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诗题、诗序和诗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康有为论文,和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5-0116-09
关于康有为的诗，梁启超尝评价说：“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者，故诗外常有人也”①。后来他又将康有为与金和、黄遵宪一道看作是改变清初以来诗歌“靡曼”、“脆薄”、“臭腐”、“拙劣”、“粗犷浅薄”、“生硬”每况愈下“衰落已极”局面的重要人物，认为他们“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②。康有为虽自称“馀事为诗”③，但一如他的行事与思想，其诗在近代诗坛确可以说是卓荦不群，个性鲜明。时代风云和个人秉赋的交互作用造就这位杰出人物的诗歌风貌。本文拟考察康有为诗题、诗序和诗注的特点，认识其诗的文体特征、思想特点和史料价值，希望由此认识近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某些重要特征。
一、诗题
一些古代诗人和诗评家颇为重视诗题的制作，如王士稹就从诗之时代、雅俗角度评论诗题的演变说：“予尝谓古人诗，且未论时代，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诗且未论雅俗，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辨之。如魏晋人制诗，题是一样，宋、齐、梁、陈人是一样，初、盛唐人是一样，元和以后又是一样，北宋人是一样，苏黄又是一样；明人制题泛滥，渐失古意；近则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谈尽窜入矣，诗之雅俗又何论乎？”④明确对诗与诗题的日趋俚俗和随意化提出了批评。当代有学者进一步从文体发展和文学批评角度研究诗题制作的有关问题，吴承学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并指出：“中国古代诗歌经过从无题到有题，诗题由简单到复杂、由质朴到讲求艺术性的演变过程，总之，诗题制作有一定的时代风格”⑤。显然更重视诗题制作过程中的时代特点和其中反映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变革。他还进一步指出：“当诗题成为诗人的自觉制作，便与诗歌内容产生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制题的自觉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诗歌创作进入自觉与成熟时代的标志之一，这意味着诗人对于诗歌艺术形态开始有了规则与法度的观念。于是诗题的功能，也就从单纯的称引符号，转化而成诗歌的有机部分。它不但成为诗歌的眉目，而且起了一种对于诗歌内容加以说明、制约和规定的特有的重要作用”⑥。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论断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康有为诗题制作的一个重要参考。
康有为是一位颇为高产的诗人，今存诗超过一千六百题。处于中国古典诗歌总结期的康有为，除了广泛地延用以往的诗题制作方式之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喜欢长题，这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创作习惯。这种习惯与中国古典诗歌诗题制作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相应的。吴承学先生指出：“古代诗题初为短题，后遂衍为长题。……六朝开始出现长题的风气”⑦。这种喜欢长题的创作风气经过唐宋诸大家的运用和发展，影响逐渐加强，比如杜甫诗中已可时见长题，韩愈集中长题更多；而至苏轼、黄庭坚等宋代诸家，长题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喜好了⑧。康有为使用长题，较之以往诗人的创作又有所变化发展，一是使用比例增加，二是诗题字数更多。康有为的长题诗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他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戊戌变法的诗作；一是关于他的海外游历特别是外国社会风物的诗作。这实际上也是康有为一生诗歌创作的两个核心内容。
