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第二商业周期：公元800年的地中海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中海论文,公元论文,周期论文,走向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史学家眼中，地中海从不是一潭死水。有史以来，出使人员络绎不绝地穿梭于东西两岸；微观区域的“连通性”，例如港口之间小规模的贸易，亦从未出现停滞，正如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珀塞尔最近强调的那样。迈克尔·麦考密克也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地中海各种类型交流网络贯穿整个早期中世纪，即便是地区间交换的低潮期——具体时间在他看来是650-780年——也在此列。①所以，在某种层面上，正如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所述，跨区域交换关系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讲，地中海地区的交换网络十分密集，可轻而易举地实现一个地区之于另外一个地区的影响。例如，塞奥法诺公主以区区一人之力将10世纪后期德意志的宫廷文化传播开来；单独或成群的工匠不断迁徙，通过两条路线将双耳带釉陶器从东地中海带到西地中海，其一是8世纪后期这些器物从君士坦丁堡传播到罗马，其二是从伊拉克流传到叙利亚和埃及，然后在9世纪到达突尼斯、西西里和西班牙。②在如此密集的交流网络之内，各地区之间物质文化相互交融，甚至不需要借助商业活动的力量。 尽管如此，大会主题“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引领我们关注更加纯粹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经济交换，而非基于个体的小范围交流。的确，个体交流的意义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区域间交流非常活跃的时期与相对封闭的时期是明显不同的。圣哲罗姆可以在386年毫无顾忌地从西方到伯利恒，并从那里毫无困难地给人写信，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拜访他；同样，在1200年，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可以在黎凡特诸多口岸进进出出，与在意大利并无二致；而无论圣哲罗姆还是意大利商人，他们只是跨地中海贸易网络中的一小部分，这片海异常繁忙，每年都有成百上千艘商船穿梭而过。然而，大致处于这两个例子中间的时段，威利鲍尔德在723-724年间从西方到达耶路撒冷，这次行程可谓开拓之旅，虽非绝无仅有，但也足以大书特书。③此类行动对任何跨文化交流也多出一番含义。与人交流越少，别人就越神秘；如果你处在一个不能轻易买到牛仔裤的国度里，音乐电视频道就别有一番滋味。这样看来，这场研讨会讨论经济关系的特征，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经济的大环境对于正确地理解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主要针对大会议题的早期阶段。我将把四个区域作为观察点来研究公元800年前后的地中海经济交换，它们分别是埃及、黎凡特、拜占庭帝国的爱琴海腹地和意大利，以便了解该时期的经济交换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这其实是一个区域间的物品流动非常贫乏的时期，是接下来500年的发展的重要起点。但是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首先讨论三个基本的、普遍的原则。它们是理解经济交换的重要框架，分别涉及交换的不同类型、经济周期的韵律、区域经济的重要性。 第一，交换的不同类型。从坐标的两轴来看交换的类型也许是有用的，因为交换进程涉及两个而不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其一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人类学区分。它把交换分成礼品交换和贸易，前者是一种方向性明确的物品流动，卡尔·波拉尼称之为“再分配”。礼品交换和贸易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为了建立或维系社会关系，后者涉及私人利益，原则上也可以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④。当然，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难以区分之处(比如说，有人可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旧汽车卖给他的兄弟；可能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有人也许会暗自把别人送来的圣诞节礼物价值加起来和他自己花费在这上面的金钱进行比较)，但仍有本质区别：一个建立社会关系，另一个则不。“再分配”在我们研究的时代主要是指税收和贡赋，也有一些难以区分之处(很多贡赋被花言巧语地说成是礼品赠送，很多税收都被政府低价强制征收)，但与礼品交换和贸易均有所不同，并且常常成为像贸易一样重要的交换手段，在罗马帝国晚期尤其如此。