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执信与王士祯诗及诗论评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论论文,执信论文,王士祯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渔洋执文坛牛耳，风行影从，数十年之久。而秋谷亦“才名振天下”，被誉为堪与“李杜韩苏诸公长存天地”之间①。而且，这同居“山左”孝妇河畔的“姻亲”二人，均处于清初现实主义与拟古主义两种思潮激烈论争之中，一个标举“神韵说”，一个却高倡“意真说”。生时不能心折，以至于相互訾謷，闹出一场“谈龙”公案。死后是非，迄今尚无定论。
其实，“谈龙”与“标“神韵”都是志在“救弊补偏”，都是针对明清诗坛状况提出来的。明诗拟古主义倾向严重，即使颇负盛誉的前后七子，也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味模拟，甚或剽窃抄袭，蔚成风气。明清之际，在朝代鼎革中，这种宗唐摈宋的风气受到了冲击，因而清初相当一部分诗人在反对七子旗帜下又走上了宗宋黜唐的极端。他们“惩七子之弊”，扫其“陈熟余浪”，不无积极意义，但又矫枉过正，对唐诗一概摒弃，务趋奥僻险怪，自为得宋诗精髓，实则流为陈腐。于是王士祯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②神韵说显系针对清诗之弊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救弊补偏”，而非故意标新立异。执信“谈龙”以反神韵，也并非是因为请求王士祯为其《观海集》作序，而王“屡失其期”③，更非“因不借《声调谱》之故”④。从《谈龙录自序》表面看好象秋谷作“谈龙”专论，是因为自己作诗论诗是以冯班为师，而不师承王氏所致。其实，这只是叙述赵王龃龉经过，并未揭示出分歧的实质。赵王之争并非门户之见，意气之争，而是在于秋谷标举“意真”，而渔洋倡导“神韵”；渔洋以神韵反对他人宗宋黜唐或宗唐黜宋的拟古主义诗风，秋谷则认为渔洋范山模水，批风抹月之诗，所倡兴会妙悟之说，及其门人弟子遥相呼应之作之论，恰是形式主义的渊薮，弊端甚多：其一，诗中无人，虚情矫饰。其二，诗外无诗，脱离现实。其三，主役关系颠倒，语言拉杂堆砌。其四，蔽于严羽诗论“呓语”，囿于门户之见，影响了诗歌发展。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他要标举“意真”以反“神韵”，特作“谈龙”专论，以兴利除弊。可以说，欲振诗运，救弊补偏，是赵王诗论的共同目的。之所以彼此争论不休，主要原因乃是原则分歧。
大体说来，神韵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三点，即：意在言外，兴会妙悟，清远为尚。三者有所区别：意在言外，主要是言其作诗主旨；兴会妙语，则主要是指学诗写诗的途径；清远为尚，指其追求的艺术风格。同时，三者又相互包含，不可截然割裂。再看赵执信的“意真说”。因为他不满于诗中无人、虚情矫饰的诗论诗作，所以主张“诗中有人”。他不满于诗外无事、脱离现实的诗论诗作，所以主张“诗外有事”。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即陈恭尹所谓“其约归于自写情真”⑤，吴雯所谓“其诗结体清真”⑥。都是强调一个“真”字。他因不满时人之作主役关系颠倒，语言拉杂，因此主张“意兴必相附属”。他因不满王派诗人蔽于妙悟“呓语”，囿于门户之见，所以主张“设格甚宽”，不能专以“清远相尚”；他之所以同意“意米诗酒”之喻，主张“以意为主”、“期于达意”、“以意赴韵”，都是强调一个“意”字。他将这种重真求意的诗说概括为“丈夫要自识真意”⑦。“真意”或“意真”，可谓其诗说的核心和灵魂。因此，我们概括其诗论为“意真说”。其中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主要是言其作诗主旨；设格甚宽，指其追求的艺术风格和学诗途径。
既然赵王诗论都是意在救弊补偏，都是对写诗主旨、艺术风格、学诗途径的概括，那么，只有将“意真”和“神韵”二说之异同辨析清楚，才能判明意真和神韵之争的实质所在。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诗歌抒发真情实感问题：诗中有人与意在言外的对立统一。