康有为非常有意地以诗歌记述自己和同道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经历与感受，几乎构成了一部形象的戊戌变法“诗史”。在这部分诗歌中，长诗题对这些诗歌“诗史”特征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割台行成后，与陈次亮郎中炽、沈乙庵刑部曾植、丁叔衡编修立钧、王幼霞侍御鹏运、袁慰庭观察世凯、沈子封编修曾桐、徐菊人编修世昌、张君立刑部权、杨叔峤中书锐，同开强学会于京师，以为政党嚆矢，士夫云从。御史褚成博与大学士徐桐恶而议劾，有夜走告劝遁出京者。是时，袁、徐先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咸欷歔，李玉坡理卿至泪下。即席赋此，呈诸公，未几，余亦告归，留门人梁启超任之》云：“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预飞章。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沉沉血又黄。一曲欷歔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诗后复有自注云： “南还与张香涛督部、黄漱兰侍郎及其子仲弢编修、梁星海太常、黄公度观察再开强学会，海内士夫若屠梅君侍御、陈伯潜阁学、顾渔溪通政等先生咸应焉，卒被御史杨崇伊所劾而封禁。附记于此”⑨。还有《丁酉以胶惊，上书不达，十一月十八日，束装归，行李皆登车矣，常熟相国特来走留，遂不行。越日相国荐于上，遂有政变事。今国破君出，不知天意何如也》、《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戊戌出奔，赖公告难，劝吾微服为僧，北走蒙辽，夜宴浙绍会馆，把酒泣诀。今幸更生，皆君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为服缌哀，东望奠祭，不知其哭之恸也》等长题，都是有代表性的例子。
还有地一部分长题是交代地方风物、写作情境的，丰富诗歌内容并使之更加充分细致，对诗歌起到很好的说明、补充作用。《西湖经乱后，前贤祠馆多废，中兴诸将祠宇如云，左、蒋二公，故应俎豆，吾家中丞公平浙之功不少，不得配享其间，刘典冒功，俨然崇祠矣》，这六十二字是一首七绝的标题，云：“浙水当年平寇盗，中兴诸将占湖山。吾家不少兜鍪力，但觉刘公颇厚颜”⑩。《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阳朔。山城斗大，石峰环其三面，一面临江，城中亦有石峰峭立者。其市廛皆在山腰，林木蔚如。有鉴光寺者，倚石壁临江，敲门不得入，光景幽绝》诗云：“山峰拥出万莲华，红叶山城倚翠霞。拄笏看山到阳朔，不须句漏访丹砂”(11)。《薇、璧二女久别，以母张氏夫人逝世来沪奔丧，送葬于茅山，事讫分散。以七月十八日同行，会少离多，又有家国存亡之感，老夫虽有天游之学，亦复凄黯，不可为怀。同游半淞园拓影，得诗四章送之》，是四首七律的标题，其四云：“戊戌当年逮捕拿，天乎姊妹幸生逃。覆巢破卵原同难，持节环球聊自娱。世乱帝王亦难免，人生忧患本来俱。婆伽婆为破烦恼，长记天游天作徒”(12)。《壬子三月九日，与旃理行，觅得须磨湖前宅。僻地幽径，忽豁大园，备林池山石涧泉花木之胜，老夫得此，俯仰山海，饱饫烟霞，足以遗世忘忧矣。园旧名长懒别庄，吾因其旧，即名长懒园，赋十五章，既以自怡，后之论世者或有感焉》云：“我本餐霞人，忧国舍神仙。临睨我旧乡，去之十五年。人民皆非故，渺莽齐洲烟。吾生本无住，乐土尤所便”(13)。从中表明康有为诗歌的长题化倾向。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远走海外，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游历欧美多个国家，他的海外诗成为他全部诗歌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近代海外新世界的新奇内容与以抒情性为主的传统诗歌表达习惯有时存在明显的距离，因此长题可以涵纳的充分记述描写特点就被彰显出来，长题在这类诗中再一次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己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于二十八日至域多利中华会馆，率邦人恭祝圣寿，龙旗飘扬，观者如云。湾高华与二埠同日举行。