那时，从埃及、北非、西西里等行省运来大量的谷物和橄榄油供养着首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以及多支军队。 交换的另一个方面是规模，可以用坐标的另一个轴来表示。这里也有在交换中起作用的三个层次：奢侈品、大宗贸易和地方性小型交易。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地方性交易，交换通常发生在一个村庄的农民或两个村庄的农民之间。奢侈品交易——所交易的是显示政治或经济精英地位的稀缺商品——也一直存在，它通常跨越范围广袤的地理界限(如从今印度尼西亚到西欧的香料贸易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未被打断)⑤，尽管根据时空和品味差异而出现巨大变化。大宗贸易是经济体系规模的重要标志。在中世纪地中海，这就意味着原则上大部分地中海人都可以买到所需商品，如廉价纺织品、铁器、陶瓷、木材，还有谷物、酒、橄榄油等可耐久保存的食物。假如需求足够旺盛，上述手工业产品，包括纺织品(及其原材料，如羊毛)、铁器、陶瓷可以在很大的区域内大量廉价出口；但是这种贸易有赖于其低廉的价格，以便同当地的产品竞争，这些产品通常质量低劣，急需时每个村子都可以生产。谷物、酒、橄榄油等商品的情况更是如此，它们在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生产。假如说，你发现意大利人家中有非洲突尼斯地区的餐具(可能公元400年和公元1000年都有发现，居于其中的800年却没有发现)，或发现希腊人家中有巴勒斯坦的双耳细颈酒罐，这都证明地区专业化分工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大宗出口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无法据此推断出这种交换活动是商业行为还是“财富再分配”(如以税收的形式)，但却可以一窥地区经济体系的规模几何。显然，这些只有透过大宗贸易才能体现，奢侈品贸易是不可以的。当然两者也有难以区分之处：大理石、玻璃、最便宜的丝绸还有奴隶(取决于他们的用途)是典型的奢侈品，同时也是重要的大宗贸易商品；异国情调的瓷器可以变成奢侈品(如6世纪英国的非洲餐具或阿拔斯王朝的中国瓷器)；相反，香料在香料群岛就不是奢侈品。但无论如何，奢侈品和大宗商品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奢侈品贸易一直存在，但大宗贸易却并非如此，它们起起伏伏，反映着经济体系的兴衰。这里必须附加说明，11世纪开罗戈尼萨文书以及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的意大利档案清楚有时还详尽地记载了纺织品的情况(其所记载的纺织品实际上总是与纺织品贸易联系在一起)。而关于在此之前的时期，最能体现大宗商品交易以及经济体系运作的是陶瓷，这点从很多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中都可见一斑。 第二，我要简单讲述自己对于经济周期的认识。过去两千年的地中海及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可以分为三大经济周期，最后一个周期是西欧主导、日益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现代周期，我们在此不做赘述。第一个经济周期是罗马帝国时期，它的人口和疆域于公元4世纪在地中海西部臻于顶峰，公元6世纪初在东部最为兴盛。从产品交换的角度来说，该经济周期统一起整个地中海，其程度可以说是绝后的。学界长期以来都对该时期地中海贸易的兴盛程度和时间划定存在争议，但考古界在提奈帕尼拉发现了融合各地区餐具风格的陶瓷样式，相关争议就此停息。这充分证明了地中海地区餐具、葡萄酒、橄榄油甚至纺织品的流通都处在一个异常活跃的交流网络之中，说明沿海地区已经连为整体，商业网络的影响还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深入其腹地。⑥该经济周期的主要推力来自于罗马的税收制度，它保证了海上运输的进行，特别是与地中海南岸谷物主产区的联系。但它也是贸易的周期；餐具尽管不是作为税收征收的，但却处于广泛的流动之中；439年汪达尔人打破迦太基-罗马的税收体系，西部的财政发动机停止了运转，但是该周期的衰落却是两个世纪之后的事情。公元70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非洲瓷器在罗马依然很重要，虽然此时罗马是少数它可以到达的地方之一；700年后，就不是这样了。⑦同样，在更为复杂的东地中海贸易圈里，在波斯人618年攻占亚历山大里亚造成的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就此终结后，贸易仍在继续，在7世纪30年代有过短暂复兴(我们推测)。然而，与我们的直观感觉不同的是，相较而言衰落的速度更快一些；从瓷器贸易来看，公元700年是东地中海大部分跨区域大宗贸易的终止符。 地中海商业的第二大周期是在中世纪盛期。根据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精辟著述，该周期的核心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城市如开罗、大马士革，前者有富饶的尼罗河谷地支撑。在强盛时期，该周期互相联系的贸易网路西达阿尔梅里亚和塞维利亚，西北到威尼斯和热那亚，北抵君士坦丁堡，东至巴格达、印度洋和中国。