赵执信和王士祯都是以儒家“温柔敦厚”、“诗以言志”的诗教观点来论诗的，但是，二人以之作为“今日之针砭”的对象和着眼点却颇为不同，从而提出了不同主张。赵执信认为，在渔洋主盟的诗坛上，“徒以风流相尚”，违背了抒情言志的诗教。王派诗作，“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所抒发的感情与当时情景当地环境不相符合，诗如“传舍”、“过客”，不见诗人独特的思想感情，谁都可以套用模仿，难分“我作”还是“他作”。即或抒情，也是伪饰虚假、变幻恍惚、支离破碎，可谓“诗中无人”⑧。所以，他愤起抨击，主张诗中有人，强调诗要抒发真情实感。王士祯虽然也同样遵循“温柔敦厚”、“言志抒情”的儒家诗教，但强调的是“蕴藉含蓄，意在言外”⑨，认为诗贵“词简味长，不可明白说尽”⑩，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近体如五、七言绝句要“有一唱三叹之意”(11)，五、七言律诗要具“音流弦外之旨”(12)。古诗“要蕴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讽咏不尽之意，不可将旧事排说”(13)。渔洋特别强调的是意在言外，与赵秋谷所主“诗中有人”虽着眼点不同，但在强调抒情言志上，又能统一起来。由此可见，赵执信与王士祯在“诗中有人”与“意见言外”方面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抒写性情，而是情之真假。王士祯认为，前后七子之诗，一味模拟剽窃，以唐人之情为己情，不是“意见言外”的佳作。而自己及同门之诗作，才是“蕴藉含蓄，意见言外”的好诗。赵执信却认为，王派诗作，诗与言违，“不见其人”，与时地不蒙，也是矫情伪饰之作。因此，弄清赵王分歧的实质和关键，在于辨析王派诗作究意是真还是假。
钱牧斋称赞王士祯的诗“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缘情之作，缠绵于义山”(14)，虽有过誉之嫌，但他的某些忧国忧民、触及时弊的诗篇，特别是早期之作，诸如《复雨》中对灾民“长官鞭扑哪敢避，努力公家输酒浆”的现状的愤懑不满之情，《蚕租行》中对“痛哭视孤儿，毕命朱丝绳”的蚕妇欲生无计、欲死怜孤、万念俱焚、掣肝椎心的痛苦心情的描写，看似不动声色，但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之心，并非是虚情假意的无病呻吟。其赠别之作，如七绝《寄陈伯玑金陵》，由柳绿思友，念及话别之地，产生折柳相寄以表怀念之意，而又让充满哀怨之声的春雨残笛去诉说，确实“言有尽而意无穷”，亦非矫情之作所可比。至于传诵一时的《秋柳》四首，以跳跃式联想，构成“秋来无处不销魂”的景象，以春秋盛衰对照，在自然景象中蕴蓄浓郁的事过境迁、人事全非的感伤情绪。这在明清交替之际，自然易于引起共鸣，因而和者甚多。仅此而论，绝非前后七子以唐人之情为己情之作所能比配。赵执信统统评之为“风流相尚”、“与温柔敦厚相妨”、“言与心违”、“诗中无人”，就有失公允。
但值得重视的是，士祯与执信生平经历又大不一样。赵执信一生，从十八岁春风得意考中进士，荣任翰林院编修之后，十年期间，仕途坦荡，“才名振天下”，是文官兼诗人之时。但是，二十八岁那年，以“国恤张乐大不敬”之罪被革职，“断送功名到白头”。其后五十余年，东游观海，南行看山，退居田园，赋诗抒怀，是远离仕途的迁客骚人。而王士祯从二十六岁授任推官之后，先后在礼部、户部、刑部，从主事、员外郎、郎中，累官刑部尚书，一生高官显宦四五十年之久，始终是达官兼诗人，始终与当道执政关系密切。即或不满，揭露时弊，同情民生疾苦，也是出自忠君爱民之意，因而感情不会强烈横溢。而秋谷一生，含冤罢职之后，长达五十余年，作为迁客骚人，自然与当道执政有所疏远，故多牢骚不平，感情自是愤激。同是同情民生疾苦，渔洋笔下的黎民百姓，只能是痛苦忍受：“掘冢铸币既不能，辗转呼天犹力穑！”(15)“生既为同衾，死当携手归！”(16)渔洋的同情之心，绝对超越不了容忍“治于人者”铤而走险武装反抗的界限。而赵执信则径直歌颂了市民驱逐贪官污吏的反抗行为。