海外祝嘏自此始也》，诗云：“海外初瞻寿域开，龙旗披拂白楼台。白人碰盏掎裳至，黄种然灯夹巷来。上帝与龄怜下土，小臣泣拜倒蒿莱。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14)。《九月二十四夜至马关，泊船二日，即李相国鸿章议和立约被伤地也，有指文忠所住地者。昔戊戌变法，文忠相助，及蒙难掘坟，文忠抗旨不得，密令吾家移骨。既感故知，又伤故国，过此黯然神伤》，诗云：“碧海沉沉岛屿环，万家灯火夹青山。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15)。《访中印度呃忌喇故京，十一月十五游蒙古沙之韩帝故宫陵。是夜月色如银，游人甚多。宫陵临恒河，纯以白石为塔，殿高插天半，倒影恒河中。费十二万万卢卑，地球巨工少有过此，其精丽亦与罗马彼得庙同冠大地。今英人以为公园，西女曼歌于林间，可感怆矣》，诗云：“遗庙尚存摩诃末，故宫同说沙之韩。玉楼琼殿参天影，长照恒河月色寒”(16)。《游中印度舍卫城，访佛迹，舍卫为印度京，印言曰爹例。十一月廿日，于舍卫城外三十八里得佛旧祗树林须菩提布金地遗址，殿基犹存，三角楼尚完，遗柱三百四，其西南则半圮矣。环廊尚有三面，纯石，半完半坍，西门五石龛最完好。其西南一堂，崇墙三重岿然，馀为回教所毁。登塔四望，群冈自鹫岭走来，数重环裹，其气象为印度所无，宜佛产其间也。颓垣断础，无佛无僧，大教如斯，浩劫难免，其他国土，一切可推。携次女同璧来游，感怆无限，车中得九诗记之。支那人之来此者，法显、惠云、三藏而后，千年而至吾矣》，这长达一百九十九字的标题是康有为全部诗歌中最长的诗题，此题下有七绝九首，其第一首云：“印度万里无一山，舍卫大城鹫岭环。粗石怒奔走平阜，抱回佛窟营中间。”此首又有注云：“印中无一山，惟舍卫城中鹫岭独起，虽高数十丈，而石气莽苍，为印所无。馀山皆土平，亦异境也，宜佛产于是矣。实为印度之中。故一成佛土，四营帝都，人居百里，气象万千，过于金陵及燕京焉”(17)。《多铙河北为罗马尼亚境，河南为布加利亚境，有关以讥行人，皆索视护照，罗马索五金焉，以护照但游突而无罗马也。小轮舟徐渡，夕阳下时，光景至佳。追念布立国时，俄舰队自此破江而下，罗人阻之不得，突人阻江为战。今三十年间，但见微风作漪，凫雁唼喋，罗布之旗相映于隔江中。大地今古事，皆可以是观也。口占一诗》：“多铙河流回碧漪，隔江风飚布罗旗。追思三十年前事，俄突楼船金铁飞”(18)。《戊申秋七月，游君士但丁那部，逢突厥立宪庆典，见苏丹于宫门，乘六马车，一后九嫔从，万民免冠，欢呼万岁。及冬十月，开国会而民哗。今夏四月，吾在英烈住问茶馆阅报，则幽废矣。突国人皆读法文，去岁早知有变，不意若是其速也，亦足为专制者之殷鉴矣》，题下七绝三首，其三云：“欢呼万岁未经年，流彘惊闻自电传。江河不废宪法立，履辙鉴此压制专”(19)。《秋九月，再游印度，昔闻密遮拉士有寺数十，僧万数，吾至问居人，皆不识僧寺者。近县有支那智利，有古佛城七重，金塔十馀，最庄严，皆改为婆罗门庙。至丹租古印王国，河桥环岛，风景甚佳。故佛堂且有改为湿婆教庙者，于旧日佛龛遍供焉。藏环廊数十，妇人入庙膜拜摩挲。由至洁不妻之佛道，一变而以奇淫为教，以此悟正负阴阳反动力之自然例耶！大劫沉沉，于是全印僧寺皆灭，吾亦可超脱于人间世之形相矣》云：“踏遍阎浮何所之，庄严佛土尽披离。是时为帝相非矣，大转回轮翩反而。净秽早知无拣择，教宗如此太离奇。人天非想非非想，万法冥冥万劫悲。”此首有人作眉批云：“此首极佳，包罗一部十七史”(20)。虽是随感之笔，却颇可见诗人的创作主旨。这部分诗作最典型地反映了康有为喜欢长题的创作习惯。
就一般情况而论，古代诗人通常是更重视诗本身而不那么重视诗题的。诗题被重视被认真地设计制作，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这种趋势发展到近代，情况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就康有为诗与诗题的关系来说，他一般是既重视诗又重视诗题的；而在他的一部分长题诗作中，甚至可以看到他更重视诗题而诗本身则显得有些薄弱的情况，至少从创作的结果来看是如此。这种特别重视诗题、甚至出现“题胜于诗”的现象反映了近代诗人创作观念的显著变化，应当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诗序
康有为曾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两篇，主要记述自己选诗与编集的经过，表达对诗歌创作的看法。他还为自己诗集的前十二集的每一集写过一篇小序，也是自述这些诗作的创作和编集经过与用意。可见康有为对自己诗歌的重视，特别是对其纪实述事功能的重视。本文对此不拟专门讨论，主要考察康有为在诗歌篇章之首留下的小序。
