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新闻研究综述_舆论监督论文

2000年中国新闻研究综述_舆论监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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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与往年不同的特点,传统的新闻理论、新闻史研究明显地减少,电子媒介研究、网络传播研究成为最为热门的两大话题;媒介经济和财经新闻研究、舆论监督研究依然热度不减;传播学研究向深度拓展;这一年发表的舆论调查报告比往年要多,受从研究的文章也相应地增多。

除了以下介绍的话题外,这年关于新闻策划、舆论导向、报业集团的话题仍有一些,但是明显地减少;关于西部大开发宣传研究、WTO与传媒业等新话题,已有一些文章,但尚没有全面铺开。前者在西部的新闻专业期刊上相对多些,后者在东部的期刊上相对多些。

一,广播电视研究。由于以印刷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各新闻专业期刊纷纷开设广播电视专栏,加上广电专业期刊的篇幅、种数有所增加,这一年关于广播电视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关于电视的文章,居各类新闻传播学文章之首。这些文章涉及的话题依然较为广泛,相对而言,关于网络媒体对广电冲击、广电上网的文章最多。有的文章指出,广电媒介现阶段对应网络传播的重点应是新闻资料数据库化、采编工作数字化、各个环节集成化和标准化、节目内容数字化。(注:顾书《试论网络媒体对中国广电媒体的冲击》,《新闻大学》2000年春季号。)其次,关于改革广电体制结构的文章也较多。有的文章认为,制播分离将竞争机制引入节目制作领域,会打破节目制作垄断,对于人事制度、产业结构的重新组合都有意义。(注:邢建毅、蒋淑媛《制播分离体制的确立对电视业的影响》,《现代传播》2000年4期。)反对意见是:制播分离不适合所有节目和所有电视台,特别是地方性电视台,社会制作公司的热潮是一种暂时的经济泡沫。(注:吕齐越、吴慧君《关于制播分离的冷思考》,《新闻纵横》2000年4期。)再次,关于各类节目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主要涉及广播口语、广播剧、节目主持人、电视谈话节目、电视新闻和调查性报道、娱乐节目、电视的产业经营、电视广告、广电节目评估体系等等问题。

二,网络传播研究。这是各新闻专业期刊共同的话题,因而文章很多,与广电文章数量相当。除了继续讨论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介和冲击及未来发展外,在对网络本身的认识方面有所深入。有的文章从四个方面提出重新认识互联网,即网络是一种计算机网络、网络是一种媒体、网络是一种属于成员的虚拟空间、网络是一种商业平台。(注:彭兰《重新认识互联网》,《中国记者》2000年5期。)有的期刊展开了关于网络是什么的讨论,一方意见:并不存在网络这个第四媒体,因为网络只是多种传播方式的综合体,不如把它作为一种信息平台。另一方意见:第四媒体名副其实,它是区别于大众传媒的一种新型传媒。(注:成青华《第四个媒介:并不存在》、沈小华《第四媒体:名副其实》,《新闻记者》2000年4期。)也有的文章提醒:不能把互联网当作一种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工具。(注:李春霞《生活不是在网上》,《新闻界》2000年2期。)有的文章指出:整个因特网及其生长的环境至今仍存在极度的不确定性,各方面均没有找到最佳的利用它的方式。(注:孙五三《质疑数字化》,《国际新闻界》2000年6期。)关于传统媒介上网经营问题,有的文章提出,要防止对点击率的狂热崇拜,应该以更为准确的网页浏览率来评估传播效果。(注:潘志勇《我国报纸上网热的冷思考》,《新闻实践》2000年9期。)另一位作者从宏观认识角度指出:要防止技术成为一种超越人类主导的自主的力量。(注:金兼斌《现代技术:集权,民主及其他》,《现代传播》2000年1期。)还有一些分析、赞扬具体的上网媒体网站的文章,以及研究网络广告、网络文化的文章。

