罕》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安国注：“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不雕伤。平岁则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18)疑后半段为据此发挥而来。类似的还有第77、101、102、151、188等条。又如《经史杂抄》第39条：
［《尚书》曰：“人心严肃，则鬼神自远。”］
《新集文词九经抄》第89条作：
《尚书》云：“人能严肃，鬼神自远。”
《文词教林》亦有此条。查《尚书》原文无此语。唯孔安国注“社稷宗庙罔不祇肃”曰：“肃，严也。言能严敬鬼神而远之”(19)与之相似。由此可见，此条为将注释语句误作《尚书》经文。这种将注释当作经文的情况还有第59、64、128、184等条。再如《经史杂抄》第17条：
［《尚书》曰：“天地者，人之父母也。”］
《新集文词九经抄》第45条作：
《尚书》曰：“天地者，人之父母也。”
这话显然化用自《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直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两书语句完全一样，却均与经典原文大不相同。《经史杂抄》第30条亦是如此：
［孔子曰：“与小人亲近时，彼不能顺，若不亲近则怨恨心起。”］
《新集文词九经抄》第216条作：
孔子曰：“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论语·阳货》原文作：“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20)类似的情况还有第40、47等条。
整体看来，《经史杂抄》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大同小异。它们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西夏文本所根据的某个汉文祖本已佚，而祖本与现存的汉文抄本原就存在差别；二是西夏编译者在《新集文词九经抄》的基础上，参考其他书籍，有意识地作了补辑、校订。在没有找到契合度更高的汉文抄本之前，根据目前已知材料判断，后者似乎更可信一些。
从行文看来，《经史杂抄》西夏编译者的汉文水平十分有限，若根据中原经典的原文来进行编译似乎非常困难。因此，《经史杂抄》用来补辑和校订的首选参考资料，就是信手拈来的敦煌地区流行的其他汉文通俗读物。《文词教林》是当时流行在敦煌地区、与《新集文词九经抄》性质相同、关系密切的一本通俗读物。(21)《经史杂抄》有一小部分引文既见于《新集文词九经抄》，亦见于《文词教林》，而且词句如出一辙。不过，见于《文词教林》却不见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引文目前只找到六条。它们似乎是西夏人为了完善译本内容，特地挑选出来补上的。另有三条引文则仅见于P.3990，一条仅见于P.3368。这两个残片的内容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和《文词教林》大部分重合，但又略有区别，可能是它们的另一个抄本，也可能出自与它们关系密切的别的书籍。(22)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毫无疑问是来自当时流传在敦煌的某种通俗读物。
首先，《经史杂抄》对所选条目的出处进行了校订。有时候是改对了，比如第27条“孔子曰：‘民于仁者，胜需水火。’”《文词教林》第22条作：“韩诗传云：‘人之于仁，甚于水火也。’”《韩诗外传》查无此条，实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23)也有时候是改错了，比如第74条：
［《毛诗》云：“线因针入，成不成衣在于线；女媒因□，敬不敬夫在于女。”］
《新集文词九经抄》第270条作：
谚云：‘线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姜因地而生，不园地而辛。’”
查《毛诗》并无此语，而《韩诗外传》有：“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24)《说苑·善说》则有：“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25)此条所标出处为“毛诗”，显然是与“韩诗”混淆了，又因语句相近，于是内容则与《说苑》亦杂糅。
有时候两书所标出处都对，比如第61条：
［《礼记》曰：“尧帝者，仁德正如天，智慧同于神，亲近似于日，观看同于云。”］
《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27条作：
《史记》云：“唐尧之德，其知如天，其仁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考《大戴礼记·五帝德》有：“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26)《史记·五帝本纪》云：“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27)此条出处，《经史杂抄》据前者，《新集文词九经抄》则据后者。这种对出处进行校改的情况还有第24、27、49、69、70等条。
《经史杂抄》对所选条目内容也进行过校订，比较典型的是第60条：
［《周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同德，与日月齐明，与四季合时节，与鬼神同吉凶。”］
《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26条作：