⑧这一商业周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但在我看来，它的特征却最不明晰，尤其是其规模与分期仍有争论，因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并不尽如人意。从分期来讲，在最初埃及人和稍后的意大利记载中都相当清楚地表明，它在1000-1350年间很活跃；海路先是在11世纪由阿拉伯人控制，后来是意大利人。当然，我们的这种认识也许与我们的史料来源的转换有关，即由埃及的资料转换为意大利的资料。但实情也大致如此。本文不直接关注它何时衰落(及原因)，而更关注它兴起的时间。尽管在此问题上仍然有很大争论，我自己更愿意赞同把公元800年前后作为此周期开端的观点，迈克尔·迈考密克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近来对该观点进行了权威性的辩护。该观点认为，地中海贸易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缓慢但稳健地增长，并最终达到公元1000年戈尼萨文书所记述的高度。⑨ 地中海商业第二周期曾经达到何种规模、何种高度，应当交给本次会议的同人们来决断，但本人在此略提一二。不像罗马帝国时的第一周期，这次是由许许多多的政权实体(sovereign states)组成的经济网络。它们中最大的阿拔斯王朝也仅仅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地中海，而且早在10世纪其财政单元就已经分崩离析。这也就意味着在第二周期，远途贸易的财富再分配成分并不牢固，商业贸易占据绝对主要的地位。当然，在该时期组织良好的大政治实体内除外，比如东北的拜占庭帝国和南部的法蒂玛王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处于第二经济周期的地中海世界，食物流动的比重下降。当然，没有稳固农业腹地的大城市，比如君士坦丁堡或1250年后的佛罗伦萨，不得不组建相对复杂的贸易网(在一定程度上，财税放在首位，商业第二)来确保食物供给。还有，虽然这一时期考古发掘认为，随着双耳细颈瓶缓慢地减少，液体食品的贸易量一定大幅减少；但人们可能据此低估了粮食贸易的整体情况，至少橄榄油贸易仍继续进行。尽管如此，手工艺品是此时贸易重心所在。在地中海历史上，罗马人热衷的跨区域食品贸易规模使后人无法望其项背。 第三，就要介绍和我们分析视角息息相关的一个原则。通常说来，在埃及、爱琴海等大经济区，远途贸易在经济上不如当地内部交易重要。如果抛开新殖民主义造成的经济附庸(和小国的合并)不谈，当今世界也是如此。即使在2004年的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平衡与否仅仅是众多反映经济繁荣或衰退的一个晴雨表。就我们研究的时代来看，这种说法更是千真万确。我们不能因为香料贸易的浪漫，或是因为威尼斯船只和港口装满或者堆满布匹，就将地中海贸易幻想成国与国之间的互通有无；泛地中海贸易即便在其巅峰期之内，也无非是各地区贸易之汪洋大海上泛起的一朵朵浪花。14世纪以前，对于威尼斯及类似中转站而言，它们只是一个个没有政治腹地的孤立城市，而在本文涉猎的时期，它们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点而已。就一些较大规模的地中海区域而言，内部交换是主要的商业活动；实际上，远途贸易只是随着区域相互交流的日益密集和往来频繁而成长起来的副产品。这也充分说明，远途贸易是以一个个小地方为基本单位的：比如1000年左右，商路从亚历山大里亚向西，经由埃及-巴勒斯坦交换区、突尼斯-西西里交换区(这里向北联通比萨和热那亚)，到达西班牙-摩洛哥交换区。大部分事实上的远途路线仅仅把小型的跨区域航线连接起来，几乎没有船只从地中海此岸航行到彼岸。因此，正如麦考密克指出，与8世纪相比，9世纪的“大航海路线”十分复杂而多变。⑩而与之相较，各地区的内部航线只会更加复杂。 本文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关注普遍的、方法论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上文的第三点评述也为接下来简述(非常简短)四个经济区域的概况做好了铺垫。本文最后的部分将回到普遍性的问题。 从罗马统治到中世纪中期，埃及是地中海世界经济变化最小的区域。考古发掘和丰富的文献记载的所有信息都显示，建立在尼罗河河谷富饶的农业基础上的埃及拥有一个稳定的内部交换经济，依靠千里水路，可以从南部的阿斯旺直抵亚历山大里亚。5—11世纪，埃及主要的餐具是阿斯旺黏土烧制的，而且丰富的阿斯旺产品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考古发掘对象。酒的生产稳定，商业化程度高，不仅集中在中部埃及，像艾什蒙(也就是罗马的埃尔穆波利斯：它有自己优良的酒器)，还集中在尼罗河中游河谷大部分城市，也许还在三角洲部分地区。(11)纺织品生产向来十分重要，羊毛制品来自尼罗河中部如巴娜莎(罗马的俄克喜林库斯)和古斯，亚麻制品来自法尤姆和三角洲地区。(12)虽然留下的史料不多，但在10世纪纸张得到推广之前，莎草纸一直都是三角洲地区的重要产业，这里俨然成为制造业重镇。上述还仅仅是埃及最主要的产品和产区，埃及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无论是在中世纪早期还是其他时间，埃及拥有由地区—亚地区—地方等多层级构成的复杂制造业系统。 其中，粮食生产是经济之本，埃及农业产量高，专业化非常成熟。在所有历史时期，粮食是埃及税收的主要来源，可以说，稳定的税收为前文提及的商业交换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框架。罗马帝国晚期，这里的粮食税养活了君士坦丁堡和东部军队，然后是亚历山大里亚；与此相反，倭马亚王朝时这些粮食税被留在了埃及，并集中用于新都福斯塔特。