三,媒介经济及财经新闻研究。媒介经济依然是个热门话题,谈论宏观问题的文章居多,有些新闻专业期刊每期都开辟媒介经济态势的研究专栏。有的文章认为,中国报刊市场远没有饱和,但是国内报刊相对过剩、媒介产品趋同与重复建设严重,相当多的媒介对于预期的利润过于乐观而造成对资源的超前消耗,缺乏人才是明显的问题,广告媒介有压倒新闻媒介之势,而新闻媒介的经营理念还未完全与市场接轨。(注:曹鹏《国内报业市场形势分析与经济前景展望》,《当代传播》2000年2期。)有的文章进一步指出,报纸将告别暴利时代。这是由于发行与广告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运营成本在提高,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报业已经进入相对过剩期等等。(注:梁伟《报纸将告别暴利时代》,《新闻传播》2000年6期。)还有的文章论证了媒介产业化的三个条件已经形成,即媒介的大市场、巨大的市场催生出巨大媒介、大媒介运营的大资本。因此,产业化与其说是一种提法,不如说是一种现实。(注:黄升民《重提媒介产业化》,《当代传播》2000年5期。)媒介广告的研究,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有的文章认为,中国广告发展的症结在于:媒介主导,缺乏社会监测机制;零散化作业,看重短期回报,追逐市场投机,漠视行业规范;重传播频率轻传播效果;迷信天才创意和形象包装的神话等等。(注:吴予敏《广告发展面面观:国际化与本土化》《国际新闻界》2000年1期。)关于媒介经济的其他问题,例如媒介资本运营、媒介产业的风险管理、媒介无形资产、从成本角度看媒介的大众化、媒介信用等等,都有涉及。

与媒介经济研究火热相对应,关于财经新闻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有的专业期刊每期开设财经新闻的专栏。除了具体的采写业务研究外,从宏观上有的文章谈到,现在的财经新闻已转变为以发现、预测和为群众解惑为主,表现为直接引发公众的经济行为,因而需要从消费者和消费者受益角度写新闻;新闻本身的知识含量大增(因而一旦报道失误会带来强烈的负面影响)。另外,现在的经济新闻已经相当程度上在与象征性符号打交道,各种财经新闻之间存在密切而无形的联系,带有强烈的暗示作用。(注:陈力丹《我国经济新闻的发展和变化》,《新闻实践》2000年4期、陈力丹《关于经济新闻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号。)

四,舆论调查报告和受众研究。这年发表的各方面的舆论调查报告较往年明显增多。调查及调查报告发表的情况是: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接触大众传媒状况调查(《新闻战线》7期、《新闻实践》12期)、我国首次国民阅读倾向调查(新华社2月通稿)、全国电视台妇女节目调查(《新闻与传播研究》3期)、中国城市电视台台长调查(《现代传播》6期)、北京市报摊零售状况调查(《新闻记者》1期)、北京居民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新闻记者》2-5期)、北京居民电视新闻类节目收视情况和意愿调查(《电视研究》8期)、上海市新闻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调查(《新闻记者》6期)、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调查(《新闻记者》7-9期)、上海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调查(《新闻大学》春季、夏季号)、河北省新闻舆论监督受众调查(《采写编》1期)、乌鲁木齐地区第二次民族受众调查(《当代传播》1期)。

关于这些调查的调查报告,多数本身就是重要的大众传媒受众研究。其他关于受众的研究,这年也较往年增多,涉及受众调查基本理念、受众注意力资源的获得和维系、受众认知结构、网络广告受众特征,以及受众心理等话题。有的文章强调使用“公信力”的理念研究受众,因为这个理念体现了媒介存在的权威性、社会信誉度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注:黄晓芳《媒介公信力与视听率、发行量》,《新闻记者》2000年2期。)还有的文章总结了新世纪受众的四个特征,即接受的主动性增强、需要在选择上获得帮助、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增强、对传媒的个性化要求提高。(注:谢金文《新闻传媒怎样吸引新世纪的受众?》,《新闻记者》2000年2期。)