吴承学先生指出：“有些古诗在诗题之外，还有诗人自述写作缘起、主旨和阐释创作背景的小序，诗序是对于诗题的补充，是读者了解作品的重要依据”(21)。他还指出：“苏黄的确喜欢长题，在他们的诗歌中，长题占了很大的比重，有时长题之外还另加小序。他们的诗题也反映出宋代以文为诗的倾向，它们不仅是简单叙述作诗缘起，而是详细介绍创作的来龙去脉，这种诗题已经小序化或者小品文化了”(22)。从这一角度考察康有为的诗，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当突出的特点。除经常使用长诗题外，康有为还喜欢使用诗序，而且经常使用较长的诗序来记述描写。这些诗序既是诗题的补充和延伸，又是诗歌内容的拓展式说明。
康有为经常在涉及重要的时人时事、政治事件等的诗作中加小序，表明他对此类作品的重视程度极高。《十二岁侍先祖连州公登城北画不如楼》有序云：“先祖讳赞修，以举人官连州训导，赠教授，祀昭忠祠。吾少孤，携于官舍，教之圣哲大义高行，暇则从游山水。此楼为唐刘梦得遗迹，俯视郭外，山石松泉至佳胜。时始学为诗，有观竞渡二十韵，失矣。仅存此，以记祖训。”诗云：“万松乱石著仙居，绝好青山画不如。我爱登楼最高处，日看云气夜读书”(23)。《题七桧园唱和集》七绝三首有序云：“吾银塘乡居园临三塘，有澹如楼、红蝠楼、二万卷书楼，有七桧，不知几百年，历吾祖几代矣。园为先中丞公筑，先君与从父天民知府公、彝仲竹荪广文公、尚朝知州公、少岳观察公居此唱和，吾少与群从沛然、季辑广文、剑坡主簿、伟奇上舍书读书其中，酬唱成集，惜多逸去，然以见祖德忠厚式好风流焉”(24)。《怀翁常熟去国》有序云：“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诗曰：“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25)《六哀诗》是悼念戊戌政变中殉难六君子的六首五言诗，这组作品对于康有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有序曰：“戊戌之秋，维新启难，尧台幽囚，钩党起狱。四新参谭嗣同复生、杨锐叔峤、刘光第裴村、林旭暾谷、御史杨深秀漪川及季弟广仁幼博，不谳遂戮，天下冤之。海外志士，至岁为设祭停工持服，盖中国新旧存亡所关也。六烈士者，非亡人之友生弟子，则亡人之肺俯骨肉。流离绝域，呕血痛心，两年执笔，哀不成文。辛丑八月十三日，奠酒于槟榔屿绝顶，成五烈士诗。海波沸起，愁风飚来，哀纪亡弟，卒不成声，盖三年矣，后补成之”(26)。《哭亡友烈侠梁铁君百韵》序云：“君名尔煦，南海佛山人。故鸿胪寺少卿梁僧宝从子，死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年四十九岁”(27)。《述德诗五十首》有序云：“侍母太夫人于南兰堂，谈先德，母命为诗纪之，适正月，先府君忌日，祭馀念祖，缉次成篇。士衡之陈士德，向平之赋思旧，古人有之。况吾宗谱，几类史乘，世有名德，亦多畸人。王刘名家，人人有集；文武才用，世世蜚声；代载达人，暨予小子。虽述先德，无一字之愧词；旁及恩私，乏千金之报德”(28)。每首之后均有小注，如述父母双亲的二首云：“五孤呱泣弟半岁，劬劬吾母最辛勤。弥留末命疼辜负，抚弟伤心燕市云”。注：“府君以同治戊辰正月十九夜弥留，年三十八。吾男女兄弟五人，长姊十三岁，幼博弟生仅六月，末命为抚弱弟事母善视诸姊妹，而幼博弟竟以无罪株戮柴市，辜负先命，永痛无极”。“儿疾怀抱十八日，母老龙钟八十春。寸草春晖不能报，侈谈国事负生身”。注：“为生数月，大病十八日，母抱持不卧亦十八日。及先君背，持家教子，圣善劬劳，今年八十，不得常侍，每念痛心”(29)。《挽邓筱赤宫保丈》序曰：“卒年九十，丈与我言国事，话及先朝即泪下，吾归国来只公一人耳。又戊戌吾家产被没，丈自出首名，为请于政府给还。感丈厚德，惟以文章报之”。诗云：“国老谁如伏生寿，灵光惊近泰山颓。似闻威惠流旌节，谁识孤忠泪劫灰。避地耆期犹作画，补天色石愧非才。偿还没产劳公请，报以文章写我哀”(30)。《丙辰九月二十九夕，题麦孺博、潘若海为卢毅安写扇图》序云：“毅安弟以孺博、若海合写诗词请题。盖自甲寅来沪，日与二子共事。而乙卯孺丧，丙辰若殂，谁与共天下事者？每念心痛，欲赋不能下笔。今乃揽笔哀之，成词老泪犹湿也”。诗云：“吾门房杜有奇才，次第沉埋委草莱。本是同心人合璧，痛看遗墨劫馀灰。掣鲸碧海词犹壮，赋鹏长沙命可哀。吾道穷乎天丧咒，洒将老泪湿青苔”(31)。