公元800年前后的一个世纪里，阿拔斯王朝企图在更大范围内重建统一的财税制度，在埃及却引起一系列的抗税斗争，动乱的形势直到9世纪30年代才得到控制；10世纪时，埃及再次取得政治和财政上的独立。(13)从7世纪中期到奥斯曼时期，因为缺乏税收与财政方面的推动力，埃及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中海和中东贸易网络；考古发掘亦表明，从突尼斯而来的餐具和从塞浦路斯而来的橄榄油，似乎也在7世纪时中断。(14)陶瓷制品的考古发现证明，从公元700年到11世纪，埃及和其他地区的陶瓷制品贸易非常有限(贸易从未中止，但贸易量非常低)；韦罗妮卡·弗朗索瓦认为，从前曾有大批突尼斯餐具进口到亚历山大里亚，而直到1100年左右，贸易量才恢复至原有水平。戈尼萨文书告诉我们，与突尼斯和西西里之间进行的大宗纺织品贸易，到1000年已经恢复(15)；但是，8—10世纪，进出三角洲地区主要港口的货运仍处于低潮期。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是奢侈品贸易中心，埃及内部亦保持着复杂的商业(和财税)往来，它不需要与外部交往，便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并高度繁荣。换言之，埃及各地区之间联结紧密，并且，其交易的大门向其他地区敞开着。但是，要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和交通网络，其他地区需要同等地开放，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 只要人们去过罗马帝国晚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商站，就会知道它们曾经非常繁荣。然而，两地的经济结构肯定更加多样化、更加支离破碎，并且，对于公元800年以后的时期，由于考古发掘不尽如人意，文字记载更是寥寥，要说清其情况更加困难。此地区边缘部分何时衰落引起了极大争论，至少我见过的就有550年、650年、750年、850年甚至是950年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毫无疑问，在整个中世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商业上是活跃的，但由于地理方面的复杂性，它的整体联系注定不如刚提到的埃及。罗马帝国晚期的巴勒斯坦海岸和安条克丘陵地带，分别是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重要产地，它们的产品行销东地中海各地。在第一商业周期的辉煌时代，这两个地方和突尼斯都是地中海地区最离不开的富饶之地。第一周期没落后，黎凡特沿海地带就陷入危机，700年前后城镇人口减少、农村被荒废，也许只有和内地紧密联系的凯撒里亚避免了厄运。(16)另一方面，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内部经济在倭马亚王朝和以后似乎仍保持着繁荣局面。质量精美的当地陶瓷制品生产维持到8—9世纪，新的制品比如750年左右主要流行于约旦河谷的玛弗佳器皿(Mafjar ware)也出现了。但上述物品的交易范围都很小，畅销整个黎凡特地区的商品几乎没有。可以想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向见长的纺织品生产和贸易也被同样局限在地区内部；从新近出土的罗马帝国晚期的5件双耳瓶(仅仅列举一例)，可以看到酒的生产也如此。(17)该地区在7世纪早期至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切表明，罗马帝国财税制度的土崩瓦解似乎使得统一的地区商业不复存在。当然，倭马亚朝仍在征税，但它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税收区域很小。该地区与埃及地区一样，直到阿拔斯朝才建立起大规模的财政体系，但那时财政体系的重心已不在地中海，而是转移至伊拉克。 很多人将公元750年看作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经济衰败的关键节点，此时阿拔斯王朝将政治中心移出大马士革，一场严重的地震又沉重打击了叙巴核心地带。但从商业角度看，就不得不得出相反的结论：8—9世纪是此地区商业贸易的扩张时期。我们首次在黎凡特发现伊拉克精美的餐具；最重要的拉卡和其他东部中心的彩色釉器(中国陶瓷的仿制品)，于9世纪初兴起，并很快传到叙利亚；其他优良器皿亦如是。(18)我将这种地理扩张归因为阿拔斯在巴格达财政中心强大的影响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往来紧密程度。虽然800年之前被分割成一系列地方性经济，黎凡特仍充满活力，维持着生产的复杂性；因此我推断，在阿拔斯强有力的财税再中央化推动下，一些城市中心如耶路撒冷、太巴列、杰里科、霍姆斯、阿勒颇，很快又恢复了交换。但是从地中海的角度看来，贸易复兴似乎走错了方向，即越来越偏往伊拉克。阿勒颇而非安条克才是中世纪北叙利亚的中心，南部则是亚喀巴而非加沙。800年后，尽管原因不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像埃及一样封闭：区域繁荣不再依赖或从未依赖广阔的地中海。尽管如此，一旦黎凡特经济被整合起来，基于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它极有可能利用地中海交流的机会——只要这种机会出现。 