贪官来后，是“昨日城中哭”(17)，“可怜泪与髓俱尽，百姓吞声暗望天”(18)；贪官被赶走后，却是“今日城中歌”(19)，“歌声如鼎沸”(20)，同情之意已变成了直接地赞扬其反抗壮举。仅此而论，说渔洋之诗不免矫饰，也不无根据。他如抒发离情别绪之作，如《芦沟桥却寄祖道诸子》，本是作为钦差“天使”，去祭告南海，未必不无矜持自尊之意，送行僚属未必没有羡其声势煊赫之情，且又是官场送往迎来的例行公事，能有几许惜别深情？但诗中却渲染落日尘昏的凄凉秋景，言其孤独寂寥，只有通过断猿哀鸣才能寄托。所以秋谷不禁质问：“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显然击中了渔洋故作悲凄之状的要害。而秋谷所写此类诗歌，如《酬大木自都下见怀》：“满眼不可耐，有怀何足云。夜来京国梦，只为大冯君。”短短二十字却包含了丰实的情感，真挚感人，确为“诗中有人”之作。
两相比较，赵执信的“诗中有人”说是强调在诗中抒发真情实感，王士祯的“意见言外”只是侧重在含蓄蕴藉中抒发感情。王派诗说强调意见言外的客观效果，其消极方面就是为含蓄而使抒情不免流于抽象空洞，也无法扭转诗风之不正，甚至导致以新的形式主义取代旧的形式主义，不如赵说鞭辟入里，能击中时弊要害。但赵的某些“思路刻为主，其失也纤”的诗作，本身就有形式主义倾向。
第二，诗歌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诗外有事与兴会妙悟的对立统一。
渔洋循言兴会妙悟，本于严羽“以禅喻诗”之说。所谓“兴会”，即“伫兴而就”或“兴会神到”。所谓“妙悟”是指写诗“非受于人”，而是“自有”，“得之于内”。兴会强调勿需酝酿感情，偶有触发，兴来便作，意尽便止；妙语强调自我领会，自我把握，并非拟于古人。他认为，当兴会神到时，作诗便似王维作画，冬雪与夏蕉，不妨融于一景；可象王、孟诗中之景，与其地名，并非相属。他不愿为人勉强作诗，亦不耐烦和韵之诗。其论诗绝句有云：“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指出古诗哀时托兴，别寄深怀，都不是模仿他人的结果。总之，渔洋是反对句剽字窃，吞剥古人，而是要“参活句”(21)。
其实，赵执信强调“诗外有事”，也是为了反对剽窃偷袭的拟古诗风，也是举着传统旗帜反对时下诗风之弊，这旗帜就是韩愈所倡导的“文以明道”。此之所谓“道”，就是“有裨风教”的儒家之道。不过，执信把“道”与“事”统一起来，以苏轼“诗外尚有事在”(22)作为自己“意真说”的重要内容，作为批判神韵说的重要根据。他认为，作诗就要象杜甫那样，要反映社会现实，要写出诗人自己的评价与感受，不是为述古而作诗、为纪游而作诗，而是要着眼“诗外之事”。这自然与一味模拟吞剥古人的形式主义之作大相径庭，但与渔洋借重申兴会妙悟而主张“参活句”、“抒性情”有相通之处。
但是，王派诗人批判的对象是前后七子以来的时弊，赵氏批判的对象却是王派诗人本身。赵氏认为，恰恰正是王派诗论诗作是“诗外无事”亦即脱离现实的。其一，表现在根本理论上，即“神龙”之争。久于新城门下却未必膺服神韵之说的洪升，因嫉时俗诗作不循章法，结构杂乱，残缺不全，故而提出“诗如完龙”之说。意谓诗歌应把现实生活中原有一切照搬照画，如实全面反映，方可称诗。渔洋从其神韵诗观出发，认为“诗如神龙”，或“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只有“雕塑绘画者”所作，才是“完龙”。王之比喻，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以诗歌反映现实，而是强调了诗歌只能部分反映现实。同时，他鄙视画全体的做法，又等于否定了诗能全面而非片面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以此理论指导创作，很容易使诗歌流为只是抒写变化不定恍惚迷离的心中所想从而脱离了社会现实。而执信则说得比较全面而辩证：他既承认诗歌反映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可变性，又承认诗歌以部分反映全体、以小喻大的社会效用。虽然所写仅只一鳞一爪，一时所见所想，但给读者的却是首尾完好、“宛然俱在”的完龙；而且，也批驳了“拘于所见”而心中并无整个社会生活观照的狭隘诗观，显然是对神韵说的片面性从根本上给予的批驳，颇有说服力。