另一类诗序经常出现于描写海外风物、外国社会状况和历史事件的诗作中。《游法兰西诗》之《游滑铁卢，观擒拿破仑处。及游巴黎，观拿帝坊陵，巍然旌旗，尚匝其红文石榇。及观蜡人院，拿帝殗殜帐中，一子侍疾凄然。于英雄末路也，慨然感赋》有序云：“余游拿破仑纪功坊，见拿翁将死蜡像卧帐中，属纩垂绝，其子愁眉侧坐而侍疾，一桌二几一榻，奄奄英雄末路。我心恻之。雄心屈于短图，远志抑于近虑。幽于荒岛，斜对夕阳，海波渺瀰，追怀夙昔，金戈铁马，已为昨日之山河；残喘离魂，将为蓐食于蝼蚁。奋飞难再，断肠奈何？斯亦拔山盖世之雄所凄楚哽咽者已，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来者之无常，本纵浪于大化；喜欢则乘愿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假以黄金铺地，终有崩决之时；成住寰空，何恋何爱？藉非为救世度人而来者，虽有英杰，西山日薄，漏尽钟鸣，能不悲乎？”诗云：“滑铁卢中龙血黄，囚龙绝岛太苍凉。万里战云收大陆，百年霸业对斜阳。旌旗惨淡扶归榇，观阙嵯峨表石坊。最痛繐帷殗殜日，奈何低唱月微茫？”(32)《游墨西哥》七律二首有序云：“贯其南北，母山为背，左右斜落为平原，地瘠苦，二千里不生草木。税重民贫，天寒皆无衣褐，以毡贯颈，汽车中人备五色，亦诡奇之观矣，风化杂沓皆守旧也”(33)。《携同璧游那威北冰海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序云：“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德主威廉作华表像于巅，德公卿名士刻石甚夥，行舟时亦适遇德王弟轩利来，足见德人之好事”(34)。五古《戊申六月廿九日泛黑海》有序云：“自罗马尼亚乘船。戊申六月廿九晓起，自船中望黑海，澄波万里，紫澜微回，渐见冈峦，惟多剥皮。东坡诗曰：有山秃如赭。盖地有运会，苟非其时则气不泽润。行数时，渐近突京，平冈迤递，颇有古垒及村落，然山色枯而力弱，与欧西迥异，足觇突厥之衰矣”(35)。可见，康有为海外诗中的诗序，对说明新奇的新世界风光、介绍外国的历史人文景观、表达作者的内心观感等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古已有之的诗序的作用在康氏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而且，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诗歌题材的日益广阔的拓展，当诗序这种传统文体样式和表现手法被运于海外诗的创作中的时候，就自然具有了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诗歌体式、特别是诗序体式的作用。
吴承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诗序有其独特的艺术功能，诗序可以弥补抒情短诗的某种缺陷，它扩大诗歌的背景，增大其艺术涵量，增加了诗歌的历史感。优秀的诗序与诗歌宛如珠联璧合，不可或缺”(36)。康有为的一部分重要作品在诗与诗序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明显的二者兼顾兼擅的意识，在这些诗作中，诗与诗序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实现了二者相成、共生双美的创作用意和艺术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诗作之前的长诗序，表现出明显的文章化倾向，也就是说，作者基本上是将这些诗序作为独立的文章来写的。这些诗序在内容涵量、色彩风格、地位作用等方面是明显地高于诗歌本身的，这种情况较之以往的诗题与诗序合一的追求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康有为诗中出现的“序胜于诗”现象也应当看作是传统诗歌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三、诗注
诗中夹有作者自注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方式和表现手法。跟诗题、诗序与诗歌的关系一样，诗注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短到长、从随意为之到有意交代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不断演进成熟的一种表现，又是其不断寻求突破的一种方式。就康有为的诗歌创作而言，与长诗题和长诗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一部分诗作中，有意运用了为数不少的自注文字，用以对诗歌内容做必要的补充性说明，或者是对相关情况有所交代。这些诗注，有的非常简短，只有几个字；有的则相当长，可以多达百字或者更多。