拜占庭帝国的爱琴腹地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和叙利亚类型形成对照。除了800年前后个别皇帝如君士坦丁五世和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Ⅱ)短暂地扭转了僵死的政治和经济颓势外，拜占庭在整个7世纪深陷于危机的泥潭。从交流的角度来看，由于人们对于两帝中兴时期的认知不够深入，也很难取得相对一致的见解，更由于遗迹的缺乏，考古断代绝非易事。然而对爱琴瓷器尝试性的解读也许能让我们在两个层面一瞥800年的交换体系。第一个层面是本地交换，贸易产品多为常见的陶器制品，如格尔蒂和普西拉岛的彩绘陶，以及希腊半岛东海岸各种不同的彩绘陶。值得一提的是，在希腊一些地区，手工陶器的生产流程非常简化，其高效率在整个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世界都难得一见——类似情况似乎仅在遥远的西班牙东南部才能见到。(对此已有诸多研究，有文章认为这些陶器是斯拉夫人的创举，我相信这种观点已经被新近的研究推翻了，但不论其生产者是谁，流程简化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19))这种陶器构成了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简单而基础，仅局限在很小的地区之内，说明人们对其需求有限，并且这种需求可能是时断时续的。它们折射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富(和贵族权势)的力量并不突出，至少在爱琴海希腊一侧是这样的，土耳其方面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因此，与黎凡特或者埃及相比，这些是希腊地区陷入危机的标志。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里与外部世界也存在着一些交往与联系。8—10世纪，君士坦丁堡白釉器皿(大约从6世纪开始生产直到这一周期)可以在爱琴海南部的一些海岛找到，其中尤其是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东部。后罗马帝国晚期的两种双耳细颈瓶在8世纪的斯巴达、艾伊娜、格尔蒂、普西拉岛、克里特，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甚至意大利被发现；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地还太早，而且也不太可能非常相像，但它们说明持续的交换网络(或许是酒的贸易)是存在的，并且至少跨越了相当长的距离。(20)这种中距离贸易只是地方性经济的补充，但它们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海岛和希腊的政治重镇大概都是这种贸易的受益者；可以想见，美酒也被运往土耳其海岸的士麦那和以弗所(795年该城举办了“大集”)。正如以弗所集市一样，这一交换体系一定具有商业意义，罗得海法有关商人的条款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但恰如约翰·霍登所述，以首都为首的政治中心才是商业交换的主要参与者，国家力量才是维系交流运转的主要推手。(21)拜占庭财税结构依然高度集中，即使在某些地区贵族的财富暂时受损，这种结构也一直是需求的核心所在。 7世纪严重的危机使爱琴经济在“微区”层面上的复杂程度不如800年的黎凡特地方性经济；但它依然要比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更像一个经济单元。由于海洋被陆地所包围，海岛散落其中，爱琴海具有交换的天然优势，有几种商品甚至可以从君士坦丁堡直抵克里特岛抑或更远的地方，这种地理上的跨度在彩釉出现之前的叙利亚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一旦城市考古发掘顺利展开，人们甚至可以期待在西西里发现800年左右的白釉瓷器；威尼斯也有可能。阿拉伯人而非拜占庭人是第二商业周期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他们更富有并因此拥有最旺盛的需求；但至少在第二周期之初，也就是公元800年左右，拜占庭帝国及其统一的财税制度才是地中海大宗贸易长途运输得以开展的主要动力。 800年的意大利几乎和黎凡特一样四分五裂，而且普遍更加贫穷(尽管那里的交换要比爱琴地区地方层面的交换更为明显)。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样，罗马帝国时期，它完全被卷入地中海交换网络，随后分裂成许多经济微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半岛的极端政治分立(即使查理曼征服后，依然有6个政治实体)；另外一个原因是，到800年，除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外，拜占庭的财政体系在各地崩溃。最近的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尤其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存在小范围的交换网络；陶瓷器皿为主要商品，虽然没有技术方面的缺失，这些陶器并不追求质量。通过文献资料，我们还发现意大利大部分都是小贵族，他们的领地狭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需求及其地理界限相对有限；包括教宗在内仅有的统治者更富裕一些，但如果没有税收系统，他们也不能仅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一个区域性交流网络。