《易》曰：“圣人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齐其明。”
《文词教林》第129条亦引此。唯“同”作“合”。此条出自《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8)经文的后两句《新集文词九经抄》和《文词教林》皆无，《经史杂抄》独有，应为据其他抄本或《周易》原文补足。
除了补辑和校订之外，为了归类引文，《经史杂抄》还将条目或是合并或是分拆。条目分拆的情况全书有三四处。例如《新集文词九经抄》里的第128条：
武侯曰：“不可以己之所能，而责人之所拙，不可以己之所（短），而割人之所长。是知忧乐者行，行之难不勉见忧，不能劳则伤人，见乐不能悦则违和，故智者不失忧乐之节，以善宗仁和之德。”
在《经史杂抄》里则分拆为第22条和第65条：
［诸葛武侯曰：“自有智而人不智勿责，自巧人不巧勿怪，己之所短，不可拒人之所长。”］
［诸葛武侯曰：“见忧不忧，见乐不乐，忧乐与违。智者于忧乐事，顺而不违。”］
合并的情况亦有二三处。例如《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10条、第237条和第336条：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久居贫困，则将滥窃；久居富贵，则将骚逸。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曰：“多言失行，食饱伤心。贫而乐，富而忧。君子忧道不忧贫。”
语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原本不相邻的这三条在《经史杂抄》中被揉合成了一整段：(29)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若久在则滥窃；不可以长处乐，常乐则骚逸。久居贫困，则将滥窃；富贵者，是人之所欲，君子不应得时，不爱而避；贫贱者，是人之所恶，君子不应遇，亦不厌不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
虽然出处不同，但主题相近，拼凑在一起，显得颇合逻辑。《经史杂抄》57亦与此段类似。
在翻译时，西夏人还根据本民族特点将引文“本土化”。例如《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98条“天子亲耕，劝农士；皇后亲蚕，劝女工。”被《经史杂抄》第145条译成了“
。（天子亲□□人□令；皇后教诸妇毛料）”西夏人把“蚕”换成了“
（毛料）”用以指代女子的工作，显然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更容易理解。类似的还有《经史杂抄》第 26条“人依于君，犹如木依于土；君依于人，犹如车依于轮。”而《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04条原作：“庄子曰：‘人之于君，如木之有土，君之于人，如身之恃足。’”西夏人根据自己的习惯，将“身”、“足”分别改成了“车”、“轮”。
众所周知，西夏受汉文化影响非常之深。《经史杂抄》与《新集文词九经抄》等汉文通俗读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社会下层文化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考察书籍流传时，研究者过去往往局限于中原正经正史，这一点不难理解。首先，中原史籍中对这种情况往往会有明确记载。例如《宋史·夏国传》记载，夏毅宗曾于嘉祐七年(1062)上表求购北宋文献，并且得到了“九经”。(30)其次，从现存西夏文献分析，西夏人征引典故确实多限于相对正统的中原书籍。《经史杂抄》则是唯一一本通篇征引汉文俚俗作品的西夏文著作。它提醒我们，汉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循庙堂和民间两途。一方面是西夏社会上层主动地向北宋王朝学习，受中原正统文化影响颇深；另一方面，由于地缘关系，下层民众则深受敦煌及敦煌周边民间俚俗文化影响。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童蒙教本，以《新集文词九经抄》为蓝本编译的《经史杂抄》，证明了这种趋势确实广泛存在。
若仅就其内容本身来看，《经史杂抄》价值有限。将它与存世同类西夏书籍比较，明显可见其编译态度草率，编译水平甚为低下，堪称质量最差的一部。可以推想编辑、翻译者本身不过是初识文墨而已。但这种内容颠倒错漏的情况虽然给解读带来巨大障碍，却真实地反映了西夏社会底层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反映了西夏人受汉文化影响的情况，因而是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31)
注释：
译文见白滨译、黄振华校：《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三辑，1978年。
④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32页。原件照片分别取自№135-138，№798，№2562，№6465。
⑤此残页明显是《经史杂抄》的另一个版本。据右有边框和版心位置在左判断，此残页应为右半叶。形式与俄藏版本不同，大约相当于俄藏第32-13页左叶第五行起，至第32-14页右叶第六行止。残存内容与俄藏版本一致，为No.91后半句“□□□
”至No.97前半句“
□□□□□□