《戊戌八月纪变八首》首有小序云：“今佚其三，乃怀徐东海及哀诸新参也”。其第一首云：“缇骑苍黄遍九关，飞鹰追逐浪如山。我横沧海天不死，犹在芝罘拾石还”。后有注曰：“吾乘英船名重庆者往上海，道出芝罘泊船，吾登岸徜徉，拾石而返。登青莱道彭某奉追电时，登舆往胶，到胶省电急返烟台，而吾船已行矣。乃命驱逐水雷舰、飞鹰铁舰来追，以乏煤中道返。梁任公曰：先生以八月初二日奉朱谕命出京，初四日复由林暾谷京卿传口诏促行，初五日遂行。初六日而难作，闭城大索，而先生犹在天津也。初六日午乘重庆船发大沽，其后芝罘、上海两处名捕，意脱于难，若或使之焉”(37)。除康有为所作诗注外，外有弟子梁启超所作的诗注，师徒二人共同记载和说明了变法运动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经过和具体情况。《闻前礼部左侍郎徐公子靖之丧，哭祭而恸》长篇五古之后有注云：“此诗作于戊申，瑞典误传凶耗，设祭而作。后乃知侍郎尚生，三度西湖泛舟话旧，告以此诗，为之索笑。今了巳八月二十二日，侍郎乃逝，哀恻心脾，又设祭为文以哭之，书此以为记”(38)。《壬戌年正月十四夜，自沪来杭，道过戏园，有告以今夕演光绪皇帝痛史者，下车观之。甫入场，即见面扮现老夫冠带地台上，观客指而议论叹息，不知老夫之在场也。感叹伤心，口占得十八章记之，后之读者应有感也》这一长诗题下的十八首诗，均为七绝，其中第十一首云：“诏书竟引红丸案，谓毒今皇已大行。英领登舟先问我，可因谋弑去京城”。注云： “吾由英重庆船至沪，英总领事璧利南遣濮兰德登舟，持吾像见吾，入房曰：‘汝弑皇上乎？’吾曰：‘安得有此怪问？吾忧特达之知变法，天下皆知，感激知遇，至愚亦无弑理。’乃出上谕相示曰：‘已革某官康有为进丸毒弑大皇帝，着即就地正法，钦此。’吾阅毕流涕曰：‘上已大行乎？’即投海。濮兰德抱吾曰：‘消息不确，闻皇上犹在，汝宜少待。’乃以兵轮渡吾还港。盖证明红丸案以进丸毒弑，归罪于我，若吾一杀，即在北弑上。特印吾像，遍发全国，舟车皆有搜，持像对照，遍电郡县拿办我，实为弑上也。及诡谋不行，吾不能戮，无从行弑，乃更备围颐和园。十日中伪旨数变，吾之蒙天幸者，以上天命也”(39)。诗注中通过相当详细的具体情节、人物对话的纪实性描述，记载了戊戌政变过程中与康氏有关的重要事件，具有补充说明诗歌内容的重要作用，与长诗题一道，构成了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载，作者的创作用意也由此得以充分地实现。
康有为在海外写下的大量记游记事诗中，经常使用诗注，这与这些诗歌的内容新颖、需要特别交代有关，也与康氏对自己所见所历的事物怀有浓厚的兴趣有关。如《免恨京三咏》之二云：“啤酒尤传免恨名，创于湃认路易倾。吾曾入饮王酒店，三千人醉饮如鲸”。注云： “吾性不饮酒，德食店不饮者多出一擘。故吾饮啤酒，尤爱免恨啤，免恨英音读为猫惹。此酒创于湃认王路易，德音呼王为倾。有王酒店，吾饮焉，大容三千人，沉湎常满饮者，琉璃杯大如斗。然德人之肥泽由啤酒，醉不害事，亦饮中之佳品也”(40)。《萨逊四咏》之三云：“萨逊雕墙最妙精，旧宫新院夹河城。王宫杂宝值八兆，小国穷奢亦可惊”。注云：“萨逊土木之精，名于欧洲。旧宫今作博物院，尤伟丽，几冠欧土。王宫藏杂宝值八百兆金，玉珠钻牙漆宝石铜铁各异宝，光怪瑰异，吾一一摩挲之。小国穷奢如此。昔者欧民之苦甚矣，然今民乃甚富。可见立国有方，又不在区区奢俭之间也”(41)。《刊士丹士三咏》之三云：“约翰呼斯焚石处，铁围碧草尚凄凄。师徒守死难徇教，地狱天宫应尔齐”。注云：“波问人约翰呼斯先马丁路德拒旧教，有遗宅居此，即囚于寺下，与其徒气罗尼谟士同焚于此，今以铁阑围石刻碑焉。碧草凄凄，坚苦守死，以善道，遂为此地名迹”(42)。这些诗注，使用了大量的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新名词术语，还有大量的译音词，对诗歌难以展示的外国奇异风光、史事、人物作了细致说明，对了解诗歌内容和作者感受具有直接的作用，对认识这些的诗歌的内容来说，这些诗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作本身，甚至显得比诗句还要重要些。从诗歌体式的角度来看，这些诗人有意为之、精心结撰的诗注对于增强诗歌的叙述性与纪实性特征、更加充分地完成诗人的创作主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实际上已经在改变着传统诗歌的文体习惯，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