(22)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在此之前，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主要停留在地方性水平上。 我已有文章专门探讨意大利经济的碎片化，其中观点亦被大量考古发掘所证实。然而，在此，我们要指出两个例外。一个是威尼斯，由于在君士坦丁堡享有政治特权并与亚历山大里亚保持着商业往来，并且借助于亚得里亚海航线，它在800年成为交换中心。(直到10世纪，亚得里亚海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迈考密克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威尼斯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源自于奴隶贸易；作为一个“贸易港”(波拉尼的术语)，它把加洛林王朝战争中的奴隶运往南方，把东方的奢侈品运往北方的法兰克帝国。翻开任何中世纪经济史，威尼斯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它的兴起经常被看成整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我希望在此强调威尼斯在大宗商品运输方面的区位劣势；如果不是去往意大利北部市场，威尼斯通往欧洲各地均不得不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重重障碍，其运输成本可想而知。威尼斯最为擅长的，其实只是在地中海和北欧之间转运奢侈品而非日用品，沿罗讷河逆流而上才是运送大宗货物的更便捷途径，但罗讷河的这种中枢地位在公元700-1000年之间的文献中还鲜有记载。(23) 也许此时的南第勒尼安海岸更具意义，它涵盖了罗马—西西里一线。作为晚期罗马世界的元老封地，尽管到800年其领地财富的规模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仍是一个可识别的次经济区。罗马帝国虽然逝去，交流仍在继续：8世纪晚期刚刚问世的罗马釉陶(广场花瓶)在9世纪已见于南第勒尼安海岸一带；那不勒斯的酒器可以在从罗马—西西里一线找到；卡莱布雷兹瓷器的分布也几乎可以达到同等规模；在罗马则发现了西西里油灯。(24)这种“微区”间的交换带有地方经济的色彩，这使人联想到爱琴海地区，然而这里的交换是在独立国家之间进行的，因而是商业性的。阿拉伯人入主西西里后，这种交换被保留下来。毫不奇怪，在这个大的区域中，那不勒斯地区的贸易港市在9世纪纷纷崛起，其中最著名是阿马尔菲；至少在这里，已经存在着一个贸易交流网络。在800年的西地中海，这里是我们唯一能窥见大宗商品贸易的地方——即使规模较小，其典型的海上特征只有以财政体系支撑的爱琴海网络才可比拟。当然，如果与尼罗河上下游间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复杂性相比，无论是爱琴海还是南第勒尼安海都会变得暗淡无光。 公元800年的地中海世界足够平静，最重要的是，地区经济各成一体，之间鲜有联系，经济复杂性程度迥异。如果篇幅允许我介绍西地中海其余地区类似的概况，那就有必要介绍地区碎片化和生产简单化的典型的例子，比如法兰西，尤其是西班牙，而即使在阿非利加(Ifriqiya，即现代突尼斯)这样的传统农耕区，公元800年前后的经济交换都是非常稀少的，整个非洲海岸几乎都是如此。关于这一时期的西西里考古发现不多，但由于优良的地理位置和突出的农业潜力，此时的西西里很有可能仍然是东西地中海的中间枢纽。根据塞西尔·莫里森最近的分析，西西里在拜占庭统治的晚期有着非常复杂的铸币系统，充分说明其在拜占庭国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大粮仓；827年，西西里被阿非利加的阿格里布王朝(Aghlabids)征服，从此它与北非的结构性联系变得同等重要；与此同时，它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联系未曾中断。随着更多的考古发掘在那里进行，我们将拥有比现今更多的证据来探看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换之规模。(25)然而，即便在西西里，目前掌握的材料似乎仅仅能够证明，公元800年前后的跨地区交流并不常见。从居首要地位的大宗贸易的层面上来说，这是一个以地区内部交换为主的时代，在地中海的许多地区都是如此；地区间仅有比重不大的奢侈品贸易，你来我往的也无非是那在港口间来往不断的一艘艘小船。 上述基本框架适用于前文中所列的四个研究案例(只是一些简单的概貌，并且有必要强调说明，在细节层面上肯定会有大量相矛盾的地方)。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将案例中的地方图景进行整合，以理解地中海世界第二经济周期的宏观情况。我将其总结为以下五点。 (1)800年的地中海东部比西部更加富有，区域经济也更复杂；从450年起，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至少延续到12世纪。在东地中海，东南部的阿拉伯区域要比东北部分的拜占庭更富有；而埃及拥有在地中海地区最为复杂的经济。我认为把埃及作为地中海第二经济周期的研究重心可谓正确的选择，对那些擅长预测未来经济趋势的人而言，埃及的核心地位在800年已经显现。