五,传播学研究。这年主要的学术性新闻传播期刊发表的文章中,传播学研究明显地居首要地位,数量较往年要多,而且质量也较高。涉及的话题中,较集中的有:符号学、阐释学与传播学、麦克卢汉传播理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传播学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大众传播与性别社会、信息全球化与国家发展、混合媒介时代的传播等等。有的文章就未来研究的发展提出两条路径,一是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的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的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理论,为不断加强的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的更深的认同。(注:石义彬、单波《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2期。)谈到中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时,有的学者指出,要扩大学术思维,现在搞传播学研究的人之间缺乏交流,低水平重复,满足于几本大同小异的教科书,不能以为加上“传播”二字就是传播学了;根据转型时期的新闻实践,有必要展开媒介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和传播话语研究。(注:陈卫星《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国际新闻界》2000年2期。)

六,舆论监督研究。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依然很多,有的期刊每期均设有专栏。但多数文章属于经验总结,诸如应注意几个问题、处理好几种关系、走出若干误区、把握好“度”、不要授人以柄、若干不足与对策等等。学术性的文章,集中在对舆论监督本身的认识,以及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问题上。有的文章认为,鉴于我国特殊的媒介体制,舆论监督是作为党和政府管理、领导职能的延伸和补充发挥作用的,现在舆论监督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原因在于我国各级权力组织的职业化水平较低,一方面没有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在无节制地扩张权力。同时,某些媒介的职业化水平也不够高。(注:陈力丹、郭镇之《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现代传播》2000年4期。)有的文章强调,舆论监督是一种软监督,决不可依靠言词的尖锐和态度的激昂来解决问题,更没有对监督对象惩罚的功能。(注:魏永征、黄挽澜《舆论监督是一种软监督》,《新闻界》2000年3期。)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较多的文章谈到这种监督与司法的关系。有的文章认为,舆论监督代表的是一种公权,但媒介断不可将确保公权行使建立在牺牲私权的基础上;同样,公民也不可以维护私权为由,阻挠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与公正司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需要调处矛盾,建立平衡标准。(注:徐寿松《舆论监督权与私权的关系》,《新闻实践》2000年5期、徐寿松《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大学》2000年秋季号。)有的文章强调,对于舆论监督的效果,媒介自我反馈报道出现一种可怕的倾向:自恋。似乎全部是因为我们的报道,才最终决定了问题的解决。媒介在树立形象的时候,要着意澄清舆论监督的权力范围,向全社会传达法治观念。(注:江潇《“反馈”中的法治观念》,《新闻战线》2000年7期。)

七,传播心理研究。这年由于有的期刊设立专栏,由心理学家主持,每期发表一篇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涉及心理的文章,加上其他期刊也较为注重这个话题,因而关于新闻传播心理的文章明显增多。就已发表的文章内容看,大多属于普及知识型,目前尚谈不上学术研究。由于以普及为主,涉及的问题较全面,包括传播者(含广播电视工作者)思维方式和工作心理、受众在各种情境下的心理、采访中双方的心理互动、名人广告效应、隐私传播心理、各类新闻写作的心理学依据、网络传播对传播者心理的影响等等。

八,新闻法治研究。这个话题在持续多年火爆后,这年发表文章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仍有一定规模。较为集中的问题是隐性采访中的法律问题。多数文章认为,隐性采访需要强化记者的法律意识。有的文章指出:目前偷拍偷录几乎被运用于一切被拒绝采访的情形下,因此需要划定适当的限制,这种采访应只适用于“四个公共”,即公共利益、公共场合、公共人物、公共事务。(注:尹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界限》,《新闻战线》2000年12期。)还有的文章将摄录对象是群体还是个体、摄录内容的真伪、记者是消极不暴露还是积极隐蔽、采访工具合法还是非法等,作为衡量法与非法的标准。(注:魏永征《偷拍偷录合法与非法的几条界限》,《广播电视研究》2000年5期。)一些文章从讨论庭审直播转而涉及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话题。有的文章指出,由于摄像机和录音跟随着办案人员,这种介入无疑制造了一种舆论空间,会对判决结果形成影响。这需要法庭与媒介之间建立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注:彭伟步《谨防削弱司法权威》,《声屏世界》2000年7期。)其他的文章中,涉及网络传播侵权问题的较多。有的文章还谈到,正面褒扬性报道也要防止侵犯名誉权,这包括无中生有、图片运用失当、表扬中批评的失衡造成的名誉侵权。(注:陈晓彦《褒扬性新闻也会侵犯名誉权吗?》,《中国记者》2000年6期。)