其二，表现在诗歌评论上，赵、王分歧在于，赵氏认为苏轼所举杜甫那些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亲自感受的诗歌，是诗外有事之作，是有道之言，但是“阮翁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23)。其实，阮翁对杜甫还是多有揄扬的，不过主要是着眼于杜诗之艺术功力而已。杨大年讥笑杜甫浅薄俚拙，缺乏达官显宦富贵之气与山林名士隐逸之气，以村夫俗子目之，渔洋是不无同感的。渔洋对刘禹锡也是如此。刘氏诗中“沉舟侧畔”二句名言，是针对现实、表明自己旷达胸怀的上乘佳作，秋谷认为此诗是“有道之言”，为“诗外有事”之作。而阮翁却视此诗“最为下劣”。本来，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体现白氏“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的现实主义杰作，是“诗外有事”之作的典范。赵执信认为“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可薄，是绝《小雅》也”。但是，渔洋却作论诗绝句，认为白氏此诗“沙中金屑苦难披”；说“乐天诗可选者少，不可选者多。存其可者亦难”(24)。渔洋因白诗不合他之意见言外、兴会妙悟之说，而予以抨击讥刺，连其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一并排斥，已经走上了形式主义狭路。执信“诗外有事”说，在这方面正击中了王氏的要害。其三，表现在诗作上，赵氏批评王氏，诗外无事，与时地不蒙，是脱离现实的。这一点需做具体分析。
王士祯在三十一岁赴礼部任前，还是生活在清兵入关、多尔衮摄政、顺治当权时期，“天崩地坼”，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战乱频仍，租税惨重，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王士祯的一些诗歌如《春不雨》、《复雨》、《蚕租行》、《愁霖行》、《养马行》、《彰义门》、《沙民叹》等，对此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但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渔洋官职越来越大，此类诗作也就越来越少。他始终是以达官忠臣的目光反映民生疾苦的。而比他小二十八岁的秋谷，虽然没有赶上顺治当权时朝代鼎革的疾风激浪，一出世就把户口落在了康熙朝，但昙花一现的翰林清官很快就为罢职赋闲所代替，他是以迁客骚人的目光看待社会现实的。所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渔洋多于秋谷；揭露时弊，同情民生疾苦之诗，秋谷多于渔洋。二人都是东西南北奔走之人，足迹遍及大半中国。但渔洋之游历大都是为官公务之余的走马观花，吟风弄月，而秋谷除山西主考是因公游历外，东行南游，都是借以寄兴抒怀。因此，渔洋看的更多的是“康熙盛世”阳光照耀之下社会现实的水波涟漪，而处于愤世嫉俗悒郁不满状态下的秋谷则有可能透过“康乾盛世”的波光，看到潜伏的危机暗流。渔洋听到过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呻吟，秋谷却看到了无以为生的难民的暴动和反抗。渔洋诗作中，也有过对昏君佞臣的讽刺揭露，但都是通过怀古、咏史来间接表现，而且并非是借古讽今来针对现实，即使当道执政看来，也不过是前车之鉴。而秋谷《饴山诗集》中不少诗篇，虽然用的象征手法，也是间接揭露讽刺，但目光却分明是现世而非古昔。渔洋诗中虽也有过羡慕隐逸的自白，歌颂闲居的清唱，但始终为其热衷仕宦的名利之心弄得有些言不由衷。而从秋谷《萤火》、《题信州所蓄白鹦鹉》、《遗怀》、《吴江夜泊即事》、《涉淄水感怀》等许多诗中，使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拒绝与统治者合作的知识分子的高洁品格。联系其观剧含冤的经历，确乎感到这类诗作真实可信，为社会现实之写照。如果从这个角度评价王派诗作“诗外无事”又是不无根据的。