即便如此，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在800年，海上交流最清晰可见的爱琴海和南第勒尼安海地区并不处于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迈考密克采用与我完全不同的材料，认为8世纪的东西地中海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海上通道”，恰恰将这两大区域连接起来；釉陶技术也是在8世纪，由此通道从君士坦丁堡传入罗马。(26) (2)如前文所述，第二周期与第一周期不同，并非由财税体系网络所驱动。但是，在区域内部，例如在埃及、爱琴海以及800年后的黎凡特等地，税收和财政对于推进地区内的经济联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区域网络因财税的需求变得更为复杂，也更倾向于跨区域贸易，11—12世纪，商品交换把这些区域网络联系成一个整体。公元800年后的西南地中海，比如阿非利加或安达卢斯，地区经济的复杂性不断提高，也与当地的财税推动有关；在所有地中海周边地区，只有意大利域内繁荣是纯粹的商业原因。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国家作为经济发动机成为发展的门径，现在它通过窗口回归了；它的持续重要性不能被低估。 (3)在9世纪，远途交通得以复兴。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此时的最强大的两个政权——加洛林帝国和阿拔斯王朝——的财富；尽管它们都控制着地中海沿岸大片土地，却都不依赖地中海。两大帝国的核心地区，塞纳—莱茵流域和伊拉克均为人口密集、需求旺盛的富饶之地，这远非80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所能比拟(埃及和君士坦丁堡附近马尔马拉海地区除外)。加洛林和阿拔斯王朝的联系推动了威尼斯的兴起，也推动了9世纪海上航线的增多。但需要指出，复兴的是小宗奢侈品贸易而非大宗贸易；实际上，由于阿拉伯不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运往东南地区用于交换香料和丝绸的奴隶大多从事与奢侈品有关的劳动。9世纪的这一重要发展为一个大规模贸易周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不过其间的征途尚且遥远。威尼斯在其中的重要性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是往法兰克土地上输送奢侈品的良港，但对大宗贸易而言却是死路——尽管有必要说明当中世纪中期的国际性纺织品贸易开始发展的时候，威尼斯作为传统的地理政治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那些利用威尼斯的纺织品贸易商不得不全力应对阿尔卑斯山的阻隔。进一步说，这种贸易中的纺织品并非是价格低廉为寻常百姓所用；而且，到那时(例如1100年)，北部意大利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复杂经济区，有着自身的供需要求。(27) (4)与之相反，公元80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一些区域(特别是埃及)虽然拥有可观的财富，但它们主要不是面向地中海的。埃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大宗贸易若想有所增加，主要不是依靠前文所论述的奢侈品贸易网络的日益稠密化，而是更加仰仗其他地区的内部发展。只有它们更加发达、更加开放，埃及人才会有信心将其视作平等的贸易伙伴；其他地区的内部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为远程大宗贸易提供更多的机会。大宗贸易将沿着奢侈品贸易的旧有路线进行，但两者的推动力截然不同。毋庸置疑，800年前后的早期跨区域贸易是在北部的第勒尼安海和爱琴海之间进行的，然而到1000年，规模最大的交流网络却在南部(在突尼斯—西西里轴线和埃及之间)。这种说法主要依据戈尼萨文书，但考古发现的釉陶也证明了这一点。4世纪，突尼斯曾是西地中海最富庶之地；到10世纪，部分地由于重新和西西里打通联系，它开始重夺头把交椅。我们可以发现，到10世纪晚期它开始出口釉陶到第勒尼安海区域，就像它4世纪出口餐具一样。就是说，此时的突尼斯，已经具备和埃及平等贸易的资本。11世纪，突尼斯和尼罗河谷之间的跨区域贸易已经有声有色，涉及货物不乏布匹、橄榄油、玻璃和瓷器等大宗商品。(28)不久之后，西班牙(29)、意大利和爱琴海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并且与这种大宗贸易体系连接在一起。至此，地中海第二商业周期全面铺开了。 (5)本文的经验研究从前文提到的一个基本点出发，现在亦可以用其收尾，即主要的交往网络存在于地区内部。第二商业周期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几大地区内部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分工使得它们彼此依赖，才不得不走到一起，比如埃及用出口的亚麻和亚麻制品换取意大利的羊毛和羊毛制品。但这也让我们反思区域内部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大因素，即地区的财税网络的力量与贵族的消费需求。通常说来，统治阶级的财富决定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在农本社会里，这种财富又取决于国家和地主剥削农民的能力。