九,基础新闻理论研究。这年基础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各话题均没有形成研究规模,只有不多的单篇文章。所涉及的话题有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真实性、客观性、新闻自由、可读性、新闻敏感等等。

有一篇文章是与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争论的,涉及对新闻定义的认识。第一篇文章认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的规律。后一篇文章认为,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的规律。(注:尹连根《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规律》,《新闻传播》1999年3期、赖新蜀《用事实说话——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新闻界》2000年4期。)

相对而言,关于真实性、客观性的文章多些,有的文章谈到,新闻真实性的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社会中传播的“新闻”,真伪是以是“有闻”为前提的,是否真实难以辨别。现在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从发现到核实要求一定的精确性。但是新闻不仅是对事实的客观叙述,还包含价值判断。当我们将某一事件称之为“新闻”时,就已经确定了它对受众的意义,因而正确地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是逐渐接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注:姚福申《解读古代新闻的真实性观念》,《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还有的文章认为,新闻要追求法律层面的真实,防止采用无可证实的事实、取证不当的事实、证据存疑的事实。另一文章在赞同以上意见的同时,亦认为,由于记者不可能像法律工作人员那样周详、从容地取证,凡举记者耳闻目睹的事实,至少对于记者来说应视为“实事”。(注:慕明春《真实需要证据》,《中国记者》2000年7期、冯建华《对法律真实的新闻学思考》,《新闻与信息传播》2000年冬季号。)有的文章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应包括事件客观性和整体客观性两方面,由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真实的整体形象与媒体所描绘的具体形象总是有一定距离的。(注:郭可《从新闻客观性看中美两国报纸如何报道对方国家》,《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号。)

关于新闻价值,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价值,是指新闻事实与人们原有认识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新闻价值就越高。但是人们的认识在变化,某些熟悉的事实中与众不同的情况、熟悉事实数量明显变化本身,都可能具有新闻价值。(注:朱世龙《新闻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新闻知识》2000年3期。)另有文章认为,我们刊播的新闻,必须坚持新闻价值标准,又必须坚持社会价值标准,应追求这双重标准的统一。(注:丁柏铨《论新闻的双重价值标准》,《新闻界》2000年4期。)

十,新闻史研究。这年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没有热门话题,较基础新闻理论更为零散,大多是单篇文章。涉及中国新闻史的,包括先秦和宋代新闻史、礼乐传播、古代新闻法规等古代史研究;关于媒介的,包括《申报》、《救国时报》、《新中华报》、《时事公报》、《遐迩贯珍》、《扫荡报》等历史的研究;关于新闻界人物的,包括梁启超、徐宝璜、邹韬奋、胡愈之、潘梓年、毕修勺、史量才、张竹平、储安平、姚文元等的新闻活动或思想研究。涉及世界新闻史的,包括世界范围的战争与早期新闻传播的渊源、西方新闻媒体的变革等话题;涉及具体国家的,包括日本、法国、新加坡、印度、俄罗斯、美国、埃及、澳大利亚、德国等的新闻史;涉及具体新闻界人物的,包括弥尔顿、罗伯斯比尔、斯通等的新闻活动或思想。

十一,世纪之交对大众传播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回顾与展望。鉴于2000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这年有一些宏观的回顾和展望性质的文章。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了一组关于新闻理论、舆论学、传播学、网络传播、新闻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其他新闻专业期刊的文章涉及:世界报业发展趋势、中国媒体总体格局、中国四大媒体现状与趋向、知识经济时代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与特征、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新闻改革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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