还有一种诗注并非作者自加，而是康有为的弟子所加。这些注在作意和作法上与康有为所作有明显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只是角度、口吻有所区别而已。因此，这些诗注也同样值得注意。《八月九日，在上海英舰为英人救出时，伪旨严捕，称吾进丸轼上，上已大行，闻之一痛欲绝，决投海，写诗系衣带。后英人劝阻，谓消息未确，请待之，派兵船保护至香港》云：“忽洒龙漦翳太阴，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波涛夜夜心”。前有序云：“时英总领事璧利南谓在广州，久慕我讲学，故力请教，甚感其意”(43)。后有梁启超长注云：“梁任公曰：戊戌之变，群贼自始欲甘心于先帝，故六七月间，日兴讹言，谓帝疾大渐相惊，以内务府已查大行典礼，又摭愚民仇教之邪说，谓南海先生曾以一丸进帝，服之，遂为所迷惘。此等谣诼，遍布辇毂，并为一谭，牢不可破。其处心积虑则在逮南海先生后，旋即弑帝，因归罪于先生而诛之。故逮捕时，伪旨称帝已大行。其时上海道蔡钧以此伪旨遍示各国领事，各领事无不见之，故各国报纸咸恨我国恤。英领事往救先生，即挟此伪旨，行文中有八月初五日大行皇帝遇毒上宾之语，先生亲见之，一痛几绝。此诗所以有帝星沉之句也。而先生为英人所救，事出群贼意外，惮西邻责言，未敢遽行弑逆，而收捕党人又苦无名，乃一变而为谋围颐和园之说。此说起于八月初十日以后，初发难时无有也。此诗根于英领事所持伪旨，实为本案铁证。今者先帝已矣，而凭几末命，犹未免杯弓蛇影。微闻今修实录，无一人敢存直笔，先帝之冤，将永不能白于天下后世矣！谨记所见闻，以告良史”(44)。梁启超作为弟子，为先生之诗所作诗注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一方面要体会康氏创作的主旨，一方面要表现自己对诗中所表现的事件的看法与认识。从以诗存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诗注明显扩大了诗歌的内容含量，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以诗纪实的创作目标；从诗歌文体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文体样式既不同于传统文学创作中的评点与批注，又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诗歌批评，而是对传统诗注习惯的一种变革，有其探索与创新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最多地在绝句尤其是七绝中采用诗注，在五七言律诗中也偶尔采用，而在古体、歌行等其他诗体中则绝少甚至不采用诗注。这种情况当与近体律绝尤其是七绝的短小灵活、自由随意、含量不大等特点有关，也与中国古典诗歌中诗注的运用传统习惯及其与诗本身的关系相一致。
四、结语
可见，在文人政治家康有为的诗歌创作中，诗题、诗序和诗注的频繁使用和表现出来的明显的长篇化、文章化、纪实化的倾向，可以视为共同的创作指向。这些特征既反映了康有为个人的文学观念、创作用意和创作特点，也反映了在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准备和演进之后，近代旧体诗歌发生种种重要变革的趋势，具有一定的时代文学和文化内涵。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以传统士人入世情怀为基础的强烈的政治意识，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远走海外之后更加明晰并迅速加强的“诗史”精神。梁启超曾评价乃师说：“先生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故其诗虽非刻意有所学，然一见殆与杜集乱楮叶”(45)。康有为深受杜甫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诗歌形式方面的，更应当包括入世的人生态度和致君尧舜、悲悯生民的情怀。这种创作精神和人生态度必然也反映在许多诗题、诗序和诗注之中，从而构成康有为诗歌创作一的个突出特点。当然，给予康有为诗歌创作深刻影响的远非只有杜甫一人。
其二，卓荦超群、自我期许的文士才情和大胆探索、不受羁靡的创新精神。从总体上看，康有为是一个思维敏捷、才情过人、文人气质极强、敢思敢想、敢作敢为、极其自信的人，对于政治、学术如此，对于文学创作及书法理论也如此。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眼中何处着元明。……扫除近代新诗话，冥契箫韶闻乐声”(46)。如此淋漓畅快的诗性表达很能够体现康有为的诗歌创作个性，他在诗题、诗序和诗注制作与运用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当然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