实事求是地说，清代前期诗歌之弊，要在脱离现实，渔洋倡导神韵妙语，尽管旨在反对拟古，但无法匡时救弊。而且，究竟怎样兴会妙悟，毕竟令人难以捉磨，无从把握。在其影响下，一些诗人，仍然“汨没于俗情积习”之中，强为七言古诗，则如“瞽者入市，唱叫不休”；强为五言短诗，则如“贫士乞怜，有言不尽”；倘写近体诗，又不免“涂朱傅白”，一味修饰，搔首弄姿，令人“笑噱”(25)。当此之际，秋谷重申“诗外有事”，无疑是对脱离现实者的当头棒喝。遗憾的是赵执信之论，和者不多，整个论争中，拥王派处于相当的优势，因而王诗之弊，长期未曾得以匡正。
第三，诗歌艺术风格问题：“设格甚宽”与“清远为尚”的对立统一。
“清远为尚”，是士祯神韵说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王派诗人所推崇的艺术风格。渔洋认为：“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26)清，即意境清新；远，指情思雅洁，别深寄怀。他对清远的解释，采用了《诗品》之说，即包括冲淡、自然、清奇。“是三者，品之最上。”(27)自然，指妙手偶得，自然天成。冲淡，即诗情画意淡然流出，妙传旨趣。辞意并非艰深，但须领会才能得其妙致。所谓清奇，即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总之，渔洋论诗、评诗、编选《唐贤三昧集》以及与人酬和作答所为诗作，“清远为尚”是其重要标准，也是王派诗作的重要艺术风格。
而执信所倡与此明显有别。在他看来，渔洋神韵，本于沧浪妙悟；沧浪妙悟，源于司空徒“味外”之说。而司空表圣所谓“味在酸咸之外”，乃是对诗歌艺术特点的“概而论之”，并不存在“无味之诗”。司空徒在其《诗品》中，将古之诗歌分为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并没有把清远视为唯一标准，去要求所有诗人。执信以正确阐释《诗品》原意来肯定“设格甚宽”即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特点，并以之作为标准，从多方面批评他所认定的渔洋诗论的风格单一性。
其一，认为王派诗人“第凭意见”，“蔽于严羽呓语”。说“唐贤诗学，类有师承，非如后人第凭意见”，不是仅凭个人见解主张，而是继承了古代诗歌风格多样化的特点。而王派诗人，“不此之循，而蔽于严羽呓语。”赵执信把神韵之弊视为尊奉严氏之说而不循古法的结果，所以在《谈龙录》中，一再标榜冯班《严氏纠谬》之论，不过是要刨根追底，打在严身上而疼在王心上，收一石二鸟之效的。在执信看来，由于王派诗人为严氏谬说所蔽，只看到了杜甫钦佩曹植的一面，而不见其同时也不轻薄四杰；只见杜甫重视清新俊逸，而未看到杜诗还有沈郁顿挫的一面。杜甫既有对李太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赞叹，也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诩，并非仅只一种风格。其二，唯其蔽于严羽呓语，使王派诗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拉帮结伙，囿于门户之见。所以执信对渔洋的评语是“阮翁素狭”。其论据就是顾小谢因于《消夏录》中批评了渔洋，“阮翁深恨之”；若璩指出渔洋所选《唐贤三昧集》“是多舛错”，“足为选者累”，王氏得知后，著文辩解，曲为回护。而且，对其同门弟子之作，过多溢美。所称引者，不是应该赞赏的“佳士或胜己者”，而是“尽相阿附”之人；而对后进秀杰，“稍露圭角”，便“罪谤之不免”。其言外之意，显然包含着对王氏及其弟子子侄围攻自己的不满和怨恨。其三，秋谷赞同周德清“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之论，强调思想内容重于语言形式，说“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在他看来，标举清远为尚的王士祯，过于重视语言文彩，所以给他以“爱好”装点的总评。说士祯的诗歌，虽“语言妙天下”，却不过是“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在其影响之下，有清前期诗歌，“往往矫其所役，至跋扈飞扬，甚者反役其主”，尽管“极词之工”，却非“文之正”，而是走上了形式主义邪路。或者兢相为多，“言已尽而犹剌剌不休”；或是长篇铺张，不合体裁，“徒事拉杂堆砌”，或是不懂格律，多有“失调”，将律诗与他体“相乱”混一；或是徒效他人，依模制陶，“文义乖违”，“转而欺人’。