当然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议题，在此无法展开讨论；但我们需要牢记：威尼斯和其他重要港城的满载布匹的大商船(以及中世纪盛期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奢侈品和文化品交流)的活动范围，最终取决于尼罗河、米安得河、亚诺河、底格里斯河、莱茵河等地区的税收和地租的比例：这听上去不那么浪漫，似乎也缺少海洋的情怀，但它却是中世纪经济体系的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元件。 本文英文版见Chris Wickham,"The Mediterranean around 800:On the Brink of the Second Trade Cycle," Dumbarton Oaks Papers,Vol 58(2004),pp.161-174。 ①关于出使人员，参见此书中的名单：T.C.Lounghis,Les ambassades byzantines en Occident,Athens:K Mihalas,1980,pp.157-197,472-477；关于连通性，参见P.Horden and N.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Oxford:Blackwell,2000,pp.123-172；关于总体的交流情况，参见M.M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3-500。本文主要是为了2002年5月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准备的，这里略有改动并附加注脚。我非常感谢David Abulafia,Pino Petralia和那些DOP的匿名读者，他们的批评对本文很重要(该书第173页注释①也提到这一点)。我将在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chap.11更深地讨论本文的一些观点。 ②关于Theophanō，可以参见A.Davids,ed.,The Empress Theophan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关于釉器，见该书第172页注释①、第176页注释①、第179页注释①。 ③M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pp.129-134; Hugeburc,Hodoeporicon,ed.,O.Holder-Egger in MGH,SS 15.1,Hannover:Hahnsche Buchhandlung,1887,pp.86-106. ④关于三种交换类型(礼物、再分配、商业)的社会含义，有三位经典理论家，他们是Marcel Mauss(The Gift,trans by W.D.Halls,London:Routledge,1990),Karl Polanyi(e.g,in idem,C.M.Arensberg,and H.Pearson,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Henry Regnery,III,1957,pp.243-270),以及Karl Marx(e.g,in Capital,I,chap.1.4,trans.by E.and C.Paul,London:J.M.Dent,1930,pp.43-58)。关于他们之间的不同，近来有一些界定，参见A.E.Laiou,"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Exchange," in eadem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02,pp.681-696。 ⑤关于它们在中世纪早期的连续性，参见M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pp.708-716。 ⑥C.Panella,"Merci e scambi nel Mediterraneo in età tardoantica," in A.Carandini et al eds,Storia di Roma,Vol.3.2,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1993,pp.613-697;其他文献包括J.W.Hayes,Late Roman Pottery,London:British School at Rome,1972; P.Reynolds,Trade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AD 400-700,BAR I 604,Oxford:Tempus Reparatum,1995; S.Kingsley and M.Decker eds.,Economy and Exchange in the East Mediterranean during Late Antiquity,Oxford:Oxbow,2001。关于纺织品的规模，可以参见P.van Minnen,"The Volume of the Oxyrhynchite Textile Trade," Münstersche Bei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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