其三，从传统诗歌继承与创新的角度来看，康有为这些作品在诗体解放与新变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具有一定的文学史特别是文体史价值。生活和创作于中国古典诗歌最后兴盛、迅速变革阶段的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迅速变革、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感受极为深刻，因此他对诗题、诗序和诗注的运用，虽对以往的诗歌创作习惯有所继承，但仍以创新与变革为主要特征。这种基于传统大胆创新的诗歌特征不仅表明康有为个人诗歌创作的特点，也透露出中国古典诗歌创造与变革的重要声息。
其四，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史、戊戌变法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反映近代历史事件特别是重要历史细节的诗歌作包括诗题、诗序和诗注，也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馀事为诗的康有为对于政治的热衷是非常突出的，这种情愫即便在经历了种种锉折打击之后依然如初。而作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和当事人，康有为诗歌中留下这些形象载记的史料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当然，作为文学创作的诗歌有其诗性特征，这些记录和表现也有康氏自己的方式，因此康有为诗歌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史料价值还需要与其他方面的材料共同参证，这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9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101～102页。
③康有为：《自序》，康保延编《康南海先生诗集》，中国丘海学会，1995年7月，第23页。
④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61页。
⑤⑥⑦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128、113页。
⑧参考吴承学先生：“苏黄的确喜欢长题，在他们的诗歌中，长题占了很大的比重，有时长题之外还另加小序”。见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119页。
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 《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53、76、369、408、107、109、148、150、254、289、290页。
(21)(22)(36)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121、119、125～126页。
(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第11、32、90、142、243、265、268、342、343、190～191、221、249、255页。
(37)(38)(39)(40)(41)(42)(43)(4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 《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第91、353、418～419、239、237、238、90、90～91页。
(45)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9页。
(46)康有为：《论诗示菽园，兼寄任公、孺博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第288页。此诗又题《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末句作：“惝恍诸天闻乐声”。见康保延编《康南海先生诗集》，1995年，第45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