其实，“清远为尚”并非神韵说的全部内含；神韵说也并非渔洋的全部诗论。渔洋之诗，也并非仅具神韵特色。即使号称王氏神韵诗派的诸人，其艺术风格也不尽相同。秋谷在其《谈龙录》中曾称道清朝诗人“山左为盛”。他列举了赵进美、宋琬、王士禄、王士祜、曹贞吉、李澄中、颜光敏、谢方山、田雯、冯大木等多人，说他们“各有成就，了无扶同依傍”，其实，这些人中有的就是王派诗人，如此看来，秋谷仅以清远为尚评论王派诗人也不免偏颇失当。
相比之下，执信诗作，的确具有“设格甚宽”的特点。从其《仙居行》、《碧波行》、《氓入城行》等诗中，可以看出赵诗的确继承了从诗经、汉魏乐府，到唐之杜甫、白居易以来那种缘事而发、抒写真情、深怀寓托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从《诅雨师》、《猛虎行》等诗中，我们又看到了李白诗歌大胆夸张和高度想象的影响。但执信批评渔洋评诗，囿于宗派，揄扬贬抑不允。其实，执信对常熟冯班“心爱慕之，学之，不复至于他人”，“推本冯氏”，“不肯背冯氏”，也未必没有宗派之嫌。
然而，就清代前期诗之流弊而言，执信重申“设格甚宽”，较之渔洋尊奉“清远为尚”，更能切中现实，更易于从宗唐祧宋或其他形式主义桎梏中解脱出来。清代前期诗歌的兴盛，渔洋之功难以抹煞。而形式主义诗风的仍然盛行，渔洋作为诗坛盟主也难辞其咎。执信谈龙驳王，对纠正拟古歪风有所裨益，但毕竟和者了了，不能力转时局。况其诗作，时露刻之气，易于流为纤弱，也影响了艺术风格的多姿多彩，因而缺乏号召力和仿效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意在说明，赵王两家诗论有相同之处而又有争辩，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弊补偏，振兴诗运。他们并非断绝交往势不两立的对头。即使在批判神韵的《谈龙录》中，秋谷依然承认士祯为山左名家，彼此谈论“诗家用字，最忌乡音”时的“相与一笑”，称道“阮翁绝意不为”次韵之诗，是“可法也”的肯定赞语，都能看出论战中不失公允的一面。秋谷倡“意真说”，主张“诗中有人”，与渔洋标“神韵说”，主张“意在言外”，在强调诗的抒写性情方面，并无轩轾，但前者重在真情实感，后者有时流于矫情。秋谷主张“诗外有事”，渔洋强调兴会妙语，都是古为今用，反对模拟古人，但赵说更能切中时弊。王诗也不乏反映现实之作，但深刻程度却稍逊赵诗一筹。赵氏主张设格甚宽，王氏崇尚清淡自然。但实际上两家都并不主张师法一家，艺术风格都不是单一化。前者以刻为主，后者以清远相尚。前者诗论深入一层，对反对拟古、形式主义更为有利，但后者影响又非前者能比。
赵王之争影响深远，波及乾嘉乃至整个清代诗坛。赵、王之后的沈德潜，尽管主张“格调说”，但其强调诗要“蕴蓄”，不能“发露”一点，便是对士祯“意见言外”论的继承；尽管袁枚是主张性情说的，但他“作诗不可以无我”的论点，也是对秋谷“诗中有人”论的借鉴。而开一代诗风的龚自珍诗，其中不少针对现实之作，也是属于“诗外有事”一类的。即使近代诗界革命先躯们所提“我诗写我口”等口号，也可谓与秋谷“诗中有人”、“诗外有事”论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①⑤陈恭尹《观海集序》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清史稿·赵执信传》
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⑥吴雯《并门山集序》
⑦赵执信《七夕雨饮松皋舍人分韵得九佳》
⑧(22)(23)(25)赵执信《谈龙录》
⑨王士祯《蚕尾续文》
⑩(12)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11)(21)王士祯《诗友传续录》
(13)《燃灯纪闻》
(14)钱谦益《王贻上诗集序》
(15)《复雨》
(16)《蚕租行》
(17)《吴民多》
(18)(19)(20)《两使君》
(24)王士祯《蚕尾文》
(26)王士祯《池北偶谈》
(27)司空图《诗品》