□”。照片刊布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藏西夏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⑥参见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⑦（宋）郑樵：《通志》卷63，《四库全书》第374册，第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商务印书馆（台北）1983-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缩印。
⑧参见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89年版，第40-44页。这本书给了本项研究以巨大的帮助。
⑨斯坦因、伯希和所获该书写卷来自敦煌无疑，唯俄藏写卷的来源并非全无疑问。俄国人把这三个写卷编入敦煌收集品，但众所周知，俄藏品的登录工作做得或有舛讹，时常会把不同地点的出土物混编在一起。据汉文文献的普遍情况推测，该书的俄藏本可能来自敦煌也可能来自黑水城，郑阿财即断其为黑水城出土物（参见郑阿财：《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汉学研究》1986年第4卷第2期）。但考虑到俄藏残卷与法藏残卷内容重复，且只是残片，因此笔者认为出自敦煌的可能性更大。
⑩P.2557，P.3621，P.2598，P.3368及P.3990四个写卷的照片分别见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122册第106-109页，第129册第321-322页，第122册第374页，第128册第36-37页，第132册第44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版。
(11)《新集文词九经抄》第一条是：“贾谊曰：‘有冲天之翼者，必不栖息于桑榆；……故小人以名利为宗，君子以道德为主。’”第二条是：“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心，世浊自表通人之志。”《经史杂抄》的第一条虽残，但残余部分正好也是“……以名利为重，君子以道德为重”，第二条则是上文也提到的“孔子曰：‘君子者，心处于义；小人者，爱著于利。’”
(12)两书内容相同条目，在此书中可能作一条，在彼书中可能被分拆成两半，条目数不一时以《经史杂抄》为准。
(13)（汉）韩婴：《韩诗外传》卷9，《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14)《汉书》卷51《枚乘传》。
(15)（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69，《四库全书》第888册，第492页。
(16)“喻”原卷误为“偷”，据文义订正；原卷脱落“义”，据文义补足。
(17)《论语注疏》卷4，《十三经注疏》。
(18)《论语注疏》卷9，《十三经注疏》。
(19)（汉）孔安国：《尚书传》卷4，《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20)《论语注疏》卷9，《十三经注疏》。
(21)“在今所知见的唐代通俗读物中，敦煌写卷P.2612《文词教林》卷上并序残卷，无论就性质、内容与形式而言，均与《新集文词九经抄》相似，同是‘鸠书摘义，理义相扶，删简繁文，通阐内外，爰（援）今引古，是要无遗’的训诫类读物。”参见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第47页。
(22)P.3990和P.3368两个残卷首尾均佚，且无法与现存其他残卷拼合，不能确定它们究竟属于何书。郑阿财在做《新集文词九经抄》校笺时，把它们与另外三个一并用于参校，称之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系，与类似之写卷。”参见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第179页。
(23)《论语注疏》卷15，《十三经注疏》。
(24)《韩诗外传》卷7，第12页，《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25)（汉）刘向：《说苑》卷11，第7页，《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26)《大戴礼记》卷7，第2页，《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27)《史记》卷1《五帝本纪》。
(28)《周易注疏》卷1，《宋本周易注疏》上册，第100-101页，中华书局1988年据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29)第43至46条，《经史杂抄》原文为一条，因出处不同，为避免混乱，分作四条处理。
(30)《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嘉祐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诏许之。明年，又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佑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遣人献方物，称宣徽南院使，诏谕非陪臣所宜称，戒其僭拟，使